2011年以来，中国对欧盟和美国出口增速一直低于总体出口增速，由于对欧美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近40%，这意味着对欧美出口已经在拖累中国的总体出口。这是否仅仅是欧美经济下滑所致，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
　　通过“三分法”解构中国对欧美出口后可以发现，增速下滑主要还是归咎于内因。所谓“三分法”是将出口增速一分为三，分别对应三大因素——外部需求因素、产品结构性因素、产品竞争力因素，这些因素所贡献的增速相加等于总出口增速。具体而言，外部因素是由出口目的地国家的经济和需求状况决定的；产品结构因素是考察中国是否出口那些欧美国家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类别；竞争力因素是指在特定的产品类别中，中国出口增速是否快于竞争对手国家生产的产品。
　　外部因素由欧美需求状况决定，反映在欧美进口增速上，这一增速也是全球各国和地区对欧美出口增长率，因而可视为全球对欧美出口的平均水平。2000年至2007年，中国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增速均高于平均水平即欧美进口增速，2011年欧债问题恶化之后，中国对欧美的出口增速已经下滑至平均水平以下。中国对欧美出口增速与欧美国家进口增速形成的差值则应该由中国出口商品特质来决定。
　　在出口产品结构与竞争力两大因素中，竞争力效应的影响显著大于结构效应。长久以来，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升级，加之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于其他对手国家的产品而言，“中国制造”具有显著国际竞争力。而结构因素对中国产品在欧美市场份额变化的贡献程度并不高。
　　2002年至2007年，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平均增速分别为19.2%和21.6%，其中，增长效应所贡献的增速为7%和9.6%，产品结构效应所解释的增速为-1%和-1.7%，产品竞争力效应可以解释的增速为13.3%和13.6%。2008年至今，中国对欧出口平均增速下降12.1个百分点至7.2%，对美出口则下降了14.8个百分点至6.8%，其中，增长效应对欧美出口增速的贡献分别下降了0.5%和4%、产品结构效应的贡献度下降了2.5%和1.1%、产品竞争力效应的贡献度下降了9.2%和9.7%。
　　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在欧美竞争力的变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2000年至2002年，竞争力因素对中国产品在欧美出口份额的提升为正贡献，并且贡献度逐步提升；第二，2003年至2007年，竞争力因素对市场份额的提升依然为正贡献，但提升幅度有所收窄；第三，2008年至2011年上半年，竞争力因素对出口份额正向贡献的程度加速收窄，并在2011年收窄至零；第四，自2011年下半年，竞争力因素对出口增速的贡献开始为负，从而使得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增速低于欧美总体进口增速。
　　“中国制造”竞争力对提升出口增速贡献度的降低可以由“价格因素”解释，包括汇率升值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即工资增速快于劳动力的提升速度）。就汇率而言，人民币在2008年以后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相对欧元升值，在2005年“汇改”以来持续对美元升值，这削弱了出口的竞争优势。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1993年至1998年中国劳动力工资指数提升幅度不足20个点， 1999年至2001年3年间，工资指数就由40左右提升至60左右，此后工资增长不断提速，2002年至2005年四年间，工资指数每年会增加10个点，2009年一年，工资指数提升20个点至160。
　　尽管从整体来看，各个子行业在提升对欧美出口增速的贡献上呈现“少增”态势，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衰减更为明显，而机械和运输设备则保持了相对优势，这一大趋势反映出，中国对欧美出口结构正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