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阮籍是魏晋之交的著名玄学名士，是魏晋易代之际文人的代表性人物，与嵇康，山涛等同为“竹林七贤” 的精神领袖。阮籍一生中的思想是在不断演变的，他一生分为不同的阶段的：即前期对儒家名教思想的推崇，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相结合。到后期由于一系列纷乱政局的影响，而理想彻底的破灭后便对儒家名教思想进行彻底的贬斥以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这体现了阮籍的政治态度和生活处世态度经历的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
　　关键词： 魏晋之交；思想转变；精神境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038-01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河南尉氏人）。魏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阮籍生活在一个社会与政治上极端动荡的年代，即三国魏晋时期。三国的连年战争使得社会的生活生产遭到重创：“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魏晋时期是一个混乱纷争的年代，帝位更迭频繁，政治局势十分的动荡不安，社会也是陷入了极端混乱之中。而在“高平陵事变”后的司马集团专政时期，内部的斗争更加的严酷和剧烈，不满司马集团统治的大批文人宗儒遭到残酷迫害，也正是这样混乱的局势，破灭了阮籍初期对于儒家贤明“仁政”下社会的憧憬，从而转移到了儒家名教思想的对立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一、当时的时局对于阮籍思想的影响
　　阮籍出生于儒学世家，据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我们知道阮籍的是富有儒学文化传统的，阮籍的父亲阮瑀，也是“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后为仓曹掾属。阮籍出生在这样一个儒学世家里，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自然充满了正统的儒家思想。早期的阮籍有着重礼乐，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并，以儒家传统礼教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根据阮籍自己后来的回忆，他少年时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不慕名利，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眼的志趣.其诗云：“昔年十四五，志好尚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于期”。诗书是儒家的经典。“颜”、“闵”分别指颜回和闵损，他们都是孔子的学生，儒者所崇尚的大贤，前者以守道穷居著称，后者以孝行清高著称。从上面的诗句可以看出，阮籍早年是以儒家的道德文章予以自我设计的。
　　青年时代的阮籍在崇尚儒家思想的同时，也表现除了自己放纵任达、傲睨外物的倾向。前期的阮籍更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相结。阮籍的前期思想是推崇儒家的，也倾向于名教与自然的相结合，也代表了阮籍前期积极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但是，以高平陵政变为转折点，阮籍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二、阮籍的思想转变
　　《晋书》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正好说明了阮籍由关切世事转为逍遥游牧、不谙世事的原因、过程及结果。“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幌子，诛锄异己，残害政敌，把名教变成残酷毒辣的权力争夺工具。在名士动辄得咎的时代，何晏、夏侯玄、嵇康等人纷纷惨遭杀害。这使得原本对儒家名教失去信心的阮籍用更加荒诞、狂放的行为去反抗。高平陵政变是阮籍思想彻底转向儒家对立面的转折，不同于早起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相结合，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阮籍的后期玄学思想中，自然与名教被看成是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关系。阮籍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中站在自然的立场，对名教中的种种换缪、虚伪、狡诈和残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阮籍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甚至提出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无君而庶物定，一无臣而万事理”的主张。表达出了其强烈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取向。
　　面对污浊的社会和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放浪形骸，但是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下更加阮籍的人生充满了苦闷。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劳山，望东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晋书·阮籍传》）。阮籍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他内心的世界中痛苦矛盾，彷徨无依。
　　三、阮籍思想转变的意义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影响巨大，甚至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了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的魏晋南北朝，乃至后来中古哲学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阮籍作为一个重要的和个性鲜明的玄学家，更加有着自己的历史影响与作用。我们可以说阮籍的思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推动了玄学的发展。玄学发展到阮籍这里，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得到重视与凸显，阮籍不再像何晏、王弼那样专注于讨论世界的本体问题，而是把关联于本体的人的自觉意识作为关注的中心，他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对于概念的逻辑分析和哲学体系的构建方面，而注重的时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行为，表现为玄学由理论到行为实践的外化。玄学的发展也由此而深入到了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中。也正因如此，阮籍对于历史的影响，除了便表现在玄学理论的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放纵、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
　　综合以上述说，可以大致确定：阮籍早点崇儒；中年由儒入老，倾向儒道结合，晚年入庄，转向儒道的对立。我们也可勾勒一条阮籍的心灵发展历史：隐退、不任世事。能安然隐居固然不错，但现实政治使他不能隐居，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生存于礼法与放达的夹缝里。因而他十分痛苦，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也就是“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虽说这种境界不可能实现，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他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之路，找到了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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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9～1362页
　　[5]李磊.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6]杨方泉.魏晋玄学在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J].山东法学；1995年01期
　　作者简介：李浩然（1992-）男，安徽人，现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