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治理机制进行的。鉴于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因而这些研究总体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而且也很少涉及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问题。以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近年来成为学者研究公司治理和代理问题的新动向。本文在少数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受到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的显著影响,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