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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1948年春天，我去复旦大学教师宿舍庐山村探望一位生病在家的同学，她患的是感冒，病了几天已经好了。她家对面就住着靳以师，她带我走近窗前，指着对门一扇开着的窗口告诉我：“坐在窗前写东西的就是作家靳以。他的家属住在上海（当时我们都把市区称作上海），他和他的女儿南南住在这里，他差不多整天都坐在这里写东西……”
我对这位著名的民主教授心仪已久。没想到坐在窗前的靳以竟是那么年轻：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副浅色眼镜，微胖的圆脸上线条清秀柔和……
半年后，我在系里担任了点工作，又在期末的欢送会和新学年的迎新会上演出节目，这才和靳以师有了接触，不时和系干部一起到他家走动。我发现他在生活中是那么乐观、热情、真诚、善良。他开导我们说：“参加革命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你不下水，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就是在他的教导关心下，我为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拉票，也参加了抗议游行和护校工作，得到很大的锻炼。
1949年秋季，靳以师为我们开了一门六个学分的“文学论”。当时我们班级只有二十几个同学，教室很小，靳以师讲课就像谈心。那时他刚满40岁，很精神，讲的是一口悦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圆润柔和。他讲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有理论，有实例，清清楚楚。他向我们介绍了很多著名的和不很著名的作家、作品，独独不谈他自己。我们不仅喜欢听他的课，还喜欢课后听他对文艺动态的介绍和分析。就是由于他的指引，使我熟悉了很多现当代作家的特点，对我这一生所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帮助很大。
他在教学的同时，写了不少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大约在1950年底，受广播电台文艺组编辑之约，他赶写了一出广播剧《说服》，以天厨味精厂厂长吴蕴初的女儿动员父亲购买公债的事迹为内容，以配合购买公债的宣传。我饰演剧中的小女儿，只花了一周课余时间排练，这出广播剧就在上海电台播出了。靳以师的政治热情由此可见。
一年后，院系调整，靳以师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导主任。1953年初，又调到华东文联（上海作协前身）。我也从复旦毕业，分配到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开始了我的文学编辑生涯。
那时靳以师刚刚访问了朝鲜，随即又去了长春汽车制造厂和佛子岭水库。向他约稿的报刊很多，他很忙。我也去向他约稿，为了得到他的稿子，我拼命强调用文学作品教育少年儿童的意义。他笑了：“你呀，干什么工作，就说什么重要。”但他很认真听我们的要求，一点不嫌读者对象年幼，很快为我们写了篇散文《我们的汽车诞生了》。靳以师还介绍我认识了巴金先生，巴金也为我们写稿了。两位大家的作品大大提高了我们刊物的知名度。
1957年靳以与巴金联手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我调到《收获》编辑部，在靳以身边工作，直到他辞世。
在《收获》创办的那段日子里，靳以师精神特别好，每天早上都是兴冲冲来到我们中间，整个编辑部像个和谐的大家庭，他的编辑意图通过交谈，自然地贯彻到工作中，增加了大家的责任感。
靳以师还特别叮嘱我们，一定要尊重作家，文责自负，编辑的知识是有限的，不能乱砍胡改作家的文章，发现问题可以提醒作家自己改。编辑要成为作家的朋友。对于自由来稿也要慎重处理，每部长篇至少要由两位编辑阅读后再处理。他很爱护新人，发现了文学新人他会亲自写信约稿。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那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靳以师被指定带头第一批到工厂下生活。好一段时间他上午在工厂劳动，下午到编辑部工作，有时还有社会活动，整天得不到休息。他太劳累了，终于病倒。一次，两次，住进医院又出院。1959年10月10日，他心脏病第三次发作，又住进了医院。
编辑部主任萧岱特地叮嘱我：“不要到医院去看靳以同志，他病得很重。”
我一直惴惴不安。谁知靳以师来了电话：“小彭吗？我是靳以。”声音仍是那么圆润、温和。我禁不住叫了起来：“章先生，你好吧？”
“我蛮好的。我说，你怎么不到医院里来？”
我噤住了，泪水在眼眶里转。我紧紧握住话筒，没有吭声。话筒里又传来他欢悦急切的声音：“我说，编辑部有我的信吗？”
“有几封。”在编辑部我还兼带为他做点秘书工作。
“这几天稿件情况怎么样？我说，今天下午你到医院来一趟好么？”
“好的，好的。”我提高声音说：“我下午就来！”这样我就“理直气壮”地去医院看他了。
当天下午三点钟探视时间一到，我就走进靳以师的病房。他半躺在病床上，脸对着门，见我进来，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你坐下，是骑车来的？”他脸色很好。
“是的。”我把他的信件和在途中买的几只蟹壳黄都放在他的床上。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一封封来信，告诉我谁的稿子不来了，谁的稿子要安排到下一期，然后把信摞在一起交还我。他的心一直挂在刊物上。
“这是什么？”他发现手绢包着的蟹壳黄。
“几只蟹壳黄，我怕来不及回去吃饭，路上买的。”
他随手从手绢里取出一只烤得黄酥酥的小饼往嘴里送：“等一下你吃我的饭好了。”
看见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想，这样生龙活虎的人怎会是重病人？那时，我还没有经历过亲近的人的病故，对如何关心、护理重症病人一无所知，更蠢的是，我从未为重病中的恩师送去过一份可口的吃食……
最后一次去医院看靳以师是1959年11月4日，他把看好的校样交给我后，因楼下有人等探病的牌子，我便匆匆离去。第二天，靳以师还在病房里给我电话，要我代他领工资，交党费。谁知11月7日，天还没亮，我就从电话里听到了噩耗。我立即赶到医院向恩师告别，可是已经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床是空的，地上已没有了他的鞋子，只有他生前用过的衣物用品整齐地叠放在小橱上。
他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了。作为他的受益者，我永远心存感念！
（选摘自《文汇报》2009年10月20日）
我对这位著名的民主教授心仪已久。没想到坐在窗前的靳以竟是那么年轻：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副浅色眼镜，微胖的圆脸上线条清秀柔和……
半年后，我在系里担任了点工作，又在期末的欢送会和新学年的迎新会上演出节目，这才和靳以师有了接触，不时和系干部一起到他家走动。我发现他在生活中是那么乐观、热情、真诚、善良。他开导我们说：“参加革命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你不下水，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就是在他的教导关心下，我为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拉票，也参加了抗议游行和护校工作，得到很大的锻炼。
1949年秋季，靳以师为我们开了一门六个学分的“文学论”。当时我们班级只有二十几个同学，教室很小，靳以师讲课就像谈心。那时他刚满40岁，很精神，讲的是一口悦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圆润柔和。他讲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有理论，有实例，清清楚楚。他向我们介绍了很多著名的和不很著名的作家、作品，独独不谈他自己。我们不仅喜欢听他的课，还喜欢课后听他对文艺动态的介绍和分析。就是由于他的指引，使我熟悉了很多现当代作家的特点，对我这一生所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帮助很大。
他在教学的同时，写了不少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大约在1950年底，受广播电台文艺组编辑之约，他赶写了一出广播剧《说服》，以天厨味精厂厂长吴蕴初的女儿动员父亲购买公债的事迹为内容，以配合购买公债的宣传。我饰演剧中的小女儿，只花了一周课余时间排练，这出广播剧就在上海电台播出了。靳以师的政治热情由此可见。
一年后，院系调整，靳以师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导主任。1953年初，又调到华东文联（上海作协前身）。我也从复旦毕业，分配到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开始了我的文学编辑生涯。
那时靳以师刚刚访问了朝鲜，随即又去了长春汽车制造厂和佛子岭水库。向他约稿的报刊很多，他很忙。我也去向他约稿，为了得到他的稿子，我拼命强调用文学作品教育少年儿童的意义。他笑了：“你呀，干什么工作，就说什么重要。”但他很认真听我们的要求，一点不嫌读者对象年幼，很快为我们写了篇散文《我们的汽车诞生了》。靳以师还介绍我认识了巴金先生，巴金也为我们写稿了。两位大家的作品大大提高了我们刊物的知名度。
1957年靳以与巴金联手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我调到《收获》编辑部，在靳以身边工作，直到他辞世。
在《收获》创办的那段日子里，靳以师精神特别好，每天早上都是兴冲冲来到我们中间，整个编辑部像个和谐的大家庭，他的编辑意图通过交谈，自然地贯彻到工作中，增加了大家的责任感。
靳以师还特别叮嘱我们，一定要尊重作家，文责自负，编辑的知识是有限的，不能乱砍胡改作家的文章，发现问题可以提醒作家自己改。编辑要成为作家的朋友。对于自由来稿也要慎重处理，每部长篇至少要由两位编辑阅读后再处理。他很爱护新人，发现了文学新人他会亲自写信约稿。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那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靳以师被指定带头第一批到工厂下生活。好一段时间他上午在工厂劳动，下午到编辑部工作，有时还有社会活动，整天得不到休息。他太劳累了，终于病倒。一次，两次，住进医院又出院。1959年10月10日，他心脏病第三次发作，又住进了医院。
编辑部主任萧岱特地叮嘱我：“不要到医院去看靳以同志，他病得很重。”
我一直惴惴不安。谁知靳以师来了电话：“小彭吗？我是靳以。”声音仍是那么圆润、温和。我禁不住叫了起来：“章先生，你好吧？”
“我蛮好的。我说，你怎么不到医院里来？”
我噤住了，泪水在眼眶里转。我紧紧握住话筒，没有吭声。话筒里又传来他欢悦急切的声音：“我说，编辑部有我的信吗？”
“有几封。”在编辑部我还兼带为他做点秘书工作。
“这几天稿件情况怎么样？我说，今天下午你到医院来一趟好么？”
“好的，好的。”我提高声音说：“我下午就来！”这样我就“理直气壮”地去医院看他了。
当天下午三点钟探视时间一到，我就走进靳以师的病房。他半躺在病床上，脸对着门，见我进来，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你坐下，是骑车来的？”他脸色很好。
“是的。”我把他的信件和在途中买的几只蟹壳黄都放在他的床上。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一封封来信，告诉我谁的稿子不来了，谁的稿子要安排到下一期，然后把信摞在一起交还我。他的心一直挂在刊物上。
“这是什么？”他发现手绢包着的蟹壳黄。
“几只蟹壳黄，我怕来不及回去吃饭，路上买的。”
他随手从手绢里取出一只烤得黄酥酥的小饼往嘴里送：“等一下你吃我的饭好了。”
看见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想，这样生龙活虎的人怎会是重病人？那时，我还没有经历过亲近的人的病故，对如何关心、护理重症病人一无所知，更蠢的是，我从未为重病中的恩师送去过一份可口的吃食……
最后一次去医院看靳以师是1959年11月4日，他把看好的校样交给我后，因楼下有人等探病的牌子，我便匆匆离去。第二天，靳以师还在病房里给我电话，要我代他领工资，交党费。谁知11月7日，天还没亮，我就从电话里听到了噩耗。我立即赶到医院向恩师告别，可是已经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床是空的，地上已没有了他的鞋子，只有他生前用过的衣物用品整齐地叠放在小橱上。
他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了。作为他的受益者，我永远心存感念！
（选摘自《文汇报》200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