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对手拿着枪指向我们，第一反应是举起双手。”这段3月17日发布的视频中，身高180cm的王海春戴着墨镜，身着军绿色作战服和黑色战靴，正在给新晋保镖培训，作为天尊安保服务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天尊安保”）的CEO，王海春还兼任着首席安全官。“分散对方注意力，降低对方防备心，然后找机会靠近。”说着，王海春迅速向左前方闪躲，同时控制住“敌人”持枪的手，紧接着一个转身到对方背后，将其制服在地，并夺下手枪，一连串动作不到3秒钟，这只是其中一种应对方法。
素有“中国第一保镖”之称的李旭，正在北京带着他的弟子班进行集训，每天12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包括要员护送、排爆、射击、遭遇伏击、车上战术等内容。和王海春培训日常随身护卫的保镖不同，李旭准备带着他的团队参加今年5月初在欧洲举行的世界保镖大赛。
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大众对“保镖就是打手”的刻板印象。
“相比武力，保镖更需要头脑。”李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利用专业技术和科技手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规避危险，这才是保镖应该做的，这样的保镖值得有更为体面的佣金和社会地位。
王海春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比起墙上悬挂的关云长单刀赴会的画像，他着重介绍着书架上摆放的专业漂移车技证书。办公室朝西的落地窗前铺着一条不到3米长的室内高尔夫推杆练习器，王海春还打算近期去学习飞机驾驶。
“我们只做高端私人护卫，保护政治要员、商人、明星。”王海春希望把自己实现武侠梦的创业故事讲得更加职业化、商业化。
用“武”之地
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首次明确保安服务公司可以根据合同为客户提供“随身护卫”，这是对“保镖”身份合法化最早的法律条例。随后，安保公司纷纷成立。
“保镖是个敏感的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张弘解释说，“随身护卫”则是对“保镖”这一通俗叫法的官方定义。据张弘介绍，保镖公司多以“保安”“安全咨询”等名义登记注册。
截至目前，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全国范围内带有“保镖”字样的营业公司有48家；另据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的数据，全国以“保安”为名注册的公司多达278890家。
“时隔八年，保镖这个行业面临的问題并未减少。” 张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保镖公司仍未告别灰色身份、“随身护卫”的行业细则仍未出台、保镖公司的发展方式和对保镖行业的监管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八年前面临的发展困境，现在仍在面对。”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包括随身护卫在内的国内安保力量随中资企业“走出去”将成为趋势，“但问题是，我们自身的理念和素质都还有待提高。”张弘说。
与张弘的看法一致，李旭也认为，“大部分国内保镖公司目前都还在从事着类似‘肉盾’的低端人力防范。”
李旭出生于武术世家，5岁起跟随祖父练习家传拳法，在北京城南一个四合院里，每天早上，大人和孩子都要早起习武。十几岁时，他还拿过北京市武术比赛散打对抗赛65公斤级的第二名。受港片影响，有着“一身本事”的李旭在1990年开始了“保镖”工作，当时的雇主老板大多把“保镖”视为充门面的打手，这让李旭难以认同。
2005年，李旭进入美国特勤局创办的政要保护学院（The James J. Rowley Training Center），成为该学院第一名中国学员。风险评估、便携式装备的操控和应用、枪械常识、车辆战术、路线分析等40多门课程让李旭对“保镖”这一工作有了新的认知——“保镖的智慧在于预估并提前化解风险，而不是在委托人受到威胁时靠武力解决。”
一年后，李旭学成回国，成立了“九命保护组”（下文简称“九命”），把所学用到一线保护工作中。两年后，他又把自己的经历和对保镖的理解写进了《中国第一保镖》这本书。“国内保镖发展了二十多年，还是靠拳头解决问题，而我走出国门看到了更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这些应该被推广。”李旭说，即使十年前他就提出了这些观点，现在仍旧有很多从业者靠“肉搏”解决问题。
北京博警特卫安全顾问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博警特卫”）的创始人释行风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18岁的释行风离开少林武术学院之后，加入了北京一家保镖公司，还在感叹“一身功夫终于有用武之地”的他没想到“第一天上岗，第二天就下岗了”。第一次“保护老板”就遇到了危险，“当时大家对保镖的理解，就是出事了挡在前面，靠武力解决。”这次经历让释行风放弃了保镖工作。
2008年，在土耳其巡演的释行风因“少林功夫”收到了国外保镖公司的邀请，这也让他看到了西方保镖的绅士做派和专业技能，“这可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释行风说，保镖要做的其实是评估和规避风险，这样的保护工作才是“功夫真正的用武之地”，两年后，他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保镖公司。
“武侠梦”也是王海春成为保镖的最初动力。因电影《少林寺》而痴迷武术，学习洪拳、散打和格斗，又因《中南海保镖》这部电影确定了自己的职业。2004年，21岁的王春海从老家盐城来到宁波，当时的保镖公司一般挂着“商务礼仪”和“安全咨询”的牌子，担当雇主和保镖间的中介，有业务的时候临时通知，没工作时互不联系。有一次王海春一个人保护雇主解决经济纠纷，对方集结了当地地方势力，虽然没有正面冲突，但无时无刻的监视和敌对让王海春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连续一周都是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白天出门必须穿好防刺服。他曾向公司求助，得到的却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身手可以一敌十”这样不痛不痒的答复。
“当时的感觉就是没有娘家，没有团队和后盾，万一出事了，基本没法防御。”这次经历让王海春看到了早年保镖行业“单兵作战”的风险。十年后，他在杭州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要求保镖在外遇到危险时，公司随时能派出一个装备齐全的3～7人机动小组加以保护。 保镖江湖似乎先天带有“武林”习气，各家自成“门派”。
今年40岁的冯耀臣在上海经营着一家拳馆，2006年开始兼职“保镖”工作时，他就听过李旭的名号。六年后李旭开始招生培训，他便报名成了“九命”的大弟子，2017年还跟随李旭参加了国际保镖大赛。
“这些人都是冲着我李旭来的，我都是亲自上课，不会随便找个人糊弄他们。”李旭回忆说，每次集训，他都会全程陪练，一天训练12个小时是常事，孩子高烧40度、家人跟他生气着急都不能中断他的工作。下课后，学员都要双手作揖、鞠躬行礼，“常年训练的弟子班才会这样。”李旭解释说。
释行风也坦言，他在快手上有近百万粉丝，很多人因为认同他“禅武一体”的理念才来到公司进行保镖培训。王海春将公司开办的保镖培训机构命名为“攻守国际安全学院”，除了保镖专业技能培训，未来还要融入武术功守道。
“武林”中的风险，有时也来自雇主本身。
“雇主的身份、公司的营业执照，我们都要一一核实，有违法记录的雇主一律不接。”被释行风拒绝的上门生意占到了50%，“这也是对我们自己保镖的一层保护。”
“违法乱纪的任务不接，风险太低的也不接。”据李旭介绍，一般的商演活动他都不会承接，公司主要保护政要和商人，“我们不是用来摆谱充门面的，练就一身本事要用到地方，就做最难、最高端的保护任务。”
与任务风险成正比的，是这項工作带来的荣耀。“当你化解了最危险的风险，你的雇主因此而更加安全，还有比这更骄傲的吗？”王海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用自己的力量保护想保护的人，默默为社会治安贡献一份力量，“相比古代侠客，这或许就是现代英雄的价值和意义。”
嘘！保密！
“我们不会张扬自己有保镖，他们就是司机、是文秘，常年在我们身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从十三年前开始在长三角做国际贸易时，就有这样一类人跟随在他和家人的身边，排除一切不怀好意接近他的外人。
如果说雇主选择低调行事是为了避免麻烦，那么“保镖对雇主的一切守口如瓶”则是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除了媒体已经在现场曝光的内容（以明星商演为主），其他的我们一个字都不能说。”据王海春介绍，招进来的每一位员工，都要和公司签署保密协议，和雇主签署的服务合同中也包含保密协议和保密期限，有关雇主的任何信息都不能对外说一个字。
在李旭看来，这还不够，就算媒体已经曝光，他们也不会透露雇主的名字和样貌。在训练场墙上悬挂的照片中，雇主的脸基本都会被挡住，最多露出背影，“你只知道我们保护过很重要的人物，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李旭说。
据多家保镖公司介绍，目前保镖业务主要按照服务时长进行分类，较为熟知的明星商演护卫、政要活动保护、临时安保、危机处理等都属于短期项目，这也常常是曝光在媒体下、可以用来做公司宣传的业务。
“张学友2013年全球巡演我们派了6个人贴身护卫，现在比较火的跑男也是我们在做。”王海春对四年来服务过的明星安保案例如数家珍。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韩国歌手权志龙2013年9月到杭州做成龙演唱会的嘉宾，当时机场已经聚集了200多个粉丝，公司为此派了20名保镖，将权志龙层层围住、护在中间。
控制距离是门技术活，如果粉丝距离明星太远，会觉得明星耍大牌，距离近了则可能伤害到明星。“权志龙的粉丝很疯狂的，跟着我们的车跑，摔了爬起来还继续跑。”王海春回忆说。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保护，对于更复杂的任务，还有多重安保。他们一般头戴墨镜和耳机、身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地隐藏在暗处，这些保镖被称为“影子”，与贴身护卫一明一暗，双重排查潜在的风险。
2017年9月施瓦辛格来北京，释行风安排了12名保镖负责其安保。除了3名保镖贴身保护，其余9人都是隐形的：施瓦辛格到活动现场前，这9个人负责排查休息室、楼梯、观众席等各处潜在隐患；明星突发奇想要去亮马桥一家饭店吃饭，这9个人就要提前赶过去检查现场、安排座位；工作期间有粉丝打扰，也都会被这9个“影子”默默劝退……
李旭团队承接的保护任务有时更为复杂，可能同时包括负责远程检视的“树后保镖”、近处防范的“窗下保镖”、负责屋内安全的“楼梯保镖”和“贴身保镖”四种。
更鲜为人知、却不一定如此复杂的，则是长期随身护卫。用户来源也多与公司所在地密切相关。位于杭州的天尊安保，其2/3的长期客户来自长三角地区，而位于北京的博警特卫和九命保护组，其主要长期客户则集中在京津冀地区。
“总体来说，长期随身护卫主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越发达的地区，市场需求越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张弘解释说。
从事长期护卫的保镖往往身兼多职，除了保护雇主安全，有时还会充当陪练、司机、文秘等工作。“一方面是和雇主处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隐藏身份。”据王海春介绍，公司还会为此培训保镖商务礼仪、法律法规等常识，具体案例中，按照雇主的需求和风险评估，安排相应等级和人数的保镖。
佣金除了与服务时长相关，还取决于保镖的等级。天尊安保共设置了5个等级的保镖（初级、中级、高级、特级、首席），高级保镖年薪26万元，首席是上百万元。博警特卫只分了两个级别，一个高级男保镖贴身护卫一年的佣金是42万元。根据受访对象提供数据，女保镖由于“资源有限”，佣金一般会高出同级别男保镖约10%。
“给小费是对保镖工作的认可。”据王海春介绍，个别雇主给的小费可能比保镖的年薪还高。但对释行风来说，雇主和员工关系过于密切也未必是好事，曾经就有员工跟老板跑了的案例，“培养一个保镖不容易，”释行风说，“所以后来我们都会比较鼓励团队作战、中途轮换这样的策略。”
对保镖来说，需要保护的不仅是雇主，还有他们的家人。“我们就是做保护工作的，自然不希望后院起火。”李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于他们这些专业人士，家人都是普通人，因此他们从来不会对外过多提及家人，甚至会通过摘掉戒指等行为有意抹去生活痕迹。 “课程和技术也都是秘密。”李旭介绍说，目前国内保镖市场竞争激烈，任何一家都不会暴露自己培训课程的核心内容。在“九命”理论培训的教室中，其中一面墙上画着这样一幅有趣的壁画：猫老师正在给一群西装革履的老虎学生上课，其中混进了一只狐狸，惊恐地东张西望。“猫”是“九命培训”的化身，在座的“老虎”学生则是各家保镖公司的老板，“来到我们这的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人，或是窃取学习资料、或是伺机破坏，”李旭解释说，“但这样的人进入这间教室，就一定会心里打鼓，总想到自己是那只狐狸。”
目前国内保镖行业似乎是一个谜团：这个市场有多大？公司有多少家？从业人数有多少？……暂时还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实施后不久，公安部颁布了《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其中第29条规定：“提供随身护卫……的保安员上岗服务可以穿着便服，但应当佩戴全国统一的保安服务标志。”这条规定让私人保镖看到了“转正”的希望。
“但现实问题是，可以依法开展‘随身护卫’业务的大部分保安公司，其主营业务并不是‘保镖’，而那些以其他名目注册甚至没有注册的保镖公司，是否可以开展相关业务，还要打个问号。”张弘解释说，因此“保镖市场”难以调查，即便有统计数据，也很难保证准确性。
这一观点在北京一家名为“华信中安”的传统保安公司中得到了部分验证，该公司于2004年注册，早年以提供劳动密集型的保安业务为主，直到现在，其“随身护卫”业务也只占公司不到的10%的份额。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保安服务市场前瞻与投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保安服务行业营业额在5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假设未来幾年我国保安服务的营业额的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预计到2021年中国保安服务市场规模将近千亿。
“安保的大市场并不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财产安全重视的增加，对保镖的需求也不会少。”张弘分析说，只是有关“随身护卫”的具体细则没有制定，这块市场该怎么操作、怎么监管，“大家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草根与精英
人群中隐藏的狙击手、突然冲出来的袭击者，突然冒出的送花或寻求签名的人，甚至是模拟下雨等恶劣天气…… 2017年9月17日，“世界保镖大赛”的第一天，这条不足百米的道路上，举办方给各国参赛队伍准备了意想不到的难题，而每个队伍中4名参赛者要做的，则是保护VIP免受袭击并快速撤离。
这只是为期三天、众多比赛科目中的一项，李旭所在的“九命”战队作为第一次参赛的中国民间队伍，在这一科目上取得了自己的最佳成绩，20个队伍中排名第八；在车辆战术和徒手对抗项目上，甚至拿到了9分（最高分10分），超越了某些国家的国王卫队。“这是一种荣耀，”李旭激动地说，“为了和世界各国保镖较量的这一刻，我等了二十七年。”
这项比赛由国际保镖协会（International Bodyguard Federation）组织，自1998年开办以来，吸引了俄罗斯、保加利亚、乌克兰、丹麦、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印度、韩国等三十多个国家。比赛每年在不同国家举办，2011年由乌克兰国家警卫队主办，2017年9月这次比赛则是在东南欧内陆国摩尔多瓦，来自世界各地20个国家的参赛队展示了他们在极端情况下驾驶、武术、目标射击、政要保护等各方面能力。
会场唯一一名华裔观众看到中国代表队的五星红旗后，全程高喊“China！China！”“这哥们儿比我们还激动。”李旭回忆说，赛后这位华裔还绕到场内和全体队员合影签名，他说从没想过会在这种比赛上会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我们只是中国的民间商业机构，不敢说代表国家。”李旭说，赛后国际保镖联合会主席、乌克兰前国防部长Valeriy Heletey和“九命”团队交谈时，李旭也是这样说的。
“但我们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和各国保镖队伍一较高下。”在李旭看来，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是雇主信任保镖最根本的原因。
除此之外，王海春认为保镖公司作为一种品牌，本身也是“帮助草根保镖和精英人士建立信任的一个中间平台”。
“保镖是站在黑与白之间的微妙身份。”王海春解释说，雇主把自己的安全百分之百地交给了雇用的人，谁也不愿意赌这个人是否可靠，因此，公司就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可以说是上查五代旁查三代了。”王海春介绍说，公司更偏向招聘退伍军人（占2/3），这些人有部队先把过一道关，而且纪律性更强；另外1/3则来自武术或体育院校，不过，有案底的人和混过社会的人都不能要。
如此严格的招聘条件是为了保证员工的信誉和对雇主的忠诚度。精明的老板们会在和保镖初次相处时设计很多考验的环节，例如找人旁敲侧击询问老板行程（检测保镖是否能够做到守口如瓶），或是把一兜散乱的现金交给保镖保管，忙忙碌碌的一天结束后，再核算钱数是否正确。
只有建立了基本的信任，雇主才会放心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交给保镖。很多从业者也正是看到了这种信任关系背后的机遇。“不能否认，保镖这行是一条自我提升的捷径。”王海春坦言，跟随业界大佬可以增长见识，更便捷的是借此积累的社会经验和人脉。
不过，快速打通社会阶层、感受到更丰富的生活，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积极影响的。许多年轻从业者会在跟随雇主一段时间后感到不适，有的是因为工作压力，有的则是因为心理落差，“我会和他们谈话，实在心理状态不好的，就需要调换回来。”王海春说，未来有必要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团队。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透明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取得信任的过程。2017年8月，青岛阿拉丁安保有限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锦衣卫”的APP，整合了全市47家安保公司、约5万人的安保力量，让预约保镖像网上叫车一样便利。
许多保镖公司也在借助政策变化寻求更高的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推广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海外安保也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浪潮，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据凤凰国际智库与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2016年企业海外安全管理报告》初步估算，2015年中国海外安保市场规模达到了103亿美元，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中资巨头一年的海外安保费用大约在20亿美元。2015年，境外注册中资企业超过3万家，总资产6.4万亿美元；境外各类劳务人员102万，内地居民出境1.27亿人次。这样一个庞大的“海外中国”，给安保行业描绘了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
王海春已经搭上了这趟快车，从2017年开始布局海外，目前正在和浙江一家基建企业洽谈战略合作，作为安保供应商一起“走出去”；另一方面，也与旅游公司达成了高端游的安保护卫协议，例如派遣6～8名保镖在南极游的2～3个月期间执行护卫工作。
老雇主的海外活动也间接带动了一些保镖公司的海外业务。博警特卫和九命保护组就属于这一类。
李旭在怀柔的室外训练基地，所有建筑都设计成了以蓝白色调为主的圣托里尼风格，扁平的单层建筑、整面落地窗、窗外的沙砾场地，都显示着浓郁的欧洲风情。但他还是在室内训练馆挂上了岳飞身骑战马的画像，“以后我的弟子走出国门，我希望他们可以像民族英雄岳飞一样，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李旭说。
素有“中国第一保镖”之称的李旭，正在北京带着他的弟子班进行集训，每天12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包括要员护送、排爆、射击、遭遇伏击、车上战术等内容。和王海春培训日常随身护卫的保镖不同，李旭准备带着他的团队参加今年5月初在欧洲举行的世界保镖大赛。
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大众对“保镖就是打手”的刻板印象。
“相比武力，保镖更需要头脑。”李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利用专业技术和科技手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规避危险，这才是保镖应该做的，这样的保镖值得有更为体面的佣金和社会地位。
王海春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比起墙上悬挂的关云长单刀赴会的画像，他着重介绍着书架上摆放的专业漂移车技证书。办公室朝西的落地窗前铺着一条不到3米长的室内高尔夫推杆练习器，王海春还打算近期去学习飞机驾驶。
“我们只做高端私人护卫，保护政治要员、商人、明星。”王海春希望把自己实现武侠梦的创业故事讲得更加职业化、商业化。
用“武”之地
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首次明确保安服务公司可以根据合同为客户提供“随身护卫”，这是对“保镖”身份合法化最早的法律条例。随后，安保公司纷纷成立。
“保镖是个敏感的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张弘解释说，“随身护卫”则是对“保镖”这一通俗叫法的官方定义。据张弘介绍，保镖公司多以“保安”“安全咨询”等名义登记注册。
截至目前，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全国范围内带有“保镖”字样的营业公司有48家；另据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的数据，全国以“保安”为名注册的公司多达278890家。
“时隔八年，保镖这个行业面临的问題并未减少。” 张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保镖公司仍未告别灰色身份、“随身护卫”的行业细则仍未出台、保镖公司的发展方式和对保镖行业的监管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八年前面临的发展困境，现在仍在面对。”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包括随身护卫在内的国内安保力量随中资企业“走出去”将成为趋势，“但问题是，我们自身的理念和素质都还有待提高。”张弘说。
与张弘的看法一致，李旭也认为，“大部分国内保镖公司目前都还在从事着类似‘肉盾’的低端人力防范。”
李旭出生于武术世家，5岁起跟随祖父练习家传拳法，在北京城南一个四合院里，每天早上，大人和孩子都要早起习武。十几岁时，他还拿过北京市武术比赛散打对抗赛65公斤级的第二名。受港片影响，有着“一身本事”的李旭在1990年开始了“保镖”工作，当时的雇主老板大多把“保镖”视为充门面的打手，这让李旭难以认同。
2005年，李旭进入美国特勤局创办的政要保护学院（The James J. Rowley Training Center），成为该学院第一名中国学员。风险评估、便携式装备的操控和应用、枪械常识、车辆战术、路线分析等40多门课程让李旭对“保镖”这一工作有了新的认知——“保镖的智慧在于预估并提前化解风险，而不是在委托人受到威胁时靠武力解决。”
一年后，李旭学成回国，成立了“九命保护组”（下文简称“九命”），把所学用到一线保护工作中。两年后，他又把自己的经历和对保镖的理解写进了《中国第一保镖》这本书。“国内保镖发展了二十多年，还是靠拳头解决问题，而我走出国门看到了更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这些应该被推广。”李旭说，即使十年前他就提出了这些观点，现在仍旧有很多从业者靠“肉搏”解决问题。
北京博警特卫安全顾问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博警特卫”）的创始人释行风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18岁的释行风离开少林武术学院之后，加入了北京一家保镖公司，还在感叹“一身功夫终于有用武之地”的他没想到“第一天上岗，第二天就下岗了”。第一次“保护老板”就遇到了危险，“当时大家对保镖的理解，就是出事了挡在前面，靠武力解决。”这次经历让释行风放弃了保镖工作。
2008年，在土耳其巡演的释行风因“少林功夫”收到了国外保镖公司的邀请，这也让他看到了西方保镖的绅士做派和专业技能，“这可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释行风说，保镖要做的其实是评估和规避风险，这样的保护工作才是“功夫真正的用武之地”，两年后，他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保镖公司。
“武侠梦”也是王海春成为保镖的最初动力。因电影《少林寺》而痴迷武术，学习洪拳、散打和格斗，又因《中南海保镖》这部电影确定了自己的职业。2004年，21岁的王春海从老家盐城来到宁波，当时的保镖公司一般挂着“商务礼仪”和“安全咨询”的牌子，担当雇主和保镖间的中介，有业务的时候临时通知，没工作时互不联系。有一次王海春一个人保护雇主解决经济纠纷，对方集结了当地地方势力，虽然没有正面冲突，但无时无刻的监视和敌对让王海春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连续一周都是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白天出门必须穿好防刺服。他曾向公司求助，得到的却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身手可以一敌十”这样不痛不痒的答复。
“当时的感觉就是没有娘家，没有团队和后盾，万一出事了，基本没法防御。”这次经历让王海春看到了早年保镖行业“单兵作战”的风险。十年后，他在杭州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要求保镖在外遇到危险时，公司随时能派出一个装备齐全的3～7人机动小组加以保护。 保镖江湖似乎先天带有“武林”习气，各家自成“门派”。
今年40岁的冯耀臣在上海经营着一家拳馆，2006年开始兼职“保镖”工作时，他就听过李旭的名号。六年后李旭开始招生培训，他便报名成了“九命”的大弟子，2017年还跟随李旭参加了国际保镖大赛。
“这些人都是冲着我李旭来的，我都是亲自上课，不会随便找个人糊弄他们。”李旭回忆说，每次集训，他都会全程陪练，一天训练12个小时是常事，孩子高烧40度、家人跟他生气着急都不能中断他的工作。下课后，学员都要双手作揖、鞠躬行礼，“常年训练的弟子班才会这样。”李旭解释说。
释行风也坦言，他在快手上有近百万粉丝，很多人因为认同他“禅武一体”的理念才来到公司进行保镖培训。王海春将公司开办的保镖培训机构命名为“攻守国际安全学院”，除了保镖专业技能培训，未来还要融入武术功守道。
“武林”中的风险，有时也来自雇主本身。
“雇主的身份、公司的营业执照，我们都要一一核实，有违法记录的雇主一律不接。”被释行风拒绝的上门生意占到了50%，“这也是对我们自己保镖的一层保护。”
“违法乱纪的任务不接，风险太低的也不接。”据李旭介绍，一般的商演活动他都不会承接，公司主要保护政要和商人，“我们不是用来摆谱充门面的，练就一身本事要用到地方，就做最难、最高端的保护任务。”
与任务风险成正比的，是这項工作带来的荣耀。“当你化解了最危险的风险，你的雇主因此而更加安全，还有比这更骄傲的吗？”王海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用自己的力量保护想保护的人，默默为社会治安贡献一份力量，“相比古代侠客，这或许就是现代英雄的价值和意义。”
嘘！保密！
“我们不会张扬自己有保镖，他们就是司机、是文秘，常年在我们身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从十三年前开始在长三角做国际贸易时，就有这样一类人跟随在他和家人的身边，排除一切不怀好意接近他的外人。
如果说雇主选择低调行事是为了避免麻烦，那么“保镖对雇主的一切守口如瓶”则是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除了媒体已经在现场曝光的内容（以明星商演为主），其他的我们一个字都不能说。”据王海春介绍，招进来的每一位员工，都要和公司签署保密协议，和雇主签署的服务合同中也包含保密协议和保密期限，有关雇主的任何信息都不能对外说一个字。
在李旭看来，这还不够，就算媒体已经曝光，他们也不会透露雇主的名字和样貌。在训练场墙上悬挂的照片中，雇主的脸基本都会被挡住，最多露出背影，“你只知道我们保护过很重要的人物，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李旭说。
据多家保镖公司介绍，目前保镖业务主要按照服务时长进行分类，较为熟知的明星商演护卫、政要活动保护、临时安保、危机处理等都属于短期项目，这也常常是曝光在媒体下、可以用来做公司宣传的业务。
“张学友2013年全球巡演我们派了6个人贴身护卫，现在比较火的跑男也是我们在做。”王海春对四年来服务过的明星安保案例如数家珍。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韩国歌手权志龙2013年9月到杭州做成龙演唱会的嘉宾，当时机场已经聚集了200多个粉丝，公司为此派了20名保镖，将权志龙层层围住、护在中间。
控制距离是门技术活，如果粉丝距离明星太远，会觉得明星耍大牌，距离近了则可能伤害到明星。“权志龙的粉丝很疯狂的，跟着我们的车跑，摔了爬起来还继续跑。”王海春回忆说。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保护，对于更复杂的任务，还有多重安保。他们一般头戴墨镜和耳机、身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地隐藏在暗处，这些保镖被称为“影子”，与贴身护卫一明一暗，双重排查潜在的风险。
2017年9月施瓦辛格来北京，释行风安排了12名保镖负责其安保。除了3名保镖贴身保护，其余9人都是隐形的：施瓦辛格到活动现场前，这9个人负责排查休息室、楼梯、观众席等各处潜在隐患；明星突发奇想要去亮马桥一家饭店吃饭，这9个人就要提前赶过去检查现场、安排座位；工作期间有粉丝打扰，也都会被这9个“影子”默默劝退……
李旭团队承接的保护任务有时更为复杂，可能同时包括负责远程检视的“树后保镖”、近处防范的“窗下保镖”、负责屋内安全的“楼梯保镖”和“贴身保镖”四种。
更鲜为人知、却不一定如此复杂的，则是长期随身护卫。用户来源也多与公司所在地密切相关。位于杭州的天尊安保，其2/3的长期客户来自长三角地区，而位于北京的博警特卫和九命保护组，其主要长期客户则集中在京津冀地区。
“总体来说，长期随身护卫主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越发达的地区，市场需求越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张弘解释说。
从事长期护卫的保镖往往身兼多职，除了保护雇主安全，有时还会充当陪练、司机、文秘等工作。“一方面是和雇主处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隐藏身份。”据王海春介绍，公司还会为此培训保镖商务礼仪、法律法规等常识，具体案例中，按照雇主的需求和风险评估，安排相应等级和人数的保镖。
佣金除了与服务时长相关，还取决于保镖的等级。天尊安保共设置了5个等级的保镖（初级、中级、高级、特级、首席），高级保镖年薪26万元，首席是上百万元。博警特卫只分了两个级别，一个高级男保镖贴身护卫一年的佣金是42万元。根据受访对象提供数据，女保镖由于“资源有限”，佣金一般会高出同级别男保镖约10%。
“给小费是对保镖工作的认可。”据王海春介绍，个别雇主给的小费可能比保镖的年薪还高。但对释行风来说，雇主和员工关系过于密切也未必是好事，曾经就有员工跟老板跑了的案例，“培养一个保镖不容易，”释行风说，“所以后来我们都会比较鼓励团队作战、中途轮换这样的策略。”
对保镖来说，需要保护的不仅是雇主，还有他们的家人。“我们就是做保护工作的，自然不希望后院起火。”李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于他们这些专业人士，家人都是普通人，因此他们从来不会对外过多提及家人，甚至会通过摘掉戒指等行为有意抹去生活痕迹。 “课程和技术也都是秘密。”李旭介绍说，目前国内保镖市场竞争激烈，任何一家都不会暴露自己培训课程的核心内容。在“九命”理论培训的教室中，其中一面墙上画着这样一幅有趣的壁画：猫老师正在给一群西装革履的老虎学生上课，其中混进了一只狐狸，惊恐地东张西望。“猫”是“九命培训”的化身，在座的“老虎”学生则是各家保镖公司的老板，“来到我们这的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人，或是窃取学习资料、或是伺机破坏，”李旭解释说，“但这样的人进入这间教室，就一定会心里打鼓，总想到自己是那只狐狸。”
目前国内保镖行业似乎是一个谜团：这个市场有多大？公司有多少家？从业人数有多少？……暂时还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实施后不久，公安部颁布了《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其中第29条规定：“提供随身护卫……的保安员上岗服务可以穿着便服，但应当佩戴全国统一的保安服务标志。”这条规定让私人保镖看到了“转正”的希望。
“但现实问题是，可以依法开展‘随身护卫’业务的大部分保安公司，其主营业务并不是‘保镖’，而那些以其他名目注册甚至没有注册的保镖公司，是否可以开展相关业务，还要打个问号。”张弘解释说，因此“保镖市场”难以调查，即便有统计数据，也很难保证准确性。
这一观点在北京一家名为“华信中安”的传统保安公司中得到了部分验证，该公司于2004年注册，早年以提供劳动密集型的保安业务为主，直到现在，其“随身护卫”业务也只占公司不到的10%的份额。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保安服务市场前瞻与投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保安服务行业营业额在5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假设未来幾年我国保安服务的营业额的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预计到2021年中国保安服务市场规模将近千亿。
“安保的大市场并不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财产安全重视的增加，对保镖的需求也不会少。”张弘分析说，只是有关“随身护卫”的具体细则没有制定，这块市场该怎么操作、怎么监管，“大家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草根与精英
人群中隐藏的狙击手、突然冲出来的袭击者，突然冒出的送花或寻求签名的人，甚至是模拟下雨等恶劣天气…… 2017年9月17日，“世界保镖大赛”的第一天，这条不足百米的道路上，举办方给各国参赛队伍准备了意想不到的难题，而每个队伍中4名参赛者要做的，则是保护VIP免受袭击并快速撤离。
这只是为期三天、众多比赛科目中的一项，李旭所在的“九命”战队作为第一次参赛的中国民间队伍，在这一科目上取得了自己的最佳成绩，20个队伍中排名第八；在车辆战术和徒手对抗项目上，甚至拿到了9分（最高分10分），超越了某些国家的国王卫队。“这是一种荣耀，”李旭激动地说，“为了和世界各国保镖较量的这一刻，我等了二十七年。”
这项比赛由国际保镖协会（International Bodyguard Federation）组织，自1998年开办以来，吸引了俄罗斯、保加利亚、乌克兰、丹麦、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印度、韩国等三十多个国家。比赛每年在不同国家举办，2011年由乌克兰国家警卫队主办，2017年9月这次比赛则是在东南欧内陆国摩尔多瓦，来自世界各地20个国家的参赛队展示了他们在极端情况下驾驶、武术、目标射击、政要保护等各方面能力。
会场唯一一名华裔观众看到中国代表队的五星红旗后，全程高喊“China！China！”“这哥们儿比我们还激动。”李旭回忆说，赛后这位华裔还绕到场内和全体队员合影签名，他说从没想过会在这种比赛上会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我们只是中国的民间商业机构，不敢说代表国家。”李旭说，赛后国际保镖联合会主席、乌克兰前国防部长Valeriy Heletey和“九命”团队交谈时，李旭也是这样说的。
“但我们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和各国保镖队伍一较高下。”在李旭看来，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是雇主信任保镖最根本的原因。
除此之外，王海春认为保镖公司作为一种品牌，本身也是“帮助草根保镖和精英人士建立信任的一个中间平台”。
“保镖是站在黑与白之间的微妙身份。”王海春解释说，雇主把自己的安全百分之百地交给了雇用的人，谁也不愿意赌这个人是否可靠，因此，公司就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可以说是上查五代旁查三代了。”王海春介绍说，公司更偏向招聘退伍军人（占2/3），这些人有部队先把过一道关，而且纪律性更强；另外1/3则来自武术或体育院校，不过，有案底的人和混过社会的人都不能要。
如此严格的招聘条件是为了保证员工的信誉和对雇主的忠诚度。精明的老板们会在和保镖初次相处时设计很多考验的环节，例如找人旁敲侧击询问老板行程（检测保镖是否能够做到守口如瓶），或是把一兜散乱的现金交给保镖保管，忙忙碌碌的一天结束后，再核算钱数是否正确。
只有建立了基本的信任，雇主才会放心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交给保镖。很多从业者也正是看到了这种信任关系背后的机遇。“不能否认，保镖这行是一条自我提升的捷径。”王海春坦言，跟随业界大佬可以增长见识，更便捷的是借此积累的社会经验和人脉。
不过，快速打通社会阶层、感受到更丰富的生活，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积极影响的。许多年轻从业者会在跟随雇主一段时间后感到不适，有的是因为工作压力，有的则是因为心理落差，“我会和他们谈话，实在心理状态不好的，就需要调换回来。”王海春说，未来有必要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团队。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透明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取得信任的过程。2017年8月，青岛阿拉丁安保有限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锦衣卫”的APP，整合了全市47家安保公司、约5万人的安保力量，让预约保镖像网上叫车一样便利。
许多保镖公司也在借助政策变化寻求更高的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推广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海外安保也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浪潮，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据凤凰国际智库与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2016年企业海外安全管理报告》初步估算，2015年中国海外安保市场规模达到了103亿美元，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中资巨头一年的海外安保费用大约在20亿美元。2015年，境外注册中资企业超过3万家，总资产6.4万亿美元；境外各类劳务人员102万，内地居民出境1.27亿人次。这样一个庞大的“海外中国”，给安保行业描绘了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
王海春已经搭上了这趟快车，从2017年开始布局海外，目前正在和浙江一家基建企业洽谈战略合作，作为安保供应商一起“走出去”；另一方面，也与旅游公司达成了高端游的安保护卫协议，例如派遣6～8名保镖在南极游的2～3个月期间执行护卫工作。
老雇主的海外活动也间接带动了一些保镖公司的海外业务。博警特卫和九命保护组就属于这一类。
李旭在怀柔的室外训练基地，所有建筑都设计成了以蓝白色调为主的圣托里尼风格，扁平的单层建筑、整面落地窗、窗外的沙砾场地，都显示着浓郁的欧洲风情。但他还是在室内训练馆挂上了岳飞身骑战马的画像，“以后我的弟子走出国门，我希望他们可以像民族英雄岳飞一样，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李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