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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时代”的来临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成就之一。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因拥有完善的铁路网，顺利将50万大军送到了前线，开战不到两个月，法国就宣布投降，铁路网等于间接帮助普鲁士打赢了这场战役。在清末中国，曾有一位外国人指出如果利用京汉路和长江，近9万人的军队能在40天内由北洋和华中地区集中到长江下游。
由此可知铁路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功能，更有军事上的用途。
铁路事业在中国的最早发展，曾经历过清末一些官绅反对的阶段，理由之一是铁路铺设，往往有毁先人坟冢之事，但大家也逐渐意识到铁路事业的重要性。从事实而言，中国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均极度缺乏，不得不仰赖列强。然而清末以来外人在中国的铁路事业不仅关系外人在华的投资利益，且由于牵涉各国政治势力和军事安全，所引起之外交风波最为棘手。
本文谈的个案是欧战爆发后美国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广益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A. I. C.）在中国投资1500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铁路工程的故事。原本他们想利用一次大战之际，欧洲主要国家卷入战争的机会来抢夺中国铁路市场，打造在中国的伟大投资计划，但却遭遇种种困难。然而这件中美铁路的交涉案，中美政府一再标举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合约内容也比其他各国的铁路合同较为友善，显现近代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意义。
广益公司成立于1915年11月，是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一群美国银行家和实业家，为促进美国在海外投资所成立的国际大财团。
广益公司也不讳言这家公司的成立，系受到欧洲战事的影响，原挹注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资金抽身回来，将这笔资金用于未开发国家，为美国谋取更大的财富。董事成员囊括美国最大财团和实业家，包括摩根企业、美孚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和纽约花旗银行，等等。
1916年，美国广益公司授权美商裕中公司（The Siems-Carey Company，或译“开瑞公司”），与北京政府签订一项合同，取得在中国勘定、建造和经营蒸汽铁路共1500英里的权利。广益公司授权的在华代表─“裕中公司”，创办人开瑞（William F. Carey， 1878 - 1951），于1915年来华投资，其为人长袖善舞、风趣幽默，据说他常和北京政要打桥牌，颇富政治手腕。
这项1500英里的权利，包括以下五段铁路：湖南省至广西，自山西省至甘肃省宁夏，甘肃省宁夏至甘肃省兰州府，自广东省琼州至广东省乐会，自浙江省杭州至浙江省温州。根据合同规定，如这些铁路线中有因故不宜建筑之情形，中国政府应给予其他地点同等里数的让与权。由广益公司发行中国铁路金币债券，每年100万元至铁路完成，债票年息五厘，每半年付息一次，于发行后50年内本利还清。
这项铁路合同的外债条件如参照学者所研究的结果应不算严苛。民国以后国内公债利率历年递增，在广益公司签约之际，内债有六厘至七厘，甚至更多者。而战前中国与各国的铁路外债合同，利率以五厘居多，多者有六厘、六厘半、七厘半，垫款及短期借款高至八厘。因此，美国这项合同的五厘利息，比起国内公债或战前其他各国的铁路合同还要优惠。
至于裕中公司可获得25%之营运净利，购料5%佣金，借款时间以50年居多，为各国铁路常见之条件。这项借款的管理权系“让中国政府应选派督办一人为行政长官”。但部下设置之工程科、业务科和综核科，则由公司为之保证介绍于督办。这一条件与其他各国铁路直接要求外人有管理权，也相对友好。
此一协定签订后不久，中国政局发生大变化。1916年6月初袁世凯病逝后，北洋政府派系林立，政局混沌不明。据广益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想改变合同，包括取得6%的利息（原为5%）。这项要求被北京政府所拒绝，北京政府则要求铁路的建造里数限于1000英里，并且降低美方在营运获利的净值为20%（原为25%）。
中美双方又再次展开谈判，1916年9月29日，北京政府和裕中公司签订增订合同，将1500英里改为1100英里，该路营业所得之美方净利降为20%。根据这一约定，曾给予该美国公司建造自湖南省株洲至广东省钦州的株钦铁路让与权，以代替最初合同中五条铁路中的某一条。这一条铁路修成后约长700英里。1917年2月7日，中国交通部建议自河南省周家口经南阳到湖北省襄阳建一条铁路，长200英里，称为周襄铁路，作为该公司有权建造的400英里铁路的一部分。
签约之后，北京交通部迟不发行600万美元的债券，据说是因为日本的阻挠及北洋政府中亲日派从中作梗。此后，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和动乱，发行债券的后续谈判搁浅，而筑路工程又引发列强的反对声浪。
除了铁路借款上的不顺遂，这项筑路工程计划还分别遭到日、法、俄、英等国的反对，原因是此案牵涉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各国银行团对于中国筑路权的控制和借款的庞大利益。各国纷纷表示抗议。
当时中国已完成的铁路干线有京汉、京奉、津浦、京张、沪宁、陇海等线，除京张（北京至张家口）未借用外资外，其他几路皆有外国贷款关系，因而涉及势力范围圈的国际政治问题。
俄国抗议之路段为丰镇至宁夏一段（即包宁路线），认为中国早先已将此项特许权利给予俄国。日本宣称其在东北具有“特殊地位”，抗议由美国单独承揽，提出一项由美、日合作在南满和东内蒙古的铁路开发计划，并表示此系“二十一条要求”中所获致的一项权利。法国的反对是针对湖南株洲（为粤汉铁路之一站）至广西海边之钦州一段。英国政府亦以裕中公司合同所拟温州到杭州一段路线，与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不符，英国态度尤为强硬。
对于各国的反对，美国政府一再宣称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甚至举出清末美国即签有锦瑷铁路借款在先，但美国从未反对他国和中国政府签订其他铁路合同，而此次美国提出的铁路计划却遭致各国的阻挠，实甚为不公允。 由于各国一再宣称清末以来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美国国务院终于按捺不住，严正向英国宣告美国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承认任何一个列强对于铁路事业或其他工业企业在中国广大地区的垄断，必定导致其他列强在其他地区要求相似权利，如此将造成那个国家为数更多的利益范围，此将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一种嘲弄，并破坏对于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的保全，而此种保全曾是美国和英国所宣誓的。”但这项宣誓和同情并未伴随实际的外交作为。
1918年12月9日，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再次致函北京政府表示反对。理由竟是“欧战完结时，中国铁路以外国资本推办问题大致必由英美及其他有关之各国政府通盘审查，以故应提及温杭、株钦铁路之事或可从缓置议”。
外交部和交通部认为英使的答复简直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严予驳斥：“所言不但有侵碍本部行政之权，且有干涉我国内政之嫌，非我政府所能承认。”英国以大战即将结束，中国铁路之建造牵涉外国资本的问题，应交由英、美等国家延后再议，显现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势心态和作为。在广益公司交涉1500英里铁路投资案之初，美国并无银行团的束缚，美国政府如趁此机会，打破中国势力范围，应可大力一搏，但银行家瞻前顾后，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亦多受英、日等国家掣肘而立场不坚。
最后症结仍回到资金问题。到了1922年8月，中美商定已测未竣之路线，尚有株钦、周襄、信成三线均因五厘长期债券既未易发行，而六厘短期债券进行亦甚困难，以致暂归停顿。最后，广益公司的五条铁路计划仅止于探勘阶段，未有任何一线完成。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安，不仅铁路债券乏人问津，且大战后影响了大企业家海外投资的动向。从清末民初的许多投资案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美国的投资案比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友善许多，不少学者称美国对华关系是“改良式的帝国主义”（Ameliorative Imperialism）。1500英里铁路交涉中，从中美的合约内容而言，事实上确比其他国家较为友善。
此约固然有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铁路的既得利益问题，以致英、日、俄、法等国从中阻挠，但我们也必须反省当时中国政局的乱象，像美国广益投资公司的情况，本来中国可借此机会发达交通网，却因本身的情况，让美国银行家怀抱希望而来失望而去，最后不仅铁路梦碎，且对中国的诚信多所批评。
由于北京内阁更动频繁，以致美国银行界本身对中国的信用贷款和债券发行不具信心，而美国政府尊重自由市场中企业本身之自主性，并未强力游说广益投资公司继续在中国挹注资金。
一次战后美国重返国际银行团参与中国的铁路投资，然其结果亦未尽理想。1920年美国国际银行团驻京代表史蒂文斯（F. W. Stevens）访问上海，面对当时中国的各种传闻，指称美国重返银行团的野心和负面评价。
他务实地指出，国际银行团系以现代财政的组织管理，在这种组织下，美国政府期待不涉及让渡权和各项特权的政治交换，而是希望中国能以“诚实的借款”（honest loan）提出安全担保，美国记者评论说北京政府的各种借款情形如同赌局，令人充满疑虑，他不客气地指出，以中国目前的地方分裂等政治乱象，安全性贷款实在堪虑。
美国新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任务，最后亦因中国持续的政治乱象，务实的美国银行家纷纷抽手，而无所成就。从近代中国欲借助外力以寻求实业化的历程而言，中国本身的政治乱象也加深了工业化的不利因素！
作者为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由此可知铁路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功能，更有军事上的用途。
铁路事业在中国的最早发展，曾经历过清末一些官绅反对的阶段，理由之一是铁路铺设，往往有毁先人坟冢之事，但大家也逐渐意识到铁路事业的重要性。从事实而言，中国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均极度缺乏，不得不仰赖列强。然而清末以来外人在中国的铁路事业不仅关系外人在华的投资利益，且由于牵涉各国政治势力和军事安全，所引起之外交风波最为棘手。
本文谈的个案是欧战爆发后美国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广益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A. I. C.）在中国投资1500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铁路工程的故事。原本他们想利用一次大战之际，欧洲主要国家卷入战争的机会来抢夺中国铁路市场，打造在中国的伟大投资计划，但却遭遇种种困难。然而这件中美铁路的交涉案，中美政府一再标举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合约内容也比其他各国的铁路合同较为友善，显现近代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意义。
广益公司布局
广益公司成立于1915年11月，是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一群美国银行家和实业家，为促进美国在海外投资所成立的国际大财团。
广益公司也不讳言这家公司的成立，系受到欧洲战事的影响，原挹注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资金抽身回来，将这笔资金用于未开发国家，为美国谋取更大的财富。董事成员囊括美国最大财团和实业家，包括摩根企业、美孚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和纽约花旗银行，等等。
1916年，美国广益公司授权美商裕中公司（The Siems-Carey Company，或译“开瑞公司”），与北京政府签订一项合同，取得在中国勘定、建造和经营蒸汽铁路共1500英里的权利。广益公司授权的在华代表─“裕中公司”，创办人开瑞（William F. Carey， 1878 - 1951），于1915年来华投资，其为人长袖善舞、风趣幽默，据说他常和北京政要打桥牌，颇富政治手腕。
这项1500英里的权利，包括以下五段铁路：湖南省至广西，自山西省至甘肃省宁夏，甘肃省宁夏至甘肃省兰州府，自广东省琼州至广东省乐会，自浙江省杭州至浙江省温州。根据合同规定，如这些铁路线中有因故不宜建筑之情形，中国政府应给予其他地点同等里数的让与权。由广益公司发行中国铁路金币债券，每年100万元至铁路完成，债票年息五厘，每半年付息一次，于发行后50年内本利还清。
这项铁路合同的外债条件如参照学者所研究的结果应不算严苛。民国以后国内公债利率历年递增，在广益公司签约之际，内债有六厘至七厘，甚至更多者。而战前中国与各国的铁路外债合同，利率以五厘居多，多者有六厘、六厘半、七厘半，垫款及短期借款高至八厘。因此，美国这项合同的五厘利息，比起国内公债或战前其他各国的铁路合同还要优惠。
至于裕中公司可获得25%之营运净利，购料5%佣金，借款时间以50年居多，为各国铁路常见之条件。这项借款的管理权系“让中国政府应选派督办一人为行政长官”。但部下设置之工程科、业务科和综核科，则由公司为之保证介绍于督办。这一条件与其他各国铁路直接要求外人有管理权，也相对友好。
此一协定签订后不久，中国政局发生大变化。1916年6月初袁世凯病逝后，北洋政府派系林立，政局混沌不明。据广益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想改变合同，包括取得6%的利息（原为5%）。这项要求被北京政府所拒绝，北京政府则要求铁路的建造里数限于1000英里，并且降低美方在营运获利的净值为20%（原为25%）。
中美双方又再次展开谈判，1916年9月29日，北京政府和裕中公司签订增订合同，将1500英里改为1100英里，该路营业所得之美方净利降为20%。根据这一约定，曾给予该美国公司建造自湖南省株洲至广东省钦州的株钦铁路让与权，以代替最初合同中五条铁路中的某一条。这一条铁路修成后约长700英里。1917年2月7日，中国交通部建议自河南省周家口经南阳到湖北省襄阳建一条铁路，长200英里，称为周襄铁路，作为该公司有权建造的400英里铁路的一部分。
签约之后，北京交通部迟不发行600万美元的债券，据说是因为日本的阻挠及北洋政府中亲日派从中作梗。此后，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和动乱，发行债券的后续谈判搁浅，而筑路工程又引发列强的反对声浪。
群起反对
除了铁路借款上的不顺遂，这项筑路工程计划还分别遭到日、法、俄、英等国的反对，原因是此案牵涉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各国银行团对于中国筑路权的控制和借款的庞大利益。各国纷纷表示抗议。
当时中国已完成的铁路干线有京汉、京奉、津浦、京张、沪宁、陇海等线，除京张（北京至张家口）未借用外资外，其他几路皆有外国贷款关系，因而涉及势力范围圈的国际政治问题。
俄国抗议之路段为丰镇至宁夏一段（即包宁路线），认为中国早先已将此项特许权利给予俄国。日本宣称其在东北具有“特殊地位”，抗议由美国单独承揽，提出一项由美、日合作在南满和东内蒙古的铁路开发计划，并表示此系“二十一条要求”中所获致的一项权利。法国的反对是针对湖南株洲（为粤汉铁路之一站）至广西海边之钦州一段。英国政府亦以裕中公司合同所拟温州到杭州一段路线，与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不符，英国态度尤为强硬。
对于各国的反对，美国政府一再宣称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甚至举出清末美国即签有锦瑷铁路借款在先，但美国从未反对他国和中国政府签订其他铁路合同，而此次美国提出的铁路计划却遭致各国的阻挠，实甚为不公允。 由于各国一再宣称清末以来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美国国务院终于按捺不住，严正向英国宣告美国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承认任何一个列强对于铁路事业或其他工业企业在中国广大地区的垄断，必定导致其他列强在其他地区要求相似权利，如此将造成那个国家为数更多的利益范围，此将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一种嘲弄，并破坏对于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的保全，而此种保全曾是美国和英国所宣誓的。”但这项宣誓和同情并未伴随实际的外交作为。
1918年12月9日，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再次致函北京政府表示反对。理由竟是“欧战完结时，中国铁路以外国资本推办问题大致必由英美及其他有关之各国政府通盘审查，以故应提及温杭、株钦铁路之事或可从缓置议”。
外交部和交通部认为英使的答复简直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严予驳斥：“所言不但有侵碍本部行政之权，且有干涉我国内政之嫌，非我政府所能承认。”英国以大战即将结束，中国铁路之建造牵涉外国资本的问题，应交由英、美等国家延后再议，显现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势心态和作为。在广益公司交涉1500英里铁路投资案之初，美国并无银行团的束缚，美国政府如趁此机会，打破中国势力范围，应可大力一搏，但银行家瞻前顾后，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亦多受英、日等国家掣肘而立场不坚。
铁路梦断
最后症结仍回到资金问题。到了1922年8月，中美商定已测未竣之路线，尚有株钦、周襄、信成三线均因五厘长期债券既未易发行，而六厘短期债券进行亦甚困难，以致暂归停顿。最后，广益公司的五条铁路计划仅止于探勘阶段，未有任何一线完成。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安，不仅铁路债券乏人问津，且大战后影响了大企业家海外投资的动向。从清末民初的许多投资案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美国的投资案比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友善许多，不少学者称美国对华关系是“改良式的帝国主义”（Ameliorative Imperialism）。1500英里铁路交涉中，从中美的合约内容而言，事实上确比其他国家较为友善。
此约固然有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铁路的既得利益问题，以致英、日、俄、法等国从中阻挠，但我们也必须反省当时中国政局的乱象，像美国广益投资公司的情况，本来中国可借此机会发达交通网，却因本身的情况，让美国银行家怀抱希望而来失望而去，最后不仅铁路梦碎，且对中国的诚信多所批评。
由于北京内阁更动频繁，以致美国银行界本身对中国的信用贷款和债券发行不具信心，而美国政府尊重自由市场中企业本身之自主性，并未强力游说广益投资公司继续在中国挹注资金。
一次战后美国重返国际银行团参与中国的铁路投资，然其结果亦未尽理想。1920年美国国际银行团驻京代表史蒂文斯（F. W. Stevens）访问上海，面对当时中国的各种传闻，指称美国重返银行团的野心和负面评价。
他务实地指出，国际银行团系以现代财政的组织管理，在这种组织下，美国政府期待不涉及让渡权和各项特权的政治交换，而是希望中国能以“诚实的借款”（honest loan）提出安全担保，美国记者评论说北京政府的各种借款情形如同赌局，令人充满疑虑，他不客气地指出，以中国目前的地方分裂等政治乱象，安全性贷款实在堪虑。
美国新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任务，最后亦因中国持续的政治乱象，务实的美国银行家纷纷抽手，而无所成就。从近代中国欲借助外力以寻求实业化的历程而言，中国本身的政治乱象也加深了工业化的不利因素！
作者为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