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
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
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是迄今为止在最高层级谋划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战略。这“两最”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用新思维深入解读。
顶层设计首先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
我们必须承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京津冀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这种落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暴露出体制的落后。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没有相当的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走到“顶层”的高度。首都经济圈的早日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的聚焦，更是改革这把利剑在体制胶着中的较量。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深化到京津冀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中去，啃了硬骨头，才能产生改革的深度效应。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看我们能否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在能力上展示“设大局、下大棋”的国际水平。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当其冲须聚焦一个字——“破”——破除一切阻挡“首都经济圈”形成的障碍。
首都经济圈的“障碍清单”
“首都经济圈”究竟被什么阻碍了呢？一是行政区划障碍导致缺乏跨界思维。行政区划天生带有行政的权威性和较为固化的框架，这种权威性和框架便于区域管理，但是不利于要素的流动。当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自由流动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垒，就犹如大潮遇到堤坝只能折身返退。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按理说，北京、天津如此大的两个城市双子座，联动效应至少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大于二。然而，现状则是两强相峙，结果不仅没能一加一大于二，反而产生了互相排斥的“物理效应”。因此，京津冀在体制上要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也要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我们必须要有跨界思维，大量植入商业元素，开辟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我们必须反思为何京津冀一体化格局十年未实际形成，“靴子”为何迟迟落不了地？当下中国，虽已进入全球化，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但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各地依然习惯于画地为牢，只要在地域边界处，思想上、制度上就会竖起一道城墙，拒人于城墙之外。“一亩三分地”意识强烈，融入与合作意识必然缺乏。这就导致我们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资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小农意识强化了落后体制的顽固性，而体制的庇佑又使得小农意识在官场很有市场。站在“小圈子”作“大评价”，这就使得“一亩三分地”永远进入不了大格局。以小农意识为根源的狭隘的政绩观，使人坐井观天，既耽误自身发展，也延误了大局。以语言为例，中国的方言之多，既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客观上也是一种交流的壁垒或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交流障碍，我们推广了普通话。而今天，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又何尝不需要用一种新的“经济普通话”来推翻以往的壁垒呢？农村的改革要将土地集约化使用，放大了看，京津冀一体化也是要将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动融入“集约化”大格局。我们必须要有“转身思维”，把小农转化为“股东”，完成身份的转变。
三是缺乏工业化思维。京津冀一体化的障碍，还在于管理思维的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必须全面导入工业化管理思维。一个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仅仅是生产和使用工业产品的时代，而且是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管理思维表现在顶层设计中，就是将社会诸多要素看成一个个齿轮，再将这些齿轮进行最佳排列组合，以产生最优功能。工业化管理思维讲究标准、流程、精确，最终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与之相对的 “小农管理思维”，更多则是碎片化的随机应变。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这些齿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排列才是最佳组合？在工业设计中，从来不会人为地放大一个小齿轮的作用而放任齿轮组合不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原来那种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语文模式”转化为“数学模型”，用坐标和数字清晰地勾画出首都经济圈的确定框架和最优价值。
以“底线思维”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无论是眼前难以对付的城市病还是将来的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已到了“底线思维”阶段——不是选择不选择的问题，而已经是别无选择。这是北京的不二选择，是天津的不二选择，也是河北的不二选择。环境不可持续，资源不可持续，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有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生存。这种严酷的倒逼考试，有可能逼出真正的创新思维。唯有新的切分与重组，才能让这三地相加大于三。北京的“大饼”不能再摊（城市扩容）；天津的“麻花”不能再卷（产业重叠）；河北的“灯下”不能再黑（方向不明）。该动行政区划的动区划，该产业调整的调产业，该形成链接的形成链接；该靠拢的靠拢，该转移的转移，该合并的合并，该拆分的拆分；该成为领子的成为领子，该成为袖子的成为袖子，该成为衣身的成为衣身。
一件衣服不能领子太大，袖子太短，衣身太破。总之，我们要把这块布重新裁剪，清晰的定位可以是：作为衣领，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工业经济上可以“虚”一点，为自己获得更精确定位和更大空间；作为衣袖，天津可以“长”一点，成为环渤海地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物流中心，延长经济手臂，更多外向发展；河北作为衣身，当“实”一点，急需在重要基础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夯实基础，沉淀经济元素，在拉动内需中保证京津冀一体化稳步发展。如是，棋局已成，棋子之间的关系和价值也就明晰了，规模与产业链效应相得益彰的“大象经济”便呼之欲出了。
我们希望看到京津冀三地在首都经济圈的统领下，各自进行良好的“自转”，同时进行准确的“公转”。而最终，区域经济的绩效评价，就看自转和公转能否沿着顶层设计的轨道有序进行。
（作者为中国亚太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责编/袁静 美编/李祥峰
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
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
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是迄今为止在最高层级谋划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战略。这“两最”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用新思维深入解读。
顶层设计首先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
我们必须承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京津冀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这种落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暴露出体制的落后。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没有相当的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走到“顶层”的高度。首都经济圈的早日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的聚焦，更是改革这把利剑在体制胶着中的较量。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深化到京津冀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中去，啃了硬骨头，才能产生改革的深度效应。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看我们能否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在能力上展示“设大局、下大棋”的国际水平。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当其冲须聚焦一个字——“破”——破除一切阻挡“首都经济圈”形成的障碍。
首都经济圈的“障碍清单”
“首都经济圈”究竟被什么阻碍了呢？一是行政区划障碍导致缺乏跨界思维。行政区划天生带有行政的权威性和较为固化的框架，这种权威性和框架便于区域管理，但是不利于要素的流动。当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自由流动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垒，就犹如大潮遇到堤坝只能折身返退。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按理说，北京、天津如此大的两个城市双子座，联动效应至少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大于二。然而，现状则是两强相峙，结果不仅没能一加一大于二，反而产生了互相排斥的“物理效应”。因此，京津冀在体制上要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也要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我们必须要有跨界思维，大量植入商业元素，开辟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我们必须反思为何京津冀一体化格局十年未实际形成，“靴子”为何迟迟落不了地？当下中国，虽已进入全球化，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但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各地依然习惯于画地为牢，只要在地域边界处，思想上、制度上就会竖起一道城墙，拒人于城墙之外。“一亩三分地”意识强烈，融入与合作意识必然缺乏。这就导致我们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资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小农意识强化了落后体制的顽固性，而体制的庇佑又使得小农意识在官场很有市场。站在“小圈子”作“大评价”，这就使得“一亩三分地”永远进入不了大格局。以小农意识为根源的狭隘的政绩观，使人坐井观天，既耽误自身发展，也延误了大局。以语言为例，中国的方言之多，既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客观上也是一种交流的壁垒或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交流障碍，我们推广了普通话。而今天，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又何尝不需要用一种新的“经济普通话”来推翻以往的壁垒呢？农村的改革要将土地集约化使用，放大了看，京津冀一体化也是要将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动融入“集约化”大格局。我们必须要有“转身思维”，把小农转化为“股东”，完成身份的转变。
三是缺乏工业化思维。京津冀一体化的障碍，还在于管理思维的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必须全面导入工业化管理思维。一个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仅仅是生产和使用工业产品的时代，而且是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管理思维表现在顶层设计中，就是将社会诸多要素看成一个个齿轮，再将这些齿轮进行最佳排列组合，以产生最优功能。工业化管理思维讲究标准、流程、精确，最终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与之相对的 “小农管理思维”，更多则是碎片化的随机应变。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这些齿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排列才是最佳组合？在工业设计中，从来不会人为地放大一个小齿轮的作用而放任齿轮组合不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原来那种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语文模式”转化为“数学模型”，用坐标和数字清晰地勾画出首都经济圈的确定框架和最优价值。
以“底线思维”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无论是眼前难以对付的城市病还是将来的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已到了“底线思维”阶段——不是选择不选择的问题，而已经是别无选择。这是北京的不二选择，是天津的不二选择，也是河北的不二选择。环境不可持续，资源不可持续，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有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生存。这种严酷的倒逼考试，有可能逼出真正的创新思维。唯有新的切分与重组，才能让这三地相加大于三。北京的“大饼”不能再摊（城市扩容）；天津的“麻花”不能再卷（产业重叠）；河北的“灯下”不能再黑（方向不明）。该动行政区划的动区划，该产业调整的调产业，该形成链接的形成链接；该靠拢的靠拢，该转移的转移，该合并的合并，该拆分的拆分；该成为领子的成为领子，该成为袖子的成为袖子，该成为衣身的成为衣身。
一件衣服不能领子太大，袖子太短，衣身太破。总之，我们要把这块布重新裁剪，清晰的定位可以是：作为衣领，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工业经济上可以“虚”一点，为自己获得更精确定位和更大空间；作为衣袖，天津可以“长”一点，成为环渤海地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物流中心，延长经济手臂，更多外向发展；河北作为衣身，当“实”一点，急需在重要基础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夯实基础，沉淀经济元素，在拉动内需中保证京津冀一体化稳步发展。如是，棋局已成，棋子之间的关系和价值也就明晰了，规模与产业链效应相得益彰的“大象经济”便呼之欲出了。
我们希望看到京津冀三地在首都经济圈的统领下，各自进行良好的“自转”，同时进行准确的“公转”。而最终，区域经济的绩效评价，就看自转和公转能否沿着顶层设计的轨道有序进行。
（作者为中国亚太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责编/袁静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