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湖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省份，也是文化抗战成效卓著的省份，特别是抗战初期，省会长沙成为与武汉文化中心齐名的文化名城和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湖南广大文化界人士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坚持“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为抗日战士和广大人民服务”，创作出许多激励民族精神、增强抗战意识的作品，开展了大量生动活泼、极具号召力的文化救亡活动，充分发挥出作为精神武器的巨大威力，构成了三湘四水“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的动人局面。
文化名人云集湖南
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大量文化教育机构、文化团体、文化名人纷纷内迁。湖南以其重要地理位置，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转移的重要站口，吸引了众多的文化教育机构和文化名人来湘。“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著名大学迁湘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10多所大中学校迁湘，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战史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10多个出版发行单位迁来长沙，流亡来湘的各种艺术团体达20多个。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为国统区政治军事重心，半年时间内先后来到长沙的学生和文化人达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极大地增强了湖南开展抗日文化活动的实力。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会合，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日文化大军。
文化团体阵营强大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湖南境内各种抗战救亡文化团体纷纷建立。1937年10月，奉中共北方局指示“回湘开荒”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团结回湘文化人和长沙市文教界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直接组织领导的抗日团体在长沙一地有35个，并在衡阳、湘潭、邵阳等地建立分会，成为全省最大的抗日文化团体。同年11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中共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到湖南，组建中共湖南省工委，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战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实现，为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成立的抗战文化团体还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长沙职业青年战时工作团等数十个文化教育团体，共同组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引人瞩目的湖南抗战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他们利用画报、壁报、演剧、歌咏、讲演、座谈、举办训练班、开展济难等多种活动形式，积极进行救亡文化宣传。1938年9月，为加强对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共湖南省委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这些文化团体，深入全省城乡，以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新闻出版空前繁荣
抗战初期，服务于唤醒民众积极抗战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湖南新闻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大批进步报刊相继创立。据统计，当时全省各种进步报刊有396种，除原有的《大公报》《全民日报》《力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等官方报纸外，由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仅长沙一地达35种，主要有《湘流》《前进》《民族呼声》《大众报》等，影响最大的是《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的《观察日报》，作为省工委机关报，成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先导。徐特立不仅审读每期的社论稿，还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社论。《抗战日报》由田汉等人创刊于1938年1月28日，开辟了“抗战青年”“抗战教育”“抗战戏剧”“抗战诗歌”等专栏，紧贴现实，通俗生动，发行量多达三四万份，成为湖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张抗战报纸。与此同时，图书出版发行空前繁荣，书局书店遍布全省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省新增书局书店316家，编辑出版图书700多种，大多是宣传抗日救亡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1938年10月，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也迁到长沙，为湖南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长沙广播电台一度代行中国广播电台职责，被称为“国中唯一之喉舌”。这些报刊、图书与新闻，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全省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创作精彩纷呈
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文学艺术的创作异常活跃。湖南本地和从外地来到长沙的文学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剧作，颂扬中国军民的抗战，揭露日军的残暴，反映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唤起民众加入抗战的行列。据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半时间的不完全统计，正式出版的小说集、诗歌集、报告文学集、剧本集17部，还有大量的散篇发表。其中，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强烈。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和《祖国的血》、王鲁彦的《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的《三至长沙》、董每戡的《敌》等，在讴歌抗日军民战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日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专制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日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为了使文艺作品更紧密地联系抗战实际，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内容的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推动了民族新文化的发展。田汉在湘活动期间，与戏剧家洪深等大力推动湘剧的改革，出面组织“抗战歌剧研究会”，集合入湘平剧宣传队和湘剧艺人举办“旧剧演员战时讲习班”，还亲自改编传统戏，倡导用各个地方的方言创作和演出传统戏曲，使湘剧在抗战新形势下焕发生机。
救亡宣传深入人心
湖南境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抗战初期，全省戏剧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当时活跃在省内的戏剧团体，本省主要有一九三六剧社、一致剧社、湘剧抗敌宣传队等10多个剧团，外地来湘的剧团主要有国立戏剧学校巡回公演团、武汉民族剧社等。各剧团、剧院和大中学校，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改编的传统剧，举行大型公演活动，用艺术形象的力量动员民众。长沙从1937年7月19日上演话剧《抗日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日捐给前方，持续数月。田汉、洪深、曹禺等戏剧家亲自编剧或担任导演，冼星海、张曙等音乐家为戏剧谱曲，为演出效果增色。在众多的戏剧团队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前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从武汉陷落前夕入湘，到1944年离开，在湖南活动长达6年之久，克服种种困难和干扰，深入前线和后方城乡，慰问官兵、宣传服务群众，以生动、直观的话剧艺术表演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二、八队，留在湖南继续进行抗敌宣传演出，先后在衡山、衡阳、南岳、湘潭、长沙等许多地方演出，并多次赴湘北前线为抗日军民巡回演出，上演了《生死关头》《三江好》《卢沟桥》《保卫大湖南》等剧目。他们还和田汉领导的剧宣队合作，在衡阳演出了阳翰笙的《草莽英雄》和老舍的《国家至上》等话剧。1941年3月中旬，抗敌演剧一、九队与二、八队在长沙会师，举行了联合公演，连续演出10天，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仅次于“西南剧展”的最盛大的一次戏剧音乐演出，震动了长沙城，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抗战热情。当时，群众性歌咏活动遍及全省城乡，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育英儿童剧团”，常德“抗日救亡歌剧社”“一致剧社”，衡山、汉寿“青年战时工作队”等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演唱队。由各界歌咏队20余个组成的长沙歌咏队，队员200余人，深入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国民党驻军第九十二、第十五师及张治中所办民众训练班，热情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讲演和壁报也是当时十分盛行的抗战文化活动。许多机关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讲演活动。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邹韬奋等领导人或文化人到影院、电台讲演，常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名人云集湖南
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大量文化教育机构、文化团体、文化名人纷纷内迁。湖南以其重要地理位置，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转移的重要站口，吸引了众多的文化教育机构和文化名人来湘。“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著名大学迁湘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10多所大中学校迁湘，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战史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10多个出版发行单位迁来长沙，流亡来湘的各种艺术团体达20多个。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为国统区政治军事重心，半年时间内先后来到长沙的学生和文化人达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极大地增强了湖南开展抗日文化活动的实力。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会合，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日文化大军。
文化团体阵营强大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湖南境内各种抗战救亡文化团体纷纷建立。1937年10月，奉中共北方局指示“回湘开荒”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团结回湘文化人和长沙市文教界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直接组织领导的抗日团体在长沙一地有35个，并在衡阳、湘潭、邵阳等地建立分会，成为全省最大的抗日文化团体。同年11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中共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到湖南，组建中共湖南省工委，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战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实现，为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成立的抗战文化团体还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长沙职业青年战时工作团等数十个文化教育团体，共同组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引人瞩目的湖南抗战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他们利用画报、壁报、演剧、歌咏、讲演、座谈、举办训练班、开展济难等多种活动形式，积极进行救亡文化宣传。1938年9月，为加强对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共湖南省委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这些文化团体，深入全省城乡，以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新闻出版空前繁荣
抗战初期，服务于唤醒民众积极抗战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湖南新闻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大批进步报刊相继创立。据统计，当时全省各种进步报刊有396种，除原有的《大公报》《全民日报》《力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等官方报纸外，由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仅长沙一地达35种，主要有《湘流》《前进》《民族呼声》《大众报》等，影响最大的是《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的《观察日报》，作为省工委机关报，成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先导。徐特立不仅审读每期的社论稿，还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社论。《抗战日报》由田汉等人创刊于1938年1月28日，开辟了“抗战青年”“抗战教育”“抗战戏剧”“抗战诗歌”等专栏，紧贴现实，通俗生动，发行量多达三四万份，成为湖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张抗战报纸。与此同时，图书出版发行空前繁荣，书局书店遍布全省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省新增书局书店316家，编辑出版图书700多种，大多是宣传抗日救亡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1938年10月，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也迁到长沙，为湖南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长沙广播电台一度代行中国广播电台职责，被称为“国中唯一之喉舌”。这些报刊、图书与新闻，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全省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创作精彩纷呈
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文学艺术的创作异常活跃。湖南本地和从外地来到长沙的文学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剧作，颂扬中国军民的抗战，揭露日军的残暴，反映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唤起民众加入抗战的行列。据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半时间的不完全统计，正式出版的小说集、诗歌集、报告文学集、剧本集17部，还有大量的散篇发表。其中，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强烈。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和《祖国的血》、王鲁彦的《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的《三至长沙》、董每戡的《敌》等，在讴歌抗日军民战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日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专制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日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为了使文艺作品更紧密地联系抗战实际，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内容的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推动了民族新文化的发展。田汉在湘活动期间，与戏剧家洪深等大力推动湘剧的改革，出面组织“抗战歌剧研究会”，集合入湘平剧宣传队和湘剧艺人举办“旧剧演员战时讲习班”，还亲自改编传统戏，倡导用各个地方的方言创作和演出传统戏曲，使湘剧在抗战新形势下焕发生机。
救亡宣传深入人心
湖南境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抗战初期，全省戏剧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当时活跃在省内的戏剧团体，本省主要有一九三六剧社、一致剧社、湘剧抗敌宣传队等10多个剧团，外地来湘的剧团主要有国立戏剧学校巡回公演团、武汉民族剧社等。各剧团、剧院和大中学校，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改编的传统剧，举行大型公演活动，用艺术形象的力量动员民众。长沙从1937年7月19日上演话剧《抗日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日捐给前方，持续数月。田汉、洪深、曹禺等戏剧家亲自编剧或担任导演，冼星海、张曙等音乐家为戏剧谱曲，为演出效果增色。在众多的戏剧团队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前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从武汉陷落前夕入湘，到1944年离开，在湖南活动长达6年之久，克服种种困难和干扰，深入前线和后方城乡，慰问官兵、宣传服务群众，以生动、直观的话剧艺术表演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二、八队，留在湖南继续进行抗敌宣传演出，先后在衡山、衡阳、南岳、湘潭、长沙等许多地方演出，并多次赴湘北前线为抗日军民巡回演出，上演了《生死关头》《三江好》《卢沟桥》《保卫大湖南》等剧目。他们还和田汉领导的剧宣队合作，在衡阳演出了阳翰笙的《草莽英雄》和老舍的《国家至上》等话剧。1941年3月中旬，抗敌演剧一、九队与二、八队在长沙会师，举行了联合公演，连续演出10天，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仅次于“西南剧展”的最盛大的一次戏剧音乐演出，震动了长沙城，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抗战热情。当时，群众性歌咏活动遍及全省城乡，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育英儿童剧团”，常德“抗日救亡歌剧社”“一致剧社”，衡山、汉寿“青年战时工作队”等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演唱队。由各界歌咏队20余个组成的长沙歌咏队，队员200余人，深入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国民党驻军第九十二、第十五师及张治中所办民众训练班，热情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讲演和壁报也是当时十分盛行的抗战文化活动。许多机关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讲演活动。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邹韬奋等领导人或文化人到影院、电台讲演，常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