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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友情深厚库恩谈中共新领导人五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不仅关注十八大，还通过美联社、路透社等知名媒体，向世界介绍十八大与中共新领导人。
20多年来，库恩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保持高度关注，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并致力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十八大之后，库恩又有了新的关注点：对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任务进行解读。
库恩一直关注中国。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1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世界的4%，如今则占到了全世界的约1/10。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除了经济，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外交，还是你能想到的任何其他方面，中国现在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工作。
最近，库恩目光的焦点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发展。不久前，他主持的5集系列专题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上海首播，并计划在2013年由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他还先后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及新华社的对外平台上接受采访，对中共高层的更替情况发表评论；并通过《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美联社、路透社等美英媒体，介绍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阐述十八大将给中国带来的变化。11月27日，库恩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
任务一：逐步解决人民“四大担忧”
来往中国多年，库恩很了解中国的民情，知道中国的热门话题是“幸福”。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中国民众的“四大担忧”：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却阻碍着一些人幸福的实现。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农民工建设城市，并希望教育能改变他们孩子的命运。但即使那些成功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无法超越当前社会的结构性障碍。
库恩：是的。教育的不公平严重破坏了成功机会人人均等的社会规则。农民工建设了这些城市，他们希望教育能够改变他们孩子的命运。但是，即使是那些成功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无法超越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障碍。他们可能会梦想着上大学，但是他们不能。根据现行政策，农民工的子女仅仅能顺利接受小学到初中的义务教育，但是如果他们在要升高中的时候回到老家，他们几乎不可能通过竞争异常激烈的高考，只能选择职业学校。这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很可能将同自己的父母一样——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保姆、厨师。
我曾参观过上海的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孩子的确比在农村老家过得更好，但当他们长大后，意识到自己跟身边的上海本地市民并不一样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称得上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心痛”。
环球人物杂志：温家宝总理承诺教育投资将增长到占GDP的4%，您视之为“对中国未来的一个重大承诺”。
库恩：是的，但解决教育问题不仅仅靠钱。比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学生大都形成了遵从权威的习惯，学生挑战老师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在海外留学的理工科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但在做实验方面差了不少。要改变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不足，中国的教育改革者，应该考虑如何让大学招生更少地依赖考试，如何让学生接受的教育更加个性化。这涉及对传统教育体系的改造，培养学生更高的创造能力和社会能力，并用新媒体技术来弥补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巨大不平衡。
环球人物杂志：在住房领域，您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控制房价，但是又不伤害房地产市场。
库恩：高房价问题非常严重，让年轻人怨声载道。中国尤其应该关注住房领域的“夹心层”，这些人的收入水平没有低到申请保障房的标准，也没有高到足以自己购房。他们很难解决住房问题。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住房市场也不例外。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保障房的建设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它基本上是一个钱的问题，要靠政府统筹。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医疗保健呢？您曾提到，在上海仁济医院，很多病人候诊要等几个小时。
库恩：仁济医院的病人承载量是一天2000人，但现在每天接待8500人。中国的医疗体系就像这家医院一样，不堪重负。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正经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这个过程中哪怕出现微小的偏差，也会造成病人不满意，医生不满意，社会不满意，集中表现在出现了不少“黄牛”倒号、给医生送“红包”等不正常现象。
当然，中国医保体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农村地区极度缺乏医疗服务，医疗水平落后。不过，过去3年中，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13亿人，占中国人口的95%，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也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环球人物杂志：四大担忧的最后一个，是社会保障和养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库恩：中国人不喜欢多花钱，更愿意把钱存起来，因为他们担心退休后的生计。我在上海看到，市中心养老院大多人满为患，这正说明了这种担心。养老问题和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一样，需要政府的支持。不过，公众的要求和预期，常常要超过政府的财力所及。所以，公众也需要耐心和理解。
任务二：必须改变经济模式
在库恩看来，中国民众当前的生活水平更高、在各方面享受更大的自由，整个社会也更具活力、更加包容。但中国能否在世界经济动荡不已、资源相对有限、社会分化有所扩大的背景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挑战。库恩表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多企业，开始都是出口导向型，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海外市场，不少企业不得不倒闭。这是否说明了企业转入新经济模式的迫切性？
库恩：当然，只有转变了经济模式，才能尽快地提高利润，才能让经济主体从依赖低工资员工的低利润率企业，转变为高利润率企业——它们能够向员工支付较高的工资。低利润率企业只是简单地装配廉价产品，而高利润率企业则能够通过技术、品牌、客户服务等赚取较高的利润。我曾举过浙江新秀箱包公司的例子，这家企业开始一直在为一家国际品牌生产低成本箱包，利润很少，工人工资也很低。后来，他们加强创意设计，推出自主品牌，使利润率从此前的20%至30%上升到70%至80%，工人工资随之翻了一番。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经提到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但不少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依然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融资方面，中小企业只得到了15%的银行贷款。
库恩：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大银行不贷款给中小企业，这发出的是不正确的信号。当然，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用互助式的地方融资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温州瓯海恒隆小额贷款公司，已为小微型的农企提供了40多亿元的贷款。它可以根据市场设定贷款利率，最高时曾是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今年，中国国务院还设立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让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培育高利润率企业的过程中，除了企业界，其他社会各界能做点什么？
库恩：虽然在企业经营中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但运作低利润率企业比较简单，而要创造高利润则充满了风险。中国的整个文化应该支持这些创业者，让那些充满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得到公开的赞扬，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社会应该将企业家视为与官员社会地位相同的人。
政府领导人则要了解高利润率企业的高风险性，去鼓励、带动在整个中国开展创新，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经济的转型从来不是简单和容易的事，每一个企业都要循序渐进，这个过程中，失败率很高，必须要能接受失败。
任务三：建设一个创新国家
库恩将能否鼓励创新列为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任务。在他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呼吁“自主创新”，然而，从一个以生产流水线为代表的制造型国家转型为以创新为驱动的创意型国家，道路注定非常漫长。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您的文章中也提到，2011年，中国共申请163万件专利，包括52.6万件发明专利，名列世界第一。
库恩：但专利的商业化应用仍然是个难题。我去过深圳的大芬油画村，2000多名美术师在油画生产流水线上批量生产仿梵高、毕加索等伟大画家的作品，这里的复制油画占了全球油画市场的60%。然而，当金融危机来袭，海外订单骤降，许多工厂破产。画家们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完成了从“复制者”向“原创者”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我也向人们不断讲述黄岩的故事：这位31岁的专利经理管理着2000项专利，包括LED面光源以及低成本的3D打印机技术。他先确定市场需求，然后根据需求寻找专利，而不是拿着专利找市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创新要想成功，知识产权必须得到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可能是中国成为创新国家面临的最大、最棘手的障碍。以前，只有外国企业谴责侵犯知识产权，而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之中。
环球人物杂志：美国有发达的新科技，也有大量活跃的创新企业，中国能从美国学到什么？
库恩：还是前面说过的话，企业家必须被允许失败。创业失败不应成为企业家的事业终点，也不应令其蒙羞。当我运作我的公司时，我总是告诉我的员工：“如果你的想法都是好想法，就说明你的想法不够多！”
任务四：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
从库恩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有20多年，对中国政治的观察相当深入。他曾表示：“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人在物质产品和个人自由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是，人们怎么才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何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如何让中国社会更加民主？这是中共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之一。”
环球人物杂志：正如您注意到的，如今的中国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也不愿回到一个封闭的社会。微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以及发表观点的主要平台，新媒体是否可以帮助官方更好地了解社会和民众？
库恩：新媒体是有力的，其发展趋势无法逆转。中国领导人没有选择，必定要跟随民意。对中国来说，要保持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新媒体是民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途径。正是有了微博，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开明与事实，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寻求正义的力量和途径。现在，微博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监督的全新形式。曾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影响了中国的慈善机构形象，温州动车事故也引发了铁道部的改革。当数百万的微博使用者都聚焦同一个话题，就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群体。政府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我还给不少人讲述过高中教师秦岭的感人故事。秦岭的父亲身患癌症，被多家医院拒收。他在网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列举了上海医院面临的很多问题。数千人转发了这封信。当晚，俞正声就在网上回了公开信，表示要在对癌症晚期病人的制度关怀上有所改进。很快，上海就增强了医疗力量，为病危病人增设床位，肺癌等大病都列入医保范围内。
环球人物杂志：您很强调透明度，甚至认为“没有什么比透明更重要”。一位中共的高级领导也对您说过，透明是“党内民主”的关键。
库恩：我曾经引述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教授的话：“公民一定要知道政府是如何花钱的。”92个中央部委和事业单位在网上公开开支情况，就是一大进步。透明让民众知道得更多，让官员谨言慎行，它在中国政治改革路线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无论一些官员是否喜欢，民众都会加强新媒体监督政府的力量，而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是保持人民信心的关键。 环球人物杂志：但也有人担心微博会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被人利用。
库恩：这就是自由的代价，解决这一担忧的方法是将更多的信息公开，现在已没有回头路。毕竟，微博为中国提供了创造一个开放、公平、公正社会的机会。
任务五：建立高水平的道德体系
库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知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以儒家道德为主，但“文革”期间，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忠孝美德遭到了破坏。此后中国开始发展奖励个人自主性的市场经济，而集体主义精神似乎也在渐渐丧失。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一些文章中，对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谈得比较多，为什么？
库恩：我在与一些中国朋友聊天时，他们都对中国的转型表示自豪，但也经常自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2011年，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车祸死亡等事件的发生，加剧了人们对信仰和价值观问题的担忧。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领导人也许不必操心人民信仰什么。在中国，经典的共产主义曾经试图取代传统的中国文化，成为全民的信仰。后来，市场经济又改变了这一点，造成了一些人信仰上的空白。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在生活和工作中缺乏传统道德，会令社会变得非常地粗鄙。
环球人物杂志：记得您讲过一位中国商人的故事，他先是整天忙着赚钱，后来健康出了问题，反思以后决定不再追求财富，要当慈善家，帮助1万名贫困儿童。无私精神是一种信仰吗？
库恩：在中国，无私帮助他人的人被称作雷锋。雷锋的意义在于他体现着个人品德，告诉人们应该乐于助人，同情弱者，遵守道德准则。而现在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这方面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水平较高的道德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很多人信仰宗教。
库恩：把雷锋作为信仰，与把孔子或者佛作为信仰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人们更多地关注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教义的差别。只要一种信仰让人们去行善，那就是一个好的信仰。中国从未受到宗教力量的统治，虽然中国也有过频繁而血腥的战争，但没有一次是宗教战争。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一个多元社会，人们究竟应该信仰什么？
库恩：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是什么？各种宗教又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美国，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并相信爱国主义。但是，对于美国政治理念的信仰从未达到对宗教的信仰程度。
中国人如何树立自己的信仰，对我来说依旧是个问题。虽然很多人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是没有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本文参考了张正富翻译的库恩文章，特此感谢。）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不仅关注十八大，还通过美联社、路透社等知名媒体，向世界介绍十八大与中共新领导人。
20多年来，库恩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保持高度关注，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并致力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十八大之后，库恩又有了新的关注点：对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任务进行解读。
库恩一直关注中国。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1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世界的4%，如今则占到了全世界的约1/10。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除了经济，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外交，还是你能想到的任何其他方面，中国现在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工作。
最近，库恩目光的焦点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发展。不久前，他主持的5集系列专题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上海首播，并计划在2013年由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他还先后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及新华社的对外平台上接受采访，对中共高层的更替情况发表评论；并通过《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美联社、路透社等美英媒体，介绍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阐述十八大将给中国带来的变化。11月27日，库恩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
任务一：逐步解决人民“四大担忧”
来往中国多年，库恩很了解中国的民情，知道中国的热门话题是“幸福”。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中国民众的“四大担忧”：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却阻碍着一些人幸福的实现。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农民工建设城市，并希望教育能改变他们孩子的命运。但即使那些成功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无法超越当前社会的结构性障碍。
库恩：是的。教育的不公平严重破坏了成功机会人人均等的社会规则。农民工建设了这些城市，他们希望教育能够改变他们孩子的命运。但是，即使是那些成功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无法超越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障碍。他们可能会梦想着上大学，但是他们不能。根据现行政策，农民工的子女仅仅能顺利接受小学到初中的义务教育，但是如果他们在要升高中的时候回到老家，他们几乎不可能通过竞争异常激烈的高考，只能选择职业学校。这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很可能将同自己的父母一样——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保姆、厨师。
我曾参观过上海的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孩子的确比在农村老家过得更好，但当他们长大后，意识到自己跟身边的上海本地市民并不一样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称得上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心痛”。
环球人物杂志：温家宝总理承诺教育投资将增长到占GDP的4%，您视之为“对中国未来的一个重大承诺”。
库恩：是的，但解决教育问题不仅仅靠钱。比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学生大都形成了遵从权威的习惯，学生挑战老师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在海外留学的理工科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但在做实验方面差了不少。要改变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不足，中国的教育改革者，应该考虑如何让大学招生更少地依赖考试，如何让学生接受的教育更加个性化。这涉及对传统教育体系的改造，培养学生更高的创造能力和社会能力，并用新媒体技术来弥补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巨大不平衡。
环球人物杂志：在住房领域，您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控制房价，但是又不伤害房地产市场。
库恩：高房价问题非常严重，让年轻人怨声载道。中国尤其应该关注住房领域的“夹心层”，这些人的收入水平没有低到申请保障房的标准，也没有高到足以自己购房。他们很难解决住房问题。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住房市场也不例外。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保障房的建设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它基本上是一个钱的问题，要靠政府统筹。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医疗保健呢？您曾提到，在上海仁济医院，很多病人候诊要等几个小时。
库恩：仁济医院的病人承载量是一天2000人，但现在每天接待8500人。中国的医疗体系就像这家医院一样，不堪重负。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正经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这个过程中哪怕出现微小的偏差，也会造成病人不满意，医生不满意，社会不满意，集中表现在出现了不少“黄牛”倒号、给医生送“红包”等不正常现象。
当然，中国医保体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农村地区极度缺乏医疗服务，医疗水平落后。不过，过去3年中，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13亿人，占中国人口的95%，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也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环球人物杂志：四大担忧的最后一个，是社会保障和养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库恩：中国人不喜欢多花钱，更愿意把钱存起来，因为他们担心退休后的生计。我在上海看到，市中心养老院大多人满为患，这正说明了这种担心。养老问题和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一样，需要政府的支持。不过，公众的要求和预期，常常要超过政府的财力所及。所以，公众也需要耐心和理解。
任务二：必须改变经济模式
在库恩看来，中国民众当前的生活水平更高、在各方面享受更大的自由，整个社会也更具活力、更加包容。但中国能否在世界经济动荡不已、资源相对有限、社会分化有所扩大的背景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挑战。库恩表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多企业，开始都是出口导向型，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海外市场，不少企业不得不倒闭。这是否说明了企业转入新经济模式的迫切性？
库恩：当然，只有转变了经济模式，才能尽快地提高利润，才能让经济主体从依赖低工资员工的低利润率企业，转变为高利润率企业——它们能够向员工支付较高的工资。低利润率企业只是简单地装配廉价产品，而高利润率企业则能够通过技术、品牌、客户服务等赚取较高的利润。我曾举过浙江新秀箱包公司的例子，这家企业开始一直在为一家国际品牌生产低成本箱包，利润很少，工人工资也很低。后来，他们加强创意设计，推出自主品牌，使利润率从此前的20%至30%上升到70%至80%，工人工资随之翻了一番。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经提到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但不少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依然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融资方面，中小企业只得到了15%的银行贷款。
库恩：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大银行不贷款给中小企业，这发出的是不正确的信号。当然，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用互助式的地方融资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温州瓯海恒隆小额贷款公司，已为小微型的农企提供了40多亿元的贷款。它可以根据市场设定贷款利率，最高时曾是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今年，中国国务院还设立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让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培育高利润率企业的过程中，除了企业界，其他社会各界能做点什么？
库恩：虽然在企业经营中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但运作低利润率企业比较简单，而要创造高利润则充满了风险。中国的整个文化应该支持这些创业者，让那些充满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得到公开的赞扬，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社会应该将企业家视为与官员社会地位相同的人。
政府领导人则要了解高利润率企业的高风险性，去鼓励、带动在整个中国开展创新，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经济的转型从来不是简单和容易的事，每一个企业都要循序渐进，这个过程中，失败率很高，必须要能接受失败。
任务三：建设一个创新国家
库恩将能否鼓励创新列为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任务。在他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呼吁“自主创新”，然而，从一个以生产流水线为代表的制造型国家转型为以创新为驱动的创意型国家，道路注定非常漫长。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您的文章中也提到，2011年，中国共申请163万件专利，包括52.6万件发明专利，名列世界第一。
库恩：但专利的商业化应用仍然是个难题。我去过深圳的大芬油画村，2000多名美术师在油画生产流水线上批量生产仿梵高、毕加索等伟大画家的作品，这里的复制油画占了全球油画市场的60%。然而，当金融危机来袭，海外订单骤降，许多工厂破产。画家们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完成了从“复制者”向“原创者”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我也向人们不断讲述黄岩的故事：这位31岁的专利经理管理着2000项专利，包括LED面光源以及低成本的3D打印机技术。他先确定市场需求，然后根据需求寻找专利，而不是拿着专利找市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创新要想成功，知识产权必须得到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可能是中国成为创新国家面临的最大、最棘手的障碍。以前，只有外国企业谴责侵犯知识产权，而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之中。
环球人物杂志：美国有发达的新科技，也有大量活跃的创新企业，中国能从美国学到什么？
库恩：还是前面说过的话，企业家必须被允许失败。创业失败不应成为企业家的事业终点，也不应令其蒙羞。当我运作我的公司时，我总是告诉我的员工：“如果你的想法都是好想法，就说明你的想法不够多！”
任务四：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
从库恩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有20多年，对中国政治的观察相当深入。他曾表示：“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人在物质产品和个人自由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是，人们怎么才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何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如何让中国社会更加民主？这是中共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之一。”
环球人物杂志：正如您注意到的，如今的中国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也不愿回到一个封闭的社会。微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以及发表观点的主要平台，新媒体是否可以帮助官方更好地了解社会和民众？
库恩：新媒体是有力的，其发展趋势无法逆转。中国领导人没有选择，必定要跟随民意。对中国来说，要保持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新媒体是民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途径。正是有了微博，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开明与事实，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寻求正义的力量和途径。现在，微博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监督的全新形式。曾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影响了中国的慈善机构形象，温州动车事故也引发了铁道部的改革。当数百万的微博使用者都聚焦同一个话题，就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群体。政府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我还给不少人讲述过高中教师秦岭的感人故事。秦岭的父亲身患癌症，被多家医院拒收。他在网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列举了上海医院面临的很多问题。数千人转发了这封信。当晚，俞正声就在网上回了公开信，表示要在对癌症晚期病人的制度关怀上有所改进。很快，上海就增强了医疗力量，为病危病人增设床位，肺癌等大病都列入医保范围内。
环球人物杂志：您很强调透明度，甚至认为“没有什么比透明更重要”。一位中共的高级领导也对您说过，透明是“党内民主”的关键。
库恩：我曾经引述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教授的话：“公民一定要知道政府是如何花钱的。”92个中央部委和事业单位在网上公开开支情况，就是一大进步。透明让民众知道得更多，让官员谨言慎行，它在中国政治改革路线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无论一些官员是否喜欢，民众都会加强新媒体监督政府的力量，而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是保持人民信心的关键。 环球人物杂志：但也有人担心微博会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被人利用。
库恩：这就是自由的代价，解决这一担忧的方法是将更多的信息公开，现在已没有回头路。毕竟，微博为中国提供了创造一个开放、公平、公正社会的机会。
任务五：建立高水平的道德体系
库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知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以儒家道德为主，但“文革”期间，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忠孝美德遭到了破坏。此后中国开始发展奖励个人自主性的市场经济，而集体主义精神似乎也在渐渐丧失。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一些文章中，对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谈得比较多，为什么？
库恩：我在与一些中国朋友聊天时，他们都对中国的转型表示自豪，但也经常自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2011年，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车祸死亡等事件的发生，加剧了人们对信仰和价值观问题的担忧。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领导人也许不必操心人民信仰什么。在中国，经典的共产主义曾经试图取代传统的中国文化，成为全民的信仰。后来，市场经济又改变了这一点，造成了一些人信仰上的空白。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在生活和工作中缺乏传统道德，会令社会变得非常地粗鄙。
环球人物杂志：记得您讲过一位中国商人的故事，他先是整天忙着赚钱，后来健康出了问题，反思以后决定不再追求财富，要当慈善家，帮助1万名贫困儿童。无私精神是一种信仰吗？
库恩：在中国，无私帮助他人的人被称作雷锋。雷锋的意义在于他体现着个人品德，告诉人们应该乐于助人，同情弱者，遵守道德准则。而现在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这方面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水平较高的道德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很多人信仰宗教。
库恩：把雷锋作为信仰，与把孔子或者佛作为信仰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人们更多地关注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教义的差别。只要一种信仰让人们去行善，那就是一个好的信仰。中国从未受到宗教力量的统治，虽然中国也有过频繁而血腥的战争，但没有一次是宗教战争。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一个多元社会，人们究竟应该信仰什么？
库恩：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是什么？各种宗教又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美国，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并相信爱国主义。但是，对于美国政治理念的信仰从未达到对宗教的信仰程度。
中国人如何树立自己的信仰，对我来说依旧是个问题。虽然很多人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是没有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本文参考了张正富翻译的库恩文章，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