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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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人口控制中的政策协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多年来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控制人口工作与社会各系统、各部门的发展相互间的需要增加了。在政策调研中,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示:“许多问题都因部门政策不协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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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人口控制中的政策协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多年来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控制人口工作与社会各系统、各部门的发展相互间的需要增加了。在政策调研中,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示:“许多问题都因部门政策不协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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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只有使用生态标准,才能对现代人口形势作出正确的把握,从而对人口宏观控制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四川向丹同志在来稿《使用生态标准才能正确把握人口形势》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作者认为,使用供给标准是由人类在发展低水平上的供需矛盾决定的。过去在人口宏观控制问题上,人们总是把人口发展同以食物为中心的各项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保障相联系,把保障供给的程度和形势作为评价人口形势的依据,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正>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即着手研究人口问题。大约从30年代中期起,由于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人口学基本上仅完成调查登记和分析统计资料。60年代起,由于实际需要,苏联人口学开始迅速发展。现阶段,人口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以及作为社会主要消费力量和生产力量的地位和作用
<正> 当前,我国农村的人口控制还主要依赖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力强制干预,如国家政策、法令规定、行政管理、社会政洽经济措施等等。这些外在的强制性的人口约束机制在人口生育变动的新的阶段已不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控制功能,有时甚
<正> 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作为调整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经济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目前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过快,农民多生、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
<正> 积极发展人口学教学,努力为我国培养人口学人才,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为此,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从198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以后又相继增设人口学博士培养点和人口学
<正>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人口研究》已经迎来了它创刊后的第15个春天。回想创刊当年,往事历历在目。1977年文化大革命的寒冬刚刚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人口学研究的许多禁区尚
“八五”规划提出,90年代我国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应控制在12.5‰,完成这一目标无疑困难不小。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何行动? 今年9月份,由5个高校人口研究所和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联合在武汉召开了“中国人口控制与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我刊利用这次机会,邀请了部分与会专家、中青年学者,组织了“9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笔谈会。我们希望,笔会的成果能对我国的人口控制有所裨益。
<正> 自70年代初中国大力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一代独生子女甚至已进入成熟的青春期并开始走向社会,而且独生子女人口群体正日趋庞大。伴随“独生子女新生
<正> 从70年代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至今已有20年了。前10年,工作顺利,成绩显著;后10年,生育率停滞、波动,甚至回升反弹,计划生育,特别是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了最难办的事之一。为什么难?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与农民个体利益之间有尖锐的矛盾,农民不愿意按政策要求约束自己的生育子女数量。
<正> 计划外生育通常指以下四种情况:(1)早育;(2)间隔不足生育;(3)多育;(4)其他未获得当年指标的生育。对于前面3项,各地衡量的标准比较“死”,属较明确的“计划外生育”。第4项的“弹性”则比较大。说它有弹性并不是说下达指标的数量有多大弹性,恰恰相反,是指制定这一指标本身就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课题。许多地区的超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