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埃特加·凯雷特是在复旦创意写作班的课堂上。大概因为上海的雾霾，也可能是前一天与上海诗人们的城市漫游耗尽了气力，他灰白着一张脸，细不可闻的声音里还掺杂很重的鼻音，全程有如自言自语。在他的散文中讲到过这样的情景：舱门封闭后十几小时的飞行，把他运到了十几个陌生人面前，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可能照着既定的文本，也有可能天马行空即兴发挥一气，全看当时的心情，事后则得依靠护照上的戳记来回忆到底去的是哪儿。他还是个虔诚的素食主义者，这可为难坏了负责招待的老师，大学食堂里要挑出一桌子像样的纯素并不容易。最终，大伙儿决定由着各人的口味大快朵颐，放任凯雷特靠一瓶零度可乐续着命。
　　当时我还未接触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品，基于亲眼所见和一些访谈报道，他留给我的印象有些“傲娇”外加“弱鸡”：他曾在波兰一幢直径只有几十厘米的窄屋中作息、书写，传达犹太受难者在集中营里受到残忍禁锢的历史，挺行为艺术的。但是，当了几年文学编辑后，我多少也有了经验，那些看似浮夸的表象，只是波瀾壮阔的内心戏经过羞怯与敏感的折射后形成的虚像而已。
　　所以，我既惊讶又毫不奇怪，他身为一名创意写作教师，同时又是从事创意写作的作家，跟同学们在课上分享写作贴士时格外实诚，一条条全是技术干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建议同学们“从中间开始写”。根据他的理论：“写完一个作品，试试从中间开始读，是否也能成立？如果读得通，那中间之前的部分就应该去掉，就像去掉烤蛋糕底部那圈焦了的部分。”怪不得，你要是去看他在中国最出名的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话，很少有看了开头便猜到结局的，因为你能看到的，本非故事真正的起始，那被略去的开头需要你调动想象力自行补完，这也是凯雷特能够在极短的篇幅里对人心一击即中的有效方法。听说歌手范玮琪就曾拿着繁体字版在车上晒过微博——谁让这文字实在有速度与激情啊，谁让作者的野心可是“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啊！
　　后来，凯雷特的作品被引进了，毕竟有过一面之缘，我想，如果能翻译他的作品，岂不妙哉！《美好的七年》竟然真的成了我的第一本译作，接着是《最后一个故事，就这样啦》，隔了五年，我又翻译了他的两本图画书《长头发的猫咪男孩》《小小的王国》以及全新故事集《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其实《最后一个故事，就这样啦》英语版书名叫The Nimrod Flip-Out（我翻译成“七窍生烟”），《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英语版书名叫Fly Already（我翻译成“纵身一跃”。两次都被改成了时下颇受青睐的长书名，可能编辑觉得更符合他所理解的作者气质咯），总之，两个英语书名都有一种想要疏离、摆脱、抛弃的味道。他到底想摆脱什么呢？也许，就是与“失常”相对的一种“正常”状态吧。
　　他想摆脱正常的故事。对于作家来说，叙述形式的创新和试验可谓职责所在。Stereotype和cliché大概是所有创意工作者的噩梦？而在讲故事方面，凯雷特可算是天赋异禀的了。“奇异”“陌生”“有趣”，别人需要苦心经营才能获得的评价，他在看似随意、自然、有如聊天般的口吻里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富有技巧性的故事像一个机关重重的复杂游戏，而读者披荆斩棘破开作者精心搭建的迷局后，智性获得的满足感和释放感与酒醉后的巅峰体验十分相近。追求新鲜的形式是青春活力的标志之一，难怪凯雷特在豆瓣网这个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拥有为数不少的忠粉。
　　如果你翻开新书《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会很惊讶地发现，目录中并没有书名的同名篇目，难道它不配拥有名字吗？不，它是像幽魂一般，在书中不时飘忽闪现。那是一份啰里八嗦、来回掰扯的邮件记录，不太均匀地散落在其他故事中：写信人瓦尔沙夫斯基非要在大屠杀纪念日这天带母亲去玩密室逃脱，理由是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母亲需要在这一天找点娱乐以回避痛苦的记忆。而法律规定了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是要举国同哀的。为了说服密室逃脱的经理接待他们，他又是姓氏溯源又是假设推理，既声泪俱下地哀求又胡搅蛮缠地道德绑架。在故事的最后，身心俱疲的经理现出了原形，他竟然是个分子形式的外星先遣特工，并决定彻底切断与眼前的银河系边缘物种的联系。凯雷特用外星人的视角指出：这一物种格外傲慢，一味强调自身的苦难，对他人的付出置若罔闻，一旦外部规则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就善于曲解并极富攻击性，如果与这样的族群开放往来，必然对本族群造成不可挽回的威胁。读到这里，不禁拍案，最近频繁的“种族”争论里，瓦尔沙夫斯基的身影不在少数。
　　凯雷特想摆脱的，还有“正常的生活”。其实，他的个人生活挺寻常的。在这里我仍想多提一下他的散文集《美好的七年》。因为这部集子用了非虚构的笔法，最清晰地体现了凯雷特真实的个人情绪。他首先是一位疼惜儿子的慈爱父亲、依赖眷恋父亲的淘气儿子。说起父亲独闯西西里的传奇，纠集一支吉普赛乐队在法国大使馆门边撒尿无意间邂逅母亲的浪漫故事时，语气中满是自豪;他还是个“坑娃”的奶爸，儿子列维在他笔下，小小年纪就被观察到所向披靡的掠夺能力和推卸责任的天赋，就跟天生的政治家似的……《美好的七年》之所以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大概是因为书中不少情绪逻辑让我们感觉很亲切。有一个情节我挺难忘的：主人公打电话去电信局，用严肃的口气质疑自己被扣除了超额的话费，但接线员的态度比他更大义凛然，责备他在国家战局危难时，怎么还有心情顾着话费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口气是不是很熟悉？当志愿者们为抗疫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筹措经期卫生用品时，留言评论中“国家大难当前，你就关心裤裆里那点事”同样赫然在目。
　　但是，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作为以色列人，凯雷特的日常生活中有更为切近的战争背景、民族伤痛的烙印。即便如今，以色列人生活的常态依然是：一幕连着一幕的非常事件。在《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里，有一篇《北极蜥蜴》延续着“美好的七年”时期的风格。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主人公是个刚满十四岁的孤儿，却已经是一名看惯腥风血雨的士兵了。他改写了自己的遗嘱，由此面临两难抉择：如果他死了，遗产将留给因救他而致残的长官;如果他幸存，将带着积蓄回到相依为命的挚爱女友身边。可别小看他的财富哦，那是29个世间难觅的高阶“宝可梦”角色，有了它们，战争的恐怖和残酷如同儿戏。主人公最后还不忘自我调侃一把：无论活着还是死了，总有一个人要失望，好在谜底很快就会揭晓。《白板》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蕴含科幻色彩的故事，在凯雷特之前的作品中不常见。故事铺垫了绵长厚实的悬念，像一个高耸的旋转滑梯，人工智能的梗出现得很突兀——从技术层面使得历史失而复得似乎已具备了操作性，但技术的革新真的无所不能吗？罪恶屠戮留下的精神血窟不是还在汩汩流淌着鲜血吗？
　　不过，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凯雷特鲜明的、一以贯之的文字表现力：有幽默、担忧（但也幽默）和沉痛（但也幽默）。他的这种个人色彩颇为浓厚的写作方式，经常遭遇麻烦。他的小说进入以色列中学课堂，有教师上街游行抗议，还有老师说就算被解雇也不教他的作品。面对挫败和伤痛，一般人惯于用严肃的仪式来纪念，但是凯雷特的作品却让他们看了开头，猜不到“应有”的结局。
　　虽然否定和抗议此起彼伏，这个外表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男人却十分无畏坚定。他说：在虚构故事里，没有任何借口可找，作者就是上帝，人物的成败，责任全在作者。言下之意，无论这故事让你喜欢或是不适，猜得透还是看不懂，都无所谓，因为他就想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