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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是为了离开冰雪
新体育：(以下简称新)从当运动员起，你就把读书学习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什么这样做？
叶乔波(以下简称叶)：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上小学时，我的成绩总在班上前三名。“文革”期间，由于总抄大字报，我的字练得也不错。可我毕竟只上了几年学，文化底子差，进入运动队后，我开始自学，还坚持写日记。父亲给我寄来教材，一套是课本，一套是答案，可数学课程我看不懂，父亲就要我学语文和外语。运动队常出国比赛，因为不懂外语．我们常遇到麻烦。有一次比赛提前了，广播通知时译员不在场，队里一名很有希望拿牌的队员上场过于匆忙，赛中摔了跤。这使我更加感到中国运动员要提高文化素质，学习要靠自觉。
那时每天晚饭时间，正值电视台播出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我总是一溜小跑着把饭打回来，边吃边学。我把写满英语单词的纸条，贴在床头，甚至洗手间里，随时随处都可看到。念不准音标，我就注上汉字。在火车上碰上个大学生，我也上前请教。我这人敢问敢讲，毫无顾及，跟外国朋友对话时经常是连说带比划。我还常与外国同行通信。比如，我速滑耐力差，就写信请教以耐力项目著称的国家荷兰、挪威的教练，从中学到不少先进教学计划和心理调节方法．也使英文大有长进。以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可以与外国记者交流了。(1992年冬奥会前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叶乔波用英文慷慨作答，数百名记者起立为之鼓掌——笔者注)
13岁那年，我刚入八一队不久，就受伤了，最长时住过一个半月的医院。4、5节颈椎半脱位、骨质增生。第9胸椎压缩性骨折，以后又跟骨骨刺、膝关节半月板摘除，软骨断裂……被淘汰的境遇，时时笼罩着我，紧迫感、压力感伴我走过整个运动生涯。自然，读书学习，增长知识，会使我退役后的人生之路有更宽泛的选择。
新：做运动员时，你上过哪些学校？
叶：在国家队集训期间，我在长春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完成了体育大专学业，后来又在沈阳体育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学习内容基本是生理解剖、运动医学、运动生理、运动力学等知识，这对我的运动生涯的确有很大帮助，以至于我经常带着针灸用具，现学现扎。退役前，我曾想到北京体育大学田麦久教授门下，研究体育理论，为当教练做铺垫。而为了参加最后一次奥运会，我先后做了两次膝关节手术，最终我选择了到清华大学攻读MBA。
新：为什么从体育学转到经济学领域？
叶：有多种因素引发我改变人生方向。比如，1992年冬奥会上500米速滑决赛上，本该在换道区让道的欧洲选手竟不让道，造成撞击，使我最终以0.18秒的微弱差距与金牌失之交臂，西方的裁判长却让这一犯规事件合理成立了。0.18秒，眨眼即逝，就是这一瞬间影响了中国冰雪和我的命运。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强大。体育与经济密不可分。
再如出国训练，日本和韩国等经济强国每年夏季都要输送大批运动员去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进行高原训练，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而我们中国队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去一两个人。出国训练比赛，为了节省经费买运动器材，我们经常住在朋友家里，甚至成为他们的干女儿，由此我也深感到发展冰雪运动，必须发展经济。
此外，我的膝关节的大面积软骨都碎了，不得不摘除，无法长时间穿着冰刀站在冰上执教。而我这人喜欢较劲儿，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否则就不做。既然当不上教练，就要选择比较宽泛的领域寻求发展，由此我选择了攻读经济，这个领域的发挥空间和余地都很大。
然而，无论怎样选择，都脱离不开我的冰雪情缘，因为，我的梦想和成就都缘于冰雪。
“我不会轻易说‘不’字
叶：可能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太多了。我只记得我是第一个由原国家教委特批免试进入清华读书的运动员。清华大学这所著名学府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是一块圣地。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体大田教授家的途中，换车地点就在清华大学西门。那时，我多想在门前照张相啊，事隔一年的又一个春假，我带着照相机专门跑到那儿留了个影。
刚退役不久，清华大学团委将电话打到我下榻的康复中心，当一位叫刘杰的同志转达书记意见：问我想不想来清华上学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当然想，那是我的梦想！”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开学前，清华大学从陈希副校长到经管学院赵成均院长，卢家仪、赵平等教授都与我见了面，既告诉我学习有压力，又鼓励我一定能学好。随后，房管科的任久玉科长(他当时看上去像一个高中生，事隔十年的今天，他却帮我成就了第三个梦想。现在他是“乔波冰雪世界”室内滑雪馆的总经理)骑着单车领我去看房，而我当时是拄着双拐走进自己的房间的。那是一套五六十平方米两室一厅带卫生间和厨房的住所。当听到这里原是学校副书记陈希住的房子时，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憾，原来，教授的待遇这么低！我订购了全套家具，布置满整个房间：书柜，高低柜，沙发床，还有厨具，洁具，应有尽有，当然书桌是最漂亮的。在这里，我经历了难忘的学习生涯．对于一个年过而立。还在补习中学课程的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很新鲜的事。
新：能想像出，MBA课程对你一定不轻松，要补的东西不会少。
叶：那难度是我原来没想到的。文科和需要记忆的课程还好些，可一看到西方会计学、运筹学、西方经济学等沾数字的课本，我就傻眼了，毕竟我的数学功底太薄了。记得入学时，朋友调侃地问我：1/2加上1/3等于几，我不假思索地答道：2/5呗！
因此，第一年的时间我全部用来补课，从解方程到函数、从微积分到线性系数，全是基础知识。两名教授和两名研究生每天来给我补课，他们从繁多的数学知识体系中提炼出研究经济学将会涉及的关键内容，我一边拼命记忆，一边尽可能地多做练习。我的补课是全天候的，早上7点起床，夜里一、二点钟才上床，脑子里塞满了公式和数字。实在太难的，干脆就死记硬背公式。有时教授就和我在宿舍里一起做饭、吃饭，接着再上课。
新：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叶：那要算是做市场营销学的案例作业时，作业没有固定答案，而且第二天必须上交，我有时翻了很多书，却根本摸不着解题的边际，竟急哭过：“怎么这样难呀！”。哭过之后，我还得再扎到书堆里从头再来。那时，我晚上9点下课回家，冲个澡，接着开始做作业，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起初我到处找朋友寻找答案，后来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人家了，我就独立地做作业，渐渐习惯了，就好了。
新：最难的时候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叶：(笑)让我放弃一件事太难了，我不会轻易说“不”。最难时我就想：再顶一顶，一定行的！
其实，每做出一个难题，完成一个案例作业后，我都有一种成就感，很像在运动队完成了一堂重要的训练课。而且在学习上我也有运 动员的优势，比如我悟性好，老师一点就通。再如，我胆子大，课堂上勇于发言，我想：“反正我的起点和大家不一样，说错了，老师，同学都不会笑话。”有时，我还运用比赛时的战术技巧，争取主动：课上讨论发言时，我不仿第一个，也不做最后一个，总是抢中间或偏前的时机发言，这样既可以受到前面发言人的启发，也不至于落在后面让人家把新意都说完了。英语口试时，我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上尽情发挥，“拽”着老师不由自主地跟着我更熟悉的话题走。当然，运动员的执著认真，挖掘潜能的优良素质，也是我闯过学习难关的法宝。
新：能具体说说吗？
叶：比如毕业论文答辩，我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很细致，与导师不断沟通，准备了许多答辩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以及答案。答辩前一天的下午，我悄悄来到空无一人的答辩室，把讲台、黑板、电源，老师等位置搞得清清楚楚。我要做的POWER POINT文稿演示，按要求不得超过15分钟，我最终决定控制在12分钟之内，将其精华的部分简洁、流畅地展现出来，给老师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像贞的答辩那样，站在讲台上从头到尾演习了三遍，直到确实控制在12分之内了。我甚至把什么时候看电脑，什么时候面对老师，一分钟要说出多少个字节都确定好了。第二天，我就是按照这个既定程序做的，很顺利。我的POWERPOIN下要点清晰，界面舒服，不回避老师关心的要害部分。以后虽然遇到了两三个没想到的问题，但我心中一点也不紧张，毕竟我对自己的论文太熟悉了。全期300多名硕士研究生答辩完后，我的成绩排名第5。那种感觉不亚于我站在冠军领奖台上！
新：戴上硕士帽那天你还记得哪些？
叶：那天下着雨，这寓意着好运气，我很信这个。我特意换了一件唐装样式的服装，很显体型，不少人找我签字合影。惟一有点不舒服的是，满眼都是二十三四岁应届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一下子跳到年近不惑。当年和我一起入校的同学早已毕业了，而我，为了这一天，花费了整整6年光景，所以，我的同班同学无形中多了好几倍，同学们常介绍自己是叶乔波同学。而轮到自己，则多少有些惭愧。
读博，“想挑战自己”
新：一个运动员在中年时，能完成MBA学业，已经很不易了，你为什么还要选择继续读博士？
叶：挑战自我，想试一试，无非就是多花些时间嘛！滑冰是有终极目标的，可读书没有，学无止境。我也想为从事专业的运动员们做些尝试。当然，作运动员并不一定像我这样都去攻读博士，但我觉得不能放弃学习，至少应达到本科水平，这样，才能具有在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
新：你的这一决定家人能认同吗？
叶：我妹妹常说：“累不累呀，听着都累，还是见好就收吧！”但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只要我想做，无人能阻拦，一条道走到黑，很傻。
其实，我在清华还没毕业时就已着手策划攻读博士了。起初别人把我推荐给北京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中央党校。
新：为什么这样选择？
叶：我18岁就成为中共党员，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尽管我生长在“文革”年代，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出外训练。比赛只能躺在火车座位下面．下车时棉鞋被人穿走(当时零下30摄氏度)的艰难岁月，感受过掉进冰窟窿的寒冷、替人受过的灾难性打击……我依然感恩戴德，永远留住别人善待我的记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吃饱肚子、过好生活还骂娘的做法。所以，我选择了在中央党校继续深造，而刘海藩副校长也是我钦佩的知名经济学教授，我算是慕名而去的。还有一点，党校的课程跟政治、时势紧密相关，每周都能听到政府高级领导讲课，我觉得在这里读书很轻松，易于掌握社会实践知识。
我花了半年时间预习．突击了两个月复习，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结果外语差了5分，可我又一次享受到世界冠军的待遇，2000年，我如愿被破格录取。
新：对你来说，博士课程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叶：是英语八级。单词量太大，人不服老不行，我的记忆力明显不比从前了。英语课上，常常4人一组抓阄选题，展开讨论，而主题面很广，盗版。艾滋病、战争，国际政治、企业经营等，五花八门。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攻外语，主要是看书，吃透教材，努力把作业完成好。不过，我的判断力还不错，即使一篇外文中有五分之一的单词不认识，我也能很快抓住中心．把握正确答案。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毕业文答辩迫在眉睫。
新：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
叶：《体育经济国际比较》。我想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机制的比较，探寻一条完善我国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发展的模式和政策。这个选题在党校无人涉及，前期收集资料的工作难度很大．其中大部分是英文资料。另一个难点是，研究来研究去，总会与我国体育的现行机制和政策相冲突，甚至冲撞得很厉害。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做，无论怎样，我都要提出自己的观点，我相信，中国体育迟早有一天要全面走向市场。
新：打算何时进行论文答辩？
叶：争取明年吧。
“我真正的生活在40岁以后”
叶：其实，滑雪馆只是用我的名字罢了。不过，这个馆的筹划、融资、创建等工作，我的确投入了大量精力。我说过，我一生与冰雪结缘，学经济也是为了体育。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乔波室内滑雪馆可行性研究报告》，近6万字，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为了它，我跑到黑龙江，吉林、上海。甚至欧洲等地进行市场调研，全部是自费。当找到投资商以后，我的使命也随之结束。我不得不承认在清华、党校学到的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经济法、西方会计学等课程，对我实现这一梦想有相当大的帮助。
新：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学海中打拼，回头看时，你有什么感觉？
叶：我该学习的时候却全身心投入训练和比赛，可我用这宝贵的青春年华完成了我的第一个目标，可谓事业有成。而我第二个梦想就是读书，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从小学到博士的学业，至少省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捎带脚，在我积极倡导努力下，终于由清华科技园所属企业，打造了首都第一家室内滑雪馆，为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增添了生机，为培养跟我一样的世界冠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一生很充实，也很有意义。但是．即使拿到了文凭，也不意味着我的梦想终止了。我的一生永远与梦想结伴，不断地去编织，去实现，只是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繁忙，劳累了。
新：那以后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叶：我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真正的家。新：你对这个家另一半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叶：学习和滑冰都可以有标准界定，可丈夫的标准的确不好界定，更多的是可遇不可求，是缘分。我只希望两人在一起要快乐，彼此体贴入微。我的个性强，做事过于尽善尽美，为人所累，也让人大累，许多男士生活在传统的中庸之道背景下，一听是叶乔波，就负担挺重，连面也不敢见了。所以，步入这个尴尬的年龄，我只能在夹缝中找寻知音，感受快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新：人到中年，仍孑然一身，是不是有一种上帝不会让一个人总是有得无失的感觉？
叶：是的，家人也总说我失去的太多，可我从不觉得。我一向喜欢感受过程，为目标而追寻，我用自己拥有的能量，做了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每上一个台阶，都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欲，都有一份快乐跟我喜欢的人分享。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一生如同一张没有被勾画的纸一样空白，该多悲惨？即使年轻时经历了一些坎坷，遭受一些挫折，也是好事，那是生活中丰富的一页。到了晚年，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惟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回忆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我有限的生命中缔造的，如能与人共享，那快乐也应该是成倍数的。我觉得，我真正的生活应该从40岁开始，晚些又何妨？
责编／柏强
新体育：(以下简称新)从当运动员起，你就把读书学习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什么这样做？
叶乔波(以下简称叶)：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上小学时，我的成绩总在班上前三名。“文革”期间，由于总抄大字报，我的字练得也不错。可我毕竟只上了几年学，文化底子差，进入运动队后，我开始自学，还坚持写日记。父亲给我寄来教材，一套是课本，一套是答案，可数学课程我看不懂，父亲就要我学语文和外语。运动队常出国比赛，因为不懂外语．我们常遇到麻烦。有一次比赛提前了，广播通知时译员不在场，队里一名很有希望拿牌的队员上场过于匆忙，赛中摔了跤。这使我更加感到中国运动员要提高文化素质，学习要靠自觉。
那时每天晚饭时间，正值电视台播出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我总是一溜小跑着把饭打回来，边吃边学。我把写满英语单词的纸条，贴在床头，甚至洗手间里，随时随处都可看到。念不准音标，我就注上汉字。在火车上碰上个大学生，我也上前请教。我这人敢问敢讲，毫无顾及，跟外国朋友对话时经常是连说带比划。我还常与外国同行通信。比如，我速滑耐力差，就写信请教以耐力项目著称的国家荷兰、挪威的教练，从中学到不少先进教学计划和心理调节方法．也使英文大有长进。以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可以与外国记者交流了。(1992年冬奥会前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叶乔波用英文慷慨作答，数百名记者起立为之鼓掌——笔者注)
13岁那年，我刚入八一队不久，就受伤了，最长时住过一个半月的医院。4、5节颈椎半脱位、骨质增生。第9胸椎压缩性骨折，以后又跟骨骨刺、膝关节半月板摘除，软骨断裂……被淘汰的境遇，时时笼罩着我，紧迫感、压力感伴我走过整个运动生涯。自然，读书学习，增长知识，会使我退役后的人生之路有更宽泛的选择。
新：做运动员时，你上过哪些学校？
叶：在国家队集训期间，我在长春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完成了体育大专学业，后来又在沈阳体育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学习内容基本是生理解剖、运动医学、运动生理、运动力学等知识，这对我的运动生涯的确有很大帮助，以至于我经常带着针灸用具，现学现扎。退役前，我曾想到北京体育大学田麦久教授门下，研究体育理论，为当教练做铺垫。而为了参加最后一次奥运会，我先后做了两次膝关节手术，最终我选择了到清华大学攻读MBA。
新：为什么从体育学转到经济学领域？
叶：有多种因素引发我改变人生方向。比如，1992年冬奥会上500米速滑决赛上，本该在换道区让道的欧洲选手竟不让道，造成撞击，使我最终以0.18秒的微弱差距与金牌失之交臂，西方的裁判长却让这一犯规事件合理成立了。0.18秒，眨眼即逝，就是这一瞬间影响了中国冰雪和我的命运。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强大。体育与经济密不可分。
再如出国训练，日本和韩国等经济强国每年夏季都要输送大批运动员去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进行高原训练，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而我们中国队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去一两个人。出国训练比赛，为了节省经费买运动器材，我们经常住在朋友家里，甚至成为他们的干女儿，由此我也深感到发展冰雪运动，必须发展经济。
此外，我的膝关节的大面积软骨都碎了，不得不摘除，无法长时间穿着冰刀站在冰上执教。而我这人喜欢较劲儿，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否则就不做。既然当不上教练，就要选择比较宽泛的领域寻求发展，由此我选择了攻读经济，这个领域的发挥空间和余地都很大。
然而，无论怎样选择，都脱离不开我的冰雪情缘，因为，我的梦想和成就都缘于冰雪。
“我不会轻易说‘不’字
叶：可能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太多了。我只记得我是第一个由原国家教委特批免试进入清华读书的运动员。清华大学这所著名学府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是一块圣地。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体大田教授家的途中，换车地点就在清华大学西门。那时，我多想在门前照张相啊，事隔一年的又一个春假，我带着照相机专门跑到那儿留了个影。
刚退役不久，清华大学团委将电话打到我下榻的康复中心，当一位叫刘杰的同志转达书记意见：问我想不想来清华上学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当然想，那是我的梦想！”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开学前，清华大学从陈希副校长到经管学院赵成均院长，卢家仪、赵平等教授都与我见了面，既告诉我学习有压力，又鼓励我一定能学好。随后，房管科的任久玉科长(他当时看上去像一个高中生，事隔十年的今天，他却帮我成就了第三个梦想。现在他是“乔波冰雪世界”室内滑雪馆的总经理)骑着单车领我去看房，而我当时是拄着双拐走进自己的房间的。那是一套五六十平方米两室一厅带卫生间和厨房的住所。当听到这里原是学校副书记陈希住的房子时，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憾，原来，教授的待遇这么低！我订购了全套家具，布置满整个房间：书柜，高低柜，沙发床，还有厨具，洁具，应有尽有，当然书桌是最漂亮的。在这里，我经历了难忘的学习生涯．对于一个年过而立。还在补习中学课程的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很新鲜的事。
新：能想像出，MBA课程对你一定不轻松，要补的东西不会少。
叶：那难度是我原来没想到的。文科和需要记忆的课程还好些，可一看到西方会计学、运筹学、西方经济学等沾数字的课本，我就傻眼了，毕竟我的数学功底太薄了。记得入学时，朋友调侃地问我：1/2加上1/3等于几，我不假思索地答道：2/5呗！
因此，第一年的时间我全部用来补课，从解方程到函数、从微积分到线性系数，全是基础知识。两名教授和两名研究生每天来给我补课，他们从繁多的数学知识体系中提炼出研究经济学将会涉及的关键内容，我一边拼命记忆，一边尽可能地多做练习。我的补课是全天候的，早上7点起床，夜里一、二点钟才上床，脑子里塞满了公式和数字。实在太难的，干脆就死记硬背公式。有时教授就和我在宿舍里一起做饭、吃饭，接着再上课。
新：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叶：那要算是做市场营销学的案例作业时，作业没有固定答案，而且第二天必须上交，我有时翻了很多书，却根本摸不着解题的边际，竟急哭过：“怎么这样难呀！”。哭过之后，我还得再扎到书堆里从头再来。那时，我晚上9点下课回家，冲个澡，接着开始做作业，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起初我到处找朋友寻找答案，后来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人家了，我就独立地做作业，渐渐习惯了，就好了。
新：最难的时候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叶：(笑)让我放弃一件事太难了，我不会轻易说“不”。最难时我就想：再顶一顶，一定行的！
其实，每做出一个难题，完成一个案例作业后，我都有一种成就感，很像在运动队完成了一堂重要的训练课。而且在学习上我也有运 动员的优势，比如我悟性好，老师一点就通。再如，我胆子大，课堂上勇于发言，我想：“反正我的起点和大家不一样，说错了，老师，同学都不会笑话。”有时，我还运用比赛时的战术技巧，争取主动：课上讨论发言时，我不仿第一个，也不做最后一个，总是抢中间或偏前的时机发言，这样既可以受到前面发言人的启发，也不至于落在后面让人家把新意都说完了。英语口试时，我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上尽情发挥，“拽”着老师不由自主地跟着我更熟悉的话题走。当然，运动员的执著认真，挖掘潜能的优良素质，也是我闯过学习难关的法宝。
新：能具体说说吗？
叶：比如毕业论文答辩，我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很细致，与导师不断沟通，准备了许多答辩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以及答案。答辩前一天的下午，我悄悄来到空无一人的答辩室，把讲台、黑板、电源，老师等位置搞得清清楚楚。我要做的POWER POINT文稿演示，按要求不得超过15分钟，我最终决定控制在12分钟之内，将其精华的部分简洁、流畅地展现出来，给老师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像贞的答辩那样，站在讲台上从头到尾演习了三遍，直到确实控制在12分之内了。我甚至把什么时候看电脑，什么时候面对老师，一分钟要说出多少个字节都确定好了。第二天，我就是按照这个既定程序做的，很顺利。我的POWERPOIN下要点清晰，界面舒服，不回避老师关心的要害部分。以后虽然遇到了两三个没想到的问题，但我心中一点也不紧张，毕竟我对自己的论文太熟悉了。全期300多名硕士研究生答辩完后，我的成绩排名第5。那种感觉不亚于我站在冠军领奖台上！
新：戴上硕士帽那天你还记得哪些？
叶：那天下着雨，这寓意着好运气，我很信这个。我特意换了一件唐装样式的服装，很显体型，不少人找我签字合影。惟一有点不舒服的是，满眼都是二十三四岁应届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一下子跳到年近不惑。当年和我一起入校的同学早已毕业了，而我，为了这一天，花费了整整6年光景，所以，我的同班同学无形中多了好几倍，同学们常介绍自己是叶乔波同学。而轮到自己，则多少有些惭愧。
读博，“想挑战自己”
新：一个运动员在中年时，能完成MBA学业，已经很不易了，你为什么还要选择继续读博士？
叶：挑战自我，想试一试，无非就是多花些时间嘛！滑冰是有终极目标的，可读书没有，学无止境。我也想为从事专业的运动员们做些尝试。当然，作运动员并不一定像我这样都去攻读博士，但我觉得不能放弃学习，至少应达到本科水平，这样，才能具有在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
新：你的这一决定家人能认同吗？
叶：我妹妹常说：“累不累呀，听着都累，还是见好就收吧！”但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只要我想做，无人能阻拦，一条道走到黑，很傻。
其实，我在清华还没毕业时就已着手策划攻读博士了。起初别人把我推荐给北京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中央党校。
新：为什么这样选择？
叶：我18岁就成为中共党员，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尽管我生长在“文革”年代，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出外训练。比赛只能躺在火车座位下面．下车时棉鞋被人穿走(当时零下30摄氏度)的艰难岁月，感受过掉进冰窟窿的寒冷、替人受过的灾难性打击……我依然感恩戴德，永远留住别人善待我的记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吃饱肚子、过好生活还骂娘的做法。所以，我选择了在中央党校继续深造，而刘海藩副校长也是我钦佩的知名经济学教授，我算是慕名而去的。还有一点，党校的课程跟政治、时势紧密相关，每周都能听到政府高级领导讲课，我觉得在这里读书很轻松，易于掌握社会实践知识。
我花了半年时间预习．突击了两个月复习，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结果外语差了5分，可我又一次享受到世界冠军的待遇，2000年，我如愿被破格录取。
新：对你来说，博士课程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叶：是英语八级。单词量太大，人不服老不行，我的记忆力明显不比从前了。英语课上，常常4人一组抓阄选题，展开讨论，而主题面很广，盗版。艾滋病、战争，国际政治、企业经营等，五花八门。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攻外语，主要是看书，吃透教材，努力把作业完成好。不过，我的判断力还不错，即使一篇外文中有五分之一的单词不认识，我也能很快抓住中心．把握正确答案。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毕业文答辩迫在眉睫。
新：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
叶：《体育经济国际比较》。我想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机制的比较，探寻一条完善我国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发展的模式和政策。这个选题在党校无人涉及，前期收集资料的工作难度很大．其中大部分是英文资料。另一个难点是，研究来研究去，总会与我国体育的现行机制和政策相冲突，甚至冲撞得很厉害。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做，无论怎样，我都要提出自己的观点，我相信，中国体育迟早有一天要全面走向市场。
新：打算何时进行论文答辩？
叶：争取明年吧。
“我真正的生活在40岁以后”
叶：其实，滑雪馆只是用我的名字罢了。不过，这个馆的筹划、融资、创建等工作，我的确投入了大量精力。我说过，我一生与冰雪结缘，学经济也是为了体育。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乔波室内滑雪馆可行性研究报告》，近6万字，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为了它，我跑到黑龙江，吉林、上海。甚至欧洲等地进行市场调研，全部是自费。当找到投资商以后，我的使命也随之结束。我不得不承认在清华、党校学到的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经济法、西方会计学等课程，对我实现这一梦想有相当大的帮助。
新：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学海中打拼，回头看时，你有什么感觉？
叶：我该学习的时候却全身心投入训练和比赛，可我用这宝贵的青春年华完成了我的第一个目标，可谓事业有成。而我第二个梦想就是读书，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从小学到博士的学业，至少省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捎带脚，在我积极倡导努力下，终于由清华科技园所属企业，打造了首都第一家室内滑雪馆，为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增添了生机，为培养跟我一样的世界冠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一生很充实，也很有意义。但是．即使拿到了文凭，也不意味着我的梦想终止了。我的一生永远与梦想结伴，不断地去编织，去实现，只是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繁忙，劳累了。
新：那以后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叶：我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真正的家。新：你对这个家另一半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叶：学习和滑冰都可以有标准界定，可丈夫的标准的确不好界定，更多的是可遇不可求，是缘分。我只希望两人在一起要快乐，彼此体贴入微。我的个性强，做事过于尽善尽美，为人所累，也让人大累，许多男士生活在传统的中庸之道背景下，一听是叶乔波，就负担挺重，连面也不敢见了。所以，步入这个尴尬的年龄，我只能在夹缝中找寻知音，感受快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新：人到中年，仍孑然一身，是不是有一种上帝不会让一个人总是有得无失的感觉？
叶：是的，家人也总说我失去的太多，可我从不觉得。我一向喜欢感受过程，为目标而追寻，我用自己拥有的能量，做了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每上一个台阶，都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欲，都有一份快乐跟我喜欢的人分享。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一生如同一张没有被勾画的纸一样空白，该多悲惨？即使年轻时经历了一些坎坷，遭受一些挫折，也是好事，那是生活中丰富的一页。到了晚年，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惟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回忆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我有限的生命中缔造的，如能与人共享，那快乐也应该是成倍数的。我觉得，我真正的生活应该从40岁开始，晚些又何妨？
责编／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