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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发卿相”，即以古稀、杖朝之高龄仍跻身高位，参与国家政务之老臣。这在清代政坛是极具普遍性的政治现象。清帝对其倚重的“白发卿相”荣宠有加。数十年政坛浮沉与经验积累，使“白发卿相”具备晚生诸臣所难以企及的政治眼光和治国韬略，是一种珍稀宝贵的政治资源。然而，他们也有着难以褪去的历史局限性和保守性。
【关键词】白发卿相 倚任 致仕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称官员退休为“休致”（亦称“致仕”或“致事”）。至于“休致”时间，则多沿用周礼中“大夫七十而致事”的传统，即以七十岁为基准退休年龄，清代亦如此，且对年龄的审核更为严格。然而，“白发卿相”的现象，在清代官场却是常态，而且相沿不绝。所谓“白发卿相”，即以古稀、杖朝之年仍跻踞高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仍参与国家大政。
清帝对其倚重的“白发卿相”荣宠有加
有清一代，在朝为官者，难以计数。如以官势最炽的军机大臣和官位最崇的内阁大学士（包括封疆大吏之领袖的总督大学士）为例，乾隆朝出任军机大臣者47人（内生卒年不详者15人）。其中，年过七十者13人（含年过八十者6人），占41%。光绪朝出任军机大臣者36人。其中，年过七十者13人（含年过八十者3人），占36%。乾隆朝出任大学士者60人（内生卒年不详者17人），其中，年过七十者24人（含年过八十者10人），占56%。如以地方总督大学士者12人（内生卒年不详者5人）计之，其中，年过七十者4人（含年过八十者1人），占57%，二者相差不多，但均已过半。光绪朝出任大学士者34人（内生卒年不详者6人），其中，年过七十者17人（含年过八十者4人），占61%。而如以地方总督大学士（即有大学士阁衔，但不入阁办事，仍留地方为总督者）者5人（内生卒年不详者1人）计之，其中，年过七十者3人，占75%。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乾隆、光绪两朝，虽时代背景不同，但“白发卿相”所占比重之大却如出一辙，且日渐突出。二是从两朝军机大臣中“白发卿相”的民族成分来看，乾隆朝有满洲7人，蒙古1人，汉人5人，汉人占比为38%。而光绪朝有满洲3人，汉人10人，汉人占比飙升至77%。可见，从乾隆到光绪，清廷对“白发卿相”的倚重，尤其是对汉族老臣的倚重愈益明显。三是同一时期，出任大学士（包括总督大学士）的“白发卿相”均多于出任军机大臣者，这主要是两种职位的功能有别，因为军机处是清帝的秘书班子，它对大臣身体和精力的要求更高罢了。四是清帝对其所倚重的“白发卿相”向来荣宠有加。如福建漳浦人蔡新（1707-1799），值上书房四十二年，乾隆帝以其“究心根柢，操履端谨，深敬礼之”。乾隆三十八年，赐其紫禁城骑马，并赐圆明园澄怀园寓所。四十八年，赐其御书“黄扉宿彦”匾额，并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年，帝辟雍讲学，御制诗内有“蔡新或备伯兄行”之句，自注曰：“今之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之席者。独大学士蔡新长予四岁，或可居兄事之列。”未几，蔡新上疏乞休，帝许之，加太子太师，并三赋诗以饯。五十五年，乾隆八十寿诞，蔡新诣京师祝嘏，帝赐其宴同乐园及人参一斤。及归，帝命归途所经，有司具舟车护行。嘉庆元年，蔡新年九十，赐额曰“绿野恆（同‘恒’，编者注）春”，并赐以文玩珍物。由此可见，清帝对其倚重的“白发卿相”荣宠到何等地步。
清帝为何屡屡突破制度的限制，任用年逾古稀的老臣
清代官制对官员“休致”有着严格的规定。那清帝为何又屡屡突破制度的限制，而任用诸多年逾古稀甚至耄耋的老臣，使其跻踞要津、安享富贵呢？
毋庸置疑，封建统治者的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以维护该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清廷重用“白发卿相”的目的，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清帝笼络大臣，宣示皇恩，还要从统治者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和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考查，从清帝重视儒家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的治国经验来理解。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问题层出不穷的广土众民，亟需富有深厚文化素养和治国才能的汉臣辅佐。而“白发卿相”的古稀之人，数十年政坛浮沉与经验积累，常使其具备晚生诸臣所难以企及的政治眼光和治国韬略，实是辅佐清帝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是一种珍稀宝贵的政治资源。同时，清帝对这些“老成忠恳，补衮陈善”的耆臣给予远超常规的荣宠，既可以发挥他们的余热，起到“表率百官”的效应，又能达到“以汉治汉”从而稳定天下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
我们先看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1672-1755）的例子，他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曾仕宦康雍乾三朝。康熙晚年，张廷玉累迁至刑部侍郎。雍正即位后，“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八年，首任军机大臣，每日必召入对，参与机密。史载：“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雍正）所倚。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乾隆二年，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寻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直至乾隆十四年，张廷玉方以七十八岁高龄休致。《清史稿》论曰：“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
再看乾嘉两朝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杰（1725-1805），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乾隆五十一年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寻任东阁大学士。嘉庆五年，杰以年老体衰乞休，帝温语慰留，许其拄杖入朝。七年再请，终允休致，时杰已七十八岁高龄。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既不结党营私，也不趋炎附势。时权臣和珅弄权，满朝为之噤声，王杰独不然。“遇有不可，辄力争。”嘉庆帝亲政之始，即命翦除和珅，王杰积极查办此案，终令和珅伏法。又嘉庆初年，白莲教大起义此伏彼起，如火如荼，成为困扰清廷的军政要务。王杰为此上疏献计“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并主张怀柔政策，最终扑灭了蔓延五省、历时九年的农民大起义。八年，王杰致仕返乡。行前，嘉庆帝赏其先帝御前陈设的玉鸠杖一枝、内府人参一斤，并赋诗二首，以宠其行。诗曰：“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永贞坚。枢庭久值宣纶綍，讲幄昔从授简编。”“屡蒙恩旨掌文衡，艺苑群瞻桃李荣。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其中，对王杰的倚任与赞赏不言自明。 晚清时，洋务运动的领袖、总督大学士湖南湘乡曾国藩、安徽合肥李鸿章、湖南湘阴左宗棠、直隶南皮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其中李鸿章（1823-1901），更是被慈禧太后称为“再造玄黄之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不论这些赞美有多过誉，但年逾古稀的李鸿章，直至晚年仍叱咤晚清政坛，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其离世的光绪二十七年，其仍以七十九岁的高龄，身兼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及督办政务处大臣等要职，对晚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以说，张廷玉辈，仕宦于清前期，正值清王朝蒸蒸日上之际。诸多典章制度、政策法规，均属草创。正是在他们的辅弼下，清王朝实现了政治的大一统、文化的集大成、经济的大变革，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继而走向世人称羡的“康乾盛世”。王杰诸人，仕宦于乾嘉之际，正值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时期。面对吏治的腐败、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他们以毕生的政治智慧，为君主建言献策，力挽“嘉道中衰”之狂澜。李鸿章等人，遭逢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肩负着“御侮”和“求强”的双重使命，憧憬着“同光中兴”的帝业大梦，于内政外交的纷繁事务中折冲樽俎。终其一生，虽难扶大厦之将倾，却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些从黑发到白发的卿相大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白发卿相”导致高级官僚阶层老龄化
“白发卿相”，位极人臣，以一身之先，为群臣所不能为之事功，享群臣所不得享之荣宠。宦海沉浮数十载，功绩与荣宠相埒。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发卿相”在历史大潮中总能占尽先机，成为顺应潮流的弄潮儿。恰恰相反，在诸多方面，他们有着难以褪去的历史局限性和保守性。给后人留下的负面影响，也是既深且巨的。
以“白发卿相”在朝之隆望，朝野上下争趋附焉，易生朋党之患。若唐代的“牛李党争”，以对方之是为非、以对方之非为是，互相攻讦。既削弱皇权，影响决策，又浪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对朝臣结党一事，清代诸帝深恶痛绝。雍正二年七月，御制颁发《朋党论》，对此大加挞伐。不料，雍正帝倚为股肱重臣的鄂尔泰、张廷玉，却在乾隆初年渐呈鄂、张党争之势，“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每每偾事误公。对此，乾隆皇帝深恶痛斥，直到十年鄂尔泰病逝，十四年张廷玉休致，此患方除。
以汉官为主体的“白发卿相”，在历史的滚滚大潮面前，往往表现出较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们或对某些开创事业抱持一种阻挠的姿态，或在国家危难关头，不识大局，不知进取。前者如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平准战役中，先是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派十四子胤祯驱准保藏；后有乾隆皇帝在解决内乱中的准噶尔势力时，“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力赞画，余无不意存畏葸”。这其中必有不少“白发卿相”狃于久安，不复振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光绪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作为帝师和理学家，他反对维新变法，恶西学如仇雠，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凡门人言新政者，皆屏不令入谒”。但此人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礼遇，“以其耆臣硕望，朝见时令近侍扶掖以宠之”，“大事皆决于桐”。结果在徐桐等人的鼓动下，慈禧下诏与八国列强同时开战，酿成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的“庚子事变”。
“白发卿相”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导致高级官僚阶层的老龄化。满朝文武，泰半皆是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龄。一方面，阻滞了新生代人才的进身阶梯，不利于官僚群体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行政机能的老化、僵化，势必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曹振镛（1755-1835），仕宦乾嘉道三朝，显达于道光朝，其晚年恩遇之隆，令朝臣侧目。门生问其故，曹某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不仅如此，其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种贪恋高位、无所作为的“白发卿相”，无疑也是历史的绊脚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马维熙对本文亦多有贡献）
【关键词】白发卿相 倚任 致仕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称官员退休为“休致”（亦称“致仕”或“致事”）。至于“休致”时间，则多沿用周礼中“大夫七十而致事”的传统，即以七十岁为基准退休年龄，清代亦如此，且对年龄的审核更为严格。然而，“白发卿相”的现象，在清代官场却是常态，而且相沿不绝。所谓“白发卿相”，即以古稀、杖朝之年仍跻踞高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仍参与国家大政。
清帝对其倚重的“白发卿相”荣宠有加
有清一代，在朝为官者，难以计数。如以官势最炽的军机大臣和官位最崇的内阁大学士（包括封疆大吏之领袖的总督大学士）为例，乾隆朝出任军机大臣者47人（内生卒年不详者15人）。其中，年过七十者13人（含年过八十者6人），占41%。光绪朝出任军机大臣者36人。其中，年过七十者13人（含年过八十者3人），占36%。乾隆朝出任大学士者60人（内生卒年不详者17人），其中，年过七十者24人（含年过八十者10人），占56%。如以地方总督大学士者12人（内生卒年不详者5人）计之，其中，年过七十者4人（含年过八十者1人），占57%，二者相差不多，但均已过半。光绪朝出任大学士者34人（内生卒年不详者6人），其中，年过七十者17人（含年过八十者4人），占61%。而如以地方总督大学士（即有大学士阁衔，但不入阁办事，仍留地方为总督者）者5人（内生卒年不详者1人）计之，其中，年过七十者3人，占75%。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乾隆、光绪两朝，虽时代背景不同，但“白发卿相”所占比重之大却如出一辙，且日渐突出。二是从两朝军机大臣中“白发卿相”的民族成分来看，乾隆朝有满洲7人，蒙古1人，汉人5人，汉人占比为38%。而光绪朝有满洲3人，汉人10人，汉人占比飙升至77%。可见，从乾隆到光绪，清廷对“白发卿相”的倚重，尤其是对汉族老臣的倚重愈益明显。三是同一时期，出任大学士（包括总督大学士）的“白发卿相”均多于出任军机大臣者，这主要是两种职位的功能有别，因为军机处是清帝的秘书班子，它对大臣身体和精力的要求更高罢了。四是清帝对其所倚重的“白发卿相”向来荣宠有加。如福建漳浦人蔡新（1707-1799），值上书房四十二年，乾隆帝以其“究心根柢，操履端谨，深敬礼之”。乾隆三十八年，赐其紫禁城骑马，并赐圆明园澄怀园寓所。四十八年，赐其御书“黄扉宿彦”匾额，并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年，帝辟雍讲学，御制诗内有“蔡新或备伯兄行”之句，自注曰：“今之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之席者。独大学士蔡新长予四岁，或可居兄事之列。”未几，蔡新上疏乞休，帝许之，加太子太师，并三赋诗以饯。五十五年，乾隆八十寿诞，蔡新诣京师祝嘏，帝赐其宴同乐园及人参一斤。及归，帝命归途所经，有司具舟车护行。嘉庆元年，蔡新年九十，赐额曰“绿野恆（同‘恒’，编者注）春”，并赐以文玩珍物。由此可见，清帝对其倚重的“白发卿相”荣宠到何等地步。
清帝为何屡屡突破制度的限制，任用年逾古稀的老臣
清代官制对官员“休致”有着严格的规定。那清帝为何又屡屡突破制度的限制，而任用诸多年逾古稀甚至耄耋的老臣，使其跻踞要津、安享富贵呢？
毋庸置疑，封建统治者的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以维护该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清廷重用“白发卿相”的目的，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清帝笼络大臣，宣示皇恩，还要从统治者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和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考查，从清帝重视儒家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的治国经验来理解。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问题层出不穷的广土众民，亟需富有深厚文化素养和治国才能的汉臣辅佐。而“白发卿相”的古稀之人，数十年政坛浮沉与经验积累，常使其具备晚生诸臣所难以企及的政治眼光和治国韬略，实是辅佐清帝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是一种珍稀宝贵的政治资源。同时，清帝对这些“老成忠恳，补衮陈善”的耆臣给予远超常规的荣宠，既可以发挥他们的余热，起到“表率百官”的效应，又能达到“以汉治汉”从而稳定天下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
我们先看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1672-1755）的例子，他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曾仕宦康雍乾三朝。康熙晚年，张廷玉累迁至刑部侍郎。雍正即位后，“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八年，首任军机大臣，每日必召入对，参与机密。史载：“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雍正）所倚。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乾隆二年，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寻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直至乾隆十四年，张廷玉方以七十八岁高龄休致。《清史稿》论曰：“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
再看乾嘉两朝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杰（1725-1805），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乾隆五十一年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寻任东阁大学士。嘉庆五年，杰以年老体衰乞休，帝温语慰留，许其拄杖入朝。七年再请，终允休致，时杰已七十八岁高龄。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既不结党营私，也不趋炎附势。时权臣和珅弄权，满朝为之噤声，王杰独不然。“遇有不可，辄力争。”嘉庆帝亲政之始，即命翦除和珅，王杰积极查办此案，终令和珅伏法。又嘉庆初年，白莲教大起义此伏彼起，如火如荼，成为困扰清廷的军政要务。王杰为此上疏献计“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并主张怀柔政策，最终扑灭了蔓延五省、历时九年的农民大起义。八年，王杰致仕返乡。行前，嘉庆帝赏其先帝御前陈设的玉鸠杖一枝、内府人参一斤，并赋诗二首，以宠其行。诗曰：“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永贞坚。枢庭久值宣纶綍，讲幄昔从授简编。”“屡蒙恩旨掌文衡，艺苑群瞻桃李荣。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其中，对王杰的倚任与赞赏不言自明。 晚清时，洋务运动的领袖、总督大学士湖南湘乡曾国藩、安徽合肥李鸿章、湖南湘阴左宗棠、直隶南皮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其中李鸿章（1823-1901），更是被慈禧太后称为“再造玄黄之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不论这些赞美有多过誉，但年逾古稀的李鸿章，直至晚年仍叱咤晚清政坛，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其离世的光绪二十七年，其仍以七十九岁的高龄，身兼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及督办政务处大臣等要职，对晚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以说，张廷玉辈，仕宦于清前期，正值清王朝蒸蒸日上之际。诸多典章制度、政策法规，均属草创。正是在他们的辅弼下，清王朝实现了政治的大一统、文化的集大成、经济的大变革，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继而走向世人称羡的“康乾盛世”。王杰诸人，仕宦于乾嘉之际，正值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时期。面对吏治的腐败、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他们以毕生的政治智慧，为君主建言献策，力挽“嘉道中衰”之狂澜。李鸿章等人，遭逢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肩负着“御侮”和“求强”的双重使命，憧憬着“同光中兴”的帝业大梦，于内政外交的纷繁事务中折冲樽俎。终其一生，虽难扶大厦之将倾，却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些从黑发到白发的卿相大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白发卿相”导致高级官僚阶层老龄化
“白发卿相”，位极人臣，以一身之先，为群臣所不能为之事功，享群臣所不得享之荣宠。宦海沉浮数十载，功绩与荣宠相埒。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发卿相”在历史大潮中总能占尽先机，成为顺应潮流的弄潮儿。恰恰相反，在诸多方面，他们有着难以褪去的历史局限性和保守性。给后人留下的负面影响，也是既深且巨的。
以“白发卿相”在朝之隆望，朝野上下争趋附焉，易生朋党之患。若唐代的“牛李党争”，以对方之是为非、以对方之非为是，互相攻讦。既削弱皇权，影响决策，又浪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对朝臣结党一事，清代诸帝深恶痛绝。雍正二年七月，御制颁发《朋党论》，对此大加挞伐。不料，雍正帝倚为股肱重臣的鄂尔泰、张廷玉，却在乾隆初年渐呈鄂、张党争之势，“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每每偾事误公。对此，乾隆皇帝深恶痛斥，直到十年鄂尔泰病逝，十四年张廷玉休致，此患方除。
以汉官为主体的“白发卿相”，在历史的滚滚大潮面前，往往表现出较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们或对某些开创事业抱持一种阻挠的姿态，或在国家危难关头，不识大局，不知进取。前者如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平准战役中，先是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派十四子胤祯驱准保藏；后有乾隆皇帝在解决内乱中的准噶尔势力时，“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力赞画，余无不意存畏葸”。这其中必有不少“白发卿相”狃于久安，不复振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光绪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作为帝师和理学家，他反对维新变法，恶西学如仇雠，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凡门人言新政者，皆屏不令入谒”。但此人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礼遇，“以其耆臣硕望，朝见时令近侍扶掖以宠之”，“大事皆决于桐”。结果在徐桐等人的鼓动下，慈禧下诏与八国列强同时开战，酿成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的“庚子事变”。
“白发卿相”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导致高级官僚阶层的老龄化。满朝文武，泰半皆是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龄。一方面，阻滞了新生代人才的进身阶梯，不利于官僚群体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行政机能的老化、僵化，势必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曹振镛（1755-1835），仕宦乾嘉道三朝，显达于道光朝，其晚年恩遇之隆，令朝臣侧目。门生问其故，曹某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不仅如此，其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种贪恋高位、无所作为的“白发卿相”，无疑也是历史的绊脚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马维熙对本文亦多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