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现实、再现以及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文化发现,到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表述,都以本质主义的观念宣称客观真实及全面地再现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民族志表述的文化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建构,民族志表述的仅仅只是"部分的真理"。由此文化本真性的观念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这种转向,对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于: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的时效性等因素,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遮蔽了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本真的文化不是那些被表述的碎片的、静止的社会事实,而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我们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远不同于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作为文化代理人,外来知识精英往往僭越本土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角色,继而建构本真的文化,但外来知识精英无法回避以下伦理拷问: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文化殖民。面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民俗学应该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