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说过：“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之所以是“最可怕的势力”，是因为：其一，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要摒弃这些行为的积弊一朝一夕难以奏效；其二，它不属于少数人的顽疾，它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习以为常，带有历史的惯性。人们稍对社会作一个粗略的观察，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穿马路、破坏绿化等陋习屡见不鲜。
　　笔者有位朋友从澳大利亚讲学归来，谈见闻时说了一则令国人汗颜的轶事：墨尔本一家宾馆大堂里设有垃圾桶，它分两层，下面的扔废物，上面一层铺着细沙，用来掐灭烟蒂。如今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人很多，但中国人进出宾馆路过垃圾桶时，常有人将痰吐到那一层细沙上，而且吐得是东一处西一处，黏糊糊地挂在桶的边沿。于是乎，宾馆写了中文标牌赫然贴在墙上：“请不要往里吐痰！”外国人也不是不吐痰，但他们是吐在纸里，再把纸揉好扔进桶的下层。如此举动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理解力，更无需任何技巧，却被我们同胞所轻忽。为什么只用中文书写而不是英德法日文书写这样的标牌？是特意针对中国人的？没错！这不是有意贬损咱中国人吗？那倒未必！其实，这并不是人家有意要鄙视中国人，往往是咱太不自重了，是国人的陋习无形中将自己降低到了让人家瞧不起的境地。这不止是贬损了国人的人格，也使得一个国家的国格多少打上了一些折扣。
　　环视国内的公共场所，针对国人的陋习，善意的提醒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的“请给老人、孕妇让座”，银行里的“请在黄线外等候”，马路边的“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酒楼饭店里的“禁止吸烟”，等等。但其作用却极为有限。不是吗？在“禁止吸烟”标牌旁照样有烟民在过瘾；在垃圾桶四周依然散落着易拉罐、香蕉皮、废纸屑；公厕内尽管有“便后请冲水”的告示，但仍是粪便横流、臭气熏天……由此可见，力除国人的陋习、提升国人的素质光有善意的提醒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治理陋习，我们还有什么高招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在世界上堪为独步。据说，在地上随意扔一个烟蒂，罚款1000新元，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罚在公共场所劳动几个小时，记者拍照，登上报纸，让他难以见人。近读《李光耀自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讲他主政时如何治理国民陋习的：“新加坡人文化低，需要严格训练，就像宠物，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好了，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拉屎撒尿了，那时候就不必严峻的法律去规范它了。”这里，他强调了法律的教育和教化作用。
　　李光耀说得在理！其实，人也是动物，只是“高级”一点而已，恩格斯还说人生来就遗有某些“兽性”哩！倘若不加以严格训练和长期调整，人的行为必然表现出动物的某些无理智的本性来。怎样调教？道德教化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法律规范更是须臾不可或缺。
　　古贤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果不拘小节，行为中常有陋习，势必会累及自己的品行；一个社会如果陋习泛滥，势必会累及其文明建设的进程。时下，既然仍有相当一部分国人把公共道德置之脑后，肆意损害全体公民的生存环境，那就应该施重典加以制止和约束。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两个支撑点，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前不久出台“最严”的禁烟令，上海市即将出台“最严”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都是值得点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