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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梳理关于民粹的主流理论基础上，结合后现代语境，建立了一个整合性的描述民粹内涵的框架模型，并且通过分析总结民粹之风再次席卷全球的原因和影响针对性地提出可能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民粹 内涵 原因 影响 应对措施
一、问题的提出
一大批媒体、政客和学者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竞选成功”等事件有力地证明了民粹势力正当其道。欧洲各国的最新大选结果也显示了“极负民粹色彩”的党派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些媒体、政客和学者都纷纷呼吁人们抵抗民粹势力。一时间，“民粹”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显性话语。同时，公共话语领域也存在着一个观点，即政治人物多多少少都带有“民粹”的色彩，只是存在个体差异而已。即便如此，也鲜有政客愿意把自己归入“民粹”的阵营。学界对“民粹”这一概念始终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人们在批评指责“民粹”的同时，也染上了“民粹”的作风——两极化世界，标签化“民粹”与“非民粹”。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民粹”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别是要客观、公正地理解“民粹”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内涵，理清“民粹”能“东山再起”的条件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
二、“民粹”概念和描述模型
普遍认为“民粹”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沙皇俄国农民运动，俄语词为“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本义为“到民间去”[1]。这个词突出了此概念最本质的内涵，即“重视广泛的人民基础”。现行较广泛流传的中文翻译——“民粹”容易使人联想艺术文化领域的诸如京剧这样的“国粹”，容易误导读者。笔者建议使用“平民主义”、“庶民主义”“民间主义”等词汇代替“民粹主义”，因为它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这一概念的本質特征。虽然“民粹”这一概念尚未有清晰的定义，但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平民大众对该词都有着自己的态度。英国一家调查机构的调研数据显示，现今大部分英国民众将“民粹”一词视为贬义词[2]。国际学界、政界基本上也对“民粹”“嗤之以鼻”，只有极少数的“民粹”运动，如土耳其凯尔莫国民运动能得到人们的正面评价。
对于民粹概念的理解分歧主要集中在民粹的本质界定：民粹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政治语言风格”，还是一种“运动”或一种“组织形态”。Mudde借鉴Freeden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定义将民粹定义为“内核较单一的——核心为‘人民’的意识形态”[3]。正因如此，民粹可与其他内核或丰富、或单一的意识形态相结合。
若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研究，则必须先理清“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何为“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将结合“相机暗箱”（camera obscu）的工作原理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它通过人脑的成像功能反映身处的世界[4]。Huck认为“意识形态”是某一群体的世界观，他们拥有一部分特属于该群体的语言[5]。还有些学者，如Zima将其定义为“某一群体的语言，用于指导群体成员言语行为”[6]；Poerksen也有类似观点将其描述为“某一‘意义群体’的‘世界观语言’”[7]。无论“意识形态”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现实社会的部分映照，学者们较一致地认为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与其他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抗，赢得受众的青睐和信服，最终影响受众的观点、思想和行动。
Taguieff较早提出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风格”，并解释道，因为这种风格既存在于右翼党也存在于左翼党[8]。这种政治风格常体现在言行“出格”：使用情感色彩丰富、画面感强烈的极端语言表达；谈论“正常党派”禁忌的话题；两极化、标签化、道德化社会群体等等。后现代民粹则更是善用各类大众传媒媒介以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他们深知，想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不一定通过有信服力的论证内容，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诉诸情绪的方式更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除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立场，即：着重强调民粹是一种反对现有的政治机构，反对“阻碍实现民意”的代议民主制，要求扩大民主，支持人民公投形式的运动或组织形式。虽然大部分民粹都具有“反机构”这一特性，但事实上确实存在小部分民粹运动反而要求“强化制度、机构的构建”以保障人民的利益。
第一种观点承认，民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明确指出是一种极其不典型的意识形态，它所蕴含的内核非常单薄，不足以使其跻身主流观点下的意识形态之列。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若分别作为独立的定义标准，都无法完全涵盖普遍认同的民粹实例，或总会出现偏常案例。本文在梳理主流民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后现代语境，提出一个整合性的民粹类型框架并尝试建立了一个呈现民粹典型特质及其组合的结构模型，如下图（图一）：
■
图一：民粹内涵框架模型
模型中的数字和字母分别代表，1：强调民众基础；2：“非常规”语言；3：基本政治主张（a：反精英；b：排外）。从左到右代表“民粹”程度加深。将a、b两点纳入本模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若暂且抛开关于民粹本质的争论，学界普遍认同民粹有两条基本的政治主张——反精英和排外（“外”主要指穆斯林移民和难民）。左翼、右翼民粹在政治主张上的区别主要为左派反精英，排外倾向不明显；右派则兼而有之。
上述结构模型中的典型代表，1：19世纪沙皇俄国农民运动；1+2：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1+2+3′（a）：左翼民粹，如早期绿党；1+2+3′′′（a+b）：奥地利自由党斯特拉赫和法国国民阵线勒庞。此外，Diehl将斯特拉赫和贝卢斯科尼喻为“后现代民粹”的典型代表，因为一方面他们沿袭着民粹的逻辑，另一方面极其善用大众传媒服务自身 [9]。此模型的优点在于：（1）规避了对民粹本质的争论，有助于大众更加直观、快速地理解民粹内涵；（2）规避了“二元极端对立论”，有助于更加客观、正确地描述、评论政治人物的具体表现；（3）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可根据时代的演变更新、发展该模型。 三、民粹“卷土重来”之因果及对策
民粹之风缘何在欧洲“再起”Baumel给出三点常见解释：首先，这个现象与政治精英的腐败密不可分；其次，近几十年大规模难民涌入欧洲激起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多有贡献；再者，经济危机和全球化重挫欧洲劳务市场，欧洲国际地位下降，普通群众忧虑自身及后代的生活和工作[10]。Mudde也总结出三点原因，与上述三点观点大致相似但略有不同：民众不满政治现状、社会集体面临危机的重压加之极负煽动能力的领导者的催化[11]。
除此之外，在当代政治环境下一个常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原因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训道者”的傲慢姿态告诉民众“你们应该怎么做”，令本对某些腐败昏庸、自私自利、不顾民间疾苦的政治精英不满的民众更心生反感。通篇无味无趣、连篇空话套话的传统政治讲演令民众不满甚至厌恶，而右翼民粹党人 “逆流而上”，谈“正常”党派禁忌的话题，“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喜恶爱憎。运用通俗简单、甚至极负地域特点的插科打诨，让民众产生政治人物与大众间等级消除，互相信任的“错觉”。足见语言手段在政治领域中独特、鲜明、非凡的重要性。
民粹领袖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民粹取得阶段性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一个对“民粹”感兴趣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两个关键问题：（1）“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2）“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研究民粹领袖话语策略不能只囿于语言，当然更不能脱离语言，而是应从语言出发，由表及里，分析话语主体论述的内容及内容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民粹领袖话语策略也并非是描述个别的语言现象，而是透过具体现象发现一般规律，挖掘语言手段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
一部人認为民粹对直接民主的诉求一方面可以强化、改进民主，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但另一部分则指出民粹所追求的人民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但不平等、等级鲜明的上下关系，突出领导人的“元首角色”，最终反而损害民主，更严重的有可能重蹈“法西斯”之覆辙，这也正是民粹之所以备受诟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客观上，民粹对民主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公共话语领域的最主要的忧虑在于民粹过分崇拜领袖的特性有可能演变成极端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最终导致民主的彻底消亡。
由此可见，“对抗”民粹从一方面来说是提升、改进现有僵化制度和急切弊病的好时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师夷之技以制夷，如何习他方之长，转而化之，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对抗之道。短期之策应正视民粹，停止一边倒地“抹黑”民粹，少打官腔，转换语言风格。长期之策应从根源上着手，了解人民的利益诉求并坚决地代表、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从提高执政效率；重整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制定合理高效的经济政策，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着手，真正做到“诉民之苦、思民之虑、解民之难”。
参考文献
[1] 陈世瑞，马晓燕.民粹主义及其泛化之探讨[J].俄罗斯研究，2005（2）：76-79.
[2] Karin Priester.Der populistische Moment[J].Bl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05（5）：301-310.
[3]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4）：541-563.
[4]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3[works vol.[J]. Berlin：Dietz，1958：26.
[5] Katrin Huck. Stacheldrahtsprache：Sprachliche Grenzziehun
gen der extremen Rechten im Internet[M].Stuttgart：ibidem-
Verl.，2012：29.
[6] Peter V.Zima.Ideologie：Funktion und Struktur[J].Ideologie nach ihrem Ende.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5：64-78.
[7] Bernhard Prksen.Die Konstruktion von Feindbildern：Zum Sprachgebrauch in neonazistischen Medien[M].Wiesbaden：Westdeutscher Verlag，2000：58
[8] Pierre-André Taguieff.L′illusion populiste：Essai sur les démagogies de l′age démocratique[M].Paris：Editeurs Berg International，2002：31
[9] Paula Diehl.Populismus und Massenmedien[J].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2012，62（5-6）：16-22.
[10] Laurent Baumel.Populismus als politischer Hilferuf[C].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Bonn：Dietz Verlag，2015：115-120.
[11]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4）：542-563.
关键词：民粹 内涵 原因 影响 应对措施
一、问题的提出
一大批媒体、政客和学者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竞选成功”等事件有力地证明了民粹势力正当其道。欧洲各国的最新大选结果也显示了“极负民粹色彩”的党派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些媒体、政客和学者都纷纷呼吁人们抵抗民粹势力。一时间，“民粹”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显性话语。同时，公共话语领域也存在着一个观点，即政治人物多多少少都带有“民粹”的色彩，只是存在个体差异而已。即便如此，也鲜有政客愿意把自己归入“民粹”的阵营。学界对“民粹”这一概念始终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人们在批评指责“民粹”的同时，也染上了“民粹”的作风——两极化世界，标签化“民粹”与“非民粹”。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民粹”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别是要客观、公正地理解“民粹”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内涵，理清“民粹”能“东山再起”的条件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
二、“民粹”概念和描述模型
普遍认为“民粹”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沙皇俄国农民运动，俄语词为“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本义为“到民间去”[1]。这个词突出了此概念最本质的内涵，即“重视广泛的人民基础”。现行较广泛流传的中文翻译——“民粹”容易使人联想艺术文化领域的诸如京剧这样的“国粹”，容易误导读者。笔者建议使用“平民主义”、“庶民主义”“民间主义”等词汇代替“民粹主义”，因为它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这一概念的本質特征。虽然“民粹”这一概念尚未有清晰的定义，但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平民大众对该词都有着自己的态度。英国一家调查机构的调研数据显示，现今大部分英国民众将“民粹”一词视为贬义词[2]。国际学界、政界基本上也对“民粹”“嗤之以鼻”，只有极少数的“民粹”运动，如土耳其凯尔莫国民运动能得到人们的正面评价。
对于民粹概念的理解分歧主要集中在民粹的本质界定：民粹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政治语言风格”，还是一种“运动”或一种“组织形态”。Mudde借鉴Freeden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定义将民粹定义为“内核较单一的——核心为‘人民’的意识形态”[3]。正因如此，民粹可与其他内核或丰富、或单一的意识形态相结合。
若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研究，则必须先理清“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何为“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将结合“相机暗箱”（camera obscu）的工作原理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它通过人脑的成像功能反映身处的世界[4]。Huck认为“意识形态”是某一群体的世界观，他们拥有一部分特属于该群体的语言[5]。还有些学者，如Zima将其定义为“某一群体的语言，用于指导群体成员言语行为”[6]；Poerksen也有类似观点将其描述为“某一‘意义群体’的‘世界观语言’”[7]。无论“意识形态”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现实社会的部分映照，学者们较一致地认为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与其他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抗，赢得受众的青睐和信服，最终影响受众的观点、思想和行动。
Taguieff较早提出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风格”，并解释道，因为这种风格既存在于右翼党也存在于左翼党[8]。这种政治风格常体现在言行“出格”：使用情感色彩丰富、画面感强烈的极端语言表达；谈论“正常党派”禁忌的话题；两极化、标签化、道德化社会群体等等。后现代民粹则更是善用各类大众传媒媒介以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他们深知，想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不一定通过有信服力的论证内容，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诉诸情绪的方式更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除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立场，即：着重强调民粹是一种反对现有的政治机构，反对“阻碍实现民意”的代议民主制，要求扩大民主，支持人民公投形式的运动或组织形式。虽然大部分民粹都具有“反机构”这一特性，但事实上确实存在小部分民粹运动反而要求“强化制度、机构的构建”以保障人民的利益。
第一种观点承认，民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明确指出是一种极其不典型的意识形态，它所蕴含的内核非常单薄，不足以使其跻身主流观点下的意识形态之列。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若分别作为独立的定义标准，都无法完全涵盖普遍认同的民粹实例，或总会出现偏常案例。本文在梳理主流民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后现代语境，提出一个整合性的民粹类型框架并尝试建立了一个呈现民粹典型特质及其组合的结构模型，如下图（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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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民粹内涵框架模型
模型中的数字和字母分别代表，1：强调民众基础；2：“非常规”语言；3：基本政治主张（a：反精英；b：排外）。从左到右代表“民粹”程度加深。将a、b两点纳入本模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若暂且抛开关于民粹本质的争论，学界普遍认同民粹有两条基本的政治主张——反精英和排外（“外”主要指穆斯林移民和难民）。左翼、右翼民粹在政治主张上的区别主要为左派反精英，排外倾向不明显；右派则兼而有之。
上述结构模型中的典型代表，1：19世纪沙皇俄国农民运动；1+2：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1+2+3′（a）：左翼民粹，如早期绿党；1+2+3′′′（a+b）：奥地利自由党斯特拉赫和法国国民阵线勒庞。此外，Diehl将斯特拉赫和贝卢斯科尼喻为“后现代民粹”的典型代表，因为一方面他们沿袭着民粹的逻辑，另一方面极其善用大众传媒服务自身 [9]。此模型的优点在于：（1）规避了对民粹本质的争论，有助于大众更加直观、快速地理解民粹内涵；（2）规避了“二元极端对立论”，有助于更加客观、正确地描述、评论政治人物的具体表现；（3）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可根据时代的演变更新、发展该模型。 三、民粹“卷土重来”之因果及对策
民粹之风缘何在欧洲“再起”Baumel给出三点常见解释：首先，这个现象与政治精英的腐败密不可分；其次，近几十年大规模难民涌入欧洲激起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多有贡献；再者，经济危机和全球化重挫欧洲劳务市场，欧洲国际地位下降，普通群众忧虑自身及后代的生活和工作[10]。Mudde也总结出三点原因，与上述三点观点大致相似但略有不同：民众不满政治现状、社会集体面临危机的重压加之极负煽动能力的领导者的催化[11]。
除此之外，在当代政治环境下一个常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原因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训道者”的傲慢姿态告诉民众“你们应该怎么做”，令本对某些腐败昏庸、自私自利、不顾民间疾苦的政治精英不满的民众更心生反感。通篇无味无趣、连篇空话套话的传统政治讲演令民众不满甚至厌恶，而右翼民粹党人 “逆流而上”，谈“正常”党派禁忌的话题，“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喜恶爱憎。运用通俗简单、甚至极负地域特点的插科打诨，让民众产生政治人物与大众间等级消除，互相信任的“错觉”。足见语言手段在政治领域中独特、鲜明、非凡的重要性。
民粹领袖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民粹取得阶段性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一个对“民粹”感兴趣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两个关键问题：（1）“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2）“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研究民粹领袖话语策略不能只囿于语言，当然更不能脱离语言，而是应从语言出发，由表及里，分析话语主体论述的内容及内容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民粹领袖话语策略也并非是描述个别的语言现象，而是透过具体现象发现一般规律，挖掘语言手段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
一部人認为民粹对直接民主的诉求一方面可以强化、改进民主，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但另一部分则指出民粹所追求的人民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但不平等、等级鲜明的上下关系，突出领导人的“元首角色”，最终反而损害民主，更严重的有可能重蹈“法西斯”之覆辙，这也正是民粹之所以备受诟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客观上，民粹对民主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公共话语领域的最主要的忧虑在于民粹过分崇拜领袖的特性有可能演变成极端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最终导致民主的彻底消亡。
由此可见，“对抗”民粹从一方面来说是提升、改进现有僵化制度和急切弊病的好时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师夷之技以制夷，如何习他方之长，转而化之，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对抗之道。短期之策应正视民粹，停止一边倒地“抹黑”民粹，少打官腔，转换语言风格。长期之策应从根源上着手，了解人民的利益诉求并坚决地代表、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从提高执政效率；重整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制定合理高效的经济政策，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着手，真正做到“诉民之苦、思民之虑、解民之难”。
参考文献
[1] 陈世瑞，马晓燕.民粹主义及其泛化之探讨[J].俄罗斯研究，2005（2）：76-79.
[2] Karin Priester.Der populistische Moment[J].Bl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05（5）：301-310.
[3]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4）：541-563.
[4]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3[works vol.[J]. Berlin：Dietz，1958：26.
[5] Katrin Huck. Stacheldrahtsprache：Sprachliche Grenzziehun
gen der extremen Rechten im Internet[M].Stuttgart：ibidem-
Verl.，2012：29.
[6] Peter V.Zima.Ideologie：Funktion und Struktur[J].Ideologie nach ihrem Ende.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5：64-78.
[7] Bernhard Prksen.Die Konstruktion von Feindbildern：Zum Sprachgebrauch in neonazistischen Medien[M].Wiesbaden：Westdeutscher Verlag，2000：58
[8] Pierre-André Taguieff.L′illusion populiste：Essai sur les démagogies de l′age démocratique[M].Paris：Editeurs Berg International，2002：31
[9] Paula Diehl.Populismus und Massenmedien[J].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2012，62（5-6）：16-22.
[10] Laurent Baumel.Populismus als politischer Hilferuf[C].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Bonn：Dietz Verlag，2015：115-120.
[11]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4）：542-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