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于国于民注定刻骨铭心，于我而言，这一年也有很多人和事，或为惊喜、或为痛心，都不期而至，难以忘怀。
　　新年前，收到《收藏》杂志原主编杨才玉之女杨燕的微信约稿，谈完后，本想托她向杨先生问好，却被告知杨先生仙逝的消息。踱步进书房，“随手”拿起一本杂志，茫然地翻阅着，脑海中一片空白。待回过神来，定睛细看，才发现拿的是新到的那期《收藏》。我走到书架旁，取下几册影集，细心寻找着杨先生的影像。
　　我与杨先生初次见面是在 1995年冬天广东惠州召开的“华夏民间收藏品博览会”上，当时由他创办并主编的收藏类杂志《收藏》刚创刊不久，我也只是刚买到几本阅读，还没有深度的了解。因为大会没有专职摄影记者，我便负责拍照的工作。杨先生看我“飞来飞去”地抓名人特写、拍会场实况，就前来向我约稿。我随口答应着，接过名片看后，才知道他就是《收藏》杂志的主编杨才玉。因有很多名家需要采访，所以那次我们交谈的机会很少。会议结束后，我返回石家庄，选了一些较好的图片寄给杨先生，没过多久，就看到其见于《收藏》封二。其后，我不时将自己所写的评论和研究的文字稿投给《收藏》，总是得到格外的“关照”，这越发激起了我研究和写作的热情。可以说，没有杨先生的关怀和《收藏》杂志的厚爱，我很难取得今日的成绩。
　　杨先生气质儒雅，为人谦和，与人交谈时总是带着微笑倾身倾听，每每想起他，总会有一种春暖花开般的惬意。杨先生曾任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常出席中国收藏家协会在全国各地召开的年会和研讨会，我当时作为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也不时有机会参会，故经常与杨先生见面。熟络之后，我们便成了朋友，每次相见都交谈甚欢。
　　记得有一年，中国收藏界掀起了一场有关古玩市场打假的大讨论，一时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我就此撰写了《古玩市场怎一个“打”字了得？》的文章，并寄给了杨先生。文章寄出后我便知道，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会得罪很多人，若杨先生有所顾忌，不予发表，我也十分理解。不曾想文章很快就全文发表了，由此足见杨先生真是有胆有识。
　　2000年，由我采写的《血史铁证，岂容篡改》一文在众多专家学者奋起争锋的收藏文章中脱颖而出，荣获《收藏》杂志编辑的一致好评，并被评选为一等奖。杨先生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报喜，又讲了许多推心置腹的话。时间一长，报刊杂志的约稿也多了，而我在顺途的时候自制力会差些，不免有些骄傲。有些报刊鉴于我的“名人效應”，来稿无论优劣，一律照登，可杨先生却不买我的账，依旧好稿“优发优酬”，劣稿则一封用退稿信很客气地回绝掉。记得那时我看着从未见过的退稿信，内心五味杂陈，一赌气，便和《收藏》“绝交”了。如今，这封来自《收藏》杂志的退稿信被我镶在一个镜框里，悬挂在我书房写字台的正前方。每当我即将进入创作的时候，它就会像我的老师一样提醒我：不进则“退”！虽然当时是意气用事，但事后也格外后悔——不用心去做学问怎么对得起读者呢？好在杨先生宽容大度，后来我与他的交往也依然如故。2015年前后，我的新书《晋察冀边区纸币图鉴》和《冀南银行纸币图鉴》出版，我首先想到要寄给亦师亦友的杨先生，请他指教。他看完后一个电话打来，与我畅谈了半个多小时。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而今久别不见，再得知消息却已是不能再见，看着装满了一墙书柜的杨先生近 30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编辑的《收藏》杂志，不禁流下热泪……
　　值得欣慰的是，由杨先生创办并精编的、早已名播海内外的《收藏》杂志，已经由他的女儿杨燕负责，她聚集了一众收藏界精英，从而让《收藏》得以顺利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