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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经济条件推动了现代教育的普及。在此之后，它就开始了对于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在这一同构化作用下，教育领域在获得了与市场相近的结构的同时也发展出了若干适应于这一结构的具体制度，并继承了它所固有的一系列缺陷。如何应对这一现象，是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教育；市场经济；同构化作用
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教育制度作为特定生产力条件的衍生物同样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而当代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就诞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并无可避免地受着它的同构化影响[1]。
一、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普及的催化作用
教育是一项发展人的活动。它有效地提升劳动者的劳动力复杂度，使之可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生产任务。正因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活动的不断复杂化，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提高劳动力复杂度的机制。这样的需要授予了教育以普及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对于大众教育的需要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需要。这样的需要要求工业资本必须求助于独立于自身的教育机构，而不能自行完成对劳动者进行全部训练的任务-因为这意味着资本周转时间的延长，因而也就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而无产者之所以有可能愿意接受教育，则是因为它带来了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这又给了教育以普及的可能性。劳动力价格取决于劳动力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劳动者自身消耗的生活资料费用、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教育费用三部分组成。因而教育投入的提高总能在日后平均地给受教育者带来相应的回报。根据上述说法，特定复杂程度的劳动力价格似乎应当等于三项费用机械相加后的总额，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接收教育的回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也在不断扩大。这似乎是件难以理解的事：很多时候，劳动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其劳动力价格增额在其到达平均退休年龄前的累加额不但要超过取得学士学位所需的生活与学习费用，还要超过这两者与四年的简单劳动力价格之和。然而，这一现象却并非不能解释：劳动力价格所反映的教育费用，是全社会平均的教育费用；而劳动者自己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则是个别的教育费用。由于包括智力在内的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支付的费用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价值出现了由高付出者向低付出者的积聚：他们所耗费的各项成本共同构成了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但最终占有这些价值的却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者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额不仅来源于他们自己的学业，也来源于那些未接受高等教育者（那些即使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其付出也必然大于其回报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复杂化到同种程度所必然消耗的价值。而可以被观察到的实施却仅仅是接受更多教育者可以得到更多回报，那些不适合接受进一步教育因而也就没有进一步接受教育者的低收入则被简单地归结于没有对自身进行对其而言那种成本高与回报的发展。“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也就由此产生。这一神话对于无产阶级后备军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故而，现代教育的普及之所以其必然性与可能性，是因为它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的需要与规则，并因此在诞生之初就被打上了抹不去的市场胎记。
二、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会适应于前者所对应的那种生产关系。这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对于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进程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延伸为教育的无政府状态，而正如前者与异化劳动紧密相连一般，后者也造成了教育的异化。由于教育机构相对于工业资本的独立性，企业常常需要在市场上寻求县城的“半成品”劳动力。对于企业而言，如果能直接得到类型正好如其所需的高复杂度劳动力，那自然再好不过了。但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他们不能直接接收来自大学和职高的劳动力，而必须求助于劳动力市场，用市场的准则去衡量这些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于是这些学校也只能把自己的毕业生先投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以其销售状况作为自己的业绩。而因为各高校所产生的劳动力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的绝对排他性，任何扩大本校毕业生就业率和毕业后收入的需要都会迅速排挤掉试图对市场铜臭又说不的清高，现存的各个高校也就不得不把维持和增加本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以求生存。而高校群体，也就不可避免的分裂为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并由此展开类似于市场竞争的无序对抗。就这样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被成功的传导给了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最上层，在这些院校中，营建起了一个类似于市场的结构。而既然高等学校已经完成了向市场做出的同构化转变，它们在面对下一级学校时，也将不得不提出像企业在面对他们时所提出的那样的要求。于是市场的同构化作用也就至上而下地成功贯穿到整个教育体系，把一切同一级别的教育机构都变成彼此对立的利益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正如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那样，置身其中的各利益主体间的竞争将不断趋于激烈化，而他们也就不得不通过完成对教育的异化来增大自己在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此刻，教育的每一个细节都势必不断偏离发展的初衷，不断滑向与同级机构进行市场是对抗的需要。而“学习”一词也开始偏离它本来的含义，成为取得高分的同義语。而教育的异化程度越是增大，其对抗性质也就越是要取代其发展性质，成为教育的主要方面。正如前文所述，高等院校不得不以扩大本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就业收入，而不是对人的发展本身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在这一情形下，向特定岗位专门供应高复杂劳动力的城市，也就变成一种收效甚微的冒险：这将降低该种劳动力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力。于是大学本科设置的专业往往同时相关于若干职业，而很少会将劳动力加工为特异性地适用于某一职业的类型。在教育的异化向下传导的过程中，各级教育机构也是同样的把“将学生送入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因而，出于让学生更多地适应于不同专业并以此增大进入更有声望的大学的可能的需要，高级中学也同样无法向高等院校供应特异性地专适于某一专业的生源，而更倾向于在“三+X”或“3+3”的框架内对其认知水平进行一般性的提升。在类似的条件下，初级中学则把自己教授的知识平摊于更大的学科范围内的同时限制在更小的学科数目中。因而，劳动者有时在接受教育时会学到一些与其日后工作并无太大关联的内容——这样的脱节实际上也正是教育异化的一项表现。 三、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的若干具体制度表现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中，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有着若干具体制度表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凭制成了当代教育制度中最无法抹消的组成部分之一。正如企业会在商品上印上自己的商标以方便其销售，较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也同样有必要向自已生产的复杂劳动力授予一定的凭证。这种凭证，作为劳动力得到发展的证明，使得购买劳动力的企业一方面可以在正式购买与投入使用前根据其毕业学校的声望得出一个对其复杂程度的预估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劳动力在实际投入使用后的状况对其毕业学校的办学能力做出更准确的评估。这也就意味着在受教育者倾向于将取得文凭作为自己接受教育的目的的同时，教育机构也不得不将劳动力的实际复杂程度作为其授予文凭的标准。因而，这种制度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级别的教育机构履行其发展职能、向市场供应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劳动力的一项保障。
中高考则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教育中对于文凭制的取代。出于节约评估成本、增强评估结果客观性的考虑，一定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进行的具有统一考核标准的招生考试成为了一种必要。而在各中学在对起教学内容去特异化后，学习内容的一致方便了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对所要招收的生源的劳动力复杂程度进行统一的考察。因而，不论是中考还是高考，虽不是同构化的根本原因，却同样地是这一同构化现象的结果与集中表现。并且，由于它为各级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个同劳动力复杂程度不存在绝对联系的参考指标，它又反过来加深了教育的异化，令教育机构更倾向于接受唯分数是用的思维。但市场化对于低成本的需求又使得统一招生考试仍然保持着高度重要的地位。
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则和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一起构成了对整套劳动力再生产机制的制度保障。在绝对的无政府状态下，对无产阶级后备军而言接受教育的吸引力终归是有限的。正因为教育在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积聚效应，资质相对有限者要完成学业所能带来的收益常常还比不上作为简单劳动力直接投入市场所能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们也就容易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放弃学业。这种现象无疑会阻碍全社会劳动力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将接受教育规定为一种义务的做法，使得学龄儿童无法从事除接受教育以外的活动；另一方面，即使是最简单的劳动力，平均教育费用也得到了提高，为此资本家不得不支付足以支持其雇员接受教育至少九年的额外费用，而这也就使得劳动者对这种教育制度本身的承认成为了可能。因此正是义务教育使得教育体系得以抵抗劳动力价值积聚的锈蚀。
四、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对劳动力发展的阻碍
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对普通劳动者发展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教育制度起到的正面作用还要多、还要大”。可是在完成了向市场进行同构化转变的教育非唯要将市场的结构本身，也要将他的一切缺陷一同拷贝过来。这也就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对于劳动者进一步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一如前文所述，这种同构化作用势必会造成教育的异化。这也就意味着，每当“发展人”的需要与教育机构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被消灭的常常会是前者。而在前文所说的教育与生产的脱节以及唯分数是用的思维之外，社会资源在教育领域内的配置的低效性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
首先，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需要，各学校所使用的包括资金、人员、技术资料在内的各项资源无法真正实现普遍的完全共享，在同一级的教育机构中，常常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例如，一些见长于理工的高等学校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投入了大量资源建设了如同尾巴一般无足轻重的文科院系，但同样的资源如果用来支持专长于文科的院校扩大自身规模本有可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同时，大量的教育资源被耗费在和同级别的教育机构的对抗上，而不能真正用于提升劳动者的素质（这也就是通常说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辩）。如同各色教辅、习题、课外班对于时间和金钱的显性对抗性消耗已是有目共睹，他在那些通常不为人所深思的细节中，也常常包含着种种隐性的消耗。河北某重点高中便是这方面的典例：在给学生施以写信的课业压力的同时，它还致力于制造出一种“高考就是一切”的文化，对一切与机械化的管理体制不相容的意识予以最为苛暴的打击，而长远地看这对学生的认知能力是一种畸形的磨损。
此外，教育的市场化在事实上维持和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包括经济、人脉等因素在内的社會地位优势，在教育的不同阶段都能不断的转化为机会上的优势。通过运用这些优势，出身富裕者不仅拥有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聘请家教、进入私立学校或是“走后门”等形式获取更多教育资源，因而比寒门子弟有更大可能成为劳动力价值积聚中的受惠方。而与此同时，各类教育机构也更多地富集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落后地区学生的不平等。
五、结语
这些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疑阻碍了劳动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如何在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建设中的优势的同时减轻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给劳动力发展造成的阻碍无疑是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所不能无视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绍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教育应发挥更大作用[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03）：57-59.
关键词：教育；市场经济；同构化作用
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教育制度作为特定生产力条件的衍生物同样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而当代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就诞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并无可避免地受着它的同构化影响[1]。
一、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普及的催化作用
教育是一项发展人的活动。它有效地提升劳动者的劳动力复杂度，使之可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生产任务。正因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活动的不断复杂化，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提高劳动力复杂度的机制。这样的需要授予了教育以普及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对于大众教育的需要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需要。这样的需要要求工业资本必须求助于独立于自身的教育机构，而不能自行完成对劳动者进行全部训练的任务-因为这意味着资本周转时间的延长，因而也就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而无产者之所以有可能愿意接受教育，则是因为它带来了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这又给了教育以普及的可能性。劳动力价格取决于劳动力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劳动者自身消耗的生活资料费用、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教育费用三部分组成。因而教育投入的提高总能在日后平均地给受教育者带来相应的回报。根据上述说法，特定复杂程度的劳动力价格似乎应当等于三项费用机械相加后的总额，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接收教育的回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也在不断扩大。这似乎是件难以理解的事：很多时候，劳动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其劳动力价格增额在其到达平均退休年龄前的累加额不但要超过取得学士学位所需的生活与学习费用，还要超过这两者与四年的简单劳动力价格之和。然而，这一现象却并非不能解释：劳动力价格所反映的教育费用，是全社会平均的教育费用；而劳动者自己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则是个别的教育费用。由于包括智力在内的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支付的费用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价值出现了由高付出者向低付出者的积聚：他们所耗费的各项成本共同构成了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但最终占有这些价值的却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者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额不仅来源于他们自己的学业，也来源于那些未接受高等教育者（那些即使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其付出也必然大于其回报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复杂化到同种程度所必然消耗的价值。而可以被观察到的实施却仅仅是接受更多教育者可以得到更多回报，那些不适合接受进一步教育因而也就没有进一步接受教育者的低收入则被简单地归结于没有对自身进行对其而言那种成本高与回报的发展。“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也就由此产生。这一神话对于无产阶级后备军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故而，现代教育的普及之所以其必然性与可能性，是因为它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的需要与规则，并因此在诞生之初就被打上了抹不去的市场胎记。
二、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会适应于前者所对应的那种生产关系。这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对于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进程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延伸为教育的无政府状态，而正如前者与异化劳动紧密相连一般，后者也造成了教育的异化。由于教育机构相对于工业资本的独立性，企业常常需要在市场上寻求县城的“半成品”劳动力。对于企业而言，如果能直接得到类型正好如其所需的高复杂度劳动力，那自然再好不过了。但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他们不能直接接收来自大学和职高的劳动力，而必须求助于劳动力市场，用市场的准则去衡量这些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于是这些学校也只能把自己的毕业生先投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以其销售状况作为自己的业绩。而因为各高校所产生的劳动力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的绝对排他性，任何扩大本校毕业生就业率和毕业后收入的需要都会迅速排挤掉试图对市场铜臭又说不的清高，现存的各个高校也就不得不把维持和增加本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以求生存。而高校群体，也就不可避免的分裂为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并由此展开类似于市场竞争的无序对抗。就这样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被成功的传导给了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最上层，在这些院校中，营建起了一个类似于市场的结构。而既然高等学校已经完成了向市场做出的同构化转变，它们在面对下一级学校时，也将不得不提出像企业在面对他们时所提出的那样的要求。于是市场的同构化作用也就至上而下地成功贯穿到整个教育体系，把一切同一级别的教育机构都变成彼此对立的利益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正如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那样，置身其中的各利益主体间的竞争将不断趋于激烈化，而他们也就不得不通过完成对教育的异化来增大自己在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此刻，教育的每一个细节都势必不断偏离发展的初衷，不断滑向与同级机构进行市场是对抗的需要。而“学习”一词也开始偏离它本来的含义，成为取得高分的同義语。而教育的异化程度越是增大，其对抗性质也就越是要取代其发展性质，成为教育的主要方面。正如前文所述，高等院校不得不以扩大本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就业收入，而不是对人的发展本身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在这一情形下，向特定岗位专门供应高复杂劳动力的城市，也就变成一种收效甚微的冒险：这将降低该种劳动力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力。于是大学本科设置的专业往往同时相关于若干职业，而很少会将劳动力加工为特异性地适用于某一职业的类型。在教育的异化向下传导的过程中，各级教育机构也是同样的把“将学生送入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因而，出于让学生更多地适应于不同专业并以此增大进入更有声望的大学的可能的需要，高级中学也同样无法向高等院校供应特异性地专适于某一专业的生源，而更倾向于在“三+X”或“3+3”的框架内对其认知水平进行一般性的提升。在类似的条件下，初级中学则把自己教授的知识平摊于更大的学科范围内的同时限制在更小的学科数目中。因而，劳动者有时在接受教育时会学到一些与其日后工作并无太大关联的内容——这样的脱节实际上也正是教育异化的一项表现。 三、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的若干具体制度表现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中，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有着若干具体制度表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凭制成了当代教育制度中最无法抹消的组成部分之一。正如企业会在商品上印上自己的商标以方便其销售，较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也同样有必要向自已生产的复杂劳动力授予一定的凭证。这种凭证，作为劳动力得到发展的证明，使得购买劳动力的企业一方面可以在正式购买与投入使用前根据其毕业学校的声望得出一个对其复杂程度的预估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劳动力在实际投入使用后的状况对其毕业学校的办学能力做出更准确的评估。这也就意味着在受教育者倾向于将取得文凭作为自己接受教育的目的的同时，教育机构也不得不将劳动力的实际复杂程度作为其授予文凭的标准。因而，这种制度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级别的教育机构履行其发展职能、向市场供应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劳动力的一项保障。
中高考则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教育中对于文凭制的取代。出于节约评估成本、增强评估结果客观性的考虑，一定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进行的具有统一考核标准的招生考试成为了一种必要。而在各中学在对起教学内容去特异化后，学习内容的一致方便了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对所要招收的生源的劳动力复杂程度进行统一的考察。因而，不论是中考还是高考，虽不是同构化的根本原因，却同样地是这一同构化现象的结果与集中表现。并且，由于它为各级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个同劳动力复杂程度不存在绝对联系的参考指标，它又反过来加深了教育的异化，令教育机构更倾向于接受唯分数是用的思维。但市场化对于低成本的需求又使得统一招生考试仍然保持着高度重要的地位。
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则和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一起构成了对整套劳动力再生产机制的制度保障。在绝对的无政府状态下，对无产阶级后备军而言接受教育的吸引力终归是有限的。正因为教育在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积聚效应，资质相对有限者要完成学业所能带来的收益常常还比不上作为简单劳动力直接投入市场所能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们也就容易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放弃学业。这种现象无疑会阻碍全社会劳动力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将接受教育规定为一种义务的做法，使得学龄儿童无法从事除接受教育以外的活动；另一方面，即使是最简单的劳动力，平均教育费用也得到了提高，为此资本家不得不支付足以支持其雇员接受教育至少九年的额外费用，而这也就使得劳动者对这种教育制度本身的承认成为了可能。因此正是义务教育使得教育体系得以抵抗劳动力价值积聚的锈蚀。
四、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对劳动力发展的阻碍
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对普通劳动者发展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教育制度起到的正面作用还要多、还要大”。可是在完成了向市场进行同构化转变的教育非唯要将市场的结构本身，也要将他的一切缺陷一同拷贝过来。这也就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对于劳动者进一步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一如前文所述，这种同构化作用势必会造成教育的异化。这也就意味着，每当“发展人”的需要与教育机构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被消灭的常常会是前者。而在前文所说的教育与生产的脱节以及唯分数是用的思维之外，社会资源在教育领域内的配置的低效性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
首先，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需要，各学校所使用的包括资金、人员、技术资料在内的各项资源无法真正实现普遍的完全共享，在同一级的教育机构中，常常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例如，一些见长于理工的高等学校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投入了大量资源建设了如同尾巴一般无足轻重的文科院系，但同样的资源如果用来支持专长于文科的院校扩大自身规模本有可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同时，大量的教育资源被耗费在和同级别的教育机构的对抗上，而不能真正用于提升劳动者的素质（这也就是通常说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辩）。如同各色教辅、习题、课外班对于时间和金钱的显性对抗性消耗已是有目共睹，他在那些通常不为人所深思的细节中，也常常包含着种种隐性的消耗。河北某重点高中便是这方面的典例：在给学生施以写信的课业压力的同时，它还致力于制造出一种“高考就是一切”的文化，对一切与机械化的管理体制不相容的意识予以最为苛暴的打击，而长远地看这对学生的认知能力是一种畸形的磨损。
此外，教育的市场化在事实上维持和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包括经济、人脉等因素在内的社會地位优势，在教育的不同阶段都能不断的转化为机会上的优势。通过运用这些优势，出身富裕者不仅拥有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聘请家教、进入私立学校或是“走后门”等形式获取更多教育资源，因而比寒门子弟有更大可能成为劳动力价值积聚中的受惠方。而与此同时，各类教育机构也更多地富集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落后地区学生的不平等。
五、结语
这些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疑阻碍了劳动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如何在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建设中的优势的同时减轻市场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同构化作用给劳动力发展造成的阻碍无疑是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所不能无视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绍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教育应发挥更大作用[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03）：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