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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年前的6月30日,一场关于人类起源的大辩论正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上演。这场辩论被人们称为“除了滑铁卢战役以外,19世纪最著名的‘战争’”。它改变了人们多年来信奉的真理,同时也揭示了宗教与科学的复杂性。
1859年以前的欧洲,人们一直信奉这样一个真理:“人是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一切生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这就是西欧的“目的论”。但随着《物种起源》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目的论”被推翻了。
1859年年底,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了。达尔文认为生命只有一个祖先,因为生命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而来的,生物在进化中不断进行着生存斗争,进行着自然选择,这就是著名的“进化论”。在书中,达尔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但全书中处处充满这样的暗示。这个理论犹如一枚巨型炸弹,在英格兰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的欧洲,人们普遍迷信“两个凡是”:凡是《圣经》说得都是对的,凡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法都是错的。统治阶级及其教会组织攻击达尔文的理论是对上帝的叛逆,物种是上帝创造的,这是永恒不变的,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一时间达尔文成为了众矢之的,攻击他的文章和威胁恐吓他的信件不断涌来。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地质学家塞茨威克也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他还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达尔文的好友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英国比较解剖学界的领军人物也对《物种起源》中的观点表示坚决反对。
当然,除了谩骂声达尔文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和追捧。他们当中有现代地质学之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s),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比较解剖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医生、生物学家和艺术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达尔文众多拥护者中赫胥黎应该是最忠实的一位,他曾公开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并写信给达尔文说:“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也要支持”。
一个新兴的理论观点的出现必定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就在“进化论”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展开了。
1860年6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召开了为期8天的第30届年会。这场意料之中的激烈争论就发生在动植物组分会上。
序幕
6月28日,动物组分会上,以托马斯·赫胥黎为代表的拥护者与理查德·欧文为代表的反对者展开了第一轮较量。欧文坚持认为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之间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相对低级的动物之间的差别大。这种论点显然是在批评赫胥黎,因为他在其他场合曾经提出过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差别不大的观点。赫胥黎当时就被欧文激怒,他用略带开玩笑的口吻说,“即使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保守的科学家和教士)也不会感到害怕。”这一针锋相对的争论成为了两天后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的序幕。
辩论
6月30日,牛津大学图书馆,当天大约有700名听众到场,其中有科学家、宗教界人士、牛津大学的师生以及一些普通听众。
辩论开始,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说道:“达尔文简直不让我们相信神的意志的干预是存在的,我们能够背叛正统的宗教吗……从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中,我们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要么是人类缺少一个不朽的灵魂,或者相反,每个动物、每种植物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如果是这么回事,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后,就谁也别打算能吃下一份烤牛肉了!”
赫胥黎回答道:“我认为,人类的高贵身份并不会由于人猿同祖而降低。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创造可理解的和合理的语言天赋,就凭这种语言,在他生存的时期逐渐积累经验和组织经验;而这些经验对其他动物来说,当个体生命结束时就完全丧失了。因此,人类现在好像站在大山顶上一样,远远高出于他的卑贱的伙伴的水平,改变了他粗野的本性,发射出真理和智慧的光芒!”
“威尔伯福斯稍带轻蔑的语气、华丽的辞藻和流利的口才使在场的部分民众相信所谓的进化根本不存在,野鸽总是野鸽。”然后,威尔伯福斯傲慢地转向他的对手,以谩骂的口吻说:“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
面对这种恶意中伤,赫胥黎从容不迫地答道:“我过去说过,现在再说一次,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猴子作他祖父而感到羞耻。在我的回忆中叫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却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而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以煽动一部分听众的宗教偏见来压倒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你方唱罢我登场,辩论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现在的人们其实已经不关心到底有多少人拥护达尔文,有多少曾经的反对者开始支持达尔文,人们更关心的是争论双方哪方发言更精彩、用词更精准,哪一方令对手哑口无言。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目前看来就是真理,是达尔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冲破原有思想的禁锢而形成的理论。
至于威尔伯福斯,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对是出于宗教信仰,而非科学的认识。作为一个主教反对进化论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时至今日很多宗教界人士,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地区,对于进化论反对的力度依然很大。
其实无论宗教还是科学都对自然与生命的奥秘怀有极大的兴趣。“人类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这不仅是科学的永恒主题,也是宗教亘古不变的话题。而科学与宗教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至于双方孰对孰错,也许可以用赫胥黎曾说过的话作为解释:“那些曾经被传统偏见蒙蔽双眼的智者将会在低微的仓库里发现人类无穷潜力的最好证据,也会从过去不断的进步中发现对更加高尚的未来抱有坚定信念的合理根据。”
1859年以前的欧洲,人们一直信奉这样一个真理:“人是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一切生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这就是西欧的“目的论”。但随着《物种起源》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目的论”被推翻了。
1859年年底,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了。达尔文认为生命只有一个祖先,因为生命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而来的,生物在进化中不断进行着生存斗争,进行着自然选择,这就是著名的“进化论”。在书中,达尔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但全书中处处充满这样的暗示。这个理论犹如一枚巨型炸弹,在英格兰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的欧洲,人们普遍迷信“两个凡是”:凡是《圣经》说得都是对的,凡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法都是错的。统治阶级及其教会组织攻击达尔文的理论是对上帝的叛逆,物种是上帝创造的,这是永恒不变的,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一时间达尔文成为了众矢之的,攻击他的文章和威胁恐吓他的信件不断涌来。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地质学家塞茨威克也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他还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达尔文的好友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英国比较解剖学界的领军人物也对《物种起源》中的观点表示坚决反对。
当然,除了谩骂声达尔文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和追捧。他们当中有现代地质学之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s),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比较解剖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医生、生物学家和艺术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达尔文众多拥护者中赫胥黎应该是最忠实的一位,他曾公开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并写信给达尔文说:“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也要支持”。
一个新兴的理论观点的出现必定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就在“进化论”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展开了。
1860年6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召开了为期8天的第30届年会。这场意料之中的激烈争论就发生在动植物组分会上。
序幕
6月28日,动物组分会上,以托马斯·赫胥黎为代表的拥护者与理查德·欧文为代表的反对者展开了第一轮较量。欧文坚持认为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之间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相对低级的动物之间的差别大。这种论点显然是在批评赫胥黎,因为他在其他场合曾经提出过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差别不大的观点。赫胥黎当时就被欧文激怒,他用略带开玩笑的口吻说,“即使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保守的科学家和教士)也不会感到害怕。”这一针锋相对的争论成为了两天后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的序幕。
辩论
6月30日,牛津大学图书馆,当天大约有700名听众到场,其中有科学家、宗教界人士、牛津大学的师生以及一些普通听众。
辩论开始,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说道:“达尔文简直不让我们相信神的意志的干预是存在的,我们能够背叛正统的宗教吗……从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中,我们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要么是人类缺少一个不朽的灵魂,或者相反,每个动物、每种植物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如果是这么回事,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后,就谁也别打算能吃下一份烤牛肉了!”
赫胥黎回答道:“我认为,人类的高贵身份并不会由于人猿同祖而降低。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创造可理解的和合理的语言天赋,就凭这种语言,在他生存的时期逐渐积累经验和组织经验;而这些经验对其他动物来说,当个体生命结束时就完全丧失了。因此,人类现在好像站在大山顶上一样,远远高出于他的卑贱的伙伴的水平,改变了他粗野的本性,发射出真理和智慧的光芒!”
“威尔伯福斯稍带轻蔑的语气、华丽的辞藻和流利的口才使在场的部分民众相信所谓的进化根本不存在,野鸽总是野鸽。”然后,威尔伯福斯傲慢地转向他的对手,以谩骂的口吻说:“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
面对这种恶意中伤,赫胥黎从容不迫地答道:“我过去说过,现在再说一次,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猴子作他祖父而感到羞耻。在我的回忆中叫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却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而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以煽动一部分听众的宗教偏见来压倒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你方唱罢我登场,辩论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现在的人们其实已经不关心到底有多少人拥护达尔文,有多少曾经的反对者开始支持达尔文,人们更关心的是争论双方哪方发言更精彩、用词更精准,哪一方令对手哑口无言。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目前看来就是真理,是达尔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冲破原有思想的禁锢而形成的理论。
至于威尔伯福斯,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对是出于宗教信仰,而非科学的认识。作为一个主教反对进化论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时至今日很多宗教界人士,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地区,对于进化论反对的力度依然很大。
其实无论宗教还是科学都对自然与生命的奥秘怀有极大的兴趣。“人类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这不仅是科学的永恒主题,也是宗教亘古不变的话题。而科学与宗教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至于双方孰对孰错,也许可以用赫胥黎曾说过的话作为解释:“那些曾经被传统偏见蒙蔽双眼的智者将会在低微的仓库里发现人类无穷潜力的最好证据,也会从过去不断的进步中发现对更加高尚的未来抱有坚定信念的合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