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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电影《阿凡达》的时候,正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于是,很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纳美人的生活方式,泛灵论的世界观,独特的礼仪习俗,“圣树”这一文化空间,都让我想起我们这个世界正在面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姆斯·卡梅隆着力表现现代科技在工具理性的旗帜下对古老文化的倾轧,虽然他善意而浪漫地让阿凡达——现代科技催生的纳美人与人类的结合体拯救了潘多拉星球,但总让人觉得仅是一种美好意愿,这个“光明的尾巴”如阿凡达的尾巴一样让我觉得有些生硬。
曾在电视里看到柯尔克孜族人演唱《玛纳斯》的盛况。演唱它的民间歌手,柯尔克孜语里叫做“玛纳斯奇”,每逢喜庆节日欢聚时,柯尔克孜牧民便会邀请“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天苍苍,野茫茫,一群牧人,歌唱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英雄。演唱者有童有叟,无乐器伴奏,随内容的变化,曲调或高亢或低沉、或舒缓或疾劲,颇具感染力,他们经常通宵达旦持续几天,《玛纳斯》就是靠这些“玛纳斯奇”的演唱代代传承下来。
当电视、电脑普及到草原上的每一个毡包,《玛纳斯》还能持久保持它的吸引力吗?我有些疑惑。
看着儿子伴随卡通片长大的童年,我有时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点滴。三十多年,已是世易时移。小学时候,总在暑假回乡下婆婆家,夏夜,卸下门板在场院里搭个床,望天上繁星点点,听老人摇着蒲扇讲各种神话、传奇。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故事,其一是牛郎织女的本地版,与当时电影黄梅戏《牛郎织女》不同的是,牛郎织女不止结了婚还生了一对龙凤胎,于是分离变得更加缠绵凄婉,而牛郎挈一对儿女上天庭寻妻,亦搅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六十花甲的来历。据说上古时代是一百二十花甲的,因为太上老君的一次疏忽,烧掉了六十花甲。前几年看到医学研究报告,说人其实能活到一百二十岁,不经意间又想到了这个故事。
康德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当我反省自己的成长,我发现童年仰望星空的同时,我也领受了最初的道德法则。寄寓在民间故事里的朴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虽然有些与我后来所受的教育相悖,或与人生经验相左,但是,我细细检点,仍然发现它们下意识里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有一个舅舅擅长讲故事,特别热衷于一个叫王黑虎的传说。这个王黑虎是一个彪悍有蛮力的民间英雄,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人,每每逢凶化吉。我这个舅舅的讲述中,总有大量的俚语俗话,“国骂”和“地方骂”纷纷扬扬。沈从文曾经写一个爱骂人的老乡,说其语言又粗俗又妩媚,庶几近似。和电影里高大全的英雄比起来,这个王黑虎有点农民的狡黠,也有更真实鲜活的个性。
因为对听来的这些故事念念不忘,我曾经用一个笔记本记录下来,可惜家人内急时候撕了它当手纸,从此以后也提不起兴趣再记了。现在想来是一个遗憾,因为随着太奶、奶奶、舅舅的离世,这些故事和传说已经湮没在黄土衰草之中了。年轻人忙着赚钱、上网,小孩子有卡通片,这些更为有趣也更为刺激,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娱乐阈值不断增高的过程。
一些悠远的神话传说,一些古老的习俗,轻轻地走了,就像我们没有时间仰望星空,我们也来不及回眸和惋惜。
二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才真正着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这以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此后,相继将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保护领域。到此,文化遗产的概念仍着重于可见的有物质形式的遗产类别。
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民族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强调“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此基础上,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006年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元年,2月,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北京举行;5月,国务院公布包括共计五百一十八项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这一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在全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进入如火如荼的态势。
相对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而言,这是一份“迟来的爱”。世界上最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1950年即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是指“演剧、音乐、工艺技术以及其他的无形文化的产出品,对国家来说在历史上或是在艺术上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具体的就是指歌舞伎、能乐、文乐(木偶净琉璃戏)等,以及艺能(音乐技能)和陶艺、染织等工艺技术。而且该法还规定,对被指定的无形文化财进行保存和实施记录整理,以及对传承者进行培养等经费的支出,要由公费负担一部分,并建立起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即所谓的“人间国宝”制度〔1〕。
因为有较完善的法律保障、强烈的民间保护意识以及传承教育机制,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一些非物质文化和技艺,在日本被作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比较好地保存下来了。比如中国古代的“雅乐”,历千百年之久仍旧是现代日本皇宫的传统音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记录了“曲水流觞”这一上巳节的风雅习俗,现在知之者甚少了,可是在日本“曲水晏”仍然是一颇有群众基础的习俗。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在流变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日本民族特色,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不只有繁琐的程式,其中蕴含的“和敬清寂”、“茶禅一味”、“一期一会”的茶之道,对于现代人怡情悦性、升华感悟都有启发价值。
从长期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视传统文化为积重难返的负担,是迈向现代社会需要抖落的包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做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甚或“封建遗毒”清理。也因为我们有太多文化遗产,家大业大,没有珍视的念头。所以,当韩国成功申报“江陵端午祭”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人才蓦然惊醒,这些“源”于我们的文化,却在“流”之处发扬光大。其实不仅仅只是申报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日益单薄化和边缘化,是一种文化水土的流失。正如上海市文广局调研员刘晓南所言:“韩国之所以能把‘端午祭’成功‘申遗’,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仪式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中国——除了吃粽子,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还有什么仪式化的、全民化的纪念活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是要抱残守缺,正像费孝通先生生前反复说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才懂得欣赏他人的文化。
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在创造高度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非人化生存状态日趋严重,人被工业生产和消费控制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他提出了“建立新感性”的口号,感受能力、反省能力、审美能力是马尔库塞人的“新感性”概念三个重要特征,“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是指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的感性。这种感性不仅能解放人的本性(原始的冲动和感觉),而且能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实存环境。这种自然的解放,也即是指通过新感性对社会进行重建,即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它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使自由与必然、艺术与现实达到历史的同一,它可以使现代人实现非压抑性的升华,重建感性秩序,走向自由境界”〔2〕。
非物质文化中内容广泛的艺术内容以及独特的具有审美价值、和谐价值的礼仪习俗,确乎可以帮助我们在发展与传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等关系中寻找平衡,在急速变迁的社会中张扬一个新的生存维度以抗拒人的异化。每一个民族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传译出独特的精神密码。看了《云南映象》和《云南的响声》,我就能明白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杨丽萍,能听见树叶响声的舞者,了解且倾心于自己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她的舞蹈自然能传达出生命的律动,唤起我们如梦初醒般的感知与感动。我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给我们便利快捷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成为对抗这种标准化和模板化文化的一种方式。它不应该仅仅成为一种在奥运会开幕式等场合展示的国家名片,更应该成为一种民众的生活和精神图景。
三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差不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点并登陆中国的是创意产业这一概念。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的活动,而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与就业的成效。”凯夫斯对创意产业给出了以下定义:“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
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对以往概念的深化或反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在本质上都体现了对感性、人本、精神、艺术层面的注重。
200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其创意报告中,直接将创意产业分为文化遗产、艺术、媒体和功能创意四个组别。其中文化遗产又可以分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艺术与手工艺品、节日与庆祝活动)和文化场所如考古遗址、博物馆等;艺术可以分为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媒体包括出版和印刷媒体、视听产业;功能创意包括设计、新媒体(指软件、视频游戏、数字化创意内容)、创意服务。也就是说,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创意产业范畴。
贺云翱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说文化遗产之所以在创意产业方面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文化遗产具备着独特资源价值、文化特质的唯一性、历史优选后的合理性、应用领域的多向性、意义内涵的可不断开掘性以及更符合人性化要求等等。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进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大大动摇。“既然以原生态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模和范围是极有限的,那么,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在现代文化中承载新功能,就必然会消亡……人类之所以创造文化,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需要,一种文化事像如果失去了生命力,就算给她以特殊保护,其前景也是可悲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实现其功能的转化与发展,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变成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保护”〔3〕。
而创意产业确乎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语境结合的可行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创意产业提供母题和文化基因,而创意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时代活力,搭建展示平台。《云南映象》、《功夫传奇》等,即是把民族的原生态歌舞、传统武术乃至宗教文化融入新的形式中,既达到保护传承的目的,也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是二者的融合也会有不和谐之处。比如随处可见的民俗文化村,有大致相同的风貌,差不多的竹竿舞,差不多的民族服饰,差不多的婚礼习俗。我称之为“经过PS的民俗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碎片化的、重组式的所谓保护,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整体性,成为一种建设性毁灭。在全国各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类招商引资狂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宣传道具,几经折腾,反倒加速毁灭。
更多的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传统技艺进行标准化生产,从而丧失了其本身的原创个性。剪纸、年画等传统技艺正面临此类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对其内在品质的伤害。
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的年代,文化工业产品的最大特征就是“氛围”(Aura,也有人将此译为灵晕、光晕、气息等)的丧失。何为“氛围”?本雅明认为,这首先可以从自然事物的氛围概念得以形象的说明:“夏日午后,悠闲地观察地平线上的山峦起伏或一根洒下绿荫的树枝——这便是呼吸这些山和这一树枝的氛围。”不论我们对一自然事物的观察距离有多近,该事物呈现出来那种一定距离之外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就是它的氛围。然而,在机械复制的时代,传统艺术品所拥有的这种氛围在文化工业产品中却毫无疑问地衰落甚至丧失了。氛围的丧失与大众作用的不断增长有关,而真正致使氛围没落甚至丧失的却是技术复制的力量〔4〕。
正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活态流变性是它的最大特点,对它的保护关键是度的问题,轻重缓急,可为、不可为以及如何为,均需要斟酌拿捏。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是强调原生态的真朴,还是着重发展加工的精湛;是着眼品种的共性特征,还是着眼个别代表性节目的高精程度;首先从审美的角度评估,还是首先从稀有的角度评估;对濒于死亡的品种,如何判断是它自身生命力的脆弱,还是社会条件的不适应甚至遭到摧残……”〔5〕它不止需要人的传承,需要在人群中“活着”,它的保护也仰仗有文化自觉的人,不止是个人,更需要一种社会氛围。
白先勇先生钟情于昆曲,半生致力于昆曲的推广与传承。昆曲2001年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得到的关注是相对较多的,但是,在传承上仍形势严峻。白先勇先生说:“现在年轻人心里都有这种文化认同的渴求,我们的文化在哪儿呢?不错,在故宫博物院里能找到那些东西,那些是静态的,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活在舞台上的呢,在哪儿?现在我们拼命追求西方,比大,比高,比快。大家都上了高铁列车,往前冲,根本来不及停下来看。但我相信会的,冲完了,到站了,会的。我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一套沉静的东西。”〔6〕
在一个“快”活的时代,我们确乎需要如印第安人所说的那样“慢一点,等等灵魂”。“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残垣”,希望这不是这些美好文化的命运。
注释:
〔1〕林和生:《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1日。
〔2〕杨晓莲:《消费时代与建构现代新感性——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谈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3〕陈建宪:《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文化遗产》,创刊号。
〔4〕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5〕王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及其价值》,《学术界》2003年第4期。
〔6〕王晶晶、白先勇:《昆曲是我半生的追求,这次真的要退了》,中国新闻网,2009-12-24。
看电影《阿凡达》的时候,正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于是,很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纳美人的生活方式,泛灵论的世界观,独特的礼仪习俗,“圣树”这一文化空间,都让我想起我们这个世界正在面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姆斯·卡梅隆着力表现现代科技在工具理性的旗帜下对古老文化的倾轧,虽然他善意而浪漫地让阿凡达——现代科技催生的纳美人与人类的结合体拯救了潘多拉星球,但总让人觉得仅是一种美好意愿,这个“光明的尾巴”如阿凡达的尾巴一样让我觉得有些生硬。
曾在电视里看到柯尔克孜族人演唱《玛纳斯》的盛况。演唱它的民间歌手,柯尔克孜语里叫做“玛纳斯奇”,每逢喜庆节日欢聚时,柯尔克孜牧民便会邀请“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天苍苍,野茫茫,一群牧人,歌唱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英雄。演唱者有童有叟,无乐器伴奏,随内容的变化,曲调或高亢或低沉、或舒缓或疾劲,颇具感染力,他们经常通宵达旦持续几天,《玛纳斯》就是靠这些“玛纳斯奇”的演唱代代传承下来。
当电视、电脑普及到草原上的每一个毡包,《玛纳斯》还能持久保持它的吸引力吗?我有些疑惑。
看着儿子伴随卡通片长大的童年,我有时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点滴。三十多年,已是世易时移。小学时候,总在暑假回乡下婆婆家,夏夜,卸下门板在场院里搭个床,望天上繁星点点,听老人摇着蒲扇讲各种神话、传奇。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故事,其一是牛郎织女的本地版,与当时电影黄梅戏《牛郎织女》不同的是,牛郎织女不止结了婚还生了一对龙凤胎,于是分离变得更加缠绵凄婉,而牛郎挈一对儿女上天庭寻妻,亦搅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六十花甲的来历。据说上古时代是一百二十花甲的,因为太上老君的一次疏忽,烧掉了六十花甲。前几年看到医学研究报告,说人其实能活到一百二十岁,不经意间又想到了这个故事。
康德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当我反省自己的成长,我发现童年仰望星空的同时,我也领受了最初的道德法则。寄寓在民间故事里的朴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虽然有些与我后来所受的教育相悖,或与人生经验相左,但是,我细细检点,仍然发现它们下意识里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有一个舅舅擅长讲故事,特别热衷于一个叫王黑虎的传说。这个王黑虎是一个彪悍有蛮力的民间英雄,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人,每每逢凶化吉。我这个舅舅的讲述中,总有大量的俚语俗话,“国骂”和“地方骂”纷纷扬扬。沈从文曾经写一个爱骂人的老乡,说其语言又粗俗又妩媚,庶几近似。和电影里高大全的英雄比起来,这个王黑虎有点农民的狡黠,也有更真实鲜活的个性。
因为对听来的这些故事念念不忘,我曾经用一个笔记本记录下来,可惜家人内急时候撕了它当手纸,从此以后也提不起兴趣再记了。现在想来是一个遗憾,因为随着太奶、奶奶、舅舅的离世,这些故事和传说已经湮没在黄土衰草之中了。年轻人忙着赚钱、上网,小孩子有卡通片,这些更为有趣也更为刺激,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娱乐阈值不断增高的过程。
一些悠远的神话传说,一些古老的习俗,轻轻地走了,就像我们没有时间仰望星空,我们也来不及回眸和惋惜。
二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才真正着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这以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此后,相继将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保护领域。到此,文化遗产的概念仍着重于可见的有物质形式的遗产类别。
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民族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强调“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此基础上,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006年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元年,2月,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北京举行;5月,国务院公布包括共计五百一十八项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这一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在全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进入如火如荼的态势。
相对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而言,这是一份“迟来的爱”。世界上最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1950年即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是指“演剧、音乐、工艺技术以及其他的无形文化的产出品,对国家来说在历史上或是在艺术上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具体的就是指歌舞伎、能乐、文乐(木偶净琉璃戏)等,以及艺能(音乐技能)和陶艺、染织等工艺技术。而且该法还规定,对被指定的无形文化财进行保存和实施记录整理,以及对传承者进行培养等经费的支出,要由公费负担一部分,并建立起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即所谓的“人间国宝”制度〔1〕。
因为有较完善的法律保障、强烈的民间保护意识以及传承教育机制,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一些非物质文化和技艺,在日本被作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比较好地保存下来了。比如中国古代的“雅乐”,历千百年之久仍旧是现代日本皇宫的传统音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记录了“曲水流觞”这一上巳节的风雅习俗,现在知之者甚少了,可是在日本“曲水晏”仍然是一颇有群众基础的习俗。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在流变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日本民族特色,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不只有繁琐的程式,其中蕴含的“和敬清寂”、“茶禅一味”、“一期一会”的茶之道,对于现代人怡情悦性、升华感悟都有启发价值。
从长期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视传统文化为积重难返的负担,是迈向现代社会需要抖落的包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做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甚或“封建遗毒”清理。也因为我们有太多文化遗产,家大业大,没有珍视的念头。所以,当韩国成功申报“江陵端午祭”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人才蓦然惊醒,这些“源”于我们的文化,却在“流”之处发扬光大。其实不仅仅只是申报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日益单薄化和边缘化,是一种文化水土的流失。正如上海市文广局调研员刘晓南所言:“韩国之所以能把‘端午祭’成功‘申遗’,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仪式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中国——除了吃粽子,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还有什么仪式化的、全民化的纪念活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是要抱残守缺,正像费孝通先生生前反复说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才懂得欣赏他人的文化。
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在创造高度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非人化生存状态日趋严重,人被工业生产和消费控制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他提出了“建立新感性”的口号,感受能力、反省能力、审美能力是马尔库塞人的“新感性”概念三个重要特征,“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是指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的感性。这种感性不仅能解放人的本性(原始的冲动和感觉),而且能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实存环境。这种自然的解放,也即是指通过新感性对社会进行重建,即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它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使自由与必然、艺术与现实达到历史的同一,它可以使现代人实现非压抑性的升华,重建感性秩序,走向自由境界”〔2〕。
非物质文化中内容广泛的艺术内容以及独特的具有审美价值、和谐价值的礼仪习俗,确乎可以帮助我们在发展与传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等关系中寻找平衡,在急速变迁的社会中张扬一个新的生存维度以抗拒人的异化。每一个民族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传译出独特的精神密码。看了《云南映象》和《云南的响声》,我就能明白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杨丽萍,能听见树叶响声的舞者,了解且倾心于自己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她的舞蹈自然能传达出生命的律动,唤起我们如梦初醒般的感知与感动。我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给我们便利快捷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成为对抗这种标准化和模板化文化的一种方式。它不应该仅仅成为一种在奥运会开幕式等场合展示的国家名片,更应该成为一种民众的生活和精神图景。
三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差不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点并登陆中国的是创意产业这一概念。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的活动,而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与就业的成效。”凯夫斯对创意产业给出了以下定义:“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
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对以往概念的深化或反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在本质上都体现了对感性、人本、精神、艺术层面的注重。
200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其创意报告中,直接将创意产业分为文化遗产、艺术、媒体和功能创意四个组别。其中文化遗产又可以分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艺术与手工艺品、节日与庆祝活动)和文化场所如考古遗址、博物馆等;艺术可以分为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媒体包括出版和印刷媒体、视听产业;功能创意包括设计、新媒体(指软件、视频游戏、数字化创意内容)、创意服务。也就是说,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创意产业范畴。
贺云翱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说文化遗产之所以在创意产业方面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文化遗产具备着独特资源价值、文化特质的唯一性、历史优选后的合理性、应用领域的多向性、意义内涵的可不断开掘性以及更符合人性化要求等等。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进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大大动摇。“既然以原生态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模和范围是极有限的,那么,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在现代文化中承载新功能,就必然会消亡……人类之所以创造文化,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需要,一种文化事像如果失去了生命力,就算给她以特殊保护,其前景也是可悲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实现其功能的转化与发展,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变成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保护”〔3〕。
而创意产业确乎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语境结合的可行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创意产业提供母题和文化基因,而创意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时代活力,搭建展示平台。《云南映象》、《功夫传奇》等,即是把民族的原生态歌舞、传统武术乃至宗教文化融入新的形式中,既达到保护传承的目的,也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是二者的融合也会有不和谐之处。比如随处可见的民俗文化村,有大致相同的风貌,差不多的竹竿舞,差不多的民族服饰,差不多的婚礼习俗。我称之为“经过PS的民俗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碎片化的、重组式的所谓保护,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整体性,成为一种建设性毁灭。在全国各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类招商引资狂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宣传道具,几经折腾,反倒加速毁灭。
更多的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传统技艺进行标准化生产,从而丧失了其本身的原创个性。剪纸、年画等传统技艺正面临此类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对其内在品质的伤害。
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的年代,文化工业产品的最大特征就是“氛围”(Aura,也有人将此译为灵晕、光晕、气息等)的丧失。何为“氛围”?本雅明认为,这首先可以从自然事物的氛围概念得以形象的说明:“夏日午后,悠闲地观察地平线上的山峦起伏或一根洒下绿荫的树枝——这便是呼吸这些山和这一树枝的氛围。”不论我们对一自然事物的观察距离有多近,该事物呈现出来那种一定距离之外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就是它的氛围。然而,在机械复制的时代,传统艺术品所拥有的这种氛围在文化工业产品中却毫无疑问地衰落甚至丧失了。氛围的丧失与大众作用的不断增长有关,而真正致使氛围没落甚至丧失的却是技术复制的力量〔4〕。
正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活态流变性是它的最大特点,对它的保护关键是度的问题,轻重缓急,可为、不可为以及如何为,均需要斟酌拿捏。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是强调原生态的真朴,还是着重发展加工的精湛;是着眼品种的共性特征,还是着眼个别代表性节目的高精程度;首先从审美的角度评估,还是首先从稀有的角度评估;对濒于死亡的品种,如何判断是它自身生命力的脆弱,还是社会条件的不适应甚至遭到摧残……”〔5〕它不止需要人的传承,需要在人群中“活着”,它的保护也仰仗有文化自觉的人,不止是个人,更需要一种社会氛围。
白先勇先生钟情于昆曲,半生致力于昆曲的推广与传承。昆曲2001年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得到的关注是相对较多的,但是,在传承上仍形势严峻。白先勇先生说:“现在年轻人心里都有这种文化认同的渴求,我们的文化在哪儿呢?不错,在故宫博物院里能找到那些东西,那些是静态的,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活在舞台上的呢,在哪儿?现在我们拼命追求西方,比大,比高,比快。大家都上了高铁列车,往前冲,根本来不及停下来看。但我相信会的,冲完了,到站了,会的。我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一套沉静的东西。”〔6〕
在一个“快”活的时代,我们确乎需要如印第安人所说的那样“慢一点,等等灵魂”。“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残垣”,希望这不是这些美好文化的命运。
注释:
〔1〕林和生:《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1日。
〔2〕杨晓莲:《消费时代与建构现代新感性——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谈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3〕陈建宪:《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文化遗产》,创刊号。
〔4〕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5〕王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及其价值》,《学术界》2003年第4期。
〔6〕王晶晶、白先勇:《昆曲是我半生的追求,这次真的要退了》,中国新闻网,2009-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