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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苍凉的眼光打量世界，以电影来讲述苍凉人生，也将这个词慢慢内化为人生的底色……
一个人没有同类
他乡即故乡。这句话用在侯孝贤身上无比妥帖。他本是广东梅县人，1948年，不满一岁的侯孝贤随家人移居台湾。
于是，在侯孝贤这里，“故乡”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词汇，他既眷恋自己的生长地台南凤山，又感觉自己没有被这方土地完全接纳，因此常常一个人躲起来，悄悄俯视芸芸众生。他所在的小镇中心有座城隍庙，庙宇屋脊上雕满彩塑，绚丽的色彩像野火在烧;庙周围挤满打群架的孩子、卖吃食的小贩、小混混、穿花裙子的姑娘……这凝固的场景后来常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
因为在童年时便形成了苍凉的风格，侯孝贤总像一个漠然的观察者，同家人的关系也颇为疏离。记忆中，父亲总在咳嗽，永远手捧一卷书自顾自读，很少逗弄孩子们。后来侯孝贤才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因气候原因患上了肺炎，疏远孩子为的是防止传染。而母亲原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赴台前也有自己的交际圈，不能回老家，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的亲友关系。她只能独自照料一堆孩子，默默消化满腹的抑郁和沮丧。
家中压抑的气场使侯孝贤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仿佛跑到外面才能获得救赎。慢慢地，他开始在街头厮混，打架、赌博，无所不为。12岁时父亲去世，17岁那年母亲也走了，他从此彻底沦为了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赌博，让兄姊无可奈何。
就这样，侯孝贤孤寂地度过了狂放不羁的少年时代，多数时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无边幻境里。正如好友朱天文形容的那样：“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也正因如此，多年后他遇见聂隐娘的故事，怦然心动。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人生即电影
侯孝贤体格瘦小，待人温文尔雅，很难想象，早年混帮派的时候，他是最能打的一个。
如果说打架和赌博的经历给侯孝贤带来了什么，那大概就是“望气”的本领。“因为打惯了架，也赌惯了博，慢慢就学会了观察人，特别能算计，也特别好勇斗狠。这都是经验啊，知道谁最厉害，也知道谁是可以当对手来赌博的，因此他交朋友，选演员，一看一个准。”合作多年的剪辑师廖桑这样评价说。
后来因为召集人砸了陆军俱乐部，侯孝贤注定升学无望，只好入伍服兵役。就在当兵的岁月里，他忽然学会了审视自己，仿佛一夜间长大了，毅然抽刀斩断了过去，开始洗心革面，思考人生。19岁那年，侯孝贤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忽然产生了从事电影行业的想法。最开始他想当演员，退伍后特意考入了国立艺专，客串过几部电影，还出过一张专辑。再后来，他“看到别的演员模特都是1.80米以上，长得也很好，而我却相貌平平，就想着还是回到幕后去吧”。
从事电影制作后，侯孝贤开始了一场私人化的电影书写，他永远在讲述个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受。他不断在电影中追寻自己的影子、好友杨德昌和朱天文的影子，然后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把喜怒哀乐都纳入其中。
“说来也奇怪，不通时一窍不通，可是通了就什么都懂了，像飞一样，忽然就进入电影高地，可以和任何一位大师对话。”这是他进入电影世界的唯一感受。他忽然成为了一名直觉型导演，单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就拍出了《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等多部作品。朱天文曾将他比拟为一只动物，一个居住在世界上天然没有经过开发的人。“对他来说，拍一部电影也就是自然的行为，就是动物在觅食，或者一个人沉醉在欣赏花朵里那么自然。”
永远的手工业者
虽然拍电影靠的是本能和直觉，但侯孝贤的作品却成了文艺片的一种标杆。其实早些年，他也拍过商业片，诸如《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等，作品票房都不错。后来他看中了朱天文的小说《小毕的故事》，马上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版权，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合作，自此侯孝贤便与“票房”二字渐行渐远，只拍自己想拍的故事。
有时候拍一部赔一部，资金告急的时候，侯孝贤也会拍广告，他其实很会拍广告，拍过的几个产品都创下过年销量第一的好成绩。但他只在缺钱时拍，一旦筹足了做电影的经费，别人出再多钱也不理会。
生活中，侯孝贤早已回归了极为简朴的状态，他不要排场，内心非常单纯。也正因如此，聂隐娘那种孤寂而单纯的心灵状态深深打动了他。他花了十几年筹备，又用整整八年时间做出了一部以她为主题的武侠电影。
为了聂隐娘，侯孝贤推掉了拍摄偶像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纪念片的机会，潜在家中研读《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遍翻史书之后，历史背景已经了然于胸，他感觉非常安心：“就像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心知待在里面拍电影不会出什么大错。”
拍电影对侯孝贤的团队来说是一件太过煎熬的事情，因为他有着太多的坚持：为了拍出丝织品在幽微光线下呈现出的独特光泽，美术指导黄文英被派往印度、韩国等地选材;武侠作品中的人物上天入地本是寻常事，他却认为许多打斗场景不符合“地心引力”，非要找一种同“人体力学”相契合的武打方式;他擅用长镜头，希望将武侠电影拍出一如既往的凝视感，因此如果需要云，就真等云出现，如果需要风沙，就必须等到自然风。他就像从前的手艺人，“只能这样拍电影，也只会这样拍电影”，故而精心打磨出的东西总是呈现出一种虽有瑕疵却无可取代的美。
《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首部在大陆上映的作品，虽然获得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在大陆市场票房平平，不过侯孝贤对此并不在意：“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当一个人面对孤独时，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坚持信念，总有同类相亲，并不孤独。”而这，本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的。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其底色都难以脱离“苍凉壮阔”一词，这一点无论是张爱玲也好，朱氏姐妹抑或侯孝贤也好，大约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他们选择成为了一类人：都安于自己的节奏，以个体经验来描绘生命的存在，不被理解却乐此不疲。
（编辑 张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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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没有同类
他乡即故乡。这句话用在侯孝贤身上无比妥帖。他本是广东梅县人，1948年，不满一岁的侯孝贤随家人移居台湾。
于是，在侯孝贤这里，“故乡”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词汇，他既眷恋自己的生长地台南凤山，又感觉自己没有被这方土地完全接纳，因此常常一个人躲起来，悄悄俯视芸芸众生。他所在的小镇中心有座城隍庙，庙宇屋脊上雕满彩塑，绚丽的色彩像野火在烧;庙周围挤满打群架的孩子、卖吃食的小贩、小混混、穿花裙子的姑娘……这凝固的场景后来常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
因为在童年时便形成了苍凉的风格，侯孝贤总像一个漠然的观察者，同家人的关系也颇为疏离。记忆中，父亲总在咳嗽，永远手捧一卷书自顾自读，很少逗弄孩子们。后来侯孝贤才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因气候原因患上了肺炎，疏远孩子为的是防止传染。而母亲原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赴台前也有自己的交际圈，不能回老家，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的亲友关系。她只能独自照料一堆孩子，默默消化满腹的抑郁和沮丧。
家中压抑的气场使侯孝贤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仿佛跑到外面才能获得救赎。慢慢地，他开始在街头厮混，打架、赌博，无所不为。12岁时父亲去世，17岁那年母亲也走了，他从此彻底沦为了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赌博，让兄姊无可奈何。
就这样，侯孝贤孤寂地度过了狂放不羁的少年时代，多数时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无边幻境里。正如好友朱天文形容的那样：“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也正因如此，多年后他遇见聂隐娘的故事，怦然心动。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人生即电影
侯孝贤体格瘦小，待人温文尔雅，很难想象，早年混帮派的时候，他是最能打的一个。
如果说打架和赌博的经历给侯孝贤带来了什么，那大概就是“望气”的本领。“因为打惯了架，也赌惯了博，慢慢就学会了观察人，特别能算计，也特别好勇斗狠。这都是经验啊，知道谁最厉害，也知道谁是可以当对手来赌博的，因此他交朋友，选演员，一看一个准。”合作多年的剪辑师廖桑这样评价说。
后来因为召集人砸了陆军俱乐部，侯孝贤注定升学无望，只好入伍服兵役。就在当兵的岁月里，他忽然学会了审视自己，仿佛一夜间长大了，毅然抽刀斩断了过去，开始洗心革面，思考人生。19岁那年，侯孝贤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忽然产生了从事电影行业的想法。最开始他想当演员，退伍后特意考入了国立艺专，客串过几部电影，还出过一张专辑。再后来，他“看到别的演员模特都是1.80米以上，长得也很好，而我却相貌平平，就想着还是回到幕后去吧”。
从事电影制作后，侯孝贤开始了一场私人化的电影书写，他永远在讲述个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受。他不断在电影中追寻自己的影子、好友杨德昌和朱天文的影子，然后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把喜怒哀乐都纳入其中。
“说来也奇怪，不通时一窍不通，可是通了就什么都懂了，像飞一样，忽然就进入电影高地，可以和任何一位大师对话。”这是他进入电影世界的唯一感受。他忽然成为了一名直觉型导演，单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就拍出了《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等多部作品。朱天文曾将他比拟为一只动物，一个居住在世界上天然没有经过开发的人。“对他来说，拍一部电影也就是自然的行为，就是动物在觅食，或者一个人沉醉在欣赏花朵里那么自然。”
永远的手工业者
虽然拍电影靠的是本能和直觉，但侯孝贤的作品却成了文艺片的一种标杆。其实早些年，他也拍过商业片，诸如《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等，作品票房都不错。后来他看中了朱天文的小说《小毕的故事》，马上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版权，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合作，自此侯孝贤便与“票房”二字渐行渐远，只拍自己想拍的故事。
有时候拍一部赔一部，资金告急的时候，侯孝贤也会拍广告，他其实很会拍广告，拍过的几个产品都创下过年销量第一的好成绩。但他只在缺钱时拍，一旦筹足了做电影的经费，别人出再多钱也不理会。
生活中，侯孝贤早已回归了极为简朴的状态，他不要排场，内心非常单纯。也正因如此，聂隐娘那种孤寂而单纯的心灵状态深深打动了他。他花了十几年筹备，又用整整八年时间做出了一部以她为主题的武侠电影。
为了聂隐娘，侯孝贤推掉了拍摄偶像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纪念片的机会，潜在家中研读《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遍翻史书之后，历史背景已经了然于胸，他感觉非常安心：“就像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心知待在里面拍电影不会出什么大错。”
拍电影对侯孝贤的团队来说是一件太过煎熬的事情，因为他有着太多的坚持：为了拍出丝织品在幽微光线下呈现出的独特光泽，美术指导黄文英被派往印度、韩国等地选材;武侠作品中的人物上天入地本是寻常事，他却认为许多打斗场景不符合“地心引力”，非要找一种同“人体力学”相契合的武打方式;他擅用长镜头，希望将武侠电影拍出一如既往的凝视感，因此如果需要云，就真等云出现，如果需要风沙，就必须等到自然风。他就像从前的手艺人，“只能这样拍电影，也只会这样拍电影”，故而精心打磨出的东西总是呈现出一种虽有瑕疵却无可取代的美。
《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首部在大陆上映的作品，虽然获得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在大陆市场票房平平，不过侯孝贤对此并不在意：“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当一个人面对孤独时，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坚持信念，总有同类相亲，并不孤独。”而这，本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的。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其底色都难以脱离“苍凉壮阔”一词，这一点无论是张爱玲也好，朱氏姐妹抑或侯孝贤也好，大约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他们选择成为了一类人：都安于自己的节奏，以个体经验来描绘生命的存在，不被理解却乐此不疲。
（编辑 张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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