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罗素饭店广场与亚非学院
几年前第一次跟悦然到伦敦，从希斯罗机场搭地铁到罗素广场站下车。
罗素饭店的墙面十分显眼，一种特别的红色，介于砖红与赭红之间。罗素饭店高耸的红墙跟其他新艺术建筑样式比起来就是不同，它是一栋18世纪的大房子，矗立在罗素广场两面的沿边，第一眼望去就为它的气派外观慑服。
第二回到伦敦是2015年，住在伦敦大学政经学院附近，路过罗素广场仔细打量饭店的墙，恰当的墙色不显得建筑形式过时，查阅书籍想知道是哪一种红，建筑师使用法语的“奶茶”红，牛奶倒入红茶，茶与牛奶融入一瞬间的红色。
饭店名字来自罗素广场的地名，广场离文人荟萃的布鲁姆利区很近。罗素广场有一个公园，公园有一个茶馆，茶馆对着一排大树，在那儿你只要停留张望几眼，几只兴奋的灰色小松鼠便从树上跳下来。它们以为你是来喂食的施主，可惜你只是刚好来看风景，它们好奇地也多看你几眼，那个眼神好像说着：“敢问阁下刚来伦敦？”没有人会在这儿看风景，行色匆匆的路人多半是忙着进出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这一天我们走过广场，为的也是去学院演讲。
松鼠的好朋友一会儿就来了，是一对情侣，双双牛仔裤皮夹克一身劲装。女的从口袋掏出几颗花生，在手掌心里托着，男的刻意走出去几步观望。公园里的松鼠忽然来了个大集合，从四面八方群集十来只松鼠，排着队伍，像是小孩玩“一二三木头人”，静静地盯着皮夹克施主张望，然后一一前进从手掌执得花生迅即离去。
亚非学院的校长坐在一个有大窗子的房间等我们。校长在教育界极为活跃，颇有声名，此前才得了一个很大的奖，可惜他罹患癌症决定提早退休。中文系的主任霍克斯说，校长希望跟悦然谈谈话，毕竟1950年代曾在亚非学院教书的学者现在还活跃于学术界的人十分罕见。
校长室大窗外面的树枝好像随时会伸进来，童山濯濯的他有一副好眼神好精神，他的岁数跟悦然的儿子相仿。学校明年（2016）就要满一百年，他要听悦然讲中文系的故事，自己喝满满一大杯的红茶不加奶。之后霍克斯带我们去建筑物另一边的走廊，墙上贴满历史照片，很快就能找到悦然1950年代跟教授们的合照，很快也找到刘殿爵的照片。前一年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听何志华教授述说刘教授的故事，他在亚非学院教书，将一生积蓄捐给中文大学，遂成立刘殿爵中心，何志华是中心的主任。
亚非学院最值得一看的是汉学中文图书馆，从1950年代起就是英国汉学的重镇，收集各种中国知识的讯息。图书馆内部的陈设与格局是现代图书馆的形式，跟悦然创办的斯德哥尔摩远东图书馆的中国书院形式完全不同，亚非学院的中文图书馆似乎是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端，日光灯、长桌、轮转长柜书架。收藏的内涵跟远东图书馆的意义却相同，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的中文世界的知识，走在长书架前甚至闻得出简体字版平装版纸张的特殊气味。
悦然说，这座图书馆从1950年代起就处于世界汉学的中心地位，现在也一样。
亚非学院的中文图书馆足以自豪的不仅是藏书之多之广，一进去整个图书馆像一座高耸的山丘，搭电梯上了山丘，一层又一层看见许多年轻学生，一排又一排，他们像古时安静的僧侣静默对着书本读书，而不是在大英图书馆看见多数人面对着笔记本电脑。这时接近傍晚，天色黑了，还有这么多人读书。个子很高大的霍克斯略略流露傲人的信心，“亚非学院的读书风气之严谨是其他学校少见、足以让教授们自豪的。”
晚上霍克斯为悦然举办公开演讲，讲述“翻译的艺术”。
来听演讲的学生们的目光与表情说明他们是年轻的学者，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是专家。霍克斯又是颇有自信地陪坐在讲台上，我感觉他是一个成功的中文系主任，从荷兰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本身也是一位现代诗的爱好者、翻译家。在莫言得奖的时候，外国媒体一面倒把得奖的事情看向政治，遗忘了文学的内容。我看过英国媒体的访问，霍克斯说出非常聪明的话：“难道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一定要是一个反战人士，不反战的作家就不能得到诺奖吗？”
这是2015年2月悦然到亚非学院的讲座故事。
我们走过罗素广场，跟松鼠打过招呼，却始终没有走进罗素饭店。2015年11月下旬，当游客旅行回到伦敦，一个刮风苦寒的天气，从我们的小旅馆往罗素广场车站走，忽然想应该进饭店的酒吧喝一杯。
拾阶而上，从饭店的旋转门进去，往右走进酒吧，跟我想的一样，酒吧台子的长度超过厅间的三分之一，古时该有燃烧的壁炉。壁炉还完好，皮质沙发的靠背特别高，座位之间的人谈话很自然地低声相对，不会打扰别人。
悦然点了一杯啤酒说：“好奇怪，1953年我住在附近，每天经过这儿，走来走去，过了六十年，我终于走进饭店喝一杯。”
离开饭店时戴礼帽的门房说，“等会儿见”（see you later），好像我们住在这儿好久。
2. 日出酒馆
1961年，据说是冷战以来西方世界最大的合法居住英国的苏联间谍戈登·隆斯达尔（Gordon Arnold Lonsdale，1922-1970）被英国当局逮捕。
报导描述隆斯达尔在伦敦法庭聆听判决：“监禁二十五年。”仪表出众的隆斯达尔给了庭上的法官一抹冷笑。
冷笑的隆斯达尔成为苏维埃间谍在西方世界一枚鲜明耀眼的形象。
悦然当年阅报得知判决，他懂得隆斯达尔笑什么。
苏维埃政府不会让这样的英雄人物流落在海外多久，隆斯达尔明白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他值得这一丝笑容。
他只在监牢呆了三年，英国就跟苏维埃交换遣返两方的间谍，隆斯达尔以英雄的姿态返国。
隆斯达尔是马悦然在伦敦大学的学生。1961年以前，谁也不知道隆斯达尔的真实身份。所有在学校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高智能、有魅力、有前途的学生。他在伦敦大学研读法律，也到亚非学院的中文系学习中文，他的功课非常好，马悦然记得他实在是个穿着得体、幽默感十足能讲故事的绅士。 亚非学院中文系一天学习六七个小时，整天保持中文环境，考试也十分严格。考试以后跟讲师教授到大英博物馆附近的“日出”酒吧（Rising Sun）喝酒，一整天的工作压力都释放了，酒吧里头只有谈话与欢笑。隆斯达尔很快变成主角，老师多半聆听他快意隽永的谈笑风生。
我很想知道隆斯达尔的中文程度怎么样，毕竟有些汉学家能读却不能开口讲汉语。
“他讲得好极了。”悦然说。
隆斯达尔不是他的真名，间谍的真面目要情报局揭发才能得知。他本名科农·摩隆弟（Konon Molody），父亲是科学家，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更多的细节有人给他写了一部传记，少时母亲给他弄到护照去美国生活了一段时光，以后他回苏联参加红军，1940年代在战争当中已是英雄。战争以后他展现学者模样，1946年他在苏联学习中文，1953年他搭上一条商船去美国，用了一个死去的芬兰人隆斯达尔的名字，到美国跟苏联KGB两个大间谍彼得与海莲·柯罗格一起工作。
一个KGB的间谍为什么要学习中文？美国当时的情报人员认为隆斯达尔有一天要去中国，没想到落脚处是伦敦。我在网络逛游时也曾看见一枚苏联199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隆斯达尔以他的真名现形，他微笑。
多年来听悦然夸奖过这样一个奇特的学生，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晃荡时，悦然多想到“日出”酒吧喝一杯。正对着博物馆大门的沿街，过去是几家出版东方书籍的出版社，其中一家现在是苏格兰服装店。往前走，酒吧的木头房子门柱还留着，酒吧关门了。旁边有一家陶瓷店，再往前去，书铺子歇业了。那是过去的时光，一名苏联间谍也曾流连忘返于大英博物馆边上的书肆酒铺。
太阳依然升起，人事全非，时光不再。
3. 1950年代的伦敦生活
1953年1月，悦然得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讲师的教职，一个人到了伦敦，住在罗素广场的一户人家，租个小房间。
宁祖留在瑞典待产，老二佩尔三月出生。悦然找到希斯罗机场附近一栋14世纪的老房子“义克汉庄园”（Ickeham Manor），一个贵族的老房子，房东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世袭贵族，靠收租生活，租金一个星期五英镑。
春天悦然回瑞典接宁祖与两个孩子，从瑞典西部哥德堡搭船到伦敦，房东开一部老旧的汽车到港口接房客。
义克汉庄园的外观显老，内部格局大气，附近有个小村子，只有几个房子，一个很好的酒吧，有时可以到酒吧喝一杯。庄园的房舍很大，一个房间比我们现在住的双人公寓的客厅还大，一家人住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壁炉，一个成年人可以坐进壁炉，要想烤一匹全牛可能也办得到。
悦然认为房子漂亮，居住应该还舒适，他每天搭车一个半小时到学校教书，一周五天，宁祖留在家里并不好过。
老大安德世十分活泼，要在房子里找到这娃儿，必须拴上一条长皮带，要不然就不知道上哪儿找孩子。老二还在襁褓当中，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
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佩尔幸好不在房间里头。
房东想在楼上盖一个新的洗澡房，加盖的地方就在佩尔房间的上方，不知道做了什么工事，房间的天花板整块倾颓疾速掉落，不偏不倚砸烂佩尔的婴儿床。
人命关天，悦然大发脾气，房东却说：“这样的房客没有幽默感。”
有些英国贵族的人生使命就是维护祖先留下的庄院，他们的人生也好像总是成功的。佩尔六十岁生日请家人吃饭，悦然拿出上网追踪义克汉庄园的打印照片，外观跟当年保持得一模一样。
义克汉住不下去了。1954年亚非学院教印度历史的哈瑞森教授到印度访问一年，房子让给悦然一家居住，在伦敦的东南部肯特区（West Wickham），郊区的独栋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房舍三边的邻居都是银行经理。这些经理下班头戴相同的帽子，手拿当期的《时代》杂志，换过衣服就坐在花园读杂志。刚住进去时，哈教授的花园有一点凌乱，以后被悦然收拾得很好。
悦然找到十七岁的爱尔兰姑娘艾丝来帮宁祖看孩子、煮饭。艾丝头一次下厨，煮了一大锅的土豆，分量之大，令人啧舌，可见爱尔兰人多依赖马铃薯为主食。
哈教授的花园植有红萝卜的荒土，悦然费了一番功夫重新耕植红萝卜，出门以前一片红色根茎的圃园，井然有序，展现生机。
没料到老大安德世这一辈子作为“收拾控”的瘾好在这时初次大发作，他把一根一根的红萝卜从土壤里拔出来，像小兵出操列阵一根根在烈日下排整齐。悦然下班回家来，只见所有的萝卜干枯殆尽个个失去元气，懊恼得不知如何是好。艾丝沉住气，一会儿工夫把所有昏倒的红萝卜一根根又栽种回土壤，以后的红萝卜收成大好，爱尔兰人掌握红萝卜生长脾性的功力从一个小姑娘的修养看出来了。
一年过去，哈教授返国。这回有一个搞波斯语言的学者到伊朗，让出伦敦北区的住所。
1955年悦然一家人搬到北区慕斯威尔尼尔（Muswell Nill），这一区的房子都是同一家公司兴建，所有的房子外观格局相同，花园很小。北区发展极为缓慢，环境条件很差，使人感觉到生活日渐沉重。此时宁祖怀着老三贡纳，大腹便便身体有恙。
所幸上天垂爱，在危险边缘解救宁祖。
英国有一种特殊的医学专家的医诊制度，他们在一个医学机构做研究教学，不称呼“医生”（doctor）而称呼“先生”（Mister）。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每星期责任分配到一个区域为居民看诊。宁祖到小区医疗所看病，遇见看诊的“先生”是伦敦最权威的妇科专家，他诊断宁祖腹中有一颗结石，长得很大已经压迫胎儿，必须立即切除。宁祖怀孕六个多月，肚子很大，若不是一个医学权威执刀，胎儿的命运难测。
五月宁祖住院做手术的时候，老二佩尔害了中耳炎住进另外一家幼儿医院，悦然受到双重的打击，奔波于两家医院。宁祖打算一出院就带佩尔回瑞典生产，悦然也想念家乡决定辞职，六月学期结束即带安德世回瑞典。悦然在四川认识的西门华教授的父亲西门老教授认为，学院早聘悦然为长期的讲师，这样回国可惜了，瑞典没有任何汉学家的工作机会。 从伦敦回瑞典的那一天是星期天，悦然把行李收拾妥当，准备到幼儿园接安德世，他不小心把大门带上，钥匙在屋子里，他认为后门厨房的门也带上了，急忙上街找到一个修玻璃的工人，讨论把玻璃窗打破，取出钥匙，立即修好玻璃。回家悦然破窗进屋，工人开始修理，这时他才发现厨房门开着，他根本可以从厨房进屋。
老三贡纳7月10日出生，体重四公斤，母子平安。一家人住在乌普萨拉以前的租屋公寓。九月新的学期开始，悦然搭火车到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夜校，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教书，白天在斯德哥尔摩北区的高中教拉丁语，两边兼课，维持家计。过了几个月，瑞典外交部来信问能不能接受驻中国使馆文化秘书的工作。这是伦敦生活意外的结局，1956年1月，一家人从瑞典出发到了北京。
4. 博物馆的中国家具
伦敦的中国收藏品不只是在大英博物馆，纪念18世纪维多利亚女王与夫婿阿尔伯特亲王的简称V
几年前第一次跟悦然到伦敦，从希斯罗机场搭地铁到罗素广场站下车。
罗素饭店的墙面十分显眼，一种特别的红色，介于砖红与赭红之间。罗素饭店高耸的红墙跟其他新艺术建筑样式比起来就是不同，它是一栋18世纪的大房子，矗立在罗素广场两面的沿边，第一眼望去就为它的气派外观慑服。
第二回到伦敦是2015年，住在伦敦大学政经学院附近，路过罗素广场仔细打量饭店的墙，恰当的墙色不显得建筑形式过时，查阅书籍想知道是哪一种红，建筑师使用法语的“奶茶”红，牛奶倒入红茶，茶与牛奶融入一瞬间的红色。
饭店名字来自罗素广场的地名，广场离文人荟萃的布鲁姆利区很近。罗素广场有一个公园，公园有一个茶馆，茶馆对着一排大树，在那儿你只要停留张望几眼，几只兴奋的灰色小松鼠便从树上跳下来。它们以为你是来喂食的施主，可惜你只是刚好来看风景，它们好奇地也多看你几眼，那个眼神好像说着：“敢问阁下刚来伦敦？”没有人会在这儿看风景，行色匆匆的路人多半是忙着进出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这一天我们走过广场，为的也是去学院演讲。
松鼠的好朋友一会儿就来了，是一对情侣，双双牛仔裤皮夹克一身劲装。女的从口袋掏出几颗花生，在手掌心里托着，男的刻意走出去几步观望。公园里的松鼠忽然来了个大集合，从四面八方群集十来只松鼠，排着队伍，像是小孩玩“一二三木头人”，静静地盯着皮夹克施主张望，然后一一前进从手掌执得花生迅即离去。
亚非学院的校长坐在一个有大窗子的房间等我们。校长在教育界极为活跃，颇有声名，此前才得了一个很大的奖，可惜他罹患癌症决定提早退休。中文系的主任霍克斯说，校长希望跟悦然谈谈话，毕竟1950年代曾在亚非学院教书的学者现在还活跃于学术界的人十分罕见。
校长室大窗外面的树枝好像随时会伸进来，童山濯濯的他有一副好眼神好精神，他的岁数跟悦然的儿子相仿。学校明年（2016）就要满一百年，他要听悦然讲中文系的故事，自己喝满满一大杯的红茶不加奶。之后霍克斯带我们去建筑物另一边的走廊，墙上贴满历史照片，很快就能找到悦然1950年代跟教授们的合照，很快也找到刘殿爵的照片。前一年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听何志华教授述说刘教授的故事，他在亚非学院教书，将一生积蓄捐给中文大学，遂成立刘殿爵中心，何志华是中心的主任。
亚非学院最值得一看的是汉学中文图书馆，从1950年代起就是英国汉学的重镇，收集各种中国知识的讯息。图书馆内部的陈设与格局是现代图书馆的形式，跟悦然创办的斯德哥尔摩远东图书馆的中国书院形式完全不同，亚非学院的中文图书馆似乎是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端，日光灯、长桌、轮转长柜书架。收藏的内涵跟远东图书馆的意义却相同，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的中文世界的知识，走在长书架前甚至闻得出简体字版平装版纸张的特殊气味。
悦然说，这座图书馆从1950年代起就处于世界汉学的中心地位，现在也一样。
亚非学院的中文图书馆足以自豪的不仅是藏书之多之广，一进去整个图书馆像一座高耸的山丘，搭电梯上了山丘，一层又一层看见许多年轻学生，一排又一排，他们像古时安静的僧侣静默对着书本读书，而不是在大英图书馆看见多数人面对着笔记本电脑。这时接近傍晚，天色黑了，还有这么多人读书。个子很高大的霍克斯略略流露傲人的信心，“亚非学院的读书风气之严谨是其他学校少见、足以让教授们自豪的。”
晚上霍克斯为悦然举办公开演讲，讲述“翻译的艺术”。
来听演讲的学生们的目光与表情说明他们是年轻的学者，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是专家。霍克斯又是颇有自信地陪坐在讲台上，我感觉他是一个成功的中文系主任，从荷兰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本身也是一位现代诗的爱好者、翻译家。在莫言得奖的时候，外国媒体一面倒把得奖的事情看向政治，遗忘了文学的内容。我看过英国媒体的访问，霍克斯说出非常聪明的话：“难道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一定要是一个反战人士，不反战的作家就不能得到诺奖吗？”
这是2015年2月悦然到亚非学院的讲座故事。
我们走过罗素广场，跟松鼠打过招呼，却始终没有走进罗素饭店。2015年11月下旬，当游客旅行回到伦敦，一个刮风苦寒的天气，从我们的小旅馆往罗素广场车站走，忽然想应该进饭店的酒吧喝一杯。
拾阶而上，从饭店的旋转门进去，往右走进酒吧，跟我想的一样，酒吧台子的长度超过厅间的三分之一，古时该有燃烧的壁炉。壁炉还完好，皮质沙发的靠背特别高，座位之间的人谈话很自然地低声相对，不会打扰别人。
悦然点了一杯啤酒说：“好奇怪，1953年我住在附近，每天经过这儿，走来走去，过了六十年，我终于走进饭店喝一杯。”
离开饭店时戴礼帽的门房说，“等会儿见”（see you later），好像我们住在这儿好久。
2. 日出酒馆
1961年，据说是冷战以来西方世界最大的合法居住英国的苏联间谍戈登·隆斯达尔（Gordon Arnold Lonsdale，1922-1970）被英国当局逮捕。
报导描述隆斯达尔在伦敦法庭聆听判决：“监禁二十五年。”仪表出众的隆斯达尔给了庭上的法官一抹冷笑。
冷笑的隆斯达尔成为苏维埃间谍在西方世界一枚鲜明耀眼的形象。
悦然当年阅报得知判决，他懂得隆斯达尔笑什么。
苏维埃政府不会让这样的英雄人物流落在海外多久，隆斯达尔明白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他值得这一丝笑容。
他只在监牢呆了三年，英国就跟苏维埃交换遣返两方的间谍，隆斯达尔以英雄的姿态返国。
隆斯达尔是马悦然在伦敦大学的学生。1961年以前，谁也不知道隆斯达尔的真实身份。所有在学校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高智能、有魅力、有前途的学生。他在伦敦大学研读法律，也到亚非学院的中文系学习中文，他的功课非常好，马悦然记得他实在是个穿着得体、幽默感十足能讲故事的绅士。 亚非学院中文系一天学习六七个小时，整天保持中文环境，考试也十分严格。考试以后跟讲师教授到大英博物馆附近的“日出”酒吧（Rising Sun）喝酒，一整天的工作压力都释放了，酒吧里头只有谈话与欢笑。隆斯达尔很快变成主角，老师多半聆听他快意隽永的谈笑风生。
我很想知道隆斯达尔的中文程度怎么样，毕竟有些汉学家能读却不能开口讲汉语。
“他讲得好极了。”悦然说。
隆斯达尔不是他的真名，间谍的真面目要情报局揭发才能得知。他本名科农·摩隆弟（Konon Molody），父亲是科学家，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更多的细节有人给他写了一部传记，少时母亲给他弄到护照去美国生活了一段时光，以后他回苏联参加红军，1940年代在战争当中已是英雄。战争以后他展现学者模样，1946年他在苏联学习中文，1953年他搭上一条商船去美国，用了一个死去的芬兰人隆斯达尔的名字，到美国跟苏联KGB两个大间谍彼得与海莲·柯罗格一起工作。
一个KGB的间谍为什么要学习中文？美国当时的情报人员认为隆斯达尔有一天要去中国，没想到落脚处是伦敦。我在网络逛游时也曾看见一枚苏联199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隆斯达尔以他的真名现形，他微笑。
多年来听悦然夸奖过这样一个奇特的学生，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晃荡时，悦然多想到“日出”酒吧喝一杯。正对着博物馆大门的沿街，过去是几家出版东方书籍的出版社，其中一家现在是苏格兰服装店。往前走，酒吧的木头房子门柱还留着，酒吧关门了。旁边有一家陶瓷店，再往前去，书铺子歇业了。那是过去的时光，一名苏联间谍也曾流连忘返于大英博物馆边上的书肆酒铺。
太阳依然升起，人事全非，时光不再。
3. 1950年代的伦敦生活
1953年1月，悦然得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讲师的教职，一个人到了伦敦，住在罗素广场的一户人家，租个小房间。
宁祖留在瑞典待产，老二佩尔三月出生。悦然找到希斯罗机场附近一栋14世纪的老房子“义克汉庄园”（Ickeham Manor），一个贵族的老房子，房东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世袭贵族，靠收租生活，租金一个星期五英镑。
春天悦然回瑞典接宁祖与两个孩子，从瑞典西部哥德堡搭船到伦敦，房东开一部老旧的汽车到港口接房客。
义克汉庄园的外观显老，内部格局大气，附近有个小村子，只有几个房子，一个很好的酒吧，有时可以到酒吧喝一杯。庄园的房舍很大，一个房间比我们现在住的双人公寓的客厅还大，一家人住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壁炉，一个成年人可以坐进壁炉，要想烤一匹全牛可能也办得到。
悦然认为房子漂亮，居住应该还舒适，他每天搭车一个半小时到学校教书，一周五天，宁祖留在家里并不好过。
老大安德世十分活泼，要在房子里找到这娃儿，必须拴上一条长皮带，要不然就不知道上哪儿找孩子。老二还在襁褓当中，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
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佩尔幸好不在房间里头。
房东想在楼上盖一个新的洗澡房，加盖的地方就在佩尔房间的上方，不知道做了什么工事，房间的天花板整块倾颓疾速掉落，不偏不倚砸烂佩尔的婴儿床。
人命关天，悦然大发脾气，房东却说：“这样的房客没有幽默感。”
有些英国贵族的人生使命就是维护祖先留下的庄院，他们的人生也好像总是成功的。佩尔六十岁生日请家人吃饭，悦然拿出上网追踪义克汉庄园的打印照片，外观跟当年保持得一模一样。
义克汉住不下去了。1954年亚非学院教印度历史的哈瑞森教授到印度访问一年，房子让给悦然一家居住，在伦敦的东南部肯特区（West Wickham），郊区的独栋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房舍三边的邻居都是银行经理。这些经理下班头戴相同的帽子，手拿当期的《时代》杂志，换过衣服就坐在花园读杂志。刚住进去时，哈教授的花园有一点凌乱，以后被悦然收拾得很好。
悦然找到十七岁的爱尔兰姑娘艾丝来帮宁祖看孩子、煮饭。艾丝头一次下厨，煮了一大锅的土豆，分量之大，令人啧舌，可见爱尔兰人多依赖马铃薯为主食。
哈教授的花园植有红萝卜的荒土，悦然费了一番功夫重新耕植红萝卜，出门以前一片红色根茎的圃园，井然有序，展现生机。
没料到老大安德世这一辈子作为“收拾控”的瘾好在这时初次大发作，他把一根一根的红萝卜从土壤里拔出来，像小兵出操列阵一根根在烈日下排整齐。悦然下班回家来，只见所有的萝卜干枯殆尽个个失去元气，懊恼得不知如何是好。艾丝沉住气，一会儿工夫把所有昏倒的红萝卜一根根又栽种回土壤，以后的红萝卜收成大好，爱尔兰人掌握红萝卜生长脾性的功力从一个小姑娘的修养看出来了。
一年过去，哈教授返国。这回有一个搞波斯语言的学者到伊朗，让出伦敦北区的住所。
1955年悦然一家人搬到北区慕斯威尔尼尔（Muswell Nill），这一区的房子都是同一家公司兴建，所有的房子外观格局相同，花园很小。北区发展极为缓慢，环境条件很差，使人感觉到生活日渐沉重。此时宁祖怀着老三贡纳，大腹便便身体有恙。
所幸上天垂爱，在危险边缘解救宁祖。
英国有一种特殊的医学专家的医诊制度，他们在一个医学机构做研究教学，不称呼“医生”（doctor）而称呼“先生”（Mister）。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每星期责任分配到一个区域为居民看诊。宁祖到小区医疗所看病，遇见看诊的“先生”是伦敦最权威的妇科专家，他诊断宁祖腹中有一颗结石，长得很大已经压迫胎儿，必须立即切除。宁祖怀孕六个多月，肚子很大，若不是一个医学权威执刀，胎儿的命运难测。
五月宁祖住院做手术的时候，老二佩尔害了中耳炎住进另外一家幼儿医院，悦然受到双重的打击，奔波于两家医院。宁祖打算一出院就带佩尔回瑞典生产，悦然也想念家乡决定辞职，六月学期结束即带安德世回瑞典。悦然在四川认识的西门华教授的父亲西门老教授认为，学院早聘悦然为长期的讲师，这样回国可惜了，瑞典没有任何汉学家的工作机会。 从伦敦回瑞典的那一天是星期天，悦然把行李收拾妥当，准备到幼儿园接安德世，他不小心把大门带上，钥匙在屋子里，他认为后门厨房的门也带上了，急忙上街找到一个修玻璃的工人，讨论把玻璃窗打破，取出钥匙，立即修好玻璃。回家悦然破窗进屋，工人开始修理，这时他才发现厨房门开着，他根本可以从厨房进屋。
老三贡纳7月10日出生，体重四公斤，母子平安。一家人住在乌普萨拉以前的租屋公寓。九月新的学期开始，悦然搭火车到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夜校，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教书，白天在斯德哥尔摩北区的高中教拉丁语，两边兼课，维持家计。过了几个月，瑞典外交部来信问能不能接受驻中国使馆文化秘书的工作。这是伦敦生活意外的结局，1956年1月，一家人从瑞典出发到了北京。
4. 博物馆的中国家具
伦敦的中国收藏品不只是在大英博物馆，纪念18世纪维多利亚女王与夫婿阿尔伯特亲王的简称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