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同济大学召开的一个“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原因之一。行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
　　在红灯面前，一个人能“忍耐”多久，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行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交通效率、安全和更人性化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一个人性格因素的重要方面。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人研究行人等待红灯时的忍耐极限?这既与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关，也与人们的“差不多”性格有关。
　　胡适先生有一篇描述中国人性格的文章，叫做《差不多先生传》。“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差不多先生的口头禅和行事原则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所以，他会把“千”写成“十”，不就是一撇的差别吗?最后他生病本应请姓汪的医生，却请了兽医王先生，因为医生也是差不多。由于这种差不多，他不治而亡。
　　表面上看，胡适先生是以夸张的形式为中国人画像，讥讽生活中的马大哈先生。但细细考量却指的是许多人性格中的不认真、大概、随意的痼疾，凡事估摸着办，不讲准确性和精确度，与西方人，如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凡事量化到数字、讲究程序等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的大概和随意性与西方人的严谨和事事处处讲精确相比较，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小事上的表现。中国人遇到问路，一般的回答是：不远了。这是一种估摸着的差不多。但如果向德国人问路，他不会先回答你，而是让你走上几步，然后他会追上来说，以你现在行走的速度，一直向前10分钟就到了。显然，德国人的指路更为精确。
　　有了这两种国民性格的比较，就能很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能测出他们在红灯面前的忍耐时间是45秒，德国人的忍耐时间是60秒，由此而设计红绿灯的时间，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测试，而是靠随意和大概，实际上就是“差不多”生活态度的另一种反映。在此基础上，中国路口的红灯才会有的亮64秒，有的竟然达到126秒。当然，大概和随意的特性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在以靠感悟、经验和个案积累的工作和研究中，尤其是艺术中，也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数字化生活的今天，当精确、量化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研究的必需，而且必得以精确和量化才能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时候，就不得不改变我们的随意和大概的特性了。
　　不仅仅是红灯面前应当测试国人的忍耐时间是多少，并精确到以秒为单位，就是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地方都需要这种精确的测定，从而在量化和精确的科学基础上制定政策、设计产品和提出解决的对策。比如，柜员机、银行的柜台、超市的收银台、计算机启动、打开网页要等待多长的时间，才能既有效率又在人的忍耐限度内。还有电话铃响多少声接电话、公共场馆开多少门才会避免突发事故时因人们耐心不够造成拥挤的危险等等。又比如，生活中，你聆听意见和接受批评的耐性是多少，同理，你在给他人提意见和批评他人时，是否知晓对方的耐性是怎样的程度。掌握这些更有利于缓和矛盾和化解矛盾，和谐地处理问题。这些也是反映一个人是否有宽容的胸襟和豁达性格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小事，但如果能通过测量和研究，量化到数字来精确地对待，而不是以大概和随意来设计，就会既有效率和安全，又人性化并让人们拥有生活和工作的好心情。
　　编辑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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