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史学界曾经认为维金斯基首次来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本文结合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资料，经过考证，认为维金斯基首次来华的身份是俄共（布）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派维金斯基来华的机构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
［关键词］维金斯基俄共（布）代表
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又名查尔金，在中国工作时用中文名吴廷康。在《向导》、《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魏琴或卫金，在史料或者其它一些书籍中还出现过许多其它的名字：维经斯基、维京斯基、维金斯基、魏经斯基、威金斯基、威经斯基、吴廷斯基、魏丁斯基、维丁斯基、乌金斯克、沃伊琴斯基、伟基斯克、符定斯克、费丁斯克、胡定斯基、胡定康、伍廷康等等。“吴廷康”乃他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在《劳动界》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时所用的中文名。这是他首次以中文名发表文章，也是首次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陈独秀在１９２２年４月和６月写给他的两封信，都称呼为“吴廷康先生”。本文用“吴廷康”名。
１９２０年３月，经过俄共（布）中央正式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该局负责同远东地区各国革命者的联系工作。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该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①。时年２７岁、操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且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吴廷康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他由此“有幸成为１９２０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②。吴廷康的两名助手是毕业于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③。根据达林回忆，其小组成员后来还有吴廷康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萨赫扬诺娃、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④。
吴廷康的首次赴华，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中国史学界曾经认为吴廷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⑤，甚至国外学者也持此观点。如俄国学者格鲁宁就认为吴廷康１９２０年来华就是“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代表团团长”，他率领的代表团就是“到达中国的共产国际第一个代表团”⑥。德国学者郭恒钰则说：“１９２０年初，第一批共产国际代表在Ｇ·Ｎ·维经斯基带领下到达北京”⑦。
这种说法的来源可能与中国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有关。如董必武回忆：“‘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陈公培称：“１９２０年春，……第三国际代表乌金斯基（中国名字伍廷康，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包惠僧说：“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全世界，第三国际重视这一事件，……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罗章龙说：“第三国际使者是１９２０年冬末夏初时到达北京的。他叫维经斯基”⑧。（括号内文字原有，引者。以下未加注明者，括号内文字均为原有）
之所以众多的当事人持此观点，与后来吴廷康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有关。吴廷康从１９２０年４月第一次来华，到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离开中国，七年中一共六次来华，累计在中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明确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身份在中国开展活动的，致使许多人误认为他第一次来华也是共产国际的使者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吴廷康的第一次赴华的身份应该是俄共（布）代表。早在１９８５年，马贵凡先生就指出：吴廷康“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而是俄共（布）的代表”10。根据新解密的俄方档案资料，可以进一步肯定吴廷康是俄共（布）代表的说法是合乎实际的。
要确定吴廷康的代表身份，重要的是看他是由哪一个组织派出并对哪一个组织负责。由东方民族处副主席Ｍ·Ｈ·布龙斯泰因和该处中国科科长Ｍ·Ｍ·阿布拉姆松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签署的《关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该处在４月份（即１９２０年４月，引者）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11。可见，派出吴廷康的机构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吴廷康来华后，接受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领导。
后来，随着远东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实为必要。１９２０年８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2组建。东方民族处下设一个中国科，其工作有两部分，即：“１、首先和主要是在中国本土的工作，该科有很大部分机构和工作人员在中国；２、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当中做联合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旨在培训他们从事中国革命工作”13。东方民族处组建后，吴廷康转归该处领导。东方民族处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发给吴廷康的一封电报说明了这一点，电报说：“兹委托您行使代表权，直到作为东方民族部（即东方民族处，引者）代表的我们的中国组织正式建立。您凭此全权应当依据我们的指示领导中国工作，给我们派往那里的党的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让他们服从您。”14吴廷康所从事的活动就属于中国科工作的第一部分。正因此，吴廷康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带有工作汇报性质的信就是寄给东方民族处，而东方民族处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国外工作部分就是以吴廷康８月１７日的信为基础15。
上面所提及对吴廷康有直接领导权的机构，无论是最初的外国处，还是后来组建的东方民族处，都是俄共（布）范围之内。正是由于东方民族处设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下面”，“与共产国际没有直接联系”，“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领导国外工作”，所以，东方民族处和它的上一级领导机构西伯利亚局都向共产国际提出，将东方民族处改组为“共产国际书记处”16。
可见，吴廷康不由共产国际派出，直接领导者也不是共产国际，其身份自然不是共产国际代表。
但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并不意味着吴廷康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
根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吴廷康一行是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吴廷康一行赴华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7。形式上，俄共（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派出一个正式的工作小组赴华以帮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俄共（布）有关方面向共产国际请示，应该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结合新解密的俄方档案资料，应该肯定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吴廷康到达上海的１９２０年５月建立起来了；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以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身份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到７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吴廷康也参加了；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吴廷康在华活动与该科工作纲要有密切关系；吴廷康在华活动作为东方民族处的工作组成部分由东方民族处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东方民族处在１９２１年改组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吴廷康１９２１年春回国后就是任职于远东书记处18。这些说明，吴廷康一行虽然不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派出，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但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首次赴华后，吴廷康被委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数度来到中国，就容易让人理解了。
注 释：
①③[11][13][16]《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伊尔库茨克，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５０、５０、５０、５２、５７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版。以下引用该书，简称第１卷。
②④［俄］达林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第２７、２６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在中国和俄国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英语乃主要联系纽带，操一口流利英语的吴廷康无疑具备了这种有利的客观条件。参见：［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２０５－２０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⑤例如周子信：《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史实》，《江淮论坛》１９８０年第５期；田夫：《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２年第１７期；邱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第３４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⑥［俄］格鲁宁：《维经斯基——赴上海的秘使》，《中国革命和苏联顾问》（１９２０－１９３５），第６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１９２０－１９２７年），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６９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⑦［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２９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
⑧参见《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４２３、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３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⑨如在向青等主编的《苏联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一方面认为吴廷康一行是“俄共（布）小组”，另一方面仍认为吴廷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见该书第３４页。
[10]马贵凡：《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党史通讯》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12]东方民族处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１９２０年８月在伊尔库茨克组建，１９２１年１月在其基础上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１９２２年２月。
[14]［俄］Ｋ·Ｂ·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百年潮》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俄方学者卡尔图诺娃就指出：“维经斯基小组同其他由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出差远东各国（如蒙古）的代表一样，均属东方民族处领导并按其指示行事。”［俄］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参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５０页。
[15]参见《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于上海），第１卷，第３１－３５页；《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伊尔库茨克，第１卷，第４９－５７页。
[17]［俄］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１５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18]参见：第１卷３１页注释①；第１卷３９页；［俄］达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第２７页。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１８８８－１９４２），１９２０年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政治委员。１９２２年为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关键词］维金斯基俄共（布）代表
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又名查尔金，在中国工作时用中文名吴廷康。在《向导》、《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魏琴或卫金，在史料或者其它一些书籍中还出现过许多其它的名字：维经斯基、维京斯基、维金斯基、魏经斯基、威金斯基、威经斯基、吴廷斯基、魏丁斯基、维丁斯基、乌金斯克、沃伊琴斯基、伟基斯克、符定斯克、费丁斯克、胡定斯基、胡定康、伍廷康等等。“吴廷康”乃他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在《劳动界》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时所用的中文名。这是他首次以中文名发表文章，也是首次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陈独秀在１９２２年４月和６月写给他的两封信，都称呼为“吴廷康先生”。本文用“吴廷康”名。
１９２０年３月，经过俄共（布）中央正式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该局负责同远东地区各国革命者的联系工作。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该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①。时年２７岁、操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且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吴廷康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他由此“有幸成为１９２０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②。吴廷康的两名助手是毕业于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③。根据达林回忆，其小组成员后来还有吴廷康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萨赫扬诺娃、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④。
吴廷康的首次赴华，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中国史学界曾经认为吴廷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⑤，甚至国外学者也持此观点。如俄国学者格鲁宁就认为吴廷康１９２０年来华就是“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代表团团长”，他率领的代表团就是“到达中国的共产国际第一个代表团”⑥。德国学者郭恒钰则说：“１９２０年初，第一批共产国际代表在Ｇ·Ｎ·维经斯基带领下到达北京”⑦。
这种说法的来源可能与中国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有关。如董必武回忆：“‘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陈公培称：“１９２０年春，……第三国际代表乌金斯基（中国名字伍廷康，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包惠僧说：“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全世界，第三国际重视这一事件，……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罗章龙说：“第三国际使者是１９２０年冬末夏初时到达北京的。他叫维经斯基”⑧。（括号内文字原有，引者。以下未加注明者，括号内文字均为原有）
之所以众多的当事人持此观点，与后来吴廷康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有关。吴廷康从１９２０年４月第一次来华，到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离开中国，七年中一共六次来华，累计在中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明确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身份在中国开展活动的，致使许多人误认为他第一次来华也是共产国际的使者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吴廷康的第一次赴华的身份应该是俄共（布）代表。早在１９８５年，马贵凡先生就指出：吴廷康“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而是俄共（布）的代表”10。根据新解密的俄方档案资料，可以进一步肯定吴廷康是俄共（布）代表的说法是合乎实际的。
要确定吴廷康的代表身份，重要的是看他是由哪一个组织派出并对哪一个组织负责。由东方民族处副主席Ｍ·Ｈ·布龙斯泰因和该处中国科科长Ｍ·Ｍ·阿布拉姆松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签署的《关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该处在４月份（即１９２０年４月，引者）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11。可见，派出吴廷康的机构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吴廷康来华后，接受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领导。
后来，随着远东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实为必要。１９２０年８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2组建。东方民族处下设一个中国科，其工作有两部分，即：“１、首先和主要是在中国本土的工作，该科有很大部分机构和工作人员在中国；２、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当中做联合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旨在培训他们从事中国革命工作”13。东方民族处组建后，吴廷康转归该处领导。东方民族处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发给吴廷康的一封电报说明了这一点，电报说：“兹委托您行使代表权，直到作为东方民族部（即东方民族处，引者）代表的我们的中国组织正式建立。您凭此全权应当依据我们的指示领导中国工作，给我们派往那里的党的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让他们服从您。”14吴廷康所从事的活动就属于中国科工作的第一部分。正因此，吴廷康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带有工作汇报性质的信就是寄给东方民族处，而东方民族处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国外工作部分就是以吴廷康８月１７日的信为基础15。
上面所提及对吴廷康有直接领导权的机构，无论是最初的外国处，还是后来组建的东方民族处，都是俄共（布）范围之内。正是由于东方民族处设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下面”，“与共产国际没有直接联系”，“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领导国外工作”，所以，东方民族处和它的上一级领导机构西伯利亚局都向共产国际提出，将东方民族处改组为“共产国际书记处”16。
可见，吴廷康不由共产国际派出，直接领导者也不是共产国际，其身份自然不是共产国际代表。
但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并不意味着吴廷康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
根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吴廷康一行是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吴廷康一行赴华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7。形式上，俄共（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派出一个正式的工作小组赴华以帮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俄共（布）有关方面向共产国际请示，应该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结合新解密的俄方档案资料，应该肯定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吴廷康到达上海的１９２０年５月建立起来了；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以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身份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到７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吴廷康也参加了；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吴廷康在华活动与该科工作纲要有密切关系；吴廷康在华活动作为东方民族处的工作组成部分由东方民族处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东方民族处在１９２１年改组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吴廷康１９２１年春回国后就是任职于远东书记处18。这些说明，吴廷康一行虽然不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派出，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但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首次赴华后，吴廷康被委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数度来到中国，就容易让人理解了。
注 释：
①③[11][13][16]《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伊尔库茨克，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５０、５０、５０、５２、５７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版。以下引用该书，简称第１卷。
②④［俄］达林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第２７、２６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在中国和俄国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英语乃主要联系纽带，操一口流利英语的吴廷康无疑具备了这种有利的客观条件。参见：［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２０５－２０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⑤例如周子信：《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史实》，《江淮论坛》１９８０年第５期；田夫：《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２年第１７期；邱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第３４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⑥［俄］格鲁宁：《维经斯基——赴上海的秘使》，《中国革命和苏联顾问》（１９２０－１９３５），第６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１９２０－１９２７年），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６９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⑦［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２９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
⑧参见《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４２３、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３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⑨如在向青等主编的《苏联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一方面认为吴廷康一行是“俄共（布）小组”，另一方面仍认为吴廷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见该书第３４页。
[10]马贵凡：《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党史通讯》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12]东方民族处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１９２０年８月在伊尔库茨克组建，１９２１年１月在其基础上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１９２２年２月。
[14]［俄］Ｋ·Ｂ·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百年潮》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俄方学者卡尔图诺娃就指出：“维经斯基小组同其他由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出差远东各国（如蒙古）的代表一样，均属东方民族处领导并按其指示行事。”［俄］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参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５０页。
[15]参见《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于上海），第１卷，第３１－３５页；《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伊尔库茨克，第１卷，第４９－５７页。
[17]［俄］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１５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18]参见：第１卷３１页注释①；第１卷３９页；［俄］达林：《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第２７页。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１８８８－１９４２），１９２０年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政治委员。１９２２年为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