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历史上被称为邪龙、蒙舍、开南、蒙化，其中从元至民国的近700年中称为蒙化。而明清时期的蒙化，在元代的基础上，其政治制度、人口构成、社会习俗和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下面分别叙述之。
　　一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确定云南所属府州县，巍山延续元朝的蒙化州，隶属于大理府。正统十三年升为蒙化府，设掌印土官知府1人，流官通判、经历各1人。正德时改为流官通判掌印，万历时通判改为掌印同知。清顺治十六年归附清朝。雍正七年划原属楚雄府的定边县入蒙化。乾隆三十六年改为直隶厅。民国二年改称蒙化县，并析西北地区设漾濞县。
　　明清时期虽设流官统领蒙化府，但始终未废除世袭土官。蒙化的世袭土官为左氏。左禾是蒙化天摩崖罗罗火头。元顺宁府同知。洪武十五年投降。十七年在里长张保等人的保举下。被任命为蒙化州土官州判。期间他遵纪守法，好生志诚，夷民信服，永乐三年始掌印。永乐十三年左伽袭职，正统十三年因在麓川战役中有功劳，升为土知府。
　　从左伽开始，以左氏为世袭土官知府，且在万历以前掌印。拥有实权。万历期间改通判为同知后，将掌印权归并给同知，称之为“蒙化府掌印同知”。左氏世袭土官传至左星海时，清军占领云南，左星海投降，仍延续世袭土知府职位。咸丰战乱，印信号纸遗失。光绪二十三年后裔左隆辅世袭，居住在蒙化城北隅。
　　左氏土官所辖地域本较广。包括坝区以外的所有山区，清初将蒙城、安远、新兴3山区乡改流后，左氏仅辖隆城邑、左三村、谷波罗、枫木桥、小庄、团山、养鸡村、锅盖村、猪角底、金沙凭、吴罗村、阿克塘、山后箐、比苦、朵阿村、喇巴、六五等处，合计300余户，还有烟户两户，人口1800多人，除隆城是杂姓汉人外，其余各村寨都是左姓，有五族舍人的区分。
　　雍正七年划入的定边县也有土官。定边县土官的产生与洪武时期的定边战役有关。定边战役中，定边土丘阿鲁捐助粮饷，协助擒获刀斯郎，战后被授予定边县土县丞职务，居住在南涧右所。一直延续至咸丰年间因战乱印信号纸遗失。光绪二十一年后裔袭职，但有名无实，原有领地土官坝、协济24村在光绪末年都被流官统辖。
　　明清时蒙化有“虎视诸夷”，“固南服之奥区，西迤之重地”之称，所以明清王朝都在蒙化驻扎了军队。然而，明清时期在巍山驻军的方式有所区别。
　　在明代，定边战役突显了巍山的军事重要性。洪武十八年年底，麓川思伦法攻打景东土知府陶俄。挑起与明朝的战争，迫使明朝加强景东附近军事建设。洪武二十年从楚雄到景东每100里设1营，率兵屯种备战。二十一年明军打败思伦法，二十三年平定高天惠之乱，置蒙化卫，筑蒙化卫城。
　　据万历《云南通志》，蒙化卫有指挥使2人，指挥同知7人，指挥佥事9人，经历司经历1人、知事1人，镇抚司镇抚2人，有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中前8千户所，所辖正副千户40人、百户伍86人，有操练军587人、屯军1473人、舍丁526人、军余3279人。
　　明朝在重要地方设置巡检司，有府西北190里的样备巡检司，有控制顺宁蒲人的备溪江巡检司，府西南120里有浪沧江巡检司。在嘉靖初设弥渡镇城，控制白崖等地通道。还有甸头、甸尾巡检司。其中甸尾巡检司在平定莽廷瑞后的万历二十五年被革除。
　　清朝废除卫所，改设汛塘。顺治十六年裁蒙化卫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设蒙化卫守备1人、千总1人。康熙五年裁蒙化卫千总，六年将原蒙化卫屯田拨给平西王吴三桂，裁蒙化卫经历。清朝废除卫所后，设汛塘由景蒙营分防汛兵防守。康熙二十一年设楚姚蒙景标镇防蒙千总1人。外委千总1人。驻兵120人。另外，定边县设外委把总1员，兵60名。
　　清朝在蒙化境内设大量的汛塘。城南有南门头塘、洗澡塘、密海底塘、小里策塘、平安哨塘、橄榄坡塘、南涧头塘、石婆婆塘、篾笆哨塘、阿克铺塘、阳关哨塘、牛街寺塘、倮索塘、大铁窑塘、雀尔田塘。城西有西河桥塘、山顶塘、子午街塘、瓦葫芦塘、巡检司塘、杉松哨塘。城北有南庄塘、盟石塘、大仓塘、北巡检塘、瓦房哨塘、草海铺塘。城东有窝泥塘。其他地方有河滩哨塘、大石头塘、热水塘、午方坡塘、珠石河塘、合将铺塘、民市塘、甸中街塘、穿心营塘、鸡邑铺塘、驿前铺塘、定边头塘、乐所塘。
　　清朝还在山区设哨。城东27里有沙滩哨，40里有石佛哨，45里有桃园哨，60里有烂泥哨。城南25里有午方坡哨，55里有倒马坎哨，65里有庙山哨，70里有平安哨，90里有虎街哨，115里有三台涧哨，135里有鸭爪哨，165里有一碗水哨，195里有浪沧江哨。城东南90里有黄土坡哨，120里有云崖哨，135里有高山哨，160里有石硐哨，180里有牛街哨，200里有雀山哨，220里有雀儿田哨。城西南110有罗空摩哨。城西30里有朱氏河哨，90里有庙松哨，105里有三台巅哨。城西北40里有白马箐哨，150里有响水哨，280里有镇东哨，295里有黄连哨；城北80里有瓦房哨。城东北110里有水槽哨，125里有罗武摩哨。定边县还有七颗哨、镇南哨。
　　明代卫所人口多，仅操练军、屯军、舍丁、军余等近6000人。他们聚集而居。保持并延续了祖籍地的传统文化习俗。清代废除卫所后，原卫所军民成为附着于土地的编民，他们与纳入编户的夷民一道，成为蒙化人，共同建设蒙化。清朝废除卫所后，改变了驻军方式，虽然蒙化汛营驻兵不多，但清朝在蒙化的军事控制点比明朝多，深入到山区。
　　二
　　这里的人口构成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口的源流。蒙化相继出现了昆明人、濮人、焚人、回回、汉人、苗人等不同源流的居民。二是人口数量。明以前蒙化人口数量缺乏详细统计，从明代开始有较为详细的统计，也有对不同源流居民比例的记载，且出现了人口数量波动。三是人口职业。
　　先说人口源流的问题。昆明人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蒙化居民，但在东汉以后离开蒙化。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汉时“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的范围内有巂、昆明，澜沧江以西则居住着濮人，西汉时濮人已分布在今漾濞、南涧公郎和景东县东北部，并逐渐往东北方向迁移。蜀汉时李恢曾迁数干部落濮人到云南、建宁二郡，使今云龙、漾濞、永平、巍山、景东等地濮人数量增多，分布山野，并迫使昆明人离开蒙化，向北迁移至洱海流域，建立了“诏”。南诏兼并五诏的过程中，将昆明人族系的施蛮王族安置在蒙舍城。元代又招徕山区生爨入籍蒙化。 　　濮人、爨人是蒙化境内早于焚人、回人和汉人的一大族系，他们是明清摩察、罗罗摩、濮落蛮的先民。证据如下：
　　首先，明清时期濮蛮分布在永昌、顺宁、大侯、蒙化等地。濮人即濮蛮、扑子蛮，也是《通典》、《元史》等书中所说的黑焚、黑爨。董难《百濮考》说：“濮人即今顺宁所名蒲蛮者是也”，黑焚和黑爨是濮人的分支，“黑焚其色多黑，言其种类也。濮与蒲字音相近，今讹为蒲耳”。濮蛮在明代分布广泛，从保山以西的山区到施甸、顺宁、大侯等地有分布。蒙化也有分布，《蒙化乡土志》说唐初有濮落蛮居住在山区即为例证。蒲蛮很勇猛，是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王叔武《云南志略校释》说“在澜沧江以西，性勇健，专为盗贼，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胫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故元朝征之为军队。
　　其次，罗罗摩和摩察蛮都传说是唐初随细奴罗来蒙化的哀牢之后，即濮人后裔。摩察蛮有“黑爨别种”、“黑罗之别类”之称，黑爨即濮蛮的一支。这证明摩察蛮与濮蛮有源流关系。又元大德十一年段正曾招蒙化山中生爨入籍蒙化。但明清时蒙化无生爨。只有“黑爨别种”。合理的解释就是生爨入籍蒙化后，改变了名称，即是罗罗摩和摩察蛮。
　　再次，地方志所载摩察蛮的习性与濮蛮相似。如摩察蛮“其性悍，其心狠，遇强则拒，遇弱则劫”，“执木弓、药矢，遇鸟兽，射无不获”，“其性遇强则畏，遇弱则凌”；又明代蒙化“所部江内诸蛮，性柔，颇驯扰；江外数枝，以勇悍称”中的“江外数枝”实际上就是濮人、黑爨，他们以勇悍著称。
　　罗罗摩、摩察蛮和濮落蛮是蒙化境内罗罗的主要来源，他们源于同一族系，即蒲蛮。其中，罗罗摩和摩察蛮在元代就被招安入籍；濮落蛮则在清中期之后才逐渐入籍，清末大约11600户，分布在蒙城、安远两乡，以及南涧五里、公郎四里。
　　白罗罗也是明清时期蒙化罗罗来源之一。分布在东山黄草坝、祷雨村、麻楷房以及新兴乡。蒙化的罗罗还有妙罗罗支系。此支系为土蛮官舍火头、营长、关娜的后裔。
　　值得注意的是，生爨、黑爨、黑罗、白罗罗都是蒲人的一支，他们是与熟爨、白罗等相对的。熟爨、白罗是较早与汉人接触、文化与汉人相近的濮人，生爨、黑罗是文化与汉人差距较大的濮人。
　　焚人，明清时期又称为白人，本分布在滇东北地区，东汉后期滇东北大姓兼并，焚人被迫迁徙，其中一部分迁往滇西，在白崖建立白子国。南诏蒙氏取代焚人张氏白子国后。修筑蒙舍城。安居白子国张氏家族。南诏时期派焚人贵族统领蒙化。大理国在蒙化设开南郡，派白族高氏统治蒙化。元代则由大理段氏统领蒙化。到明代，这批焚人都被编入里甲，成为编民，被称为土著，清末时大都融入汉人，光绪年其数量只有40余户，主要聚居在蒙化西北的落摩杵、蜡五子坡、猪街子等靠近大理的山区。蒙化还有被称为寄住的焚人，他们不入里甲，富则安家，穷则迁移。
　　蒙化的回人来源。元代忽必烈远征波斯带回的俘虏随征到云南，兀良合台戍守云南。这是回人大批进入云南之始。至元十一年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先后有大批回人随之而来，建设云南。蒙化有元梁王的回回营地，多马、忽二姓，善于经商，与土著关系融洽，接受蒙化卫千户所领导。明初随傅友德、沐英等远征云南而来。元朝投降明朝的文武官员、波斯商人也多被发配到蒙化。
　　回人在清初编入里甲，乾隆、嘉庆时期达到人口高峰期，分布在18个村寨以及府城外的人文巷、公郎回营和其他零星散处，合计约3000余户、20000余人。光绪时，主要分布在三胜约的树浓村、回辉登、西莲花、营尾村，巡检约的大围埂、小围埂、晏旗厂、东莲花、五茂林，大仓约的三家村、马米厂、深沟村，公郎的五甲，南涧仁里的含铁村、沙罗，漾濞的上街、下街。其他地方如甸中，新兴乡的贝贝录、瓦怒巴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蒙化的汉人主要是明代内地移民而来的卫所屯田官军后裔及经商流寓的人。以江南吴楚豫章人为主，巴蜀人次之；还有被谪戍的人。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发配苏浙等地富豪商贾之家到云南，隶属于各卫所，成为屯民，平时屯种，男耕女织，经营家庭，接受卫所操练，遇到战事还要参加战争，其中有部分被发配到蒙化卫。明中期以后，卫所解体，卫所军人逐渐脱离军事活动，过着正常的耕种生活，成为附着于土地的当地居民，成为开发和建设蒙化的重要力量。经商流寓和战乱时在蒙化避难的汉人被称为客籍，其中豫章、巴蜀人最多。客籍人口由于流动频繁，官方难以控制。康熙时在蒙化同知蒋旭的建议下废除客籍。客籍人口成为蒙化人的一部分。
　　清末蒙化境内已出现苗族，有花苗、白苗，主要分布在南部阿克塘、江边以及公郎的白石岩、白马箐、土莫塘、母底罗箐头等地，共50余户。他们在唐宋时进入云南，先分布在滇东、滇南一带，随后逐渐向滇西一代迁移。到清代一部分进入蒙化境内。
　　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蒙化的居民格局。然而，到清末仍未改变汉族移民仍是当地人口占少数的状况。《蒙化乡土志》说：“本境山多，平原少。汉人皆居平原，居山者尽倮夷，占十之七；汉人得十之三，约计六千五百余户，男一万九千五百余丁，女一万七千八百余口”，也就是说当时汉族一共约有6500户、37700人，平均每户5.8人；而同时期蒲落蛮就有11600多户。若按照平均每户5.8人计算，则蒲落蛮有67280人，若再加上摩察蛮、白罗罗等支系，则罗罗的人口远比汉人多。
　　再说人口数量的问题。元以前蒙化境内先后有昆明、哀牢濮人、焚人等民族；元朝将随征云南的回族安置在蒙化。是蒙化历史上较大的一次民族构成变化：明朝在设置卫所屯田，内地移民有组织地进入蒙化；清朝除有组织的军事移民外，也有因经商、避难等原因自发移民而来的。他们不仅进一步改变了蒙化的民族构成。还直接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当然，偏远地区民族入籍也是人口增加的一个因素。
　　蒙化的户口在明代才有有效的统计数据。正统十年蒙化州编户35里，4148户。天启时有4671户，20709人。清初的户口分为民户、军丁、舍丁、客丁。其中，民户分属3个乡、35个里，共有6911人，只有明天启年间入籍人口的1/3，其中还包括内地逃民1078人。康熙三十五年有7254人，仍不及明天启时期的数量。其中，民户5852人；军丁主要是蒙化卫的屯丁，有479人；舍丁有466人；还有因吴三桂之乱流寓巍山的客户，共457人，康熙三十四年，客户被废除。 　　经过清前期和中期的平稳发展。蒲落蛮的入籍和定边县的并入，蒙化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乾隆五十四年有29149户，合计94002人。据梁方仲先生推算，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蒙化厅有43487户，原额8035人，新增155197人，合计163232人。咸丰、同治年问鼠疫灾害流行，兵戈四起，“死于疫者十之一，死于兵者十之三，轻去其乡，流离外境者又十之一”，人口仅存四五成。据李玉尚等研究。1865年蒙化厅有人口23.2万人。但杜文秀起义后的1872年只有15.7万人。减少了7.5万人。此后人口有一定的增长，光绪时有21671户，103850人，仍比嘉庆二十五年少59382人，未恢复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数量。
　　最后是清末蒙化人口的职业构成。清末蒙化人口有实业的约35000人，占总人口的1/10，还不足农业人口的3/5，而其中工、商又占据3/10，具体而言。清末蒙化人口的职业构成如下：士约2800人，农约21700人，工约6000人，商约4500人。
　　三
　　儒学是明清王朝建设边疆地区的重要举措之一。儒学发展表现在修建学校，出现科举人才，出现恪守儒家忠、义、礼、孝等伦理的群体等方面。蒙化儒学在元代就有一定发展。但到明清时期在汉人移民的需求和官方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洪武十五年明军占领蒙化后，置蒙化州儒学。永乐间学正苏海镇在改变夷民风俗方面颇有成效。景泰元年升为府儒学，考虑到蒙化偏远，放松了蒙化儒学教官的考察条件。“通经者升用。不通经者别用”。成化初舍人左鞔捐赀重修，义官张聪又捐赀修仪门和尊经阁，以贮经史及御制诸书。九年冬蒙化土知府左瑛，训导贺游、杨遇兴重修明伦堂兴贤、育才二斋廨舍，重修圣贤塑像。十六年左瑛与通判姜永、经历何孟俊重修明伦后堂甃前月台。蒙化府学得以发展，形成了“在泮者有所奋兴，在野者有所瞻慕”的好风气。嘉靖十年修世宗御制敬一箴亭及《注释视听言动心五箴碑》。万历中府学得以重建。清康熙二十二年、乾隆十二年相继重修，三十五年改为厅学。
　　蒙化儒学的廪食等费用供应先后也发生变化。起初蒙化儒学师生缺少廪食和赶考费用。一旦有，却分配不均。成化初，云南按察司佥事董钢将清查出的蒙化府罗求场铁窑剩余课税作为师生廪食和生员赶考费用，但日子一长，罗求场矿脉微弱，课税减少，不够开支。弘治时义官张聪捐献自己的田地为儒学学田。后来署印同知胡光将清查出的废寺田、等觉寺余田、郡民张宗净偿役田都划入府学学田。此时府学有田60亩、地14亩。然而，田地划给儒学的初期，赋税还由原来的主人承担，甚至导致田地主人的后裔要求索要回田地的官司。直到掌印流官通判周同将学田单独造册，免除赋税后才使此类官司减少。
　　蒙化还建有书院。如蒙化城西门外有崇正书院，本废僧寺，弘治十四年胡光南改建，有科第楼、观文楼，城南有射圃，又派人到江南购书，贮于观文楼，使“云南诸学，积书之富，惟蒙化为最”。胡光南“课士植才，不遗余力”，开启了蒙化人的好学风气。蒙化城西北隅有明志书院，明弘治时建；城南门内有育德书院（城南社学），清康熙八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建文昌书院，并相继增加义田；光绪二年夏廷燮设文华、学古书院，并划拨数百亩薪火田；文昌书院背后有启蒙义馆。还有育英书院（城北义学），兴文义学、北桥义学、漾濞义学、南涧义学、公浪义学、白川义学、云川义学、落马庄义学、大仓义学、西窑义学，其中有的是蒙学堂。
　　到清末，蒙化各乡、巡检司、川、约及隆城邑都设有蒙学堂。云川有3座蒙学堂，南涧巡检司、日字约有2座蒙学堂，浪沧江巡检司、漾濞巡检司、蒙城乡、安远乡、新兴乡、白川、东外约、文笔约、西外约、西纸约、盈字约、天泽约、南庄约、盟石约、大仓约、巡检约、三胜约、子午约、月字约、隆城邑等各设1座蒙学堂。部分约设有小学堂，如东正约有2座小学堂，南正约、西正约、北正约、大仓约、甸中约各有小学堂1座。甚至日字约和月字约各设女学堂2座。
　　明清王朝在推广儒家伦理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除建设学校外，明清王朝都倡导奉祀对社会有一定贡献或道德高尚的人物。明朝规定每“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令天下祭祀“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清康熙九年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时颁布《圣谕广训》，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乾隆时设名宦乡贤祠，鼓励节孝、义行。明清王朝也规范了乡饮礼仪等。明朝“详定乡饮酒礼条式，使民岁时燕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清王朝规定每年孟春望日、孟冬朔日举行乡饮酒礼。在明清王朝的努力下，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面从汉人扩大至夷民。
　　在汉人方面，如明早期杨氏守节，养舅姑，受到表彰。薛志广随父母在蒙化当兵，有孝行善举。还有范运吉得到朱厚熄的表彰。范润等3人也因孝行得到朱翊钧的表彰。蒙化人对明朝的忠义也体现在战争中。沙普军队攻陷蒙化城，大量居民死节，如陈于宸、左廷皋、陈怀瑾、杨仁妻子左氏、彭万昌等。此外，到外地任官的蒙化人在职位上也能保守臣节，忠于明朝。如左重在佘崇明叛乱后坚持抗敌，但终被贼杀死。天启时周二南任长沙知府，被李自成围困，因援兵不至而战死沙场。
　　在夷人方面，土官认同发生了变化。蒙化土官左氏世居蒙化天摩崖里。左青罗为元顺宁府同知。永乐三年左青罗之子左禾投降。左氏成为明朝的世袭土官。清军占领蒙化后，左氏向清军投降，成为清朝的世袭土官。明朝对土官施行儒学教育，要求应袭土官必须到儒学校学习一定时间的三纲五常、礼义忠孝后才能掌事。左氏在学习儒学方面很用功。成为云南境内少有的文化水平较高的土官。甚至“以诗文自命，附籍螺江”。据统计，明清时期蒙化17任土知府都文武兼备，汉文程度高。综合明清两代，蒙化计有彝族举人8人，进士3人。儒家伦理道德也对土官有影响，如蒙化土官左纲死时，其妻子张氏还很年轻，但她没有改嫁，而独自抚养左琳、左瑛，得到明朝的表彰。
　　四
　　在明清王朝各级统治者的努力下，在罗罗、白人和汉人移民等的相互融合下，蒙化社会习俗发生了变化。 　　彝族的生活习俗本与汉人不同。明代蒙化“所部江内诸蛮，性柔，颇驯扰；江外数枝，以勇悍称”。随着明朝对蒙化统治的加强，摩察蛮已“俗变故习”。由于中原王朝统治的深入和汉族的到来，清初时已有部分彝族“向慕华风，知读书，有入庠序”。有的家族幼习诗书，延师讲习，讨论文章、诗词、歌赋，甚至有因应试操劳过度而亡者。不仅在教育上受汉族的影响，而且在服饰上也受汉族影响。如蒙城、安远及南涧公郎的彝族中的富裕者学汉装，多穿短衣，妇女衣服如汉装。
　　随着经济、文化进一步交流，彝、汉之间通婚现象逐渐增多，民族之间同化和融合现象也在逐步加强。大抵坝区的彝族多融合于汉族，在山区也有许多汉族融合于彝族之中。《巍山县牛街乡格凳陈姓族谱》载，其家族“原籍湖北德安府陆县人氏”。后迁居蒙化，移到县城西南的老牛街中格凳居住，与当地的彝族通婚，人口过往，融为一体，迄今为止已分不清哪家是汉族。哪家是彝族。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已演变成彝族了。不仅在山区的汉人融入彝族。而且在坝区也出现了汉人模仿彝人风气的现象。如山区彝人青布包头、羊皮掩身的服饰受到府城汉人的效仿。
　　他们虽遵守法纪，但直到天启时，部分罗罗的生活仍是“执木弓药矢，遇鸟兽，射无不获”，其服装配饰“束发耳环，披氊佩刀……妇女皂布蒙头。饰以海贝，长裙细褶多至二十余幅”。清初他们仍过着毡裘麻布、刀耕火种的生活。《蒙化乡土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以耕种、樵薪、牧养为业；信鬼神，疾病以巫师禳之；以二月初八日为年，祭祀密枯树；婚丧宴请，以踏歌为乐；结婚有子之前，妻子不落夫家；人死有棺无牌位，以巫师念经。到深山取树刻作人形。供奉三代后藏之深山等等。
　　蒙化焚人多住在城镇附近，“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义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他们“多信佛，事巫。近亦有读书通仕籍者”。民国《蒙化志稿》载焚人“婚丧礼与汉人略同，习俗亦不甚相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受汉文化影响颇深。其实，分布在坝区城镇附近的焚人在清朝已逐渐融入到汉人当中，清光绪《蒙化乡土志》已不见坝区焚人的记载，仅在邻近大理下关的蒙化西北山区有少量寄住焚人分布。
　　蒙化的回族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其俊秀者皆读书，俨然入庠序，掇科甲，登仕籍，次为农，次为商。”其日常起居、宗教信仰等，《蒙化乡土志》载：
　　其人性坚韧，勤苦耐劳，不嗜烟酒，忌豕肉，多食牛羊鸡鸭。日念西域经数次，每七日一礼拜，足十二月则大礼拜，一月谓之把斋。斋日，见星月然后饮食，男子悉集清真寺，妇人则在家。嫁娶不择日、不合，婚聘时用糖四合、首饰四色，间亦有用聘金者，纳采用衣饰各一二。事吉期必招五师台念喜经，余礼与汉略同。人死无棺椁，临终招五师台念经，置门后净洗之，朝死夕葬，以木匣舁之，出不拘时日，山向专用子午，面朝西，坟墓亦与汉人有同异。
　　五
　　君子从政则事神治民为先务。随着中原王朝对蒙化山的经营和建设，一些象征中原王朝伦理的神灵、信仰在王朝的推行下逐渐出现在蒙化。在设置蒙化卫的当年就修建了旗纛庙，作为常设之祠。正德前蒙化已有嵯岈武宣王庙。该庙又叫嵯耶土主庙，奉祀的是南诏蒙氏十三代孙名法者，土人祈祷有应。清末时蒙化各巡检司、约都有文庙、武庙、城隍庙、东岳宫等祠祀。
　　随着蒙化汉人的土著化。他们深入到蒙化各地区，成为儒学推动者和延续者。清末蒙化境内遍布文昌祠，诸如巍宝山、浪沧江巡检司、漾濞巡检司、新兴乡、东正约、文笔约、天泽约等都有文昌祠。其中，巍宝山文昌宫，初建于明代，起初是当地土著民族祭龙的场所，到清代乾隆年间，改建成道观，由关圣殿、金甲殿、文昌殿等组成。遍布的文昌祠是包括山区在内的蒙化人追求儒学、希望登科进第的表现。
　　除王朝倡导的信仰外，汉人大量进入以前，蒙化居民以罗罗、白人、回人为主。罗罗信仰自然原始崇拜，回人信伊斯兰教。白人习俗与汉人相差不远，使蒙化宗教信仰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再加上汉人的到来，将禅宗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带到蒙化，呈现出蒙化人“崇释信道，颇甚于他郡”的状况。
　　蒙化道教，历史悠久。段玉明、王家祐等人都认为唐代就有道教传人蒙化。《玄珠观记》也说唐中期有会黄白术的四川人到南诏传教。且设有蒙化观为修炼场所。明清时期，因汉人移民的大量进入，道教及其相关民间信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玄珠观得到了修复。关圣信仰的出现，不仅跟王朝鼓励民众向关羽的忠义行为学习有关，更是流寓蒙化的商人的需要。被认为是彝族祖先崇拜场所的巡山殿，经历兵乱后，在光绪时期由道姑募资重修。到清末时财神殿、玉皇阁、观音殿等也在蒙化各巡检司、约、乡出现。
　　蒙化的佛教在南诏时期就有发展，明清时期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如圆觉寺在成化初年得到僧人慧俨、义官张聪募资的修建，宏治问郡人雷应龙读书于此，康熙二十九年僧通性重修。甚至地方官员还主持佛教场所的修建，如封川山有佛塔，为咸丰初同知李荣灿、沈保恒所建。
　　清末时寺庵遍布蒙化等地。如南涧巡检司有兴隆寺、西寺、甘露寺、竹扫寺、白云寺、朝阳寺、长宁寺、天花寺、觉派庵；浪沧江巡检司有观音寺；漾濞巡检司有福国寺、竹林寺、碧霞寺；蒙城乡有云隐寺、云鹤寺、孔雀寺、碧云庵、平远寺、茶山寺、金刚寺、胡家寺；安远乡有新山寺、白云寺、翠华庵、三官寺；新兴乡有龙虎寺、紫金山寺；东正约有冷泉庵，西正约有西竺庵，东外约有圆觉寺、元龙寺、龙华寺，文笔约有正觉寺、先觉寺、海潮庵，西外约有延寿寺，等等。当然这些寺、庵不全部都是佛教场地，有的是道教场地，有的则包含了道教、佛教甚至其他民间信仰在内的宗教。
　　清末寺庵在蒙化遍地分布，与童元虎有关。童元虎被官方认为是地方无赖。他雉发为僧，与巫岘勾结，自托为释迦牟尼之后，能帮助世人超度苦难。巫岘说，某处应建寺，某处应建庵，欺骗蒙化等地妇女捐资建寺。这些妇女信以为真，四出募资，于是几年问蒙化等地出现了大量新建寺庙。然而，童元虎借宣传佛教之名，行谋乱的阴谋。他勾结各地土匪。于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攻击大理城。事发被杀。童元虎虽死，但不可否认在他的哄骗下，蒙化等地的佛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蒙化的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的迁入而开始传播，清朝早期有一定发展，清末时，浪沧江巡检司有清真寺。
　　蒙化的天主教在同治初期传入。起初教徒只有赖郎伍1人。随后四川客民在蒙化买地建天主教教堂后，有20余人入教。天主教教徒在蒙化干预地方诉讼事务，而地方官员怕生事，禁止民众信仰天主教，而民众则相互介绍入教，清末时已有130余名教徒。
　　六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损失，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随着蒙化地区人类活动的增加，自然灾害会不同程度的影响蒙化的社会生活。明清时期的蒙化遭遇了频繁的地震，也遭遇了鼠疫、水灾。
　　先说地震。弘治十二年六月十日夜，蒙化地大震，民屋多圮厥。正德十年大地震，地声如哼，地动山摇，震时人行步难，小震动三十余次，蒙化房屋多毁坏，伤亡数百人。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初年，蒙化地区地震频繁，给人们的生命、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如正德十五年三月地震两天，导致城墙、房屋震坏，居民被埋。犹如万历十四年二月地震，民居圯坏，压死20多人。顺治九年六月初七日地震，压死10余人。乾隆十六年五月一日、道光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蒙化相继地震。
　　此外，水灾、干旱、雹灾也是明清时期出现过的自然灾害。嘉靖二年六月大水自五道河涌出，冲没田庐。万历二十八年大水，淹没田庐。嘉庆十年七月公朗大水，山崩田庐淹没，死者百余人。光绪十八年公朗街大水，民居尽没。康熙四年、九年相继大旱。乾隆十二年蒙化等府雨泽愆期，导致秧苗不能及时栽种。嘉庆十八年二月大蒙化遭遇雹灾。甚至一些年份的自然灾害导致饥荒。万历二十五年的大旱，导致饥荒，很多人被饿死。清嘉庆二十一年秋连月大雨。大雾三日，出现水田禾尽坏的情况。当年冬季蒙化出现饥荒，人们吃观音土，死者数百人。次年春又是饥荒，人们以榆树叶为食。清明下雨后，榆树开花，使100余名饥民得以存活。咸丰五年久旱无雨，杂粮不获，夷众皆闭门拒赋，往山野掘蕨根制粉为食。同治九年饥荒，斗米万钱，民多饿死。
　　地震、洪水对蒙化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地震导致建筑倒塌、人们被压死，洪水导致庄稼绝收，人口大幅减少。
　　蒙化人也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且采取了救济措施。清代在蒙化修建了郡城、浪沧江、漾濞、南涧、云川、白川、文锡等社仓。每当遇到自然灾害、粮食短缺时则开仓赈济灾民。
　　七
　　中原王朝对蒙化的统治逐渐深入，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出现了动荡。
　　洪武二十三年明朝设蒙化卫。筑卫城。导致原先居住在坝区的夷民被迫迁往山区。比如巍宝山前新村茶、罗、李等姓彝族本居住在坝区，明朝修建蒙化城时，被迫迁移到山区。又如大仓镇大三家的彝族本居住在东山土主庙附近。因明朝建蒙化城，被迫迁移到山上。
　　宣德九年、成化十二年蒙化都有盗贼出没。成化时蒙化还经常遭受顺宁府蒲蛮的抢杀。因蒙化与顺宁相邻。两地交界处的荒山峰顶设有备溪江巡检司。蒲人经过江口到蒙化境内。备溪江巡检司成为摆设，使顺宁蒲蛮在蒙化、顺宁之间自由穿行，经常到蒙化抢杀蒙化府的人民。直到成化十七年蒙化社会仍未安宁，明朝因此免除蒙化土官朝贡。
　　土知府左伽死后，子左嘉龙立。而养子段进忠杀死左嘉龙，流劫杀掠，在官军的镇压下被杀。正德初蒙化土官左氏犯法。刘瑾命钦差解押到北京。在杨廷和的建议下，由镇巡官勘查后汇报。
　　镇守太监对蒙化卫索取太多，导致民夷逃离。云南设置镇守太监后，改变了镇守太监设置之前“民夷安乐”的社会状况。镇守太监索要太多，每年在蒙化卫等卫所採柴薪、军伴、租谷、奏表、尺夹、牌榜、手本、单纸、墨、笔等。又自正德十三年以来，蒙化等地多年拖欠矿夫口粮银。官方紧追索取。导致军民“卖男鬻女，破产荡家”。补交时又被征收散耗银，受到横征强取之苦。
　　从万历十一年起，因缅甸入侵。明军驻扎在姚关、腾冲，饷银由蒙化等地提供，导致蒙化等地民众叫苦不迭，经济凋零。万历二十年顺宁莽廷瑞叛乱也殃及蒙化，叛乱平定后，顺宁府改流，蒙化“自是无边祸”。明末沙定州追击沐天波，未能攻入楚雄城，则入寇并占据蒙化，杀戮以万计。
　　清嘉庆二年蒙化等地官员私自贩卖食盐给盐商。盐商在食盐中掺和灰土，又要求以户为单位平均分配食盐，导致民众不满。民众向蒙化府等府级衙门举报此事，没想到府衙包庇盐商和州县官吏。同时，州县官吏擅用权力，非法拘捕贫民，最终导致民众绑架官员亲属、下属以及与官方勾结作恶的大家族，挖眼折足，或用火烧死。此事以贩私仇杀定案，涉案人员有死者、有徙者。
　　八
　　汉人移民使蒙化的居民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蒙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然而，我们也能看到汉人对当地社会风气不良的影响。尤其是经商、流寓巍山的汉人日渐骄奢，带来了一些让人堪忧的问题。原来“民纯士朴”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无论读书人、农民或手工业者都变得“薄勤俭，趋势利，竞争奢华”，“凡婚丧葬祭及一切服食器用，厌俭朴，尚新变迁”。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对此，樑友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盖天地之气化日趋于盛，不蹙其生则蕃息未有艾也；不令败其群则卒处无相害也；不使游手惰窥之众无籍而衣食，其生殖蕃庶又不可数计而亿度也。于是称贷而益暗，消磨于贫困，而人不知古诗所谓“二月卖新丝，八月卖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味哉，其言也。阳食其利，阴受其祸，不及此时以蚕桑维持其后。吾恐将来聊生无地，有不转徙流离散而之四方者耶，则可忧已。
　　自洪武时开始。蒙化的赋税一直按照里甲的标准征收。且苛捐杂税很多。万历时改为一条鞭法，赋税得以精简。又明中后期卫所逐渐解体，到清初卫所被防汛取代，卫所军人转为附属于土地的居民，且实行因田科丁，但土地兼并严重，百余年来，其先为素封之家，田日削而丁仍存，甚至赤贫之夫，赔累徭役，日夕追呼；而田连阡陌者，反肃然事外，土地税征收不合理，贫富差距加大。康熙五年蒋旭改革蒙化赋税后，将蒙城、新兴、安远3乡分为35里；屯田分在城、白崖、小云南3川，分为15所，如此则蒙化有里有甲有所有伍。长期以来其赋役分配不公，有的行贿后不承担赋役，甚至无赖绅士包揽规避，而贫穷之家赋役繁重。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实行均田均役，以粮数多寡为准。道光二十九年陆葆到任后，选廉正绅士管理赋役分配，剔除弊端。其覆盖范围包括除南涧五里以外的所有地方。 　　蒙化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永乐六年设蒙化州税课局。清康熙时已形成了几大市场。有在城三市，即子北门、辰城中、申南门，北街甸中、大仓、河底、巡检、西山，南街虎街、公郎、蛇街、雀田街、兔街，西街鼠街、牛街、西窖、龙街，逐渐出现了工商业，形成了商品经济市场。如清末南山村的郭耀，通过运输山区和坝区货物，互通有无，促进山区商品经济发展。并在蒙化城内创建了福利和商号。光绪时夏廷燮在蒙化推广农桑，置纺织厂，教蒙化人纺织，促进了蒙化手工业发展。
　　总之在元代的基础上。明清时期蒙化的政治设置进一步完善。逐渐与内地一致，但仍保留了土官的职位，土官的权力逐渐缩小。为了控制蒙化，明清王朝都在蒙化驻军，清朝驻军的数量虽少于明代，但驻军的地点比明代多，是清朝加强了对蒙化统治的表现。在元朝回人移民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汉人、苗人相继进入，使蒙化的人口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人口数量也随着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发生波动。明清时期蒙化的儒学也得以发展，义学、书院几乎遍布蒙化各乡约，而土官等群体也认同儒家文化。在移民和明清统治的基础上，蒙化的宗教信仰也发生变化，佛教、道教逐渐兴盛。而自然灾害、官民矛盾和战争动乱对蒙化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这并未阻碍蒙化社会的变迁。先后到达蒙化的移民与土著夷民相互融合。形成了蒙化人。他们为开发和建设蒙化做出了贡献，使蒙化逐渐缩小与内地的差距。
　　[作者简介]罗勇，1981年6月出生，四川威远人，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云南教育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为云南地方史，近年关注中原王朝对地方的控制以及明代边疆经营。目前已发表论文《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学术探索》，2013年第3期；《受记故事的演变与中原王朝对大理地区的统一》，《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明朝永昌张氏家族年谱初编》，《西南古籍研究》（第十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细奴逻受记故事的演化与社会记忆》，《民族史研究》（第十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南诏统一六诏考》，《民族史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史——读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人类学新苑》2007年第1期；《多元与融合：巍山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研究》，《大理文化》2008年第1期；《徐云虔（南诏录）佚文及其史料价值》，《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