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在哥本哈根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会，希望能就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义务达成全球协议。中国虽然不需要承担任何强制性的减排义务，但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所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法国在大会前率先提出了征收碳关税的详细计划，碳关税提议能否通过?会不会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愈演愈烈?我们拭目以待。其实无论外界压力如何，中国也无法回避自身的环境问题了，近年来异常气候现象频发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绿色”、“可持续”这些概念同样可以套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个人的财富管理上。在本刊付印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要召开，调整经济结构将成为重点议题。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中国经济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刺激下得以复苏，这让被称为“政策市”和“资金市”的中国股市也表现红火，但当年关将至，局面愈发微妙起来。
　　如果为2009年中国GDP增长打一百分的话，那么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连十分都打不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一直沿着一条比较粗放的道路在增长，过度的资源消耗。廉价的劳动力和超常规的货币发行，令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但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已致力于结构调整，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2009年是保增长的一年，当经济复苏势头确立，调结构必然是未来经济工作的主线。
　　对于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框架，基本已经形成了共识，也就是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等等。但在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却颇费思量。如最近水，电、油、气等价格的上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节约能源的效果，可无形中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为扩内需必然要提高人们收入，而现在的市场格局是民营企业吸收了大量就业，却在金融危机中受伤最重，又几乎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全面提高职工收入会让它们很难承受。如果将民企职工排除在加薪行列之外，又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感。
　　可见，当改革步入到深水区，做大经济总量相对容易，多印票子多上项目就行了。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让一项改革的成果普惠到各个阶层则越来越难。而如果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需要的是后者。这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的船，保持一定的速度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避免船身向一方倾斜，这样才能到达彼岸。
　　在过去三十年里，整个世界不是平的，而是斜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强调纯市场机制和效益主义，当没有左翼理想的制衡，社会就越来越不公义。西方经济学界也向个人主义倾斜，弘扬个体透过理性选择实现收益最大化，私人利益并不可耻，增进私人利益反而是光荣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正是一个深受世界思潮影响的时代，在改革之初，个人主义兴起令经济迸发出巨大的活力，而到后来，则逐渐演变成纯粹的物质主义，并影响着社会公众与政府管理者。导致的后果是整个社会追求GDP总量，而掩盖结构的失衡与秩序的扭曲。其实，亚当·斯密在阐述政府职能时，不包含财富的直接创造和资源的直接占有，而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这是一种正义和秩序的政治经济学，但在中国是缺失的。
　　所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路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建立起市场的秩序与正义才是关键所在。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但却是不能回避的，否则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谁能引领未来靠的不是经济复苏的快慢，而是经济发展的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正如我们在本期封面文章中通过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个人财富的密码不存于静态的资产负债表中，而是隐含在动态的人生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