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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办教育，是顺应世界潮流，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增加教育投入、壮大国家教育能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抉择。
一、发展民办教育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公共经费的短缺，发展私立教育和促进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不少国家政府不愿或无法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助，不得不采用“成本分担”措施和吸引其他私人投资的办法，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又可增加社会和家长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教育服务项目的选择机会。私人投资被当作政府财政责任以外发展教育的灵丹妙药。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一些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混合型的学校不断增加，或称其为“第三条道路”。美国学者布鲁斯·约翰斯通教授甚至疾呼：世界“出现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浪潮”。这也成为当代全球性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专栏1部分国家私立教育发展一瞥
英国的公学是专门为名门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英国公学与所有私立学校一样，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为政府节省了大量教育开支，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信誉长盛不衰。名校伊顿公学，招收1 2岁至1 8岁的男孩，由中学读到大学预科。英国有1 7位首相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牛津、剑桥大学的2／3学生来自于私立的公学。
近20年来，拉美国家私立学校在校生人数每5年翻一番。俄罗斯、罗马尼亚政府支持发展私立学校历史不久，但发展很快，如今莫斯科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学生所占比例已经与英国差不多。哥伦比亚全国幼儿园和小学总入学人数中，有28％在私立学校，在中学这个数字是40％。阿根廷、象牙海岸在私立中学上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30％和57％。1 992年菲律宾私立高校达到634所，同期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70％- 80％。印度尼西亚私立中小学生占总数的54％，私立大学生则占总数的94％。1990年，52．4％的智利大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学费覆盖了高等教育成本的73％。荷兰70％的中小学是由宗教和私人教育机构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私立高中有80多所，占全国高中学校数的1 0％；所有的职业教育培训都由私立教育机构提供，现有1 000多所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它们开设的1400多门课程(其中40％为短期课程，60％为长期课程)均获得国家的承认；私立高等职业中学56所，占全国高等职业中学的11％。意大利公立大学学生流失率很高，毕业率只有30％，而私立大学毕业率则高达90％；私立学前教育学校占全部幼儿学校的50％以上。
美国中小学中，私立学校数约占总数的1／4，十年来其学生数占总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 0％～11％之间。私立高等学校数过半(占学校总数的72％)，学生数为总数的五分之一，但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好于公立学校。美国6任总统、一任国务卿毕业于私立的哈佛大学，世界跨国集团中的不少CEO是在哈佛大学获取MBA学位。美国高等院校学费占非研究性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基本稳定在公立大学为20％以下，而私立大学为60％左右。目前，美国公立学校出现民营化现象，全美从事公共教育的民营企业已超过1 0家。发展较快、规模最大的是爱迪生工程公司，从开办小学到高中，该公司在全美开展联营的学校已有5 1所，受教育者已达数万人；在与学校进行联营时作出能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承诺；还做出具重要意义的事情，教职工拥有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可成为经营学校的民间企业股东。美国私立学校坚持教育的公益性，私立学校绝大部分为非营利的，营利性的仅占总数的4％，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私立大学都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将基金本金运作后的盈余全部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坚持私立学校办学主体的多样化，政府扶持并依靠非政府认证机构实施对私立学校的监督、指导，支持私立学校依法自主管理，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
多国的实践表明，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有助于减轻公立高等教育的巨大压力，缓解有限的国家财政与无限的对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世界上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
欧洲模式：高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政府提供公立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学生学费很低，甚至免费。这一模式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对象的公平性，但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
东亚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政府举办少量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以私立学校为主。公立高校学费低，政府拨款充裕，保持高度公平性。私立高校发展主要依靠学费为主，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这一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美国模式：在高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旗鼓相当，公立学校学费较低，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这一模式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分析经济后发型国家可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即在经济追赶之前率先实现人力资本的追赶，并以此作为经济进一步追赶的条件。因为其不可能像先行国家一样等待经济发达之后再依靠强大的财政支持发展教育，而是必须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之下，先超前发展教育。其中，借助民间力量发展教育是后发型国家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专栏2日、韩两国的私立教育发展
二战结束后，经济全面落后的日本就是依靠私立大学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47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5．8％，1 970上升到1 8．7％，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从1 970年到1 980年间，日本大学在校生人数由70万人发展到220万人，10年间增长了2倍，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7％，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69年日本私立大学在在校生所占比例，4年制大学为75％，短期大学为90％，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现在。因此，私立大学是促进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力军。
韩国的私立教育更是对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由于将教育权向民间力量开放，因而能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短短30年时间内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200 1年，韩国私立高等专科学院在校生已占全部在校专科生数的96.1％，私立本科院校在校生占全部在校本科生数的62．8％。由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 970年的不到1 0％，上升到1 995年的50％以上。
1998年，韩国高等教育非政府投入已占总投入比例的83．3％；在整个教育成本分担中，私人教育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 998年，韩国公共和私人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7．03％。其中政府投入占5 7％，私人投入占43％，在OECD国家中私人投入的比例最高，导致其从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经费增长率持续超过国家经济的增长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社会和家庭承担了教育成本的绝大部分。韩国用了30年时间，使人均GDP从1000美元达到1．2万美元；该国只有4700万人口，是中国的4％，但是其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毋庸置疑，私立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事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日、韩两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中的作用看，东亚模式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应高度关注的重要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公立高校承担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和培养社会精英的职责，私立高校担当高等教育数量扩充的大众化重任。既保持了适度的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又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政府高等教育投资较少情况下，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认真研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将会进一步坚定对大力发展我国民办教育的信心。稳定现有公立高校的规模，使之成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的主要基地；同时又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推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不失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发展民办教育有助于推进我国教育的均衡化
中国民间具有兴办教育的巨大潜能。只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才能支撑与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教育。针对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接近4000多万、几乎比1 0年前翻一番的目标，以及现有公办大学连年扩招、规模已高度饱和的情况，如以普通高校作为主要办学形式、每校规模以2万学生计，就需要新增大学1000所，每所学校按一次性投资最少要10亿元，总共需要1万亿元的资金。显然靠公共财政是很难解决这笔巨大的投资的；不用说缺钱，既使在有钱的情况下，全靠政府的力量在短期内要解决国家高教能力快速提升的问题，并非容易!
中国民营经济及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群体具有投资教育的巨大潜力。2005年，我国私营工业增加值超过一万亿元，内资民营经济占国家GDP的比重已达49．7％。可以认为，中国民间已有可以投资及捐资兴办教育的相当实力，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及相关法规政策的逐步到位，民间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会被逐步地调动起来。
目前，我国大多数民办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滚动发展、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捐助民办教育的富豪慈善家十分稀少。
根据本世纪初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设立免税待遇，而是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发展民间性组织；三是目前氛围下，许多富豪不愿意出头露面，怕吸引公众眼球成为社会“另类”，不敢成为慈善家。美国的富裕阶层包括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即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数额占到了GDP的9％。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GDP的0．1％。我国基金会曾经达到过1 200个，都是官办性质。以希望工程基金会为例，在前1 5年仅获得资金20亿元。而浙江乐清县民间基金会一次获得的资金就达4．5亿。美国有基金会5．6万个，私立基金会及其资金占总数的85％。国家应加快制定更加完善的法规及形成有利的政策导向与社会舆论氛围，充分调动与激发民营企业及社会富豪捐助兴办民办教育的巨大能量。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为五类：高收入、偏高收入、中等收入、偏低收入和低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年调查，我国列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占1 8％。这个数字将会迅速扩大，发达国家平均为40％，美国已达70％，巴西都已达到35％。
据2007年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年收入1 2万元以上者达到1 62．9万人。其中人均年收入为3 1．6万元。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城市居民间及其与农村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其减缓的政策措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社会具有支付选择性教育的能力越来越强。
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l 6．1 6万亿元。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农村居民为43％，城市居民为35．8％，降到了50％以下，即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有的发达地区甚至达到25％，这说明人们支付及购买食品以外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央行在前几年对50个大中城市的问卷调查显示，20．2％的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准备用于本人及子女的教育支出。可以认为，大部分产品领域已成为买方市场，唯独教育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应该把中国教育的新的巨大增长点寄希望于民办教育。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教育资源的紧缺是永恒的难题。从长远看，没有中国民办教育的强大，就没有整个中国教育的强大!
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化发展，始终是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我国教育领域事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即使在城市，由于政策导向等原因，也出现了公有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公办学校的非均衡化状况。除了学生自身素质等原因外，家长的经济实力的高低及掌控权力的大小等原因，也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能公平公正地获得公有教育资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每年达上千万的转岗、下岗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及其子女支付教育投入的能力很低。
更应看到，我国教育差距是城乡间最主要的差距，由于历史原因，城乡间各个层次受学历教育的人群所占其总数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差别。(见表2和图1)。
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从2002年的4亿多上升到8亿多，几乎翻一番。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地点和职业角色随之发生变换。从社会阶层构成情况看，已进城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为1．2亿)大多是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达不到初中毕业水平，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如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部门，获得的报酬低，很难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在我国城市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城市民工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果再由于得不到公共教育资源而失去就业竞争能力的话，便会永远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无法从根本意义上转移进城。占人口总数近70％的农民只有不到35％的市场购买力。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先开始改革的是农村，贡献最大的是农民，但目前最困难的仍然是农民。为农民提供教育机会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关心与帮助，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为此，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尽快扭转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严重过低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可以腾出更多公共资源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问题。一是有利于使公共财政重点保障法定范围内的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对义务教育承担全部的责任，让所有儿童能平等地获得质量有保证的义务教育；二是有利于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一方面进一步增强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落实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实行成本分担的重要政策；三是有利于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集中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农民、流动人口、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及其子女，向薄弱学校倾斜，保障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基本学习与发展的权利，这是教育领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四是有利于公办校不再搞择校、不再设重点校和非重点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社会上的特殊学习、多样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教育的需求，都可逐步由优质民办学校来提供。
三、民办学校具有开展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
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中期对技能型劳动者有着巨大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国家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工业化、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一谈到国家竞争力时就必然会提及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看做是“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种，高级工占3 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 5％。而我国七千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6％，高级工仅为4％。据厦门市对2 39家企业调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不到1 5％，其中真正持证上岗的中高级技工占其总数的比例不到6％。目前全市电子、服装等行业缺少技工1 0万人，“十一五”期间缺口将达20万人。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大格局，到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要达到21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接近；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要继续保持占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要为社会输送2500多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00多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以北京市为例，在“十一五"期间，预计将新增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35.3万人，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达到20％，比“十五”期末增长5％，其中技师、高级技师7.4万人，比例要达到5％。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也要进一步大发展，全国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为此必须建立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网络。
如何才能完成这样艰巨与涉及千百万人的教育以及涉及以亿计人的培训的重任，中央提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时，特别强调：要推动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共同提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新路子。2005年4月，教育部在江西召开全国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是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重要力量，具有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经营高效的特点。这就给中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目前，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中，民办高职院校数已占近五分之一，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6％和14％。江西新余市民办职教蓬勃发展，在这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职教在校生共为7万人，其中民办职教在校生已达6万人。市委、市政府提出“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思路，坚持把职业教育列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近年来已向全国各地累计输送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1 9万余人，一批以“蓝领"为主的技术人才遍布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的毕业生已经成为资产达亿元、千万元的企业家。国内著名的步步高集团，5000多名员工中就有1 000多名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深圳富士康公司10万员工中有6000人是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江西等许多地区的事实充分证明：民办学校已经成为振兴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在这个领域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的贯彻，以及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从提高应试能力向提高就业能力的办学指导原则的转变，我国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这一系列创新要求与基本特征对我国传统普通教育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民办教育恰恰以其本应有的灵活机制、快捷方式以及与市场保持短距离、零距离的独特优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打造特色品牌专业、构建有鲜明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大显身手，进而走在职业教育的前列。一大批民办职业院校的成功经验已经预示了这一光明的前景。
四、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构建学习型社会，消除学习障碍，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权益，使传统的学校教育和学习突破时空概念，延伸为全天候，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全体民众，把社区变成学习课堂，把国家变成“知识氧吧"，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人类知识大爆炸，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例，发达国家已有8000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种。在工业化初期“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次连续性学习管用终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适应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新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机制。
由于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以及现有公有教育资源的紧缺，至今我国推进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步子缓慢，成效还不大。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人数为7117万人(其中高等学校为373万人)，仅相当于我国就业人数的9.4％。进入企业前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员工仅占39％，未接受过培训的占6 1％。企业员工两年内在职培训参与率是45％，其中生产服务第一线以及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员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分别只有34％和25％。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者中，有约占52％的人不同程度地学习过一些农业科技知识，其中只有1 0％左右的劳动者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还有48％的人从未学习过农业科技知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报告，大量从农业转到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只占28％。在建筑业，农民工已占该行业从业人员的80％以上，但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7％。
未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发展对我国在职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又是我国就业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未来1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将达到2亿多，平均每年转移人数约达千万人左右。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在短暂时期内规模最大人群在不同地域及不同产业领域间的历史性大转移。由此产生了为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岗培训以及必须尽快建立适应这种培训的教育体系的艰巨任务。因此，为这支世界上数量最大但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大军提供有效和较高质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是我国教育发展和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同时，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我国30～34岁年龄人口最多。这年龄段是人生事业发展的爬坡期，最需要获得各种学习的机会。又据人事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类人才服务机构登记要求流动人员20 l 5万人次，其中35岁以下(1499万人，占74．4％)及大专及以下(1252万人，占62.1％)人员占了主体，他们也最需要获得转岗培训的机会。此外，我国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社会。2005年，60岁以上人口为1.4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1.03％；到2030年，我国50～64岁人口将增加67.1％。这一类特殊群体，对精神生活以及接受相应教育的要求也比较强烈。
按中央要求，努力使我国成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力资源，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紧密联系，正规教育与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相互补充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一个能够惠及十几亿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习的多种需要，这是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战略与必由之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终身教育举办主体的多元化，在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公办学校主体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广大民办
教育机构在推进终身学习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尽早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保证。
“终身教育”(Life longLearning)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使传统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成为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活动。教育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为各类人群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和途径。与一些高不可攀、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办名校相比，广大民办学校恰恰更具有平民学校的本色。
终身教育较传统教育体系还有着许多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变革的内涵。例如：将由对学习者刚性极强的选择标准以及整齐划一的培养规格，转为比较尊重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兴趣、爱好以及充分发掘不同类型学习者的潜能；考试主要被用作评价学生学习“好”、“坏”和是否具有学习资格的工具，转为主要被用作调整学习者继续学习策略与方法的路径；只有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升学及得到肯定，转为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被鼓励学习与进步以及都具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等等。而中国民办教育的总体办学理念，包括对所有学习者初始条件的宽容以及双向选择、按需施教灵活的办学模式，已充分显示出其具有适应学习型社会多样化学习需求的优势。2005年，全国已有民办培训机构2.9万所，889.5万人次接受了由其组织的培训。伴随终身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以及广大民办学校逐步走向成熟，人们将重新认识我国民办教育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五、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国民办教育在依赖于公共资源几十年持续建设、扶持、支撑的庞大公办教育体系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弱小。但是回顾一下，民营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由弱到强的发展，其具有的不仅是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依靠它全面冲击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制度根基的事实。可以预测，民办教育也将成为促进中国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一支生力军。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实践也正在逐步显示出其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专栏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私营经济合法地位时，正式具有私营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全国只有6家(温州4家，沈阳2家)。
到2005年，全国民营企业360万家，个体工商户2350万家，雇工及从业人员8600万人，非公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1／3。
2006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98万家，比上年增加15.8％；私营企业注册资本7.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7万亿元。(《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例如：各级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改变了几十年来政府既是学校举办者又是办学者、公办学校“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初步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新体制。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支持教育的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的渠道不畅通的局面，逐步形成在强化和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教育职能的同时，调动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同支撑教育事业的大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过于集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及办学活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中国教育体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几十年、至今仍具有持久惯性作用的行政指令主导型的学校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学校、社会、市场间形成新型关系的学校制度转化。为此，必须强化政府的教育领导和服务功能，建立教育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协调的新型教育管理权力分配机制和运行体制。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崛起，是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有力体现，同时加快了这一历史的进程。广大民办学校为促进教育行政部门顺应当代公共领域改革潮流，转变职能，由集权到分权，由
运动员到裁判员，由管治到服务，进一步理清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全社会依法参与和支持教育的公共管理新体系和运行新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主体。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以人为本，依法办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效顺畅运行的现代学校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按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需要，公办学校应继续深化办学体制、用人制度、分配机制的改革，进一步解决长期存在的人员“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与干不好一个样”，“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国家教育法规政策指导下，切实落实和正确行使办学自主权，形成学校依法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
我约束以及接受社会监督的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突出各自特色，形成自身优势。毫无疑问，这将面临很大的阻力，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民办学校完全有条件可以不带框框、没有思想束缚地放手在这方面先行积极探索与试点。事实上，不少做优、做强的民办学校就此已经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经验，值得公办学校努力借鉴。
同时，民办教育的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传统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对于逐步形成多元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制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民办教育总体实力仍然弱小，但它对促进国家宏观教育体制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季明明，籍贯江苏盐城，1947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东华大学毕业。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香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中介工作委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名誉副会长，香港理工大学PPR I公共管理中港合作中心理事。我国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教育、民办教育知名专家，教育重大项目策划专家。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他曾担任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国家教委处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正司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曾兼任全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专家咨询小组副组长，全国MPA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中国高教管理研究会秘书长，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项目顾问，全国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材编写组组长，中国大学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审组组长，全国地(厅)级公务员任职培训调研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经济与管理教材编审委委员、编审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岗位培训教材编审委委员，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有关重点课题组组长。他最早在我国提出设立MPA学位提议，为国务院学位委论证该学位设立及制定培养方案作出重要贡献。成功策划引进UNDP、加拿大C I DA、亚洲开发银行、英国DF I D等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教育重大项目，担任上述各项目主任(组长)，组织项目实施，分剖取得重要成果。发表的涉及教育及公共管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领著作(二十余部)、文章(几十篇)，达七百余万字。】
发展民办教育，是顺应世界潮流，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增加教育投入、壮大国家教育能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抉择。
一、发展民办教育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公共经费的短缺，发展私立教育和促进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不少国家政府不愿或无法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助，不得不采用“成本分担”措施和吸引其他私人投资的办法，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又可增加社会和家长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教育服务项目的选择机会。私人投资被当作政府财政责任以外发展教育的灵丹妙药。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一些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混合型的学校不断增加，或称其为“第三条道路”。美国学者布鲁斯·约翰斯通教授甚至疾呼：世界“出现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浪潮”。这也成为当代全球性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专栏1部分国家私立教育发展一瞥
英国的公学是专门为名门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英国公学与所有私立学校一样，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为政府节省了大量教育开支，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信誉长盛不衰。名校伊顿公学，招收1 2岁至1 8岁的男孩，由中学读到大学预科。英国有1 7位首相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牛津、剑桥大学的2／3学生来自于私立的公学。
近20年来，拉美国家私立学校在校生人数每5年翻一番。俄罗斯、罗马尼亚政府支持发展私立学校历史不久，但发展很快，如今莫斯科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学生所占比例已经与英国差不多。哥伦比亚全国幼儿园和小学总入学人数中，有28％在私立学校，在中学这个数字是40％。阿根廷、象牙海岸在私立中学上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30％和57％。1 992年菲律宾私立高校达到634所，同期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70％- 80％。印度尼西亚私立中小学生占总数的54％，私立大学生则占总数的94％。1990年，52．4％的智利大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学费覆盖了高等教育成本的73％。荷兰70％的中小学是由宗教和私人教育机构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私立高中有80多所，占全国高中学校数的1 0％；所有的职业教育培训都由私立教育机构提供，现有1 000多所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它们开设的1400多门课程(其中40％为短期课程，60％为长期课程)均获得国家的承认；私立高等职业中学56所，占全国高等职业中学的11％。意大利公立大学学生流失率很高，毕业率只有30％，而私立大学毕业率则高达90％；私立学前教育学校占全部幼儿学校的50％以上。
美国中小学中，私立学校数约占总数的1／4，十年来其学生数占总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 0％～11％之间。私立高等学校数过半(占学校总数的72％)，学生数为总数的五分之一，但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好于公立学校。美国6任总统、一任国务卿毕业于私立的哈佛大学，世界跨国集团中的不少CEO是在哈佛大学获取MBA学位。美国高等院校学费占非研究性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基本稳定在公立大学为20％以下，而私立大学为60％左右。目前，美国公立学校出现民营化现象，全美从事公共教育的民营企业已超过1 0家。发展较快、规模最大的是爱迪生工程公司，从开办小学到高中，该公司在全美开展联营的学校已有5 1所，受教育者已达数万人；在与学校进行联营时作出能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承诺；还做出具重要意义的事情，教职工拥有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可成为经营学校的民间企业股东。美国私立学校坚持教育的公益性，私立学校绝大部分为非营利的，营利性的仅占总数的4％，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私立大学都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将基金本金运作后的盈余全部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坚持私立学校办学主体的多样化，政府扶持并依靠非政府认证机构实施对私立学校的监督、指导，支持私立学校依法自主管理，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
多国的实践表明，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有助于减轻公立高等教育的巨大压力，缓解有限的国家财政与无限的对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世界上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
欧洲模式：高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政府提供公立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学生学费很低，甚至免费。这一模式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对象的公平性，但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
东亚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政府举办少量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以私立学校为主。公立高校学费低，政府拨款充裕，保持高度公平性。私立高校发展主要依靠学费为主，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这一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美国模式：在高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旗鼓相当，公立学校学费较低，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这一模式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分析经济后发型国家可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即在经济追赶之前率先实现人力资本的追赶，并以此作为经济进一步追赶的条件。因为其不可能像先行国家一样等待经济发达之后再依靠强大的财政支持发展教育，而是必须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之下，先超前发展教育。其中，借助民间力量发展教育是后发型国家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专栏2日、韩两国的私立教育发展
二战结束后，经济全面落后的日本就是依靠私立大学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47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5．8％，1 970上升到1 8．7％，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从1 970年到1 980年间，日本大学在校生人数由70万人发展到220万人，10年间增长了2倍，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7％，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69年日本私立大学在在校生所占比例，4年制大学为75％，短期大学为90％，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现在。因此，私立大学是促进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力军。
韩国的私立教育更是对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由于将教育权向民间力量开放，因而能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短短30年时间内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200 1年，韩国私立高等专科学院在校生已占全部在校专科生数的96.1％，私立本科院校在校生占全部在校本科生数的62．8％。由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 970年的不到1 0％，上升到1 995年的50％以上。
1998年，韩国高等教育非政府投入已占总投入比例的83．3％；在整个教育成本分担中，私人教育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 998年，韩国公共和私人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7．03％。其中政府投入占5 7％，私人投入占43％，在OECD国家中私人投入的比例最高，导致其从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经费增长率持续超过国家经济的增长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社会和家庭承担了教育成本的绝大部分。韩国用了30年时间，使人均GDP从1000美元达到1．2万美元；该国只有4700万人口，是中国的4％，但是其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毋庸置疑，私立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事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日、韩两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中的作用看，东亚模式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应高度关注的重要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公立高校承担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和培养社会精英的职责，私立高校担当高等教育数量扩充的大众化重任。既保持了适度的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又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政府高等教育投资较少情况下，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认真研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将会进一步坚定对大力发展我国民办教育的信心。稳定现有公立高校的规模，使之成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的主要基地；同时又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推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不失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发展民办教育有助于推进我国教育的均衡化
中国民间具有兴办教育的巨大潜能。只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才能支撑与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教育。针对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接近4000多万、几乎比1 0年前翻一番的目标，以及现有公办大学连年扩招、规模已高度饱和的情况，如以普通高校作为主要办学形式、每校规模以2万学生计，就需要新增大学1000所，每所学校按一次性投资最少要10亿元，总共需要1万亿元的资金。显然靠公共财政是很难解决这笔巨大的投资的；不用说缺钱，既使在有钱的情况下，全靠政府的力量在短期内要解决国家高教能力快速提升的问题，并非容易!
中国民营经济及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群体具有投资教育的巨大潜力。2005年，我国私营工业增加值超过一万亿元，内资民营经济占国家GDP的比重已达49．7％。可以认为，中国民间已有可以投资及捐资兴办教育的相当实力，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及相关法规政策的逐步到位，民间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会被逐步地调动起来。
目前，我国大多数民办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滚动发展、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捐助民办教育的富豪慈善家十分稀少。
根据本世纪初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设立免税待遇，而是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发展民间性组织；三是目前氛围下，许多富豪不愿意出头露面，怕吸引公众眼球成为社会“另类”，不敢成为慈善家。美国的富裕阶层包括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即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数额占到了GDP的9％。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GDP的0．1％。我国基金会曾经达到过1 200个，都是官办性质。以希望工程基金会为例，在前1 5年仅获得资金20亿元。而浙江乐清县民间基金会一次获得的资金就达4．5亿。美国有基金会5．6万个，私立基金会及其资金占总数的85％。国家应加快制定更加完善的法规及形成有利的政策导向与社会舆论氛围，充分调动与激发民营企业及社会富豪捐助兴办民办教育的巨大能量。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为五类：高收入、偏高收入、中等收入、偏低收入和低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年调查，我国列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占1 8％。这个数字将会迅速扩大，发达国家平均为40％，美国已达70％，巴西都已达到35％。
据2007年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年收入1 2万元以上者达到1 62．9万人。其中人均年收入为3 1．6万元。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城市居民间及其与农村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其减缓的政策措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社会具有支付选择性教育的能力越来越强。
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l 6．1 6万亿元。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农村居民为43％，城市居民为35．8％，降到了50％以下，即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有的发达地区甚至达到25％，这说明人们支付及购买食品以外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央行在前几年对50个大中城市的问卷调查显示，20．2％的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准备用于本人及子女的教育支出。可以认为，大部分产品领域已成为买方市场，唯独教育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应该把中国教育的新的巨大增长点寄希望于民办教育。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教育资源的紧缺是永恒的难题。从长远看，没有中国民办教育的强大，就没有整个中国教育的强大!
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化发展，始终是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我国教育领域事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即使在城市，由于政策导向等原因，也出现了公有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公办学校的非均衡化状况。除了学生自身素质等原因外，家长的经济实力的高低及掌控权力的大小等原因，也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能公平公正地获得公有教育资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每年达上千万的转岗、下岗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及其子女支付教育投入的能力很低。
更应看到，我国教育差距是城乡间最主要的差距，由于历史原因，城乡间各个层次受学历教育的人群所占其总数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差别。(见表2和图1)。
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从2002年的4亿多上升到8亿多，几乎翻一番。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地点和职业角色随之发生变换。从社会阶层构成情况看，已进城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为1．2亿)大多是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达不到初中毕业水平，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如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部门，获得的报酬低，很难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在我国城市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城市民工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果再由于得不到公共教育资源而失去就业竞争能力的话，便会永远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无法从根本意义上转移进城。占人口总数近70％的农民只有不到35％的市场购买力。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先开始改革的是农村，贡献最大的是农民，但目前最困难的仍然是农民。为农民提供教育机会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关心与帮助，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为此，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尽快扭转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严重过低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可以腾出更多公共资源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问题。一是有利于使公共财政重点保障法定范围内的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对义务教育承担全部的责任，让所有儿童能平等地获得质量有保证的义务教育；二是有利于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一方面进一步增强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落实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实行成本分担的重要政策；三是有利于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集中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农民、流动人口、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及其子女，向薄弱学校倾斜，保障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基本学习与发展的权利，这是教育领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四是有利于公办校不再搞择校、不再设重点校和非重点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社会上的特殊学习、多样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教育的需求，都可逐步由优质民办学校来提供。
三、民办学校具有开展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
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中期对技能型劳动者有着巨大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国家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工业化、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一谈到国家竞争力时就必然会提及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看做是“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种，高级工占3 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 5％。而我国七千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6％，高级工仅为4％。据厦门市对2 39家企业调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不到1 5％，其中真正持证上岗的中高级技工占其总数的比例不到6％。目前全市电子、服装等行业缺少技工1 0万人，“十一五”期间缺口将达20万人。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大格局，到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要达到21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接近；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要继续保持占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要为社会输送2500多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00多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以北京市为例，在“十一五"期间，预计将新增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35.3万人，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达到20％，比“十五”期末增长5％，其中技师、高级技师7.4万人，比例要达到5％。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也要进一步大发展，全国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为此必须建立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网络。
如何才能完成这样艰巨与涉及千百万人的教育以及涉及以亿计人的培训的重任，中央提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时，特别强调：要推动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共同提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新路子。2005年4月，教育部在江西召开全国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是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重要力量，具有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经营高效的特点。这就给中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目前，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中，民办高职院校数已占近五分之一，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6％和14％。江西新余市民办职教蓬勃发展，在这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职教在校生共为7万人，其中民办职教在校生已达6万人。市委、市政府提出“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思路，坚持把职业教育列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近年来已向全国各地累计输送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1 9万余人，一批以“蓝领"为主的技术人才遍布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的毕业生已经成为资产达亿元、千万元的企业家。国内著名的步步高集团，5000多名员工中就有1 000多名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深圳富士康公司10万员工中有6000人是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江西等许多地区的事实充分证明：民办学校已经成为振兴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在这个领域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的贯彻，以及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从提高应试能力向提高就业能力的办学指导原则的转变，我国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这一系列创新要求与基本特征对我国传统普通教育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民办教育恰恰以其本应有的灵活机制、快捷方式以及与市场保持短距离、零距离的独特优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打造特色品牌专业、构建有鲜明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大显身手，进而走在职业教育的前列。一大批民办职业院校的成功经验已经预示了这一光明的前景。
四、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构建学习型社会，消除学习障碍，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权益，使传统的学校教育和学习突破时空概念，延伸为全天候，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全体民众，把社区变成学习课堂，把国家变成“知识氧吧"，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人类知识大爆炸，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例，发达国家已有8000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种。在工业化初期“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次连续性学习管用终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适应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新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机制。
由于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以及现有公有教育资源的紧缺，至今我国推进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步子缓慢，成效还不大。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人数为7117万人(其中高等学校为373万人)，仅相当于我国就业人数的9.4％。进入企业前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员工仅占39％，未接受过培训的占6 1％。企业员工两年内在职培训参与率是45％，其中生产服务第一线以及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员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分别只有34％和25％。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者中，有约占52％的人不同程度地学习过一些农业科技知识，其中只有1 0％左右的劳动者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还有48％的人从未学习过农业科技知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报告，大量从农业转到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只占28％。在建筑业，农民工已占该行业从业人员的80％以上，但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7％。
未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发展对我国在职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又是我国就业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未来1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将达到2亿多，平均每年转移人数约达千万人左右。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在短暂时期内规模最大人群在不同地域及不同产业领域间的历史性大转移。由此产生了为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岗培训以及必须尽快建立适应这种培训的教育体系的艰巨任务。因此，为这支世界上数量最大但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大军提供有效和较高质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是我国教育发展和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同时，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我国30～34岁年龄人口最多。这年龄段是人生事业发展的爬坡期，最需要获得各种学习的机会。又据人事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类人才服务机构登记要求流动人员20 l 5万人次，其中35岁以下(1499万人，占74．4％)及大专及以下(1252万人，占62.1％)人员占了主体，他们也最需要获得转岗培训的机会。此外，我国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社会。2005年，60岁以上人口为1.4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1.03％；到2030年，我国50～64岁人口将增加67.1％。这一类特殊群体，对精神生活以及接受相应教育的要求也比较强烈。
按中央要求，努力使我国成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力资源，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紧密联系，正规教育与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相互补充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一个能够惠及十几亿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习的多种需要，这是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战略与必由之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终身教育举办主体的多元化，在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公办学校主体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广大民办
教育机构在推进终身学习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尽早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保证。
“终身教育”(Life longLearning)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使传统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成为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活动。教育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为各类人群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和途径。与一些高不可攀、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办名校相比，广大民办学校恰恰更具有平民学校的本色。
终身教育较传统教育体系还有着许多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变革的内涵。例如：将由对学习者刚性极强的选择标准以及整齐划一的培养规格，转为比较尊重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兴趣、爱好以及充分发掘不同类型学习者的潜能；考试主要被用作评价学生学习“好”、“坏”和是否具有学习资格的工具，转为主要被用作调整学习者继续学习策略与方法的路径；只有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升学及得到肯定，转为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被鼓励学习与进步以及都具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等等。而中国民办教育的总体办学理念，包括对所有学习者初始条件的宽容以及双向选择、按需施教灵活的办学模式，已充分显示出其具有适应学习型社会多样化学习需求的优势。2005年，全国已有民办培训机构2.9万所，889.5万人次接受了由其组织的培训。伴随终身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以及广大民办学校逐步走向成熟，人们将重新认识我国民办教育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五、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国民办教育在依赖于公共资源几十年持续建设、扶持、支撑的庞大公办教育体系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弱小。但是回顾一下，民营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由弱到强的发展，其具有的不仅是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依靠它全面冲击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制度根基的事实。可以预测，民办教育也将成为促进中国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一支生力军。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实践也正在逐步显示出其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专栏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私营经济合法地位时，正式具有私营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全国只有6家(温州4家，沈阳2家)。
到2005年，全国民营企业360万家，个体工商户2350万家，雇工及从业人员8600万人，非公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1／3。
2006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98万家，比上年增加15.8％；私营企业注册资本7.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7万亿元。(《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例如：各级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改变了几十年来政府既是学校举办者又是办学者、公办学校“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初步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新体制。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支持教育的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的渠道不畅通的局面，逐步形成在强化和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教育职能的同时，调动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同支撑教育事业的大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过于集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及办学活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中国教育体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几十年、至今仍具有持久惯性作用的行政指令主导型的学校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学校、社会、市场间形成新型关系的学校制度转化。为此，必须强化政府的教育领导和服务功能，建立教育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协调的新型教育管理权力分配机制和运行体制。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崛起，是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有力体现，同时加快了这一历史的进程。广大民办学校为促进教育行政部门顺应当代公共领域改革潮流，转变职能，由集权到分权，由
运动员到裁判员，由管治到服务，进一步理清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全社会依法参与和支持教育的公共管理新体系和运行新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主体。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以人为本，依法办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效顺畅运行的现代学校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按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需要，公办学校应继续深化办学体制、用人制度、分配机制的改革，进一步解决长期存在的人员“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与干不好一个样”，“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国家教育法规政策指导下，切实落实和正确行使办学自主权，形成学校依法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
我约束以及接受社会监督的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突出各自特色，形成自身优势。毫无疑问，这将面临很大的阻力，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民办学校完全有条件可以不带框框、没有思想束缚地放手在这方面先行积极探索与试点。事实上，不少做优、做强的民办学校就此已经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经验，值得公办学校努力借鉴。
同时，民办教育的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传统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对于逐步形成多元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制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民办教育总体实力仍然弱小，但它对促进国家宏观教育体制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季明明，籍贯江苏盐城，1947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东华大学毕业。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香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中介工作委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名誉副会长，香港理工大学PPR I公共管理中港合作中心理事。我国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教育、民办教育知名专家，教育重大项目策划专家。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他曾担任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国家教委处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正司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曾兼任全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专家咨询小组副组长，全国MPA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中国高教管理研究会秘书长，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项目顾问，全国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材编写组组长，中国大学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审组组长，全国地(厅)级公务员任职培训调研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经济与管理教材编审委委员、编审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岗位培训教材编审委委员，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有关重点课题组组长。他最早在我国提出设立MPA学位提议，为国务院学位委论证该学位设立及制定培养方案作出重要贡献。成功策划引进UNDP、加拿大C I DA、亚洲开发银行、英国DF I D等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教育重大项目，担任上述各项目主任(组长)，组织项目实施，分剖取得重要成果。发表的涉及教育及公共管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领著作(二十余部)、文章(几十篇)，达七百余万字。】
一、发展民办教育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公共经费的短缺，发展私立教育和促进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不少国家政府不愿或无法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助，不得不采用“成本分担”措施和吸引其他私人投资的办法，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又可增加社会和家长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教育服务项目的选择机会。私人投资被当作政府财政责任以外发展教育的灵丹妙药。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一些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混合型的学校不断增加，或称其为“第三条道路”。美国学者布鲁斯·约翰斯通教授甚至疾呼：世界“出现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浪潮”。这也成为当代全球性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专栏1部分国家私立教育发展一瞥
英国的公学是专门为名门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英国公学与所有私立学校一样，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为政府节省了大量教育开支，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信誉长盛不衰。名校伊顿公学，招收1 2岁至1 8岁的男孩，由中学读到大学预科。英国有1 7位首相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牛津、剑桥大学的2／3学生来自于私立的公学。
近20年来，拉美国家私立学校在校生人数每5年翻一番。俄罗斯、罗马尼亚政府支持发展私立学校历史不久，但发展很快，如今莫斯科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学生所占比例已经与英国差不多。哥伦比亚全国幼儿园和小学总入学人数中，有28％在私立学校，在中学这个数字是40％。阿根廷、象牙海岸在私立中学上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30％和57％。1 992年菲律宾私立高校达到634所，同期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70％- 80％。印度尼西亚私立中小学生占总数的54％，私立大学生则占总数的94％。1990年，52．4％的智利大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学费覆盖了高等教育成本的73％。荷兰70％的中小学是由宗教和私人教育机构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私立高中有80多所，占全国高中学校数的1 0％；所有的职业教育培训都由私立教育机构提供，现有1 000多所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它们开设的1400多门课程(其中40％为短期课程，60％为长期课程)均获得国家的承认；私立高等职业中学56所，占全国高等职业中学的11％。意大利公立大学学生流失率很高，毕业率只有30％，而私立大学毕业率则高达90％；私立学前教育学校占全部幼儿学校的50％以上。
美国中小学中，私立学校数约占总数的1／4，十年来其学生数占总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 0％～11％之间。私立高等学校数过半(占学校总数的72％)，学生数为总数的五分之一，但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好于公立学校。美国6任总统、一任国务卿毕业于私立的哈佛大学，世界跨国集团中的不少CEO是在哈佛大学获取MBA学位。美国高等院校学费占非研究性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基本稳定在公立大学为20％以下，而私立大学为60％左右。目前，美国公立学校出现民营化现象，全美从事公共教育的民营企业已超过1 0家。发展较快、规模最大的是爱迪生工程公司，从开办小学到高中，该公司在全美开展联营的学校已有5 1所，受教育者已达数万人；在与学校进行联营时作出能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承诺；还做出具重要意义的事情，教职工拥有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可成为经营学校的民间企业股东。美国私立学校坚持教育的公益性，私立学校绝大部分为非营利的，营利性的仅占总数的4％，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私立大学都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将基金本金运作后的盈余全部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坚持私立学校办学主体的多样化，政府扶持并依靠非政府认证机构实施对私立学校的监督、指导，支持私立学校依法自主管理，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
多国的实践表明，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有助于减轻公立高等教育的巨大压力，缓解有限的国家财政与无限的对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世界上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
欧洲模式：高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政府提供公立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学生学费很低，甚至免费。这一模式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对象的公平性，但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
东亚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政府举办少量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以私立学校为主。公立高校学费低，政府拨款充裕，保持高度公平性。私立高校发展主要依靠学费为主，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这一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美国模式：在高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旗鼓相当，公立学校学费较低，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这一模式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分析经济后发型国家可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即在经济追赶之前率先实现人力资本的追赶，并以此作为经济进一步追赶的条件。因为其不可能像先行国家一样等待经济发达之后再依靠强大的财政支持发展教育，而是必须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之下，先超前发展教育。其中，借助民间力量发展教育是后发型国家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专栏2日、韩两国的私立教育发展
二战结束后，经济全面落后的日本就是依靠私立大学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47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5．8％，1 970上升到1 8．7％，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从1 970年到1 980年间，日本大学在校生人数由70万人发展到220万人，10年间增长了2倍，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7％，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69年日本私立大学在在校生所占比例，4年制大学为75％，短期大学为90％，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现在。因此，私立大学是促进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力军。
韩国的私立教育更是对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由于将教育权向民间力量开放，因而能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短短30年时间内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200 1年，韩国私立高等专科学院在校生已占全部在校专科生数的96.1％，私立本科院校在校生占全部在校本科生数的62．8％。由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 970年的不到1 0％，上升到1 995年的50％以上。
1998年，韩国高等教育非政府投入已占总投入比例的83．3％；在整个教育成本分担中，私人教育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 998年，韩国公共和私人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7．03％。其中政府投入占5 7％，私人投入占43％，在OECD国家中私人投入的比例最高，导致其从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经费增长率持续超过国家经济的增长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社会和家庭承担了教育成本的绝大部分。韩国用了30年时间，使人均GDP从1000美元达到1．2万美元；该国只有4700万人口，是中国的4％，但是其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毋庸置疑，私立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事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日、韩两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中的作用看，东亚模式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应高度关注的重要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公立高校承担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和培养社会精英的职责，私立高校担当高等教育数量扩充的大众化重任。既保持了适度的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又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政府高等教育投资较少情况下，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认真研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将会进一步坚定对大力发展我国民办教育的信心。稳定现有公立高校的规模，使之成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的主要基地；同时又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推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不失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发展民办教育有助于推进我国教育的均衡化
中国民间具有兴办教育的巨大潜能。只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才能支撑与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教育。针对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接近4000多万、几乎比1 0年前翻一番的目标，以及现有公办大学连年扩招、规模已高度饱和的情况，如以普通高校作为主要办学形式、每校规模以2万学生计，就需要新增大学1000所，每所学校按一次性投资最少要10亿元，总共需要1万亿元的资金。显然靠公共财政是很难解决这笔巨大的投资的；不用说缺钱，既使在有钱的情况下，全靠政府的力量在短期内要解决国家高教能力快速提升的问题，并非容易!
中国民营经济及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群体具有投资教育的巨大潜力。2005年，我国私营工业增加值超过一万亿元，内资民营经济占国家GDP的比重已达49．7％。可以认为，中国民间已有可以投资及捐资兴办教育的相当实力，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及相关法规政策的逐步到位，民间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会被逐步地调动起来。
目前，我国大多数民办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滚动发展、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捐助民办教育的富豪慈善家十分稀少。
根据本世纪初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设立免税待遇，而是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发展民间性组织；三是目前氛围下，许多富豪不愿意出头露面，怕吸引公众眼球成为社会“另类”，不敢成为慈善家。美国的富裕阶层包括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即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数额占到了GDP的9％。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GDP的0．1％。我国基金会曾经达到过1 200个，都是官办性质。以希望工程基金会为例，在前1 5年仅获得资金20亿元。而浙江乐清县民间基金会一次获得的资金就达4．5亿。美国有基金会5．6万个，私立基金会及其资金占总数的85％。国家应加快制定更加完善的法规及形成有利的政策导向与社会舆论氛围，充分调动与激发民营企业及社会富豪捐助兴办民办教育的巨大能量。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为五类：高收入、偏高收入、中等收入、偏低收入和低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年调查，我国列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占1 8％。这个数字将会迅速扩大，发达国家平均为40％，美国已达70％，巴西都已达到35％。
据2007年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年收入1 2万元以上者达到1 62．9万人。其中人均年收入为3 1．6万元。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城市居民间及其与农村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其减缓的政策措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社会具有支付选择性教育的能力越来越强。
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l 6．1 6万亿元。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农村居民为43％，城市居民为35．8％，降到了50％以下，即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有的发达地区甚至达到25％，这说明人们支付及购买食品以外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央行在前几年对50个大中城市的问卷调查显示，20．2％的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准备用于本人及子女的教育支出。可以认为，大部分产品领域已成为买方市场，唯独教育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应该把中国教育的新的巨大增长点寄希望于民办教育。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教育资源的紧缺是永恒的难题。从长远看，没有中国民办教育的强大，就没有整个中国教育的强大!
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化发展，始终是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我国教育领域事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即使在城市，由于政策导向等原因，也出现了公有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公办学校的非均衡化状况。除了学生自身素质等原因外，家长的经济实力的高低及掌控权力的大小等原因，也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能公平公正地获得公有教育资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每年达上千万的转岗、下岗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及其子女支付教育投入的能力很低。
更应看到，我国教育差距是城乡间最主要的差距，由于历史原因，城乡间各个层次受学历教育的人群所占其总数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差别。(见表2和图1)。
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从2002年的4亿多上升到8亿多，几乎翻一番。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地点和职业角色随之发生变换。从社会阶层构成情况看，已进城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为1．2亿)大多是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达不到初中毕业水平，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如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部门，获得的报酬低，很难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在我国城市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城市民工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果再由于得不到公共教育资源而失去就业竞争能力的话，便会永远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无法从根本意义上转移进城。占人口总数近70％的农民只有不到35％的市场购买力。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先开始改革的是农村，贡献最大的是农民，但目前最困难的仍然是农民。为农民提供教育机会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关心与帮助，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为此，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尽快扭转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严重过低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可以腾出更多公共资源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问题。一是有利于使公共财政重点保障法定范围内的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对义务教育承担全部的责任，让所有儿童能平等地获得质量有保证的义务教育；二是有利于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一方面进一步增强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落实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实行成本分担的重要政策；三是有利于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集中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农民、流动人口、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及其子女，向薄弱学校倾斜，保障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基本学习与发展的权利，这是教育领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四是有利于公办校不再搞择校、不再设重点校和非重点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社会上的特殊学习、多样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教育的需求，都可逐步由优质民办学校来提供。
三、民办学校具有开展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
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中期对技能型劳动者有着巨大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国家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工业化、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一谈到国家竞争力时就必然会提及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看做是“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种，高级工占3 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 5％。而我国七千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6％，高级工仅为4％。据厦门市对2 39家企业调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不到1 5％，其中真正持证上岗的中高级技工占其总数的比例不到6％。目前全市电子、服装等行业缺少技工1 0万人，“十一五”期间缺口将达20万人。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大格局，到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要达到21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接近；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要继续保持占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要为社会输送2500多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00多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以北京市为例，在“十一五"期间，预计将新增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35.3万人，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达到20％，比“十五”期末增长5％，其中技师、高级技师7.4万人，比例要达到5％。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也要进一步大发展，全国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为此必须建立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网络。
如何才能完成这样艰巨与涉及千百万人的教育以及涉及以亿计人的培训的重任，中央提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时，特别强调：要推动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共同提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新路子。2005年4月，教育部在江西召开全国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是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重要力量，具有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经营高效的特点。这就给中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目前，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中，民办高职院校数已占近五分之一，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6％和14％。江西新余市民办职教蓬勃发展，在这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职教在校生共为7万人，其中民办职教在校生已达6万人。市委、市政府提出“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思路，坚持把职业教育列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近年来已向全国各地累计输送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1 9万余人，一批以“蓝领"为主的技术人才遍布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的毕业生已经成为资产达亿元、千万元的企业家。国内著名的步步高集团，5000多名员工中就有1 000多名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深圳富士康公司10万员工中有6000人是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江西等许多地区的事实充分证明：民办学校已经成为振兴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在这个领域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的贯彻，以及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从提高应试能力向提高就业能力的办学指导原则的转变，我国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这一系列创新要求与基本特征对我国传统普通教育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民办教育恰恰以其本应有的灵活机制、快捷方式以及与市场保持短距离、零距离的独特优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打造特色品牌专业、构建有鲜明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大显身手，进而走在职业教育的前列。一大批民办职业院校的成功经验已经预示了这一光明的前景。
四、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构建学习型社会，消除学习障碍，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权益，使传统的学校教育和学习突破时空概念，延伸为全天候，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全体民众，把社区变成学习课堂，把国家变成“知识氧吧"，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人类知识大爆炸，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例，发达国家已有8000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种。在工业化初期“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次连续性学习管用终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适应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新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机制。
由于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以及现有公有教育资源的紧缺，至今我国推进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步子缓慢，成效还不大。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人数为7117万人(其中高等学校为373万人)，仅相当于我国就业人数的9.4％。进入企业前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员工仅占39％，未接受过培训的占6 1％。企业员工两年内在职培训参与率是45％，其中生产服务第一线以及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员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分别只有34％和25％。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者中，有约占52％的人不同程度地学习过一些农业科技知识，其中只有1 0％左右的劳动者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还有48％的人从未学习过农业科技知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报告，大量从农业转到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只占28％。在建筑业，农民工已占该行业从业人员的80％以上，但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7％。
未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发展对我国在职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又是我国就业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未来1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将达到2亿多，平均每年转移人数约达千万人左右。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在短暂时期内规模最大人群在不同地域及不同产业领域间的历史性大转移。由此产生了为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岗培训以及必须尽快建立适应这种培训的教育体系的艰巨任务。因此，为这支世界上数量最大但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大军提供有效和较高质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是我国教育发展和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同时，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我国30～34岁年龄人口最多。这年龄段是人生事业发展的爬坡期，最需要获得各种学习的机会。又据人事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类人才服务机构登记要求流动人员20 l 5万人次，其中35岁以下(1499万人，占74．4％)及大专及以下(1252万人，占62.1％)人员占了主体，他们也最需要获得转岗培训的机会。此外，我国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社会。2005年，60岁以上人口为1.4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1.03％；到2030年，我国50～64岁人口将增加67.1％。这一类特殊群体，对精神生活以及接受相应教育的要求也比较强烈。
按中央要求，努力使我国成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力资源，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紧密联系，正规教育与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相互补充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一个能够惠及十几亿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习的多种需要，这是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战略与必由之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终身教育举办主体的多元化，在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公办学校主体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广大民办
教育机构在推进终身学习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尽早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保证。
“终身教育”(Life longLearning)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使传统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成为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活动。教育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为各类人群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和途径。与一些高不可攀、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办名校相比，广大民办学校恰恰更具有平民学校的本色。
终身教育较传统教育体系还有着许多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变革的内涵。例如：将由对学习者刚性极强的选择标准以及整齐划一的培养规格，转为比较尊重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兴趣、爱好以及充分发掘不同类型学习者的潜能；考试主要被用作评价学生学习“好”、“坏”和是否具有学习资格的工具，转为主要被用作调整学习者继续学习策略与方法的路径；只有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升学及得到肯定，转为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被鼓励学习与进步以及都具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等等。而中国民办教育的总体办学理念，包括对所有学习者初始条件的宽容以及双向选择、按需施教灵活的办学模式，已充分显示出其具有适应学习型社会多样化学习需求的优势。2005年，全国已有民办培训机构2.9万所，889.5万人次接受了由其组织的培训。伴随终身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以及广大民办学校逐步走向成熟，人们将重新认识我国民办教育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五、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国民办教育在依赖于公共资源几十年持续建设、扶持、支撑的庞大公办教育体系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弱小。但是回顾一下，民营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由弱到强的发展，其具有的不仅是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依靠它全面冲击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制度根基的事实。可以预测，民办教育也将成为促进中国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一支生力军。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实践也正在逐步显示出其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专栏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私营经济合法地位时，正式具有私营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全国只有6家(温州4家，沈阳2家)。
到2005年，全国民营企业360万家，个体工商户2350万家，雇工及从业人员8600万人，非公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1／3。
2006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98万家，比上年增加15.8％；私营企业注册资本7.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7万亿元。(《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例如：各级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改变了几十年来政府既是学校举办者又是办学者、公办学校“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初步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新体制。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支持教育的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的渠道不畅通的局面，逐步形成在强化和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教育职能的同时，调动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同支撑教育事业的大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过于集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及办学活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中国教育体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几十年、至今仍具有持久惯性作用的行政指令主导型的学校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学校、社会、市场间形成新型关系的学校制度转化。为此，必须强化政府的教育领导和服务功能，建立教育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协调的新型教育管理权力分配机制和运行体制。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崛起，是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有力体现，同时加快了这一历史的进程。广大民办学校为促进教育行政部门顺应当代公共领域改革潮流，转变职能，由集权到分权，由
运动员到裁判员，由管治到服务，进一步理清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全社会依法参与和支持教育的公共管理新体系和运行新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主体。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以人为本，依法办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效顺畅运行的现代学校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按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需要，公办学校应继续深化办学体制、用人制度、分配机制的改革，进一步解决长期存在的人员“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与干不好一个样”，“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国家教育法规政策指导下，切实落实和正确行使办学自主权，形成学校依法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
我约束以及接受社会监督的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突出各自特色，形成自身优势。毫无疑问，这将面临很大的阻力，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民办学校完全有条件可以不带框框、没有思想束缚地放手在这方面先行积极探索与试点。事实上，不少做优、做强的民办学校就此已经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经验，值得公办学校努力借鉴。
同时，民办教育的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传统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对于逐步形成多元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制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民办教育总体实力仍然弱小，但它对促进国家宏观教育体制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季明明，籍贯江苏盐城，1947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东华大学毕业。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香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中介工作委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名誉副会长，香港理工大学PPR I公共管理中港合作中心理事。我国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教育、民办教育知名专家，教育重大项目策划专家。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他曾担任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国家教委处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正司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曾兼任全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专家咨询小组副组长，全国MPA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中国高教管理研究会秘书长，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项目顾问，全国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材编写组组长，中国大学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审组组长，全国地(厅)级公务员任职培训调研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经济与管理教材编审委委员、编审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岗位培训教材编审委委员，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有关重点课题组组长。他最早在我国提出设立MPA学位提议，为国务院学位委论证该学位设立及制定培养方案作出重要贡献。成功策划引进UNDP、加拿大C I DA、亚洲开发银行、英国DF I D等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教育重大项目，担任上述各项目主任(组长)，组织项目实施，分剖取得重要成果。发表的涉及教育及公共管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领著作(二十余部)、文章(几十篇)，达七百余万字。】
发展民办教育，是顺应世界潮流，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增加教育投入、壮大国家教育能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抉择。
一、发展民办教育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公共经费的短缺，发展私立教育和促进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不少国家政府不愿或无法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助，不得不采用“成本分担”措施和吸引其他私人投资的办法，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又可增加社会和家长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教育服务项目的选择机会。私人投资被当作政府财政责任以外发展教育的灵丹妙药。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一些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混合型的学校不断增加，或称其为“第三条道路”。美国学者布鲁斯·约翰斯通教授甚至疾呼：世界“出现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浪潮”。这也成为当代全球性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专栏1部分国家私立教育发展一瞥
英国的公学是专门为名门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英国公学与所有私立学校一样，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为政府节省了大量教育开支，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信誉长盛不衰。名校伊顿公学，招收1 2岁至1 8岁的男孩，由中学读到大学预科。英国有1 7位首相都是该校的毕业生。牛津、剑桥大学的2／3学生来自于私立的公学。
近20年来，拉美国家私立学校在校生人数每5年翻一番。俄罗斯、罗马尼亚政府支持发展私立学校历史不久，但发展很快，如今莫斯科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学生所占比例已经与英国差不多。哥伦比亚全国幼儿园和小学总入学人数中，有28％在私立学校，在中学这个数字是40％。阿根廷、象牙海岸在私立中学上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30％和57％。1 992年菲律宾私立高校达到634所，同期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70％- 80％。印度尼西亚私立中小学生占总数的54％，私立大学生则占总数的94％。1990年，52．4％的智利大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学费覆盖了高等教育成本的73％。荷兰70％的中小学是由宗教和私人教育机构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私立高中有80多所，占全国高中学校数的1 0％；所有的职业教育培训都由私立教育机构提供，现有1 000多所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它们开设的1400多门课程(其中40％为短期课程，60％为长期课程)均获得国家的承认；私立高等职业中学56所，占全国高等职业中学的11％。意大利公立大学学生流失率很高，毕业率只有30％，而私立大学毕业率则高达90％；私立学前教育学校占全部幼儿学校的50％以上。
美国中小学中，私立学校数约占总数的1／4，十年来其学生数占总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 0％～11％之间。私立高等学校数过半(占学校总数的72％)，学生数为总数的五分之一，但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好于公立学校。美国6任总统、一任国务卿毕业于私立的哈佛大学，世界跨国集团中的不少CEO是在哈佛大学获取MBA学位。美国高等院校学费占非研究性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基本稳定在公立大学为20％以下，而私立大学为60％左右。目前，美国公立学校出现民营化现象，全美从事公共教育的民营企业已超过1 0家。发展较快、规模最大的是爱迪生工程公司，从开办小学到高中，该公司在全美开展联营的学校已有5 1所，受教育者已达数万人；在与学校进行联营时作出能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承诺；还做出具重要意义的事情，教职工拥有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可成为经营学校的民间企业股东。美国私立学校坚持教育的公益性，私立学校绝大部分为非营利的，营利性的仅占总数的4％，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私立大学都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将基金本金运作后的盈余全部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坚持私立学校办学主体的多样化，政府扶持并依靠非政府认证机构实施对私立学校的监督、指导，支持私立学校依法自主管理，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
多国的实践表明，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有助于减轻公立高等教育的巨大压力，缓解有限的国家财政与无限的对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世界上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
欧洲模式：高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政府提供公立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学生学费很低，甚至免费。这一模式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对象的公平性，但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
东亚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政府举办少量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以私立学校为主。公立高校学费低，政府拨款充裕，保持高度公平性。私立高校发展主要依靠学费为主，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这一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美国模式：在高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旗鼓相当，公立学校学费较低，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这一模式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分析经济后发型国家可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即在经济追赶之前率先实现人力资本的追赶，并以此作为经济进一步追赶的条件。因为其不可能像先行国家一样等待经济发达之后再依靠强大的财政支持发展教育，而是必须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之下，先超前发展教育。其中，借助民间力量发展教育是后发型国家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专栏2日、韩两国的私立教育发展
二战结束后，经济全面落后的日本就是依靠私立大学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47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5．8％，1 970上升到1 8．7％，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从1 970年到1 980年间，日本大学在校生人数由70万人发展到220万人，10年间增长了2倍，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7％，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1 969年日本私立大学在在校生所占比例，4年制大学为75％，短期大学为90％，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现在。因此，私立大学是促进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力军。
韩国的私立教育更是对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由于将教育权向民间力量开放，因而能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短短30年时间内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200 1年，韩国私立高等专科学院在校生已占全部在校专科生数的96.1％，私立本科院校在校生占全部在校本科生数的62．8％。由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 970年的不到1 0％，上升到1 995年的50％以上。
1998年，韩国高等教育非政府投入已占总投入比例的83．3％；在整个教育成本分担中，私人教育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 998年，韩国公共和私人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7．03％。其中政府投入占5 7％，私人投入占43％，在OECD国家中私人投入的比例最高，导致其从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经费增长率持续超过国家经济的增长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社会和家庭承担了教育成本的绝大部分。韩国用了30年时间，使人均GDP从1000美元达到1．2万美元；该国只有4700万人口，是中国的4％，但是其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毋庸置疑，私立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事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日、韩两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中的作用看，东亚模式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应高度关注的重要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公立高校承担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和培养社会精英的职责，私立高校担当高等教育数量扩充的大众化重任。既保持了适度的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又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政府高等教育投资较少情况下，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认真研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将会进一步坚定对大力发展我国民办教育的信心。稳定现有公立高校的规模，使之成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选拔社会精英的主要基地；同时又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推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不失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发展民办教育有助于推进我国教育的均衡化
中国民间具有兴办教育的巨大潜能。只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才能支撑与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教育。针对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接近4000多万、几乎比1 0年前翻一番的目标，以及现有公办大学连年扩招、规模已高度饱和的情况，如以普通高校作为主要办学形式、每校规模以2万学生计，就需要新增大学1000所，每所学校按一次性投资最少要10亿元，总共需要1万亿元的资金。显然靠公共财政是很难解决这笔巨大的投资的；不用说缺钱，既使在有钱的情况下，全靠政府的力量在短期内要解决国家高教能力快速提升的问题，并非容易!
中国民营经济及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群体具有投资教育的巨大潜力。2005年，我国私营工业增加值超过一万亿元，内资民营经济占国家GDP的比重已达49．7％。可以认为，中国民间已有可以投资及捐资兴办教育的相当实力，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及相关法规政策的逐步到位，民间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会被逐步地调动起来。
目前，我国大多数民办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滚动发展、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捐助民办教育的富豪慈善家十分稀少。
根据本世纪初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设立免税待遇，而是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发展民间性组织；三是目前氛围下，许多富豪不愿意出头露面，怕吸引公众眼球成为社会“另类”，不敢成为慈善家。美国的富裕阶层包括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即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数额占到了GDP的9％。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GDP的0．1％。我国基金会曾经达到过1 200个，都是官办性质。以希望工程基金会为例，在前1 5年仅获得资金20亿元。而浙江乐清县民间基金会一次获得的资金就达4．5亿。美国有基金会5．6万个，私立基金会及其资金占总数的85％。国家应加快制定更加完善的法规及形成有利的政策导向与社会舆论氛围，充分调动与激发民营企业及社会富豪捐助兴办民办教育的巨大能量。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为五类：高收入、偏高收入、中等收入、偏低收入和低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年调查，我国列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占1 8％。这个数字将会迅速扩大，发达国家平均为40％，美国已达70％，巴西都已达到35％。
据2007年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年收入1 2万元以上者达到1 62．9万人。其中人均年收入为3 1．6万元。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城市居民间及其与农村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其减缓的政策措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社会具有支付选择性教育的能力越来越强。
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l 6．1 6万亿元。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农村居民为43％，城市居民为35．8％，降到了50％以下，即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有的发达地区甚至达到25％，这说明人们支付及购买食品以外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央行在前几年对50个大中城市的问卷调查显示，20．2％的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准备用于本人及子女的教育支出。可以认为，大部分产品领域已成为买方市场，唯独教育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应该把中国教育的新的巨大增长点寄希望于民办教育。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教育资源的紧缺是永恒的难题。从长远看，没有中国民办教育的强大，就没有整个中国教育的强大!
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化发展，始终是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我国教育领域事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即使在城市，由于政策导向等原因，也出现了公有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公办学校的非均衡化状况。除了学生自身素质等原因外，家长的经济实力的高低及掌控权力的大小等原因，也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能公平公正地获得公有教育资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每年达上千万的转岗、下岗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及其子女支付教育投入的能力很低。
更应看到，我国教育差距是城乡间最主要的差距，由于历史原因，城乡间各个层次受学历教育的人群所占其总数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差别。(见表2和图1)。
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从2002年的4亿多上升到8亿多，几乎翻一番。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地点和职业角色随之发生变换。从社会阶层构成情况看，已进城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为1．2亿)大多是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达不到初中毕业水平，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如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部门，获得的报酬低，很难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在我国城市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城市民工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果再由于得不到公共教育资源而失去就业竞争能力的话，便会永远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无法从根本意义上转移进城。占人口总数近70％的农民只有不到35％的市场购买力。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先开始改革的是农村，贡献最大的是农民，但目前最困难的仍然是农民。为农民提供教育机会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关心与帮助，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为此，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尽快扭转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严重过低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可以腾出更多公共资源解决教育公平与均衡问题。一是有利于使公共财政重点保障法定范围内的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对义务教育承担全部的责任，让所有儿童能平等地获得质量有保证的义务教育；二是有利于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一方面进一步增强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落实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实行成本分担的重要政策；三是有利于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集中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农民、流动人口、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及其子女，向薄弱学校倾斜，保障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基本学习与发展的权利，这是教育领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四是有利于公办校不再搞择校、不再设重点校和非重点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社会上的特殊学习、多样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教育的需求，都可逐步由优质民办学校来提供。
三、民办学校具有开展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
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中期对技能型劳动者有着巨大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国家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工业化、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一谈到国家竞争力时就必然会提及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看做是“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种，高级工占3 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 5％。而我国七千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6％，高级工仅为4％。据厦门市对2 39家企业调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不到1 5％，其中真正持证上岗的中高级技工占其总数的比例不到6％。目前全市电子、服装等行业缺少技工1 0万人，“十一五”期间缺口将达20万人。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大格局，到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要达到21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接近；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要继续保持占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要为社会输送2500多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00多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以北京市为例，在“十一五"期间，预计将新增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35.3万人，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达到20％，比“十五”期末增长5％，其中技师、高级技师7.4万人，比例要达到5％。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也要进一步大发展，全国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为此必须建立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网络。
如何才能完成这样艰巨与涉及千百万人的教育以及涉及以亿计人的培训的重任，中央提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改革时，特别强调：要推动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共同提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新路子。2005年4月，教育部在江西召开全国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是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重要力量，具有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经营高效的特点。这就给中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目前，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中，民办高职院校数已占近五分之一，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6％和14％。江西新余市民办职教蓬勃发展，在这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职教在校生共为7万人，其中民办职教在校生已达6万人。市委、市政府提出“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思路，坚持把职业教育列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近年来已向全国各地累计输送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1 9万余人，一批以“蓝领"为主的技术人才遍布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的毕业生已经成为资产达亿元、千万元的企业家。国内著名的步步高集团，5000多名员工中就有1 000多名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深圳富士康公司10万员工中有6000人是新余职校的毕业生。江西等许多地区的事实充分证明：民办学校已经成为振兴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在这个领域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的贯彻，以及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从提高应试能力向提高就业能力的办学指导原则的转变，我国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这一系列创新要求与基本特征对我国传统普通教育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民办教育恰恰以其本应有的灵活机制、快捷方式以及与市场保持短距离、零距离的独特优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打造特色品牌专业、构建有鲜明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大显身手，进而走在职业教育的前列。一大批民办职业院校的成功经验已经预示了这一光明的前景。
四、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构建学习型社会，消除学习障碍，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权益，使传统的学校教育和学习突破时空概念，延伸为全天候，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全体民众，把社区变成学习课堂，把国家变成“知识氧吧"，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人类知识大爆炸，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例，发达国家已有8000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种。在工业化初期“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次连续性学习管用终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适应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新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机制。
由于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以及现有公有教育资源的紧缺，至今我国推进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步子缓慢，成效还不大。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人数为7117万人(其中高等学校为373万人)，仅相当于我国就业人数的9.4％。进入企业前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员工仅占39％，未接受过培训的占6 1％。企业员工两年内在职培训参与率是45％，其中生产服务第一线以及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员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分别只有34％和25％。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者中，有约占52％的人不同程度地学习过一些农业科技知识，其中只有1 0％左右的劳动者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还有48％的人从未学习过农业科技知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报告，大量从农业转到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只占28％。在建筑业，农民工已占该行业从业人员的80％以上，但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7％。
未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发展对我国在职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又是我国就业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未来1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将达到2亿多，平均每年转移人数约达千万人左右。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在短暂时期内规模最大人群在不同地域及不同产业领域间的历史性大转移。由此产生了为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岗培训以及必须尽快建立适应这种培训的教育体系的艰巨任务。因此，为这支世界上数量最大但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大军提供有效和较高质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是我国教育发展和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同时，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我国30～34岁年龄人口最多。这年龄段是人生事业发展的爬坡期，最需要获得各种学习的机会。又据人事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类人才服务机构登记要求流动人员20 l 5万人次，其中35岁以下(1499万人，占74．4％)及大专及以下(1252万人，占62.1％)人员占了主体，他们也最需要获得转岗培训的机会。此外，我国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社会。2005年，60岁以上人口为1.4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1.03％；到2030年，我国50～64岁人口将增加67.1％。这一类特殊群体，对精神生活以及接受相应教育的要求也比较强烈。
按中央要求，努力使我国成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力资源，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紧密联系，正规教育与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相互补充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一个能够惠及十几亿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习的多种需要，这是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战略与必由之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终身教育举办主体的多元化，在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公办学校主体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广大民办
教育机构在推进终身学习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尽早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保证。
“终身教育”(Life longLearning)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使传统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成为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活动。教育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为各类人群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和途径。与一些高不可攀、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办名校相比，广大民办学校恰恰更具有平民学校的本色。
终身教育较传统教育体系还有着许多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变革的内涵。例如：将由对学习者刚性极强的选择标准以及整齐划一的培养规格，转为比较尊重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兴趣、爱好以及充分发掘不同类型学习者的潜能；考试主要被用作评价学生学习“好”、“坏”和是否具有学习资格的工具，转为主要被用作调整学习者继续学习策略与方法的路径；只有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升学及得到肯定，转为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被鼓励学习与进步以及都具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等等。而中国民办教育的总体办学理念，包括对所有学习者初始条件的宽容以及双向选择、按需施教灵活的办学模式，已充分显示出其具有适应学习型社会多样化学习需求的优势。2005年，全国已有民办培训机构2.9万所，889.5万人次接受了由其组织的培训。伴随终身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以及广大民办学校逐步走向成熟，人们将重新认识我国民办教育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五、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国民办教育在依赖于公共资源几十年持续建设、扶持、支撑的庞大公办教育体系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弱小。但是回顾一下，民营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由弱到强的发展，其具有的不仅是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依靠它全面冲击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制度根基的事实。可以预测，民办教育也将成为促进中国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一支生力军。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实践也正在逐步显示出其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专栏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私营经济合法地位时，正式具有私营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全国只有6家(温州4家，沈阳2家)。
到2005年，全国民营企业360万家，个体工商户2350万家，雇工及从业人员8600万人，非公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1／3。
2006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98万家，比上年增加15.8％；私营企业注册资本7.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7万亿元。(《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例如：各级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改变了几十年来政府既是学校举办者又是办学者、公办学校“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初步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新体制。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支持教育的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的渠道不畅通的局面，逐步形成在强化和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教育职能的同时，调动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同支撑教育事业的大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过于集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及办学活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中国教育体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几十年、至今仍具有持久惯性作用的行政指令主导型的学校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学校、社会、市场间形成新型关系的学校制度转化。为此，必须强化政府的教育领导和服务功能，建立教育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协调的新型教育管理权力分配机制和运行体制。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崛起，是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有力体现，同时加快了这一历史的进程。广大民办学校为促进教育行政部门顺应当代公共领域改革潮流，转变职能，由集权到分权，由
运动员到裁判员，由管治到服务，进一步理清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全社会依法参与和支持教育的公共管理新体系和运行新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主体。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以人为本，依法办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效顺畅运行的现代学校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按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需要，公办学校应继续深化办学体制、用人制度、分配机制的改革，进一步解决长期存在的人员“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与干不好一个样”，“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国家教育法规政策指导下，切实落实和正确行使办学自主权，形成学校依法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
我约束以及接受社会监督的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突出各自特色，形成自身优势。毫无疑问，这将面临很大的阻力，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民办学校完全有条件可以不带框框、没有思想束缚地放手在这方面先行积极探索与试点。事实上，不少做优、做强的民办学校就此已经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经验，值得公办学校努力借鉴。
同时，民办教育的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传统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对于逐步形成多元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制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民办教育总体实力仍然弱小，但它对促进国家宏观教育体制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季明明，籍贯江苏盐城，1947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东华大学毕业。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香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中介工作委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名誉副会长，香港理工大学PPR I公共管理中港合作中心理事。我国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教育、民办教育知名专家，教育重大项目策划专家。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他曾担任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国家教委处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正司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曾兼任全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专家咨询小组副组长，全国MPA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中国高教管理研究会秘书长，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项目顾问，全国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材编写组组长，中国大学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审组组长，全国地(厅)级公务员任职培训调研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经济与管理教材编审委委员、编审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岗位培训教材编审委委员，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有关重点课题组组长。他最早在我国提出设立MPA学位提议，为国务院学位委论证该学位设立及制定培养方案作出重要贡献。成功策划引进UNDP、加拿大C I DA、亚洲开发银行、英国DF I D等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教育重大项目，担任上述各项目主任(组长)，组织项目实施，分剖取得重要成果。发表的涉及教育及公共管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领著作(二十余部)、文章(几十篇)，达七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