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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以治疗他的抑郁症；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都提供给儿子使用，想让他过得更好。她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最终害了丈夫和儿子，也害了她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在他的妻子王学英名下；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5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之后不到一个月，其子毕波也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一案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泪水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机会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案发时，办案人员在毕玉玺的钱包里发现了其妻王学英放进去的百字箴言
毕玉玺也曾经是一位身正不怕影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这篇箴言就是王学英当年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进他钱包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当年，王学英择偶的标准也与“廉洁奉公”密不可分，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的地方。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了北京市劳动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他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当时的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自从担任领导职务之后，毕玉玺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从未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或是一件礼物。他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他“毕头儿”就是叫他“小毕”，十分亲切自然。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了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说，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的确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州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1988年，当时毕玉玺是副县长。1990年，玉带路工程爆出一起贪污案，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通县领导班子。调查结束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这起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不久后他还是被调离了通县。而且走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既然总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再着意于官场升迁，而是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儿钞票算了。”
1990—1998年，毕玉玺在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理逐渐不平衡起来。
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调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他却还是个副职，组织上明显对他不公平。回到家，毕玉玺难免要对王学英发泄不满。而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也打听到不少消息，比如一些当年与丈夫同期的干部又得到提拔等等，心里便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
怀着这种被亏待的心理，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帮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再着意于官场升迁，而是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儿钞票算了。这一点“提示”仿佛成了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
毕玉玺还记得他第一次帮人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被王学英数落了一顿，说他傻，哪有钱送上门还不要的道理。慢慢地，毕玉玺也想“通”了，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一个清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扭曲了，成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的豪华享受，每次出国都由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家高级酒店、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去大肆挥霍。同时，他还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以及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在一家高级娱乐场所捏脚时，他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竟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但没有帮毕玉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享受荣华富贵。
手握工程审批大权的毕玉玺成了大大小小包工头争相讨好的对象后，家里的好烟好酒好茶叶明显多了，房子也经常换。2001年春节，前来给毕玉玺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家中的烟酒堆积成山，让王学英很发愁。这时，王学英想到了一个叫兰义的承包商，这人经常往毕家跑，跟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都不错。于是，王学英让兰义拉走了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兰义提着一个手提包来到毕家，里面装着整整10万元人民币。那点儿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王学英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当然，王学英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晚，她就在毕玉玺耳边吹起了枕头风，夸兰义会办事。她说：“老毕啊，你现在岁数不小了，也该想想退路了，靠那点儿工资能干什么？下来后，兰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咱们那点儿烟酒还能值那么多钱吗？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说话还算数，你手里的工程给谁干不是一样呢！”毕玉玺听得连连点头。
这个兰义确实挺会办事，他见毕玉玺爱赌，尤其喜欢玩一种叫“扎金花”的扑克牌游戏，就投其所好，经常约几个朋友和毕玉玺一起玩。吉星高照的毕玉玺玩一次赢一次，而在生意场上精明能干的兰义，只要碰到毕玉玺就必输无疑，他因前前后后总共输掉80万元而被赌友们戏称为“兰精光”，这些钱都被兰义存进了毕玉玺让他保管的存折里。来而不往非君子，毕玉玺也送给兰义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
一年后，毕玉玺又搬家。王学英又打电话给兰义，一批价值8万元的烟酒茶，换来了20万元钱！不久，没有任何资质的兰义又顺利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这种无本生意让王学英心花怒放，她渐渐喜欢上了这种买卖，开始频繁出入毕玉玺所在单位的一些重大活动，俨然成了毕玉玺的私人出纳。
除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欢心，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
“就算你不为我和自己考虑，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毕波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心头肉，他们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一心想让孩子有个好前途。毕玉玺也特别溺爱儿子，每次提起儿子他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除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欢心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
毕玉玺夫妇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好。一次，某建筑公司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听说毕波要出国，就从自己的存折上提了5万元美金送给毕玉玺，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仍不住口地夸儿子聪明，只是“在国外很苦，需要花钱的地方多，还要自己做饭，都怪爹妈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张桂军听后，回单位和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密码和身份证一起送给了王学英，里面共有18万元美金。可是不久，王学英又把钱给退了回来，原来是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怕有风险。然而张桂军并没有放弃，他又往存折里存了5万元美金，再次送给了毕玉玺。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而是一次性把这笔钱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此举让张桂军又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
平时，王学英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按照毕玉玺的指点，行贿人总是把钱通过花旗银行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让毕波需要时随时提取。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余某分3次送给毕玉玺共计17万美元，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再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
2004年4月，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30万美元是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送给父亲的贿赂，却仍在毕玉玺夫妇的授意下，将这张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这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８月，毕玉玺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丈夫东窗事发，王学英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她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赃款赃物。
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被告人席上。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被取保候审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法庭上，王学英看似一位平凡的母亲，每次提及儿子，她的眼里都会闪出慈祥、母性的光。她在庭审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岁的老父老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次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学英涉嫌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学英有期徒刑10年。
庭审后，王学英懊悔地说：“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我和老伴平时都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他们……”
让王学英最牵挂的儿子毕波，于2005年9月26日被法院以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宣判前，毕波坐在被告人席上表情紧张、凝重，听罢判决，他当即笑了。他挥笔在判决回证上写下三个字：不上诉，然后大步走出了法庭。而那时他的父母，已双双身陷囹圄。
（《检察日报》供本刊专稿）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之后不到一个月，其子毕波也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一案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泪水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机会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案发时，办案人员在毕玉玺的钱包里发现了其妻王学英放进去的百字箴言
毕玉玺也曾经是一位身正不怕影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这篇箴言就是王学英当年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进他钱包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当年，王学英择偶的标准也与“廉洁奉公”密不可分，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的地方。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了北京市劳动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他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当时的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自从担任领导职务之后，毕玉玺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从未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或是一件礼物。他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他“毕头儿”就是叫他“小毕”，十分亲切自然。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了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说，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的确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州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1988年，当时毕玉玺是副县长。1990年，玉带路工程爆出一起贪污案，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通县领导班子。调查结束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这起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不久后他还是被调离了通县。而且走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既然总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再着意于官场升迁，而是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儿钞票算了。”
1990—1998年，毕玉玺在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理逐渐不平衡起来。
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调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他却还是个副职，组织上明显对他不公平。回到家，毕玉玺难免要对王学英发泄不满。而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也打听到不少消息，比如一些当年与丈夫同期的干部又得到提拔等等，心里便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
怀着这种被亏待的心理，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帮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再着意于官场升迁，而是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儿钞票算了。这一点“提示”仿佛成了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
毕玉玺还记得他第一次帮人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被王学英数落了一顿，说他傻，哪有钱送上门还不要的道理。慢慢地，毕玉玺也想“通”了，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一个清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扭曲了，成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的豪华享受，每次出国都由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家高级酒店、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去大肆挥霍。同时，他还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以及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在一家高级娱乐场所捏脚时，他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竟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但没有帮毕玉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享受荣华富贵。
手握工程审批大权的毕玉玺成了大大小小包工头争相讨好的对象后，家里的好烟好酒好茶叶明显多了，房子也经常换。2001年春节，前来给毕玉玺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家中的烟酒堆积成山，让王学英很发愁。这时，王学英想到了一个叫兰义的承包商，这人经常往毕家跑，跟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都不错。于是，王学英让兰义拉走了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兰义提着一个手提包来到毕家，里面装着整整10万元人民币。那点儿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王学英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当然，王学英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晚，她就在毕玉玺耳边吹起了枕头风，夸兰义会办事。她说：“老毕啊，你现在岁数不小了，也该想想退路了，靠那点儿工资能干什么？下来后，兰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咱们那点儿烟酒还能值那么多钱吗？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说话还算数，你手里的工程给谁干不是一样呢！”毕玉玺听得连连点头。
这个兰义确实挺会办事，他见毕玉玺爱赌，尤其喜欢玩一种叫“扎金花”的扑克牌游戏，就投其所好，经常约几个朋友和毕玉玺一起玩。吉星高照的毕玉玺玩一次赢一次，而在生意场上精明能干的兰义，只要碰到毕玉玺就必输无疑，他因前前后后总共输掉80万元而被赌友们戏称为“兰精光”，这些钱都被兰义存进了毕玉玺让他保管的存折里。来而不往非君子，毕玉玺也送给兰义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
一年后，毕玉玺又搬家。王学英又打电话给兰义，一批价值8万元的烟酒茶，换来了20万元钱！不久，没有任何资质的兰义又顺利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这种无本生意让王学英心花怒放，她渐渐喜欢上了这种买卖，开始频繁出入毕玉玺所在单位的一些重大活动，俨然成了毕玉玺的私人出纳。
除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欢心，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
“就算你不为我和自己考虑，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毕波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心头肉，他们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一心想让孩子有个好前途。毕玉玺也特别溺爱儿子，每次提起儿子他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除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欢心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
毕玉玺夫妇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好。一次，某建筑公司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听说毕波要出国，就从自己的存折上提了5万元美金送给毕玉玺，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仍不住口地夸儿子聪明，只是“在国外很苦，需要花钱的地方多，还要自己做饭，都怪爹妈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张桂军听后，回单位和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密码和身份证一起送给了王学英，里面共有18万元美金。可是不久，王学英又把钱给退了回来，原来是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怕有风险。然而张桂军并没有放弃，他又往存折里存了5万元美金，再次送给了毕玉玺。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而是一次性把这笔钱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此举让张桂军又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
平时，王学英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按照毕玉玺的指点，行贿人总是把钱通过花旗银行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让毕波需要时随时提取。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余某分3次送给毕玉玺共计17万美元，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再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
2004年4月，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30万美元是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送给父亲的贿赂，却仍在毕玉玺夫妇的授意下，将这张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这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８月，毕玉玺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丈夫东窗事发，王学英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她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赃款赃物。
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被告人席上。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被取保候审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法庭上，王学英看似一位平凡的母亲，每次提及儿子，她的眼里都会闪出慈祥、母性的光。她在庭审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岁的老父老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次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学英涉嫌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学英有期徒刑10年。
庭审后，王学英懊悔地说：“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我和老伴平时都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他们……”
让王学英最牵挂的儿子毕波，于2005年9月26日被法院以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宣判前，毕波坐在被告人席上表情紧张、凝重，听罢判决，他当即笑了。他挥笔在判决回证上写下三个字：不上诉，然后大步走出了法庭。而那时他的父母，已双双身陷囹圄。
（《检察日报》供本刊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