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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是不世的天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现代的中国作家中，他的作品风格独具，超群出众。他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幽默讽刺的大师。他的小说、散文使人发笑，同时发人深省。他使人发笑，但并不尖酸刻薄，相反却和他的为人一样：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爱逗人笑的人是最善良的人。
老舍先生从一九二四年他二十五岁时，在英国开始写小说，不久便以小说名家。到一九三九年，即是在十五年之后，他四十岁时开始写剧本；照他后来自己说的，致力于写剧本的理由之一，乃是由于写剧本比起写小说来，字较少，见效快。这是由于他爱人如己，嫉恶如仇，对社会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好事、坏事，都有一种遏止不住必须予以宣扬表彰或予以批评谴责的愿望——这里面，讴歌好人好事占比例的多数。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家的神圣职责。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迄一九六六年悲惨死去的二十七年当中，老舍先生勤奋写作，除小说、散文、诗歌、曲艺之外，他写了近四十个剧本，包括京剧、歌剧、曲剧和更多的话剧。由于写得快，数量多，每个剧本的成就自有高低。在这些剧本当中，人所共知，成就最高的是《龙须沟》和《茶馆》两个，尤其《茶馆》一剧，是老舍先生剧本的杰作中之杰作。在先生生时，《茶馆》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公演，万人空巷，赢得举国观众的喝采。在一九八○年，十年浩劫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演本剧，北京城“九城轰动”，再一次焕发老舍的声光。而一九八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飞渡重洋，在西德、法国、瑞士演出，使欧洲大陆的广大观众口服心降，叹为观止，誉为“远东的戏剧奇迹。”
老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里，赢得祖国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倾心爱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得到异国人士的热烈崇拜的程度却是我们不尽知道、也难以想象的。他的小说、剧本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在海外流传；我也多次见到过国外友人津津乐道和专心研究老舍的作品。其中最使我惊奇的是法国学者保罗·巴蒂在一九八○年春天专程来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沿着老舍生前的足迹，要把老舍一生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生活过的、工作过的，或是流连、路过的地方都走一遍。他兴致勃勃地去了许多省市，看到他走完最后一站的四川，结束了这一段长途旅行时那种欢慰喜悦的神情实在教人感动。这就是老舍的魅力，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住了中国人，也吸住了外国人！
老舍先生幼年丧父——他的父亲是晚清的一名旗兵，死于保卫皇城的八国联军之役，死时情况无人知晓。那时的老舍只有两岁，和他的哥哥、姐姐一共五个孩子就在坚强的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之下长大。因此，在他的童年时代，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大杂院、贫民窟的穷人。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使老舍从小养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侠骨柔肠，自然成为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知心人。老舍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剧本，他所着力刻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了解穷苦人，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因此他又是穷苦人的代言人。
老舍先生生于忧患，前半生历尽坎坷，几乎是不幸接连着不幸。但却正是由于他久处逆境，必须在不停歇的反抗和奋斗中才能求得生存的权利，从而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就是一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迎接和克服苦难，随时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观察生活，分析社会。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也不致伤害他、更不能摧毁他。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以一种苦中作乐的劲头来处理和安排他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用喜剧的形式来写悲剧；使他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老舍的作品时随时感觉到：在欢笑之中含有辛酸的泪水。这就是老舍，就是这位喜剧大师不流于肤浅而益显其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老舍最可贵的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积弱的祖国一个世纪以来如何受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践踏的情景。对老舍说来，他的切身感受乃是国恨家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贫穷饥饿线上长大的，在这样的艰难时日里他奋发图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只是由于这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他二十五岁去英国也是为饥驱而担任一个教英国人中国文学和北京话的教席。所有这些辛酸遭遇都促使他日益坚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渴望祖国的复兴强盛。对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具有无限的依恋之情。对我们的事业，在任何困难的景况里，也都表现为信心十足，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一九四六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那年六月我在上海收到他从美国的一封来信，谈到关于我国话剧的问题，信上说：
“……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真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这是他在美国看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要我转告戏剧界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应当继续努力。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上，他竭尽心力勤奋工作，这个巨大的动力主要来自他自幼养成的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幸的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使他十分失望。但终于在三年之后，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老舍先生梦寐以求、渴望了半生的独立自主的幸福国家实现了。一九四九年的秋天他在美国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满心喜悦回到祖国。又过了四年之后，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日子里，在朝鲜一处山村大雪纷飞之夜的一间小木屋里，我和老舍先生围着一盆炭火深夜倾谈时，先生还对我讲到他当年在美国收到北京的电报时的那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乐心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全国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为什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激情满怀。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衷心崇敬，无限感激；他眼睛看的和耳朵听的是说不尽的好人好事。所有这些，他都按捺不住，非说出来不可，就更多地采取了剧本的形式给描绘出来。为什么解放前他主要是写小说，而解放后他写得最多的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剧本就容易理解了。
在任何时候，生活里总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人。为了答复那些敌视新社会的人，老舍宣称自己是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他答复国外人士指责他不敢写他要写的作品，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时，说：“假若我是应声虫，我看哪，他们大概是胡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有什么不好呢？胡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胡涂，不辨好歹啊！……”事实上他有许多剧本，象他自己所说，如《茶馆》、《女店员》、《全家福》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
老舍先生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深深地、深深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
我是老舍先生的晚辈，是先生的一个年轻的读者。我在十
四、五岁时读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是《赵子曰》，我至今还记得约近半个世纪以前读到书上：“贼亮贼亮的门环……”以及“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等等那些地道京白时，所得到的愉快享受，但却还不能理解书上悲惨结局的涵义。待我有幸结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已是在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的西南大后方了。那时先生从武汉撤退来到重庆，也在那时开始话剧剧本的写作；而我也是以话剧写作的同行身份结识先生的，虽然我的年纪只有二十一岁。我现在回想，大概我是以重庆话剧作者当中少有的一口地道北京话而引起先生的注意的。从头一次见面，我这个北京学生就感觉到，我和老舍先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感情，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
全国解放以后的北京，就象一座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人们就象一群群在花间采蜜的工蜂，各有所事，昼夜奔忙；有时匆匆见到，却又匆匆离去，很少聚谈的机会。但是我终于得到过一次和老舍先生的朝夕相处，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五三年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之后，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而又都隶属于中央直属的第一总分团。在劫后创痍满目的朝鲜进行了约为半个月的慰问活动之后，老舍先生来找我，邀我同他一起离开慰问团去到志愿军连队生活一个时期，原因是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事迹的小说。我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高兴的是能得到一次和尊敬的长者一起生活，一起下连队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便和先生同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拜见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同志，贺老总热情祝愿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功，并且对我的写作寄托希望。这也是我仅有的一次和素所尊敬的贺龙元帅的亲切交谈。
遗憾的是在朝鲜和老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不久之后我便由于工作任务的急切安排奉召回到北京去了。临行时老舍先生要我把一把指甲刀和几件内衣裤留给他，他带的衣服不够，而他准备在志愿军连队里作较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即使在这样短促的几天相处里，我也体会到老舍先生热爱国家、人民和热爱生活的一片赤忱。他深情地对我讲述自己的生活，他的爱憎，他对家庭和亲人的感情，他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常常和我谈到深夜。就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夜晚，在我的小屋里长谈他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欢快之情，以及他也具有的不能避免的苦闷……我们正在向火盆里添炭的时候，忽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这样大雪纷飞的朝鲜深山里，谁会深夜来访呢？我从木榻上跳下来去开门，很奇怪，没有人！但是有什么在触动我的腿？低头看时，原来是一只纯白色的山羊。老舍先生呵呵笑着说：“啊！外头是太冷啦！你是要找个背风的暖和地方吧？我给你挪挪窝儿。我让你，我让你……”于是他披上了皮大衣，我送他回了他的住处。朝鲜雪满山中的几天欢聚，留给我的是永世难忘的美好记忆。
老舍先生在志愿军的连队里住了大约五个月，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述的是著名的老秃山战役。而我却没有写什么，既辜负了老舍先生的热爱，也无以对贺龙元帅的厚望。更加使我折服的是，在这之前，老舍先生和人民军队是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的；对部队的生活、对战争也是生疏的。然而在深入连队五个月之后，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描述战争的小说，若不是基于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忠于世界和平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九五七年的一场席卷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使我一家遭了大难。在大大小小难以数计的批判斗争会上，许多过去的同志好友纷纷上台批判我，老舍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个。但这我完全理解，怎么能够少了他呢？这些众多的发言由于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品质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我想告诉他：“我会经得住风雨，也会接受帮助；我没有失去信心，我还会好好地活下去。”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告诉他。
在我远戍北荒的时刻，长者对我的友谊得到了验证。留在北京的妻子来信，告诉我老舍先生对她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向她细致地了解我的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告诉她，困难只应该是暂时的，终会成为过去。并且叫妻子多给我写信，还说：“写信也是学文化，象作文一样，多写，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
到今天，妻子被迫害离开了舞台，她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间艺人成了一个回忆录作家。我想，很大的程度是受了老舍先生指引和启发的结果。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妻子曾经向一家画店出售了我的一批藏画。三年之后我回家知道了这件事情，善良的妻子向我道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没有保住这些我喜爱的字画；反而是我去安慰她，表示这是身外之物，不要再提它。但就在这时候，老舍先生意外地出现，把他从画店里买来的一幅白石老人的彩墨玉兰花送还给我。当我问及他用了多少钱买到的这幅名画时，先生说：“不要问这些。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看！他反而说对不起我！
中国人有一个老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叫做“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老舍先生对朋友岂止是点水的恩情！而我已经不可能对老舍先生有任何的报答了！若是有，也只有于事无补的感恩的泪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公元四、五世纪间，曾有过一百三十多年的号称“五胡乱华”的时期。一千五百年之后，到二十世纪的后叶又发生了一次可以叫做“四人乱华”的十年浩劫，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天才作家老舍先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初期死于非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的时候，老舍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急迫心情正在北京文联办公室里开会，参加政治学习；突然被一帮发了疯一样狂暴的人们绑架到国子监的大院里，和一些北京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被强迫跪在地上，遭到一顿骇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直到当天的深夜，才被又是伤心又是害怕的舒师母胡青同志接回家来。老舍先生满面血污，遍体鳞伤。
第二天上午，老舍拿着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又一天夜晚十时才被家人发现他的尸体仰卧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岸。他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和他的死于八国联军之难的父亲一样，老舍和他所热爱的祖国告别的时候，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他究竟是如何死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不可能，也不许检验尸体。甚至送到八宝山火葬场去火化时，也不允许留骨灰。甚至不让亲人跟进去。甚至要求再看死者一眼也不许……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才华绝代，义薄云天；善良厚道，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是非分明；勇敢、乐观，劳动人民的忠实朋友，为祖国争得极大荣誉的老舍先生的悲惨逝世，是祖国文化艺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在老舍先生的杰作《茶馆》一剧中，作者借剧中人之口，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呻吟宛转于横暴统治之下的善良老百姓的悲惨哀鸣！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老舍的悲剧也正在于他死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而死？他是这样地“爱咱们的国呀1”
老舍的悲剧又在于他死得太早。他可能是中国的作家群中在这场无比荒谬又惨绝人寰的“内乱”中的头一个死难者。他不仅没有见到“四人帮”的覆亡，连“四人帮”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见过。
今天的美好现实，这部《老舍剧作全集》的出版作了确切的说明。对于作家老舍，祖国是爱他的，人民是爱他的，党是爱他的，乃至于全世界的人民都是爱他的。如果九泉之下老舍有知，他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解答了。
老舍的光辉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对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老舍的死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值得作为千秋万世如何对待有才华的诗人的永远的教训。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薰沐拜写
(《老舍剧作全集》，全书四卷，胡絮青、王行之编，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吴祖光老舍先生是不世的天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现代的中国作家中，他的作品风格独具，超群出众。他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幽默讽刺的大师。他的小说、散文使人发笑，同时发人深省。他使人发笑，但并不尖酸刻薄，相反却和他的为人一样：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爱逗人笑的人是最善良的人。
老舍先生从一九二四年他二十五岁时，在英国开始写小说，不久便以小说名家。到一九三九年，即是在十五年之后，他四十岁时开始写剧本；照他后来自己说的，致力于写剧本的理由之一，乃是由于写剧本比起写小说来，字较少，见效快。这是由于他爱人如己，嫉恶如仇，对社会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好事、坏事，都有一种遏止不住必须予以宣扬表彰或予以批评谴责的愿望——这里面，讴歌好人好事占比例的多数。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家的神圣职责。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迄一九六六年悲惨死去的二十七年当中，老舍先生勤奋写作，除小说、散文、诗歌、曲艺之外，他写了近四十个剧本，包括京剧、歌剧、曲剧和更多的话剧。由于写得快，数量多，每个剧本的成就自有高低。在这些剧本当中，人所共知，成就最高的是《龙须沟》和《茶馆》两个，尤其《茶馆》一剧，是老舍先生剧本的杰作中之杰作。在先生生时，《茶馆》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公演，万人空巷，赢得举国观众的喝采。在一九八○年，十年浩劫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演本剧，北京城“九城轰动”，再一次焕发老舍的声光。而一九八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飞渡重洋，在西德、法国、瑞士演出，使欧洲大陆的广大观众口服心降，叹为观止，誉为“远东的戏剧奇迹。”
老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里，赢得祖国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倾心爱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得到异国人士的热烈崇拜的程度却是我们不尽知道、也难以想象的。他的小说、剧本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在海外流传；我也多次见到过国外友人津津乐道和专心研究老舍的作品。其中最使我惊奇的是法国学者保罗·巴蒂在一九八○年春天专程来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沿着老舍生前的足迹，要把老舍一生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生活过的、工作过的，或是流连、路过的地方都走一遍。他兴致勃勃地去了许多省市，看到他走完最后一站的四川，结束了这一段长途旅行时那种欢慰喜悦的神情实在教人感动。这就是老舍的魅力，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住了中国人，也吸住了外国人！
老舍先生幼年丧父——他的父亲是晚清的一名旗兵，死于保卫皇城的八国联军之役，死时情况无人知晓。那时的老舍只有两岁，和他的哥哥、姐姐一共五个孩子就在坚强的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之下长大。因此，在他的童年时代，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大杂院、贫民窟的穷人。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使老舍从小养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侠骨柔肠，自然成为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知心人。老舍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剧本，他所着力刻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了解穷苦人，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因此他又是穷苦人的代言人。
老舍先生生于忧患，前半生历尽坎坷，几乎是不幸接连着不幸。但却正是由于他久处逆境，必须在不停歇的反抗和奋斗中才能求得生存的权利，从而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就是一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迎接和克服苦难，随时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观察生活，分析社会。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也不致伤害他、更不能摧毁他。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以一种苦中作乐的劲头来处理和安排他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用喜剧的形式来写悲剧；使他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老舍的作品时随时感觉到：在欢笑之中含有辛酸的泪水。这就是老舍，就是这位喜剧大师不流于肤浅而益显其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老舍最可贵的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积弱的祖国一个世纪以来如何受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践踏的情景。对老舍说来，他的切身感受乃是国恨家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贫穷饥饿线上长大的，在这样的艰难时日里他奋发图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只是由于这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他二十五岁去英国也是为饥驱而担任一个教英国人中国文学和北京话的教席。所有这些辛酸遭遇都促使他日益坚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渴望祖国的复兴强盛。对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具有无限的依恋之情。对我们的事业，在任何困难的景况里，也都表现为信心十足，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一九四六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那年六月我在上海收到他从美国的一封来信，谈到关于我国话剧的问题，信上说：
“……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真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这是他在美国看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要我转告戏剧界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应当继续努力。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上，他竭尽心力勤奋工作，这个巨大的动力主要来自他自幼养成的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幸的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使他十分失望。但终于在三年之后，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老舍先生梦寐以求、渴望了半生的独立自主的幸福国家实现了。一九四九年的秋天他在美国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满心喜悦回到祖国。又过了四年之后，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日子里，在朝鲜一处山村大雪纷飞之夜的一间小木屋里，我和老舍先生围着一盆炭火深夜倾谈时，先生还对我讲到他当年在美国收到北京的电报时的那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乐心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全国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为什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激情满怀。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衷心崇敬，无限感激；他眼睛看的和耳朵听的是说不尽的好人好事。所有这些，他都按捺不住，非说出来不可，就更多地采取了剧本的形式给描绘出来。为什么解放前他主要是写小说，而解放后他写得最多的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剧本就容易理解了。
在任何时候，生活里总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人。为了答复那些敌视新社会的人，老舍宣称自己是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他答复国外人士指责他不敢写他要写的作品，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时，说：“假若我是应声虫，我看哪，他们大概是胡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有什么不好呢？胡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胡涂，不辨好歹啊！……”事实上他有许多剧本，象他自己所说，如《茶馆》、《女店员》、《全家福》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
老舍先生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深深地、深深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
我是老舍先生的晚辈，是先生的一个年轻的读者。我在十
四、五岁时读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是《赵子曰》，我至今还记得约近半个世纪以前读到书上：“贼亮贼亮的门环……”以及“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等等那些地道京白时，所得到的愉快享受，但却还不能理解书上悲惨结局的涵义。待我有幸结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已是在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的西南大后方了。那时先生从武汉撤退来到重庆，也在那时开始话剧剧本的写作；而我也是以话剧写作的同行身份结识先生的，虽然我的年纪只有二十一岁。我现在回想，大概我是以重庆话剧作者当中少有的一口地道北京话而引起先生的注意的。从头一次见面，我这个北京学生就感觉到，我和老舍先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感情，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
全国解放以后的北京，就象一座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人们就象一群群在花间采蜜的工蜂，各有所事，昼夜奔忙；有时匆匆见到，却又匆匆离去，很少聚谈的机会。但是我终于得到过一次和老舍先生的朝夕相处，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五三年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之后，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而又都隶属于中央直属的第一总分团。在劫后创痍满目的朝鲜进行了约为半个月的慰问活动之后，老舍先生来找我，邀我同他一起离开慰问团去到志愿军连队生活一个时期，原因是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事迹的小说。我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高兴的是能得到一次和尊敬的长者一起生活，一起下连队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便和先生同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拜见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同志，贺老总热情祝愿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功，并且对我的写作寄托希望。这也是我仅有的一次和素所尊敬的贺龙元帅的亲切交谈。
遗憾的是在朝鲜和老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不久之后我便由于工作任务的急切安排奉召回到北京去了。临行时老舍先生要我把一把指甲刀和几件内衣裤留给他，他带的衣服不够，而他准备在志愿军连队里作较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即使在这样短促的几天相处里，我也体会到老舍先生热爱国家、人民和热爱生活的一片赤忱。他深情地对我讲述自己的生活，他的爱憎，他对家庭和亲人的感情，他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常常和我谈到深夜。就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夜晚，在我的小屋里长谈他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欢快之情，以及他也具有的不能避免的苦闷……我们正在向火盆里添炭的时候，忽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这样大雪纷飞的朝鲜深山里，谁会深夜来访呢？我从木榻上跳下来去开门，很奇怪，没有人！但是有什么在触动我的腿？低头看时，原来是一只纯白色的山羊。老舍先生呵呵笑着说：“啊！外头是太冷啦！你是要找个背风的暖和地方吧？我给你挪挪窝儿。我让你，我让你……”于是他披上了皮大衣，我送他回了他的住处。朝鲜雪满山中的几天欢聚，留给我的是永世难忘的美好记忆。
老舍先生在志愿军的连队里住了大约五个月，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述的是著名的老秃山战役。而我却没有写什么，既辜负了老舍先生的热爱，也无以对贺龙元帅的厚望。更加使我折服的是，在这之前，老舍先生和人民军队是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的；对部队的生活、对战争也是生疏的。然而在深入连队五个月之后，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描述战争的小说，若不是基于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忠于世界和平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九五七年的一场席卷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使我一家遭了大难。在大大小小难以数计的批判斗争会上，许多过去的同志好友纷纷上台批判我，老舍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个。但这我完全理解，怎么能够少了他呢？这些众多的发言由于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品质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我想告诉他：“我会经得住风雨，也会接受帮助；我没有失去信心，我还会好好地活下去。”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告诉他。
在我远戍北荒的时刻，长者对我的友谊得到了验证。留在北京的妻子来信，告诉我老舍先生对她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向她细致地了解我的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告诉她，困难只应该是暂时的，终会成为过去。并且叫妻子多给我写信，还说：“写信也是学文化，象作文一样，多写，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
到今天，妻子被迫害离开了舞台，她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间艺人成了一个回忆录作家。我想，很大的程度是受了老舍先生指引和启发的结果。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妻子曾经向一家画店出售了我的一批藏画。三年之后我回家知道了这件事情，善良的妻子向我道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没有保住这些我喜爱的字画；反而是我去安慰她，表示这是身外之物，不要再提它。但就在这时候，老舍先生意外地出现，把他从画店里买来的一幅白石老人的彩墨玉兰花送还给我。当我问及他用了多少钱买到的这幅名画时，先生说：“不要问这些。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看！他反而说对不起我！
中国人有一个老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叫做“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老舍先生对朋友岂止是点水的恩情！而我已经不可能对老舍先生有任何的报答了！若是有，也只有于事无补的感恩的泪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公元四、五世纪间，曾有过一百三十多年的号称“五胡乱华”的时期。一千五百年之后，到二十世纪的后叶又发生了一次可以叫做“四人乱华”的十年浩劫，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天才作家老舍先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初期死于非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的时候，老舍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急迫心情正在北京文联办公室里开会，参加政治学习；突然被一帮发了疯一样狂暴的人们绑架到国子监的大院里，和一些北京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被强迫跪在地上，遭到一顿骇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直到当天的深夜，才被又是伤心又是害怕的舒师母胡青同志接回家来。老舍先生满面血污，遍体鳞伤。
第二天上午，老舍拿着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又一天夜晚十时才被家人发现他的尸体仰卧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岸。他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和他的死于八国联军之难的父亲一样，老舍和他所热爱的祖国告别的时候，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他究竟是如何死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不可能，也不许检验尸体。甚至送到八宝山火葬场去火化时，也不允许留骨灰。甚至不让亲人跟进去。甚至要求再看死者一眼也不许……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才华绝代，义薄云天；善良厚道，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是非分明；勇敢、乐观，劳动人民的忠实朋友，为祖国争得极大荣誉的老舍先生的悲惨逝世，是祖国文化艺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在老舍先生的杰作《茶馆》一剧中，作者借剧中人之口，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呻吟宛转于横暴统治之下的善良老百姓的悲惨哀鸣！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老舍的悲剧也正在于他死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而死？他是这样地“爱咱们的国呀1”
老舍的悲剧又在于他死得太早。他可能是中国的作家群中在这场无比荒谬又惨绝人寰的“内乱”中的头一个死难者。他不仅没有见到“四人帮”的覆亡，连“四人帮”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见过。
今天的美好现实，这部《老舍剧作全集》的出版作了确切的说明。对于作家老舍，祖国是爱他的，人民是爱他的，党是爱他的，乃至于全世界的人民都是爱他的。如果九泉之下老舍有知，他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解答了。
老舍的光辉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对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老舍的死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值得作为千秋万世如何对待有才华的诗人的永远的教训。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薰沐拜写
(《老舍剧作全集》，全书四卷，胡絮青、王行之编，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老舍先生从一九二四年他二十五岁时，在英国开始写小说，不久便以小说名家。到一九三九年，即是在十五年之后，他四十岁时开始写剧本；照他后来自己说的，致力于写剧本的理由之一，乃是由于写剧本比起写小说来，字较少，见效快。这是由于他爱人如己，嫉恶如仇，对社会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好事、坏事，都有一种遏止不住必须予以宣扬表彰或予以批评谴责的愿望——这里面，讴歌好人好事占比例的多数。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家的神圣职责。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迄一九六六年悲惨死去的二十七年当中，老舍先生勤奋写作，除小说、散文、诗歌、曲艺之外，他写了近四十个剧本，包括京剧、歌剧、曲剧和更多的话剧。由于写得快，数量多，每个剧本的成就自有高低。在这些剧本当中，人所共知，成就最高的是《龙须沟》和《茶馆》两个，尤其《茶馆》一剧，是老舍先生剧本的杰作中之杰作。在先生生时，《茶馆》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公演，万人空巷，赢得举国观众的喝采。在一九八○年，十年浩劫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演本剧，北京城“九城轰动”，再一次焕发老舍的声光。而一九八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飞渡重洋，在西德、法国、瑞士演出，使欧洲大陆的广大观众口服心降，叹为观止，誉为“远东的戏剧奇迹。”
老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里，赢得祖国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倾心爱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得到异国人士的热烈崇拜的程度却是我们不尽知道、也难以想象的。他的小说、剧本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在海外流传；我也多次见到过国外友人津津乐道和专心研究老舍的作品。其中最使我惊奇的是法国学者保罗·巴蒂在一九八○年春天专程来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沿着老舍生前的足迹，要把老舍一生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生活过的、工作过的，或是流连、路过的地方都走一遍。他兴致勃勃地去了许多省市，看到他走完最后一站的四川，结束了这一段长途旅行时那种欢慰喜悦的神情实在教人感动。这就是老舍的魅力，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住了中国人，也吸住了外国人！
老舍先生幼年丧父——他的父亲是晚清的一名旗兵，死于保卫皇城的八国联军之役，死时情况无人知晓。那时的老舍只有两岁，和他的哥哥、姐姐一共五个孩子就在坚强的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之下长大。因此，在他的童年时代，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大杂院、贫民窟的穷人。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使老舍从小养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侠骨柔肠，自然成为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知心人。老舍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剧本，他所着力刻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了解穷苦人，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因此他又是穷苦人的代言人。
老舍先生生于忧患，前半生历尽坎坷，几乎是不幸接连着不幸。但却正是由于他久处逆境，必须在不停歇的反抗和奋斗中才能求得生存的权利，从而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就是一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迎接和克服苦难，随时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观察生活，分析社会。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也不致伤害他、更不能摧毁他。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以一种苦中作乐的劲头来处理和安排他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用喜剧的形式来写悲剧；使他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老舍的作品时随时感觉到：在欢笑之中含有辛酸的泪水。这就是老舍，就是这位喜剧大师不流于肤浅而益显其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老舍最可贵的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积弱的祖国一个世纪以来如何受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践踏的情景。对老舍说来，他的切身感受乃是国恨家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贫穷饥饿线上长大的，在这样的艰难时日里他奋发图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只是由于这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他二十五岁去英国也是为饥驱而担任一个教英国人中国文学和北京话的教席。所有这些辛酸遭遇都促使他日益坚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渴望祖国的复兴强盛。对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具有无限的依恋之情。对我们的事业，在任何困难的景况里，也都表现为信心十足，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一九四六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那年六月我在上海收到他从美国的一封来信，谈到关于我国话剧的问题，信上说：
“……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真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这是他在美国看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要我转告戏剧界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应当继续努力。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上，他竭尽心力勤奋工作，这个巨大的动力主要来自他自幼养成的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幸的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使他十分失望。但终于在三年之后，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老舍先生梦寐以求、渴望了半生的独立自主的幸福国家实现了。一九四九年的秋天他在美国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满心喜悦回到祖国。又过了四年之后，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日子里，在朝鲜一处山村大雪纷飞之夜的一间小木屋里，我和老舍先生围着一盆炭火深夜倾谈时，先生还对我讲到他当年在美国收到北京的电报时的那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乐心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全国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为什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激情满怀。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衷心崇敬，无限感激；他眼睛看的和耳朵听的是说不尽的好人好事。所有这些，他都按捺不住，非说出来不可，就更多地采取了剧本的形式给描绘出来。为什么解放前他主要是写小说，而解放后他写得最多的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剧本就容易理解了。
在任何时候，生活里总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人。为了答复那些敌视新社会的人，老舍宣称自己是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他答复国外人士指责他不敢写他要写的作品，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时，说：“假若我是应声虫，我看哪，他们大概是胡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有什么不好呢？胡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胡涂，不辨好歹啊！……”事实上他有许多剧本，象他自己所说，如《茶馆》、《女店员》、《全家福》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
老舍先生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深深地、深深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
我是老舍先生的晚辈，是先生的一个年轻的读者。我在十
四、五岁时读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是《赵子曰》，我至今还记得约近半个世纪以前读到书上：“贼亮贼亮的门环……”以及“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等等那些地道京白时，所得到的愉快享受，但却还不能理解书上悲惨结局的涵义。待我有幸结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已是在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的西南大后方了。那时先生从武汉撤退来到重庆，也在那时开始话剧剧本的写作；而我也是以话剧写作的同行身份结识先生的，虽然我的年纪只有二十一岁。我现在回想，大概我是以重庆话剧作者当中少有的一口地道北京话而引起先生的注意的。从头一次见面，我这个北京学生就感觉到，我和老舍先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感情，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
全国解放以后的北京，就象一座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人们就象一群群在花间采蜜的工蜂，各有所事，昼夜奔忙；有时匆匆见到，却又匆匆离去，很少聚谈的机会。但是我终于得到过一次和老舍先生的朝夕相处，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五三年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之后，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而又都隶属于中央直属的第一总分团。在劫后创痍满目的朝鲜进行了约为半个月的慰问活动之后，老舍先生来找我，邀我同他一起离开慰问团去到志愿军连队生活一个时期，原因是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事迹的小说。我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高兴的是能得到一次和尊敬的长者一起生活，一起下连队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便和先生同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拜见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同志，贺老总热情祝愿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功，并且对我的写作寄托希望。这也是我仅有的一次和素所尊敬的贺龙元帅的亲切交谈。
遗憾的是在朝鲜和老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不久之后我便由于工作任务的急切安排奉召回到北京去了。临行时老舍先生要我把一把指甲刀和几件内衣裤留给他，他带的衣服不够，而他准备在志愿军连队里作较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即使在这样短促的几天相处里，我也体会到老舍先生热爱国家、人民和热爱生活的一片赤忱。他深情地对我讲述自己的生活，他的爱憎，他对家庭和亲人的感情，他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常常和我谈到深夜。就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夜晚，在我的小屋里长谈他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欢快之情，以及他也具有的不能避免的苦闷……我们正在向火盆里添炭的时候，忽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这样大雪纷飞的朝鲜深山里，谁会深夜来访呢？我从木榻上跳下来去开门，很奇怪，没有人！但是有什么在触动我的腿？低头看时，原来是一只纯白色的山羊。老舍先生呵呵笑着说：“啊！外头是太冷啦！你是要找个背风的暖和地方吧？我给你挪挪窝儿。我让你，我让你……”于是他披上了皮大衣，我送他回了他的住处。朝鲜雪满山中的几天欢聚，留给我的是永世难忘的美好记忆。
老舍先生在志愿军的连队里住了大约五个月，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述的是著名的老秃山战役。而我却没有写什么，既辜负了老舍先生的热爱，也无以对贺龙元帅的厚望。更加使我折服的是，在这之前，老舍先生和人民军队是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的；对部队的生活、对战争也是生疏的。然而在深入连队五个月之后，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描述战争的小说，若不是基于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忠于世界和平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九五七年的一场席卷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使我一家遭了大难。在大大小小难以数计的批判斗争会上，许多过去的同志好友纷纷上台批判我，老舍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个。但这我完全理解，怎么能够少了他呢？这些众多的发言由于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品质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我想告诉他：“我会经得住风雨，也会接受帮助；我没有失去信心，我还会好好地活下去。”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告诉他。
在我远戍北荒的时刻，长者对我的友谊得到了验证。留在北京的妻子来信，告诉我老舍先生对她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向她细致地了解我的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告诉她，困难只应该是暂时的，终会成为过去。并且叫妻子多给我写信，还说：“写信也是学文化，象作文一样，多写，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
到今天，妻子被迫害离开了舞台，她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间艺人成了一个回忆录作家。我想，很大的程度是受了老舍先生指引和启发的结果。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妻子曾经向一家画店出售了我的一批藏画。三年之后我回家知道了这件事情，善良的妻子向我道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没有保住这些我喜爱的字画；反而是我去安慰她，表示这是身外之物，不要再提它。但就在这时候，老舍先生意外地出现，把他从画店里买来的一幅白石老人的彩墨玉兰花送还给我。当我问及他用了多少钱买到的这幅名画时，先生说：“不要问这些。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看！他反而说对不起我！
中国人有一个老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叫做“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老舍先生对朋友岂止是点水的恩情！而我已经不可能对老舍先生有任何的报答了！若是有，也只有于事无补的感恩的泪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公元四、五世纪间，曾有过一百三十多年的号称“五胡乱华”的时期。一千五百年之后，到二十世纪的后叶又发生了一次可以叫做“四人乱华”的十年浩劫，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天才作家老舍先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初期死于非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的时候，老舍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急迫心情正在北京文联办公室里开会，参加政治学习；突然被一帮发了疯一样狂暴的人们绑架到国子监的大院里，和一些北京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被强迫跪在地上，遭到一顿骇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直到当天的深夜，才被又是伤心又是害怕的舒师母胡
第二天上午，老舍拿着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又一天夜晚十时才被家人发现他的尸体仰卧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岸。他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和他的死于八国联军之难的父亲一样，老舍和他所热爱的祖国告别的时候，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他究竟是如何死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不可能，也不许检验尸体。甚至送到八宝山火葬场去火化时，也不允许留骨灰。甚至不让亲人跟进去。甚至要求再看死者一眼也不许……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才华绝代，义薄云天；善良厚道，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是非分明；勇敢、乐观，劳动人民的忠实朋友，为祖国争得极大荣誉的老舍先生的悲惨逝世，是祖国文化艺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在老舍先生的杰作《茶馆》一剧中，作者借剧中人之口，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呻吟宛转于横暴统治之下的善良老百姓的悲惨哀鸣！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老舍的悲剧也正在于他死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而死？他是这样地“爱咱们的国呀1”
老舍的悲剧又在于他死得太早。他可能是中国的作家群中在这场无比荒谬又惨绝人寰的“内乱”中的头一个死难者。他不仅没有见到“四人帮”的覆亡，连“四人帮”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见过。
今天的美好现实，这部《老舍剧作全集》的出版作了确切的说明。对于作家老舍，祖国是爱他的，人民是爱他的，党是爱他的，乃至于全世界的人民都是爱他的。如果九泉之下老舍有知，他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解答了。
老舍的光辉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对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老舍的死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值得作为千秋万世如何对待有才华的诗人的永远的教训。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薰沐拜写
(《老舍剧作全集》，全书四卷，胡絮青、王行之编，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吴祖光老舍先生是不世的天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现代的中国作家中，他的作品风格独具，超群出众。他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幽默讽刺的大师。他的小说、散文使人发笑，同时发人深省。他使人发笑，但并不尖酸刻薄，相反却和他的为人一样：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爱逗人笑的人是最善良的人。
老舍先生从一九二四年他二十五岁时，在英国开始写小说，不久便以小说名家。到一九三九年，即是在十五年之后，他四十岁时开始写剧本；照他后来自己说的，致力于写剧本的理由之一，乃是由于写剧本比起写小说来，字较少，见效快。这是由于他爱人如己，嫉恶如仇，对社会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好事、坏事，都有一种遏止不住必须予以宣扬表彰或予以批评谴责的愿望——这里面，讴歌好人好事占比例的多数。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家的神圣职责。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迄一九六六年悲惨死去的二十七年当中，老舍先生勤奋写作，除小说、散文、诗歌、曲艺之外，他写了近四十个剧本，包括京剧、歌剧、曲剧和更多的话剧。由于写得快，数量多，每个剧本的成就自有高低。在这些剧本当中，人所共知，成就最高的是《龙须沟》和《茶馆》两个，尤其《茶馆》一剧，是老舍先生剧本的杰作中之杰作。在先生生时，《茶馆》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公演，万人空巷，赢得举国观众的喝采。在一九八○年，十年浩劫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演本剧，北京城“九城轰动”，再一次焕发老舍的声光。而一九八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飞渡重洋，在西德、法国、瑞士演出，使欧洲大陆的广大观众口服心降，叹为观止，誉为“远东的戏剧奇迹。”
老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里，赢得祖国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倾心爱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得到异国人士的热烈崇拜的程度却是我们不尽知道、也难以想象的。他的小说、剧本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在海外流传；我也多次见到过国外友人津津乐道和专心研究老舍的作品。其中最使我惊奇的是法国学者保罗·巴蒂在一九八○年春天专程来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沿着老舍生前的足迹，要把老舍一生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生活过的、工作过的，或是流连、路过的地方都走一遍。他兴致勃勃地去了许多省市，看到他走完最后一站的四川，结束了这一段长途旅行时那种欢慰喜悦的神情实在教人感动。这就是老舍的魅力，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住了中国人，也吸住了外国人！
老舍先生幼年丧父——他的父亲是晚清的一名旗兵，死于保卫皇城的八国联军之役，死时情况无人知晓。那时的老舍只有两岁，和他的哥哥、姐姐一共五个孩子就在坚强的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之下长大。因此，在他的童年时代，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大杂院、贫民窟的穷人。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使老舍从小养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侠骨柔肠，自然成为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知心人。老舍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剧本，他所着力刻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了解穷苦人，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因此他又是穷苦人的代言人。
老舍先生生于忧患，前半生历尽坎坷，几乎是不幸接连着不幸。但却正是由于他久处逆境，必须在不停歇的反抗和奋斗中才能求得生存的权利，从而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就是一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迎接和克服苦难，随时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观察生活，分析社会。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也不致伤害他、更不能摧毁他。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以一种苦中作乐的劲头来处理和安排他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用喜剧的形式来写悲剧；使他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老舍的作品时随时感觉到：在欢笑之中含有辛酸的泪水。这就是老舍，就是这位喜剧大师不流于肤浅而益显其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老舍最可贵的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积弱的祖国一个世纪以来如何受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践踏的情景。对老舍说来，他的切身感受乃是国恨家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贫穷饥饿线上长大的，在这样的艰难时日里他奋发图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只是由于这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他二十五岁去英国也是为饥驱而担任一个教英国人中国文学和北京话的教席。所有这些辛酸遭遇都促使他日益坚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渴望祖国的复兴强盛。对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具有无限的依恋之情。对我们的事业，在任何困难的景况里，也都表现为信心十足，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一九四六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那年六月我在上海收到他从美国的一封来信，谈到关于我国话剧的问题，信上说：
“……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真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这是他在美国看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要我转告戏剧界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应当继续努力。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上，他竭尽心力勤奋工作，这个巨大的动力主要来自他自幼养成的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幸的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使他十分失望。但终于在三年之后，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老舍先生梦寐以求、渴望了半生的独立自主的幸福国家实现了。一九四九年的秋天他在美国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满心喜悦回到祖国。又过了四年之后，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日子里，在朝鲜一处山村大雪纷飞之夜的一间小木屋里，我和老舍先生围着一盆炭火深夜倾谈时，先生还对我讲到他当年在美国收到北京的电报时的那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乐心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全国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为什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激情满怀。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衷心崇敬，无限感激；他眼睛看的和耳朵听的是说不尽的好人好事。所有这些，他都按捺不住，非说出来不可，就更多地采取了剧本的形式给描绘出来。为什么解放前他主要是写小说，而解放后他写得最多的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剧本就容易理解了。
在任何时候，生活里总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人。为了答复那些敌视新社会的人，老舍宣称自己是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他答复国外人士指责他不敢写他要写的作品，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时，说：“假若我是应声虫，我看哪，他们大概是胡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有什么不好呢？胡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胡涂，不辨好歹啊！……”事实上他有许多剧本，象他自己所说，如《茶馆》、《女店员》、《全家福》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
老舍先生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深深地、深深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
我是老舍先生的晚辈，是先生的一个年轻的读者。我在十
四、五岁时读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是《赵子曰》，我至今还记得约近半个世纪以前读到书上：“贼亮贼亮的门环……”以及“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等等那些地道京白时，所得到的愉快享受，但却还不能理解书上悲惨结局的涵义。待我有幸结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已是在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的西南大后方了。那时先生从武汉撤退来到重庆，也在那时开始话剧剧本的写作；而我也是以话剧写作的同行身份结识先生的，虽然我的年纪只有二十一岁。我现在回想，大概我是以重庆话剧作者当中少有的一口地道北京话而引起先生的注意的。从头一次见面，我这个北京学生就感觉到，我和老舍先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感情，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
全国解放以后的北京，就象一座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人们就象一群群在花间采蜜的工蜂，各有所事，昼夜奔忙；有时匆匆见到，却又匆匆离去，很少聚谈的机会。但是我终于得到过一次和老舍先生的朝夕相处，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五三年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之后，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而又都隶属于中央直属的第一总分团。在劫后创痍满目的朝鲜进行了约为半个月的慰问活动之后，老舍先生来找我，邀我同他一起离开慰问团去到志愿军连队生活一个时期，原因是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事迹的小说。我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高兴的是能得到一次和尊敬的长者一起生活，一起下连队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便和先生同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拜见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同志，贺老总热情祝愿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功，并且对我的写作寄托希望。这也是我仅有的一次和素所尊敬的贺龙元帅的亲切交谈。
遗憾的是在朝鲜和老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不久之后我便由于工作任务的急切安排奉召回到北京去了。临行时老舍先生要我把一把指甲刀和几件内衣裤留给他，他带的衣服不够，而他准备在志愿军连队里作较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即使在这样短促的几天相处里，我也体会到老舍先生热爱国家、人民和热爱生活的一片赤忱。他深情地对我讲述自己的生活，他的爱憎，他对家庭和亲人的感情，他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常常和我谈到深夜。就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夜晚，在我的小屋里长谈他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欢快之情，以及他也具有的不能避免的苦闷……我们正在向火盆里添炭的时候，忽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这样大雪纷飞的朝鲜深山里，谁会深夜来访呢？我从木榻上跳下来去开门，很奇怪，没有人！但是有什么在触动我的腿？低头看时，原来是一只纯白色的山羊。老舍先生呵呵笑着说：“啊！外头是太冷啦！你是要找个背风的暖和地方吧？我给你挪挪窝儿。我让你，我让你……”于是他披上了皮大衣，我送他回了他的住处。朝鲜雪满山中的几天欢聚，留给我的是永世难忘的美好记忆。
老舍先生在志愿军的连队里住了大约五个月，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述的是著名的老秃山战役。而我却没有写什么，既辜负了老舍先生的热爱，也无以对贺龙元帅的厚望。更加使我折服的是，在这之前，老舍先生和人民军队是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的；对部队的生活、对战争也是生疏的。然而在深入连队五个月之后，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描述战争的小说，若不是基于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忠于世界和平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九五七年的一场席卷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使我一家遭了大难。在大大小小难以数计的批判斗争会上，许多过去的同志好友纷纷上台批判我，老舍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个。但这我完全理解，怎么能够少了他呢？这些众多的发言由于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品质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我想告诉他：“我会经得住风雨，也会接受帮助；我没有失去信心，我还会好好地活下去。”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告诉他。
在我远戍北荒的时刻，长者对我的友谊得到了验证。留在北京的妻子来信，告诉我老舍先生对她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向她细致地了解我的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告诉她，困难只应该是暂时的，终会成为过去。并且叫妻子多给我写信，还说：“写信也是学文化，象作文一样，多写，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
到今天，妻子被迫害离开了舞台，她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间艺人成了一个回忆录作家。我想，很大的程度是受了老舍先生指引和启发的结果。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妻子曾经向一家画店出售了我的一批藏画。三年之后我回家知道了这件事情，善良的妻子向我道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没有保住这些我喜爱的字画；反而是我去安慰她，表示这是身外之物，不要再提它。但就在这时候，老舍先生意外地出现，把他从画店里买来的一幅白石老人的彩墨玉兰花送还给我。当我问及他用了多少钱买到的这幅名画时，先生说：“不要问这些。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看！他反而说对不起我！
中国人有一个老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叫做“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老舍先生对朋友岂止是点水的恩情！而我已经不可能对老舍先生有任何的报答了！若是有，也只有于事无补的感恩的泪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公元四、五世纪间，曾有过一百三十多年的号称“五胡乱华”的时期。一千五百年之后，到二十世纪的后叶又发生了一次可以叫做“四人乱华”的十年浩劫，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天才作家老舍先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初期死于非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的时候，老舍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急迫心情正在北京文联办公室里开会，参加政治学习；突然被一帮发了疯一样狂暴的人们绑架到国子监的大院里，和一些北京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被强迫跪在地上，遭到一顿骇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直到当天的深夜，才被又是伤心又是害怕的舒师母胡
第二天上午，老舍拿着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又一天夜晚十时才被家人发现他的尸体仰卧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岸。他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和他的死于八国联军之难的父亲一样，老舍和他所热爱的祖国告别的时候，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他究竟是如何死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不可能，也不许检验尸体。甚至送到八宝山火葬场去火化时，也不允许留骨灰。甚至不让亲人跟进去。甚至要求再看死者一眼也不许……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才华绝代，义薄云天；善良厚道，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是非分明；勇敢、乐观，劳动人民的忠实朋友，为祖国争得极大荣誉的老舍先生的悲惨逝世，是祖国文化艺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在老舍先生的杰作《茶馆》一剧中，作者借剧中人之口，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呻吟宛转于横暴统治之下的善良老百姓的悲惨哀鸣！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老舍的悲剧也正在于他死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而死？他是这样地“爱咱们的国呀1”
老舍的悲剧又在于他死得太早。他可能是中国的作家群中在这场无比荒谬又惨绝人寰的“内乱”中的头一个死难者。他不仅没有见到“四人帮”的覆亡，连“四人帮”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见过。
今天的美好现实，这部《老舍剧作全集》的出版作了确切的说明。对于作家老舍，祖国是爱他的，人民是爱他的，党是爱他的，乃至于全世界的人民都是爱他的。如果九泉之下老舍有知，他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解答了。
老舍的光辉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对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老舍的死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值得作为千秋万世如何对待有才华的诗人的永远的教训。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薰沐拜写
(《老舍剧作全集》，全书四卷，胡絮青、王行之编，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