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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很熟悉，当年下乡就骑自行车来。”
7月11日，习近平视察河北省正定县，延续了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一贯风格。
这是他当选总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到河北，同时也是当选后第一次到自己的从政起点站——正定。
1982年到1985年间，习近平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真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从政的起步点，我的基石在正定。”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待正定县招商代表团时如是说。
这是一个新变化。与前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成长渠道稍有不同，新一届领导人不少都有市县区一线工作经历。
“起于州郡”本身当然有意思。但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80后干部表示“压力山大”时，领导人在“州郡”如何做官做事，从政起步，就更有意思了。
“土”不要紧，重要的是锤炼能力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说“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
从政之初不易，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就有手忙脚乱的时候。
据媒体报道，1984年，从医27年的何鲁丽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进入政坛。她回忆说，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迷路了”。
对于政府公文，她也很陌生。在简报上写批文，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名字签在右下角，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
再说回习近平。他给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王幼輝的第一印象是，“穿着一件绿色军装，看上去不像干部”，“打扮像个炊事班长”，“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
好在，这种平民气，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可以迅速助其打开工作局面。
当时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市）剧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白志伟就记得，80年代在时任县长郭金龙办公室看《霍元甲》的经历。
一天晚上，大伙看这部剧正看得起劲，突然停电了。失望之余，他们发现剧团隔壁的县政府楼上有一个办公室亮着灯。七八个年轻人一敲门，郭金龙打开了房门。“当时他在写什么东西，一看我们一群人，就问我们什么事。”几个人不好意思地解释了原委。郭金龙当即把他们全让进了屋，打开了办公室的电视。
当时担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就曾评价说，郭金龙没有官架子，有和各个阶层群众交朋友的本领。
当然，多请教、多寻求帮助与提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般来自两方面，亲人或者老同志。
1981年，刘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副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她父亲专门送她一首诗，告诫她说：“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也曾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当时正定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地方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锤炼领导综合能力，此时不妨形成自己的为政风格。
习近平在正定养成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个乡、村去考察的习惯。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提升了这种风格，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忠县的历练也让郭金龙“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在工作上，郭金龙创造的工作流程，也让大家颇为佩服：每个月初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月要干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效果，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半个月过去了，再开个会，问工作进展。工作效率特别高”。
要学会化解压力，也要扛得起压力
越到地方或者一线，工作越具体，跑得越多，了解得越多，面临的责任和压力越大。这当然不仅是当下地方官员的感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感到“棘手”。
1986年，马凯出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当时全国刚好进行价格改革，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矛盾也接踵而至，“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
问题解决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所以当时一些人称物价局为“涨价局”，另一些人则说是“压价局”。马凯自然“坐在了火山口”，也“饱尝了酸甜苦辣”。
马凯爱写诗，出版过数本诗集。但物价局这段日子，他几乎没有诗作问世。
还好，他比较豁达，只是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地方或者一线的压力，还有很多源于权力与责任的差异。上有中央政策、下有地方需求，地方官员身在其中，需要两头兼顾。确实与本地情况不符时，也要懂得积极向上争取。
上世纪80年代，教育资金按照中央政策，应由老百姓自己筹集。“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时任正定县南牛乡党支部书记李宗魁称。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执行，但群众也需要引导。“（习近平）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称。
当时正定每年要上缴征购粮食7000万斤，一些村民为了填饱肚子，到外县买山药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比较敏感，少有人愿意主动向上级反映。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后，责任就落在他头上。最后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才把征粮任务减下来。
当然，有时候，也要学会扛得起压力，在重压之下前行。
俞正声在青岛时，就顶着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肝火”，解决青岛啤酒问题。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这是朱镕基拍板“点将”，俞正声亲自率队到北京“公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的结果。这是好事。 可惜三年后，好事变成了坏事——青岛啤酒经营不佳，朱镕基大动肝火说，青岛啤酒和龙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响的名牌，“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品牌，谁砸了这个品牌，就严肃处理谁！”
俞正声当时面临的压力被形容为“令人心惊肉跳”。
权衡了三个月，最后青岛决定换将，为青岛啤酒谋了一个扭转局面的董事长，俞正声亲自传达。
多年后，他谈起朱镕基时称，“朱总理是好领导……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
要做得成事，也要经得起非议
说千道万，地方工作还是得做事，做成事。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的棘手问题。
他不断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
后来有媒体问他：“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称：“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我跟他們无冤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梳理下来，领导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改革先锋：李长春在沈阳促成了中国第一家企业破产、俞正声在烟台被称为“房改总工程师”……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事，把握大势就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的是，汪洋在安徽铜陵以一篇《醒来，铜陵！》拉开了一场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大刀阔斧改革。这些举措与1992年南巡后的大势不谋而合。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能遇到这样的时代节点，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脉历史。这时，等趋势已经开始明朗，机遇也来了，就要抓得住。
俞正声之所以能在烟台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是因为此前国务院已经将烟台、唐山、蚌埠确定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俞正声曾直言，“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比放开菜价、肉价困难得多，比机构改革还困难。但是，即使困难，现在也要动手搞。”
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正是从烟台开始，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地位。
1997年，俞正声出任建设部副部长。有记者问他，“您在烟台当市长的时候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房改，在青岛当市长的时候，又把市委市政府机关大楼给卖了，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连房地产专家都评价说，这是非常高明的决策，请问，这对您出任建设部部长有没有什么关系？”
俞正声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否认。
李长春推动企业破产，抓住的是一篇文章。
1984年，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时任市长的李长春说：“我主张像这样长期亏损的企业应当倒闭。但是这个破产倒闭的办法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这问题我吃不太准。”
在座一名市委常委看到过《瞭望》上讲对长期落后企业破产处理的文章，说：“长春同志，你不是想知道姓资还是姓社吗？《瞭望》上面好象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长春看了，正合他的胃口，就拍板起草企业破产倒闭办法。
只要做事，非议是避免不了的。
当时国家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草案成型，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首次审议时， 50名发言者中41 人反对，只有9人赞成。
李长春多年后回忆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
非议来了，不妨轻松应对。
《炎黄世界》杂志刊登的《习近平与农民作家贾大山》一文透露，贾大山曾用诙谐的语言勾画出习近平在正定搞改革开放的特点：“他不是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
7月11日，习近平视察河北省正定县，延续了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一贯风格。
这是他当选总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到河北，同时也是当选后第一次到自己的从政起点站——正定。
1982年到1985年间，习近平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真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从政的起步点，我的基石在正定。”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待正定县招商代表团时如是说。
这是一个新变化。与前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成长渠道稍有不同，新一届领导人不少都有市县区一线工作经历。
“起于州郡”本身当然有意思。但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80后干部表示“压力山大”时，领导人在“州郡”如何做官做事，从政起步，就更有意思了。
“土”不要紧，重要的是锤炼能力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说“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
从政之初不易，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就有手忙脚乱的时候。
据媒体报道，1984年，从医27年的何鲁丽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进入政坛。她回忆说，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迷路了”。
对于政府公文，她也很陌生。在简报上写批文，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名字签在右下角，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
再说回习近平。他给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王幼輝的第一印象是，“穿着一件绿色军装，看上去不像干部”，“打扮像个炊事班长”，“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
好在，这种平民气，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可以迅速助其打开工作局面。
当时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市）剧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白志伟就记得，80年代在时任县长郭金龙办公室看《霍元甲》的经历。
一天晚上，大伙看这部剧正看得起劲，突然停电了。失望之余，他们发现剧团隔壁的县政府楼上有一个办公室亮着灯。七八个年轻人一敲门，郭金龙打开了房门。“当时他在写什么东西，一看我们一群人，就问我们什么事。”几个人不好意思地解释了原委。郭金龙当即把他们全让进了屋，打开了办公室的电视。
当时担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就曾评价说，郭金龙没有官架子，有和各个阶层群众交朋友的本领。
当然，多请教、多寻求帮助与提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般来自两方面，亲人或者老同志。
1981年，刘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副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她父亲专门送她一首诗，告诫她说：“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也曾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当时正定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地方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锤炼领导综合能力，此时不妨形成自己的为政风格。
习近平在正定养成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个乡、村去考察的习惯。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提升了这种风格，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忠县的历练也让郭金龙“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在工作上，郭金龙创造的工作流程，也让大家颇为佩服：每个月初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月要干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效果，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半个月过去了，再开个会，问工作进展。工作效率特别高”。
要学会化解压力，也要扛得起压力
越到地方或者一线，工作越具体，跑得越多，了解得越多，面临的责任和压力越大。这当然不仅是当下地方官员的感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感到“棘手”。
1986年，马凯出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当时全国刚好进行价格改革，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矛盾也接踵而至，“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
问题解决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所以当时一些人称物价局为“涨价局”，另一些人则说是“压价局”。马凯自然“坐在了火山口”，也“饱尝了酸甜苦辣”。
马凯爱写诗，出版过数本诗集。但物价局这段日子，他几乎没有诗作问世。
还好，他比较豁达，只是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地方或者一线的压力，还有很多源于权力与责任的差异。上有中央政策、下有地方需求，地方官员身在其中，需要两头兼顾。确实与本地情况不符时，也要懂得积极向上争取。
上世纪80年代，教育资金按照中央政策，应由老百姓自己筹集。“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时任正定县南牛乡党支部书记李宗魁称。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执行，但群众也需要引导。“（习近平）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称。
当时正定每年要上缴征购粮食7000万斤，一些村民为了填饱肚子，到外县买山药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比较敏感，少有人愿意主动向上级反映。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后，责任就落在他头上。最后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才把征粮任务减下来。
当然，有时候，也要学会扛得起压力，在重压之下前行。
俞正声在青岛时，就顶着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肝火”，解决青岛啤酒问题。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这是朱镕基拍板“点将”，俞正声亲自率队到北京“公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的结果。这是好事。 可惜三年后，好事变成了坏事——青岛啤酒经营不佳，朱镕基大动肝火说，青岛啤酒和龙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响的名牌，“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品牌，谁砸了这个品牌，就严肃处理谁！”
俞正声当时面临的压力被形容为“令人心惊肉跳”。
权衡了三个月，最后青岛决定换将，为青岛啤酒谋了一个扭转局面的董事长，俞正声亲自传达。
多年后，他谈起朱镕基时称，“朱总理是好领导……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
要做得成事，也要经得起非议
说千道万，地方工作还是得做事，做成事。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的棘手问题。
他不断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
后来有媒体问他：“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称：“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我跟他們无冤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梳理下来，领导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改革先锋：李长春在沈阳促成了中国第一家企业破产、俞正声在烟台被称为“房改总工程师”……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事，把握大势就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的是，汪洋在安徽铜陵以一篇《醒来，铜陵！》拉开了一场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大刀阔斧改革。这些举措与1992年南巡后的大势不谋而合。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能遇到这样的时代节点，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脉历史。这时，等趋势已经开始明朗，机遇也来了，就要抓得住。
俞正声之所以能在烟台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是因为此前国务院已经将烟台、唐山、蚌埠确定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俞正声曾直言，“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比放开菜价、肉价困难得多，比机构改革还困难。但是，即使困难，现在也要动手搞。”
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正是从烟台开始，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地位。
1997年，俞正声出任建设部副部长。有记者问他，“您在烟台当市长的时候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房改，在青岛当市长的时候，又把市委市政府机关大楼给卖了，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连房地产专家都评价说，这是非常高明的决策，请问，这对您出任建设部部长有没有什么关系？”
俞正声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否认。
李长春推动企业破产，抓住的是一篇文章。
1984年，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时任市长的李长春说：“我主张像这样长期亏损的企业应当倒闭。但是这个破产倒闭的办法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这问题我吃不太准。”
在座一名市委常委看到过《瞭望》上讲对长期落后企业破产处理的文章，说：“长春同志，你不是想知道姓资还是姓社吗？《瞭望》上面好象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长春看了，正合他的胃口，就拍板起草企业破产倒闭办法。
只要做事，非议是避免不了的。
当时国家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草案成型，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首次审议时， 50名发言者中41 人反对，只有9人赞成。
李长春多年后回忆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
非议来了，不妨轻松应对。
《炎黄世界》杂志刊登的《习近平与农民作家贾大山》一文透露，贾大山曾用诙谐的语言勾画出习近平在正定搞改革开放的特点：“他不是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