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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风冒雪归还商铺老板银元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和朱德打开一看，竟是一堆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好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子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恐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摘自人民网党史频道，有删改）
南京文物的劫难
南京的文物损失究竟有多大，根本无法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究竟掠走了多少无法准确统计，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文物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但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六箱；碑帖，公方损失无法计算，私家3851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书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考古组之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因价值独特无法估计，均未列入损失表中。该统计详列损失者姓名、单位住址、损失品名数量及估价。从表中可见，此损失统计是极不完全的，所报损失局限在城区，民间古物损失仅列胡小石等69人之所报。南京沦陷后“十室十空”，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人家成了绝户，不可能再报损失，所以私家文物损失绝对不只69家。
（摘自《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国宴中的“基辛格鸡”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款待。
基辛格当时胃口不太好，可是当压轴菜国宴鸡摆在基辛格面前时，他眼前一亮。这只国宴鸡的做法是中国的，但佐料却是地道的美国和德国货，可谓是中西合璧。还不等周恩来介绍完，基辛格就一手拿刀一手拿叉，迫不及待一叉一切。待吃过鸡腿，基辛格眯起眼睛，再一次举起刀叉。吃完之后，基辛格特意会见了烧制这道菜的中国厨师，见到厨师以后，基辛格紧紧握住这位国宴厨师的手说，这将是我东方之行最美妙的回忆！可是厨师却连这道菜的名字都说不出来。最后还是周恩来建议说，这道菜就叫“基辛格鸡”好了。
（摘自《红色档案揭秘（下）》，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周有光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
编纂始末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二战期间卖给了美国。当时，为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还有钱伟长和我（周有光），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我们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联络了500个教授级的专家，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很少。
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编纂百科全书，其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得到胡乔木大力支持。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同意翻译百科全书和编一部自己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支持用拼音来排，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很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
（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中国社会的缩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毛泽东的“语言地图”
1958年9月初，毛泽东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14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揍〈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被批评的对象，地位不可谓不高，要求看此信的中央领导，范围如此之广，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题发挥的感觉。看来，毛泽东就是要“借题发挥”，事情也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词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摘自《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
“我是当年一老兵”
“八一”南昌起义，是我祖父（徐特立）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1961年3月，我（徐禹强）入伍时，祖父回忆说：“当年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家里不仅没人照顾，还有给反动派杀害的危险。1927年7月，我去南昌参加起义，秘密回家看你奶奶和你父亲、姑妈。我怕再也见不到他们，走出门，又折回来，看着你奶奶，又摸着你父亲的头……”并提笔立言嘱：“你们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承和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做好革命接班人。”
1966年4月，90岁高龄的祖父来到南昌。回忆昔年从此投笔从戎，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生涯，感慨万千，抑制不住激动心情，提笔挥毫，写下发自肺腑的诗：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
（摘自《万世师表徐特立》，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和朱德打开一看，竟是一堆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好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子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恐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摘自人民网党史频道，有删改）
南京文物的劫难
南京的文物损失究竟有多大，根本无法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究竟掠走了多少无法准确统计，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文物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但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六箱；碑帖，公方损失无法计算，私家3851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书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考古组之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因价值独特无法估计，均未列入损失表中。该统计详列损失者姓名、单位住址、损失品名数量及估价。从表中可见，此损失统计是极不完全的，所报损失局限在城区，民间古物损失仅列胡小石等69人之所报。南京沦陷后“十室十空”，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人家成了绝户，不可能再报损失，所以私家文物损失绝对不只69家。
（摘自《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国宴中的“基辛格鸡”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款待。
基辛格当时胃口不太好，可是当压轴菜国宴鸡摆在基辛格面前时，他眼前一亮。这只国宴鸡的做法是中国的，但佐料却是地道的美国和德国货，可谓是中西合璧。还不等周恩来介绍完，基辛格就一手拿刀一手拿叉，迫不及待一叉一切。待吃过鸡腿，基辛格眯起眼睛，再一次举起刀叉。吃完之后，基辛格特意会见了烧制这道菜的中国厨师，见到厨师以后，基辛格紧紧握住这位国宴厨师的手说，这将是我东方之行最美妙的回忆！可是厨师却连这道菜的名字都说不出来。最后还是周恩来建议说，这道菜就叫“基辛格鸡”好了。
（摘自《红色档案揭秘（下）》，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周有光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
编纂始末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二战期间卖给了美国。当时，为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还有钱伟长和我（周有光），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我们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联络了500个教授级的专家，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很少。
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编纂百科全书，其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得到胡乔木大力支持。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同意翻译百科全书和编一部自己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支持用拼音来排，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很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
（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中国社会的缩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毛泽东的“语言地图”
1958年9月初，毛泽东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14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揍〈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被批评的对象，地位不可谓不高，要求看此信的中央领导，范围如此之广，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题发挥的感觉。看来，毛泽东就是要“借题发挥”，事情也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词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摘自《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
“我是当年一老兵”
“八一”南昌起义，是我祖父（徐特立）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1961年3月，我（徐禹强）入伍时，祖父回忆说：“当年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家里不仅没人照顾，还有给反动派杀害的危险。1927年7月，我去南昌参加起义，秘密回家看你奶奶和你父亲、姑妈。我怕再也见不到他们，走出门，又折回来，看着你奶奶，又摸着你父亲的头……”并提笔立言嘱：“你们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承和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做好革命接班人。”
1966年4月，90岁高龄的祖父来到南昌。回忆昔年从此投笔从戎，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生涯，感慨万千，抑制不住激动心情，提笔挥毫，写下发自肺腑的诗：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
（摘自《万世师表徐特立》，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