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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陷入了一个焦虑而又亢奋的状态。房子、孩子、雾霾让中产阶层们的生活成本、生活方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创业潮的涌现又让他们在一场财富大潮前丧失了淡定：财富故事一个接一个，为什么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企业家们的焦虑也在新媒体时代被空前放大，他们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态圈：互联网+、供给侧改革、工匠精神、产业政策、资本市场上的野蛮人……生态圈也是他们亢奋而又焦虑的一个方向，不知从何时起，产业链的重构和生态圈的布局成为企业家口中的高频词汇。
他们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焦虑：中国能否在这一场复杂的新历史时期实现转型。
身份焦虑症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大行其道，于是轮到中国人焦虑了。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从权力规定的生活中走出，又进入了一个被商业绑架的生活。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亞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扔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你也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成功，可是，当所有人都在成功大道上狂奔时，拥堵和踩踏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被伤害的实体
焦虑无所不在，中产的焦虑更多的来源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下流”，企业家们的焦虑则更多的考虑到生存问题。当然，他们也有身份焦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被他们解读为：中央一锤定音，决定大赦民企历史原罪。
实体衰退的论断随处可见。传统产业、实体经济，这个体现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领域正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高楼宴会，一时繁华，但转眼之间，一个巨无霸式的企业就可能倒闭。
于是，似乎每一位中国商人都几乎把“颠覆”、“破坏”和“互联网思维”挂在嘴边，看起来越成功的商人，越是为这些概念所迷醉。当他们听到这些词汇，就如同听到海妖歌声的水手，反而在美国，所谓的“传统产业”却没有如此明显的焦虑，而“新经济”也没有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物种。
互联网正在重构产业链条，中国传统产业的真实焦虑并非来自技术进步所造成的跨界入侵，而是面对变化产生了“失重感”。其实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并不是一个新谚语，过去“黄金十年”中到处都是风口，任何猪都有飞起来的机会。当增长曲线陡然下折，熟悉的风口突然消失，固有框架中的不合理之处暴露无疑。
回首这十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在中国非常不受待见，而政策导向性也让中国制造的处境颇为尴尬。
正当中国制造业苦苦挣扎于个位数的利润之时，房地产经济却能高调宣布能轻松攫取30%的利润，这让苦逼的制造企业心理大面积失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海尔、康佳等知名制造业也都进军房地产，而一些央企也想趁机捞上一笔。针对资本进入房地产，特别是央企和大型制造资本，国家曾设有明确限制，但依旧不能改变“房地产最受资本青睐”的格局。
更可怕的是，房地产也仅仅是这个国家畸形虚拟经济的其中之一，全民投机炒股，琳琅满目的成功学培训机构，每年翻修一次的城市道路……这些机构和政策把大量的民间资本全部吸走，留给制造业的空间越来越小。
比“被征服”更为可怕的，
是“不知道会被谁征服”
有人说，这个时代最大的焦虑和尴尬，无疑来自于互联网带来的各种“革命”。
事实的确如此，互联网思维已经改造了牛腩、改造了煎饼果子、改造了电视机……并将要改造更多的传统行业。甚至于最近跟一帮记者朋友聊天，大家也开始抱怨：“现在的财经记者，全都已经变成了IT记者，眼里再也装不下其他东西。”
转眼之间，互联网思维已经席卷大江南北，圈里圈外嘴里身上，大有倾倒众生、一统江湖的态势。
陷入焦虑的，还不仅仅是传统行业。“之前我们开玩笑，你是传统企业，我是互联网企业。现在变了，你是传统互联网企业，我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就连美团网CEO王兴也坦言，“我也很焦虑，怕成为传统互联网企业”。
这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颠覆者的时代。那些曾经创造无数辉煌的核心竞争力正在成为企业的束缚，不改变就意味着死亡。
在新一轮商业大潮的扑打之下，“传统”似乎成为“焦虑”的代名词——过去不再成立，未来看不清晰。当你还在千辛万苦、跋山涉水，人家80、90后直接轻舟已过万重山。毫无疑问，你的存在就是被颠覆的，就是被逆袭和被征服的。
比“被征服”更为可怕的，是“不知道会被谁征服”。对于林林总总的新玩意，人们从最初的“看不起、看不清、看不懂”，到“追不上”，最后只好徒呼“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一方面，人们承受着现实世界急剧变化的巨大压力；另一面，互联网成为了人们的另一个外挂“器官”，不断填喂信息，在弥合人们信息饥渴的同时，又制造着更大的信息焦虑。于是，现在又流行起一个新词——众症时代，泛指各种古怪病症，如拖延症、社交恐惧症、选择障碍症、注意力匮乏症等，病因暧昧且无计可施。
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一种“症”都是人们对于自身不安全感、焦虑和恐慌的对抗与解压，同时更是这个时代病灶的映射。在《大家都有病》这部漫画的扉页上有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
企业家们的焦虑也在新媒体时代被空前放大，他们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态圈：互联网+、供给侧改革、工匠精神、产业政策、资本市场上的野蛮人……生态圈也是他们亢奋而又焦虑的一个方向，不知从何时起，产业链的重构和生态圈的布局成为企业家口中的高频词汇。
他们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焦虑：中国能否在这一场复杂的新历史时期实现转型。
身份焦虑症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大行其道，于是轮到中国人焦虑了。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从权力规定的生活中走出，又进入了一个被商业绑架的生活。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亞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扔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你也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成功，可是，当所有人都在成功大道上狂奔时，拥堵和踩踏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被伤害的实体
焦虑无所不在，中产的焦虑更多的来源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下流”，企业家们的焦虑则更多的考虑到生存问题。当然，他们也有身份焦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被他们解读为：中央一锤定音，决定大赦民企历史原罪。
实体衰退的论断随处可见。传统产业、实体经济，这个体现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领域正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高楼宴会，一时繁华，但转眼之间，一个巨无霸式的企业就可能倒闭。
于是，似乎每一位中国商人都几乎把“颠覆”、“破坏”和“互联网思维”挂在嘴边，看起来越成功的商人，越是为这些概念所迷醉。当他们听到这些词汇，就如同听到海妖歌声的水手，反而在美国，所谓的“传统产业”却没有如此明显的焦虑，而“新经济”也没有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物种。
互联网正在重构产业链条，中国传统产业的真实焦虑并非来自技术进步所造成的跨界入侵，而是面对变化产生了“失重感”。其实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并不是一个新谚语，过去“黄金十年”中到处都是风口，任何猪都有飞起来的机会。当增长曲线陡然下折，熟悉的风口突然消失，固有框架中的不合理之处暴露无疑。
回首这十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在中国非常不受待见，而政策导向性也让中国制造的处境颇为尴尬。
正当中国制造业苦苦挣扎于个位数的利润之时，房地产经济却能高调宣布能轻松攫取30%的利润，这让苦逼的制造企业心理大面积失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海尔、康佳等知名制造业也都进军房地产，而一些央企也想趁机捞上一笔。针对资本进入房地产，特别是央企和大型制造资本，国家曾设有明确限制，但依旧不能改变“房地产最受资本青睐”的格局。
更可怕的是，房地产也仅仅是这个国家畸形虚拟经济的其中之一，全民投机炒股，琳琅满目的成功学培训机构，每年翻修一次的城市道路……这些机构和政策把大量的民间资本全部吸走，留给制造业的空间越来越小。
比“被征服”更为可怕的，
是“不知道会被谁征服”
有人说，这个时代最大的焦虑和尴尬，无疑来自于互联网带来的各种“革命”。
事实的确如此，互联网思维已经改造了牛腩、改造了煎饼果子、改造了电视机……并将要改造更多的传统行业。甚至于最近跟一帮记者朋友聊天，大家也开始抱怨：“现在的财经记者，全都已经变成了IT记者，眼里再也装不下其他东西。”
转眼之间，互联网思维已经席卷大江南北，圈里圈外嘴里身上，大有倾倒众生、一统江湖的态势。
陷入焦虑的，还不仅仅是传统行业。“之前我们开玩笑，你是传统企业，我是互联网企业。现在变了，你是传统互联网企业，我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就连美团网CEO王兴也坦言，“我也很焦虑，怕成为传统互联网企业”。
这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颠覆者的时代。那些曾经创造无数辉煌的核心竞争力正在成为企业的束缚，不改变就意味着死亡。
在新一轮商业大潮的扑打之下，“传统”似乎成为“焦虑”的代名词——过去不再成立，未来看不清晰。当你还在千辛万苦、跋山涉水，人家80、90后直接轻舟已过万重山。毫无疑问，你的存在就是被颠覆的，就是被逆袭和被征服的。
比“被征服”更为可怕的，是“不知道会被谁征服”。对于林林总总的新玩意，人们从最初的“看不起、看不清、看不懂”，到“追不上”，最后只好徒呼“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一方面，人们承受着现实世界急剧变化的巨大压力；另一面，互联网成为了人们的另一个外挂“器官”，不断填喂信息，在弥合人们信息饥渴的同时，又制造着更大的信息焦虑。于是，现在又流行起一个新词——众症时代，泛指各种古怪病症，如拖延症、社交恐惧症、选择障碍症、注意力匮乏症等，病因暧昧且无计可施。
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一种“症”都是人们对于自身不安全感、焦虑和恐慌的对抗与解压，同时更是这个时代病灶的映射。在《大家都有病》这部漫画的扉页上有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