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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记
我时常觉得父亲就是为大地而生的人，对于大地上的事情，他总是无师自通或者有着非同一般的感知与理解力。他能够整合各种资源，迎接生活的挑战。他不会掀起生活的狂风巨浪，也高扬不了远航的风帆。但在乡间狭窄逼仄的生活通道里，他可以自如地驾驶着人生的舢板，左冲右突、腾挪跌宕找到生命的出口。
我们家与鱼是有缘分的。对鱼的熟悉纯乎是父亲的功劳。父亲在完成对土地劳作之后，他发现对付饥饿的，还有一种粮食，不是小麦、水稻和高粱，也不是地里生长的山芋、黄豆、花生。这种粮食来自水域，整个村庄的四围，水域众多，水草繁茂，是鱼儿生息繁衍的好地方。父亲说的粮食正是鱼。这一发现，使得父亲很快完成角色的转变，即由农夫到渔夫的转变。生活总是充满着太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留给那些对生活保持着无限热爱的人们。从此以后，父亲沿着河道沟涧以及溪渠行走，开始捕鱼摸虾的履历。这也得益于上天的安排。自然灾害的逼迫，天气反复无常的变化，使得土地的播种成为风中的传说，庄稼早就在无情的风雨中成为无望的守候。靠天吃饭的日子，随时随地充满着诸多不确定的危机，让穷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接着父亲从农具的制作过渡到渔具的制作。
在乡村，捕鱼的工具种类繁多，鱼不同，捕捉的工具不同，能够走上农家餐桌的鱼很多，如鲫鱼、草鱼、黑鱼、鳊鱼、鲢鱼、鳜鱼、昂针鱼、白鱼、乌龟、长鱼（黄鳝）和泥鳅，还有一些稀少的黄鱼。不仅有各种鱼，偶尔还有河虾、螃蟹和小龙虾。对于这些水的馈赠，父亲真是费尽心机，他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经验先后制作了许多捕鱼的工具。
虾笼，网状，方形或者长条形，主要是捕捉大小不一的淡水生长的米虾。黄鳝笼，狭长并有倒刺，用于河边浅水或者水稻田里，把蚯蚓穿在竹签上，置于笼内，第二天尽管去收笼，好多黄鳝聚集笼内。赶网，则是一种十字形的框架，四角系上丝网，用于水流的一段，顺着水流的方向逆放，上游的鱼则会在水流的裹挟下走进网内。泥鳅捣，这种渔具与赶网不同，这是专门设计在岸上操作的，仿佛残疾人的双拐，紧挨在两肋下，双手把网扔在水中不远处，然后操作双杆，在水中发出声响，驱赶鱼朝网内钻。这种工具多是针对泥鳅使用的。
最具诗意的，就是常在电影电视或者摄影作品中看到的那种渔网。渔舟唱晚，渔夫站在船头，手执一网，朝着金光闪闪的夕阳，奋力撒去，随即渔网在空中张开圆形的翅膀，随着重力尽落水中。水中没有来得及逃脱的鱼则成了网中的猎物，逃脱的就是漏网之鱼。那网名叫撒网。乡间捕鱼，方式林林总总，民间的智慧无穷无尽。一根绣花针，回个弯，花上一个中午，也能钓回半锅鱼汤来。
我们家多年来一直保留两个捕鱼工具，一是赶网，一是撒网。置于山墙的高处，发黄的竹竿和金色的网成为一种光芒，闪烁着生活的暖色，给我们安稳和渴望。面对生活的考验，有了父亲的渔网，我们是不担心饿着的。曾经我们在白天或者夜晚跟在父亲的身后，背着鱼笼，随着父亲从河里提起一网网的收获。我们看到了鲜活乱蹦的鱼儿，周身缠绕着碎银。我们压抑着内心的欢呼，大姐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发出“嘘”的一声，蹑手蹑脚地侍弄渔网，唯恐发出响亮的声音惊动水底的鱼群。父亲也十分在意，在直起腰的瞬间，对着夜色发出轻微的咳嗽声。我对父亲的撒网情有独钟，长长的一串网，像巨龙般盘踞在他的双手上，网的四周系着金属坠子，在父亲的提拎晃动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父亲对撒网也是别有一番情愫。在闲置的日子，他会把渔网从山墙上拿下来，从街上买来荤油，蒸煮，洗礼渔网，然后置于阳光下曝晒。那份精细超过一位父亲对待孩子的慈爱。
这种感觉我早已察觉。不只是渔网，在对待他亲手制作的农具、生活用品，总显示出不同的情愫。比如镰刀，我们常拿来挥舞，粗暴地割树枝野草之类，他见了总会狠狠地批评一番，然后心疼地拿过去，在磨刀石上磨砺刀口。父亲说，它是属于稻子麦子的。甚至我们在把镰刀置于胯下时，父亲则明显怒气，怎么能这么玩？在乡间，镰刀置于裆下，这是对农具的不尊重，是污辱庄稼人的，所以镰刀上流传着咒语——镰刀跨，蛋子夹。这撒网不是镰刀，父亲对它更多的是珍爱。父亲说，这撒网不是人人都能撒的，不仅要有臂力，还得有巧劲。我们村里，会撒网的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村里学校的杜老师。教我们五年级数学的杜老师，他也是会摆弄这撒网的。父亲对此有种自豪，他觉得和杜老师平起平坐，与知识人在一起，有种荣光和荣幸。文化人，这是父亲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尊崇。文化，这是父亲毕生的贫血。在面对文化问题的时候，父亲再高的个子，都会瞬间矮下去。过年写门对子（春联）时，父亲带着我，还有红纸，走上半里路找到村里的那个“老秀才”家，请他给我们家写对联。我打下手，父亲剪裁红纸，不时给老秀才上烟对火，毕恭毕敬的样子让我感到一种肃穆与庄重。这是来自文化的力量。父亲分不清上联下联，就死背着老秀才教导的口诀，左上右下。大年三十，父亲贴对联总是不忘问村里人，哪是上联？父亲说，门对子贴错，会遭人耻笑的。
父亲把渔网濡染上荤油，是有讲究的，这叫“喂网”。难道渔网也饿？喂啥？父亲似乎也说不清楚。他给我讲述这样一个奇异现象。那些没有喂过的渔网，到了河里怎么撒，就是撒不到鱼，哪怕是一丁点大的鱼儿。即使你站在河岸上，看到水中鱼花直冒，但一网下去，依旧空空如也。父亲开始并不相信，可是后来不得不信，喂过网的人，同样的地点捕鱼，收获是不一样的。到了晚年问起此事，父亲依然解释不清，以至我对河水和渔网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莫名的敬畏感。谁也不知道在水底下或者渔网张开的胸怀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秘不示人的咒语。
捕鱼这件事给我们家带来不小的震动，在生活的天空下，我们又多了一个粮食生长点。吃鱼，成为我们家的另一种生活。每天三餐，餐桌上没有鱼不成席。母亲整日坐在香椿树下，杀鱼已经成为村口的风景。
刚开始吃鱼，兴奋、狂喜以及得意忘形。这难得的口福，一时间都醉了。父亲也高兴，每天乐此不疲地从河里湖里打来不同的鱼，我们挨个品尝。那段时间，我们家最缺乏的不是鱼和粮食，而是油，发生了严重的紧缺问题。我们一日三餐，除了鱼还是鱼。吃不完，母亲就会把它们腌制起来，做鱼干。腌制不完，母亲就派遣我们，拿到街上或者村里卖。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做生意，卖鱼的生意。这是破天荒的，也是千古奇事。父亲、母亲包括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们家还有鱼卖，这确实有些荒诞。对照当下，鱼只存在于人工饲养的河塘或渔场了。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污染已经使得鱼在河流、沟渠中无法安身，近乎绝迹。没有鱼的河流还是河流吗？社会的进步注定是以某种失去为代价的。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但那时候我们家的鱼是真的多了，多到必须拿出去换钱的境地。母亲派出了大姐。为了卖鱼，父亲特地给家里唯一的自行车配了架子，一边一个，柳条编制的容器，里面放些稻草，母亲就把打来的大大小小的鱼倒进去，然后由大姐骑着自行车，走街串户，走村串邻，吆喝、叫卖。结果一天下来，大姐回来时，一两鱼也没卖。究其原因，没有秤，没办法卖。母亲哭笑不得，吩咐大姐，你就随便买鱼的人给吧。终于，晚饭时分，大姐回来了，口袋里挣得了三元钱，鱼，五毛钱一斤。一共十几斤鱼哪！就是这样母亲也是喜得合不拢嘴。 鱼这件事上，我对父亲是刮目相看的。不只是父亲对大地上物质资料的准确应用，以及强大的生活能力。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毫不逊色。如果父亲是水里的英雄，那么母亲就是陆地的女侠。大地上的野草，在母亲那双熟悉的眼睛拷问下，纷纷丢盔弃甲，露出本来的面目，成为母亲篮子中的野菜，走上餐桌。诸如车前子、荠菜、鸭舌草、水芹、灰灰菜等，都是我们的口中之物。
后来，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家这种状况。有天晚上，父亲捕鱼回来，笼中空空，神色凝重。母亲也大为诧异，慌张地抓住父亲的手，出了什么事吗？我们也都面面相觑。原来，父亲出去捕鱼的地方，早已被人搅浑或者放上了许多杂草树枝，使得父亲的渔网无法撒下。母亲神色缓和，估计是碰巧了吧。父亲说，不会的，那痕迹新鲜着呢，估计是有人对着干的。那为什么？父亲脱下蓑衣，放好撒网，坐在餐桌前抽上一支烟，在烟雾袅袅中吐出两个字：眼红。
第二天，父亲依旧出去捕鱼。只是再去的地方，已经不在本村的地界。路远，鱼却依旧多。我们家又恢复吃鱼的盛宴。母亲继续坐在门口的香椿树下，在绿叶的招摇里，安静地杀鱼。唯一不同的是，鱼多了，母亲不再叫大姐拿出去卖。而是吩咐大姐、二姐和我，挎着小竹篮，盛上几斤鲜鱼，在本村里挨家挨户送，包括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一家也不放过。我们都不理解，母亲只是叹息了下，说你们照着做就行。这是父亲吩咐的。
那年深秋，父亲不知道从何处得到小道消息，洪泽湖水要干了到处是鱼。他鬼使神差地嚷着要去卷鱼，并在村子里吆喝了一帮卷鱼的人，带上换洗衣服和干粮，招呼也不打，坐上拖拉机，头也不回地离开村子。父亲怪异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父亲。特别是母亲，在家魂不守舍，整天忐忑不安，更多的时候站在村口守望，一等就是半天。父亲要去的洪泽湖，是国内出名的淡水湖，更出名的是，在这湖底，埋藏着一座古城，泗州城。据说是黄河夺淮，造成漫天的水患，泗州城地势洼，加上人为因素，这座城市淹没在了水底，成了东方的庞贝古城。我不知道这座城和湖与父亲卷鱼有什么因果？洪泽湖作为巨大的蓄水湖，很少干旱的。一旦干旱那分明就是个劫数。
父亲说现在即将干旱的洪泽湖，四周布满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水塘。据卷鱼回来的人说，鱼多为患。这样的消息实在让父亲兴奋。作为一个多年的“老渔民”，机会岂能错过。父亲对水和鱼，似乎天生的喜好。他会捕鱼，也会撑船，这些事似乎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与安排。哲学家说，一切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况且，在民间的天空下，在大地上劳作的男人们，对着生活总是有着强烈的征服与不屈。他们想要从土里挖掘出生活的浪花，还想向着天地创造出更多的色彩。每一点意外的收获，都是对他们自身生活的肯定与欢呼，是他们作为存在的理由与尊严。经年束缚在土里劳作的父亲，一年四季，早已成为他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成不变的农事，加速他的审美疲劳和对未来的惊喜。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这次外出，就是一次逃离或者对陌生远方的找寻。湖泊，地理位置上的湖泊，已经不再是水和鱼、泥土、沙子、古城、风帆、水草的结合体，而是充满着未知的旅程，是诱惑、挑战和解脱。我想当父亲在湖水深处双手卷起水草的时刻，他的心内是否在恍惚与迷失，湖水的深处，到底都有些什么？而在湖的不远处，有一座古墓，传奇与神秘结合，据说是朱元璋的爷爷墓地。神奇的天象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把他爷爷的墓迁至湖畔，与湖比邻而居。多年来一直有人希望挖掘这座古墓，文物专家和考古专家都持否定的态度，因为这水中的古墓一直连着湖泊，在不明古墓建造结构的情况下，挖掘是对古墓的巨大破坏。当然，朱元璋爷爷的墓地选择与此和父亲是没有交集的，但这些看上去蕴藏着未知和神秘的景观，都使得父亲望而生畏，又梦寐以求地走近或者靠近。我猜想，当父亲乘着拖拉机，一行男人们来到浩渺的洪泽湖畔，面对着辽阔的场景，是否会发疯、发狂和嘶喊？那些捆绑在身上的绳索，是否会在犀利的粗野的喊叫声里，化为齑粉？
没有见过湖海的人，终生把湖海藏在心中。多年来习惯于沟渠水塘的父亲，此刻激动与癫狂都是合理的，谁能彻底地放纵自己一回，哪怕片刻也是幸福的。父亲经年捕鱼，会不会想过，鱼的尽头是哪里？是死亡？还是星辰大海？所以，我觉得父亲的身上，是不是终身藏着关于鱼的咒语。当父亲听到“来湖泊卷鱼”时，根本不去甄别信息的真假，一个猛子就扎到了湖边。
我对卷鱼是充满期待的。因为卷鱼对父亲来说是未知的，对我来说同样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要是父亲在湖底卷出一把古人的宝剑或者一件年代久远的古董，哪怕是怪异的石头，都将会使我大开脑洞。父亲离开家的日子，想象和梦幻填充我的每秒每分。从家到洪泽湖的路上，早已挤满了我的故事。说来卷鱼确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狩猎活动。卷鱼与网鱼不同，网鱼是点对点的决斗，有鱼或者没鱼，当渔网沉落到淤泥的时刻，一切都尘埃落定，没有任何的悬疑。而卷鱼，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面对辽阔的战斗，人与湖、人与鱼的决斗。在你面前，一片浩瀚的水域。水波不兴。没有人告诉你哪儿有鱼，哪儿没有鱼？一切的秘密都在水底下，在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地点的选择，决定你卷鱼的收获。此外，卷鱼，纯乎是手工劳作，手里基本上毫无工具。如果说要有工具的话，那就是不断推至向前的水草和淤泥。
卷鱼的地点如何选择，我不得而知。有经验的渔民总是能从水的波纹以及地理位置发现蛛丝马迹。水浅湖瘦，正是卷鱼的时机。父亲和同村的人都下了水，穿着厚重的皮衩。一种橡胶做成的衣服，手脚全身只留出头和手的衣服。他们站成一个弧月形，从很远的地方开始向着某个点卷去。卷鱼，关键在卷，所有人要筑好自己的水草把子，形成围栏，不能留有缺口，否则前功尽弃。当然，这种卷法适合在浅水区，且卷到的鱼多是鲫鱼、昂针鱼等，这些都是属于浅水中的鱼，像黑鱼之类，门都没有。黑鱼钻泥的功夫非同寻常，是行家也是专家，常沿着稀泥在保护色的掩护下，早就钻出围栏，溜之大吉了。当然，即使黑鱼们不逃跑，只要在稀泥里装死，你也是发现不了的。父亲他们太阳一竿子高时就下水，开始筑围栏卷。奇异的是，卷了大约一里地，水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要说鱼影，就是一点水花都没有。有的人泄气了。再卷，还是没有。离合围的地点越来越近，已经只剩下三间屋子的地方了。失望的情绪弥漫着。父亲也有点绝望。他招呼大家停下，他径直走向围栏内。谁也想不到，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父亲走到围栏中央，原本安静的水面突然水面崩裂，鱼群炸飞，把父亲包裹着，飞起的鲫鱼直冲父亲的脸和身体，鱼群似乎疯了。这情景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怔住了。 父亲也呆住了，满面惊恐的神色。父亲从十五六岁就开始捕鱼，至今也有三十多年，竟然气短了。所有的人都深感惶恐，神秘的情景让他们恍恍惚惚，似乎刚才那炸鱼事件，是一种不明真相的战斗，与渔民的战斗。甚至有的人怀疑，这鱼是人变的，是地下泗州城人变的，否则怎么会有着这样的灵异事情发生？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人与鱼事件，鱼群集体向人类的报复行动。
这场卷鱼事件，以空手而归为结束。更让人惊恐的是，父亲回来就迷糊了，不知道是湖水的冰凉还是鱼群的惊吓，找医生看，也找了巫婆念，折腾了半个月才好起来。母亲说，难道大湖里的鱼都成精了？她还特地从草垛上卷了个草团，在村口，对着大湖的方向烧掉，并祷告一番，并把家里的赶网和撒网全部束之高阁，成为山墙上的一道风景。从此我们家吃鱼稀少，甚至不吃鱼。
病愈后的父亲，皮肤黝黑，面容枯槁，走在十一月的寒风里，怎么看都像一条将要风干的咸鱼。
打工记
我无法想象农民的父亲摇身一变，干起了瓦工的活计，由原本的农民身份转变为农民工，夹杂着工人的因素。这三十多年的土地耕种历史，说抛弃就抛弃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看似只是一个字的增加与删去，然而，如果把一个农民工这个城市的流行词安置在父亲身上，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
我与父亲在土地问题上有一场激烈的战争。按照国家规定，我考上学校，就可以退掉我的口粮田。土地的减少，就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要知道，父亲一直坚持着力气种田，劳作的方式依旧是“牛耕人拉”的方式，他本能地对现代化机械工具的排斥，对生硬冰冷工具的排除排斥。他以为，铁器的寒冷对庄稼会造成生命的硬伤，每一粒粮食都是有温度的，只有浸泡过汗水的粮食才是暖人的，饱人的，活命的。他对庄稼的肥力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多年来始终坚持农家肥的选择，尽可能地少用化肥。化肥的过多使用，不只是对土地板结的加重，也是对土地自身元气的伤害。父亲坚持搜集农家肥。农家肥就是来自动物牛、羊、猪的粪便或者人的粪便等，这些农家肥对土地的使用，增加了土地的肥力，而且暄松土壤，提高泥土韧劲，促进庄稼生长，环保又健康。农家肥好比中药，对庄稼是一种缓慢地催熟生长，不似化肥，一蹴而就，过多地使用，会造成庄稼的倒伏。这是农家肥与化肥的最大区别。父亲可不是这么看，他对农家肥的理解则是，人与动物都是依靠庄稼活命的，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人吃庄稼，庄稼也是吃人的，这是符合自然规律及平等思想的，这才是所谓的接地气。庄稼、人、动物始终是邻居，一起在大地上生长。
我坚持要父亲退地。父亲哪里是种地，分明是在养地，用生命在服侍着土地。这是我不忍心看到的。这也是我多年刻苦攻读诗书的缘故。可以说，读书，逃出这泥泞的土地，成为我当初读书目的之一。农村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我一直对农民用血肉之躯在大地上耕种心怀敬意的。纵然没有过多的经济收入，但是他们这种朴实原始的生活方式，熔铸他们的汗水，一粒米，一勺面，都是靠力气与节气养大的，货真价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吃着他们种的粮食，我们才会感受到生存的沉重、生活的艰辛，才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这农民式的思维左右着我的生活习惯，即使久居城市，面对来自泥土的粗粮与野菜，总是有种命里的熟稔与亲切。城市的美味佳肴再好，我不吃米饭始终是饥饿的。父亲执意不肯退地。是农民，就不能把土地退掉。否则还算什么农民？其时，我坚持退地的原因是，恰逢粮食不值钱的年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工进城，造成农业经济的凋敝。农民一年到头种地，算下来除去化肥种子，不算上人工，所剩无几。所以大批土地的抛荒，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时代的潮流。这种大背景下，父亲坚持种地。他的信念就是，农民就必须种地，这是对土地的负责。谁也不能辱没了土地的尊严。
我找到村长。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村里的态度在我意料之中。村长说，土地现在不值钱了，退不退都无所谓，反正也没有人愿意种的。村长的意思就是我们退地可以，退给谁是个问题。实际上村长是含糊其辞，间接地拒绝我们的土地。想当年，在靠土地活命的年代，父亲靠力气在芦苇地的附近、河流的岸畔，一把锄头开辟出三五分荒地，遭到多少风言风语，还有村长的刁难，一度要没收父亲开辟出的荒地。如今，时过境迁，土地成为各自手中的鸡肋。
父亲知道我找村长后，火冒三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在不停地收拾着凉床。凉床，乡村里一种简易的床，几根木棍加上一些绳子，上面再盖上一张用芦苇编织的席子，就成为乡村里最常见的睡觉之物。这样的床，多是用来看青或者守护田地之用。庄稼成熟时节，村里的人为了防止过路的人顺手牵羊，常常扛着一张凉床，彻夜守护。这就是看青。现在，父亲又把凉床拾掇起来，他要睡到地里去，阻止我的退地。时节正值夏季，天空炙热，大地像个病人般，大汗淋漓。父亲的凉床就安置在山芋垄上，横跨着。父亲他只要从凉床上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山芋那宽大的绿叶。谁也想不到，这么炎热的天气里，父亲躺在凉床上，居然在山芋中间睡着了。山芋，这些属于父亲的大地子民，似乎读懂父亲的心事，它们迅速在空气中伸出绿色的手掌，伴随着父亲酣畅的鼾声，给父亲送来阵阵微风。山芋是熟悉父亲气味的。曾几何时，父亲带着我们在月亮下耕种。我们担水，父亲压苗。天上星辰璀璨，我们都把星斗当作大地的灯盏，照彻着我们夜晚的劳作。父亲说，大地是不亏待我们的。父亲指着星辰，说那不是星星，是庄稼人把种子种在了天上，等着我们把它们摘下来种到地里去呢。你们看，那月亮不就像他手里的那把锄头？正刈割着田间的杂草。人勤地不懒。你给田地多少血汗，泥土就给你送上多少粮食呢。
这是我脑海中不曾出现的场景。作为中国典型的农民，一辈子都交给了土地，侍弄庄稼，这是他们的不二法门。活着，是这片土地，死了，还是这片土地。这份忠贞早已刻入生命的年轮。按照父亲的话说，农民，就是以种地为生，不种地，还叫农民吗？而现在，我将要面对的却是抛弃土地，或者说是背叛土地的父亲，这是我无法理喻和接受的。
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如今父亲拿着行头，成为活跃在村间的一名农民工。他熟练地操着瓦刀一家家砌墙加瓦，掉线、和浆，爬上爬下。这是我无法想象的，父亲不是农民吗？他怎么突然之间会抛弃土地，走上打工的道路？曾经的誓言、情感和心血都付之东流？ 我曾写过父亲与推土机搏斗的故事。我们村子属于郊区，背靠城市，这使得我们的村庄在土地与城市的缝隙间，获得两种不同的时代气息，城市与乡土的气息。时代的步伐，随着城市高楼大厦的林立，张着硕大的口，向着乡村吞噬过来，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颠覆了大片、大片田地，村庄在渐行渐远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城镇化建设，那种蜿蜒的“一”字形村庄，正逐渐被立体式的多功能的集中化的小区建设所取代。这对于父亲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居然把床搬到地里住，睡在黄豆、玉米秧的中间，在面对着推土机的强劲中毫不退缩。当然，父亲是以失败而告终。
父亲对高楼大厦以及乡村水泥马路、自来水和工厂、寺庙等诸多的抗争，一度成为村长头疼的事。父亲天生就是捍卫土地的钉子户。即使是给村里安装日常饮用的自来水，他也是激烈地抵抗。村口那口古井，一直是父亲忠实的伴侣。他说喝不惯漂白粉的味道。老井的水给了父亲神秘的水汽。大年初一，天麻麻亮，父亲总是第一个踩着积雪、冒着寒气，挑着两只水桶赶到那口古井边担水。父亲说，谁抢到初一的第一担水，谁就抢到了新年的财气。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水是有灵气的，金木水火土，都是有玄机的。父亲用那颇似深奥又表述不清的叙说，让我看到不曾认识的父亲。
父亲会瓦工手艺，我是不感到惊诧的。对于大地上的稼穑之事，父亲是天生的“会家子”。这个天生里，包含着对于活在地面上的人，对一切与泥土有关的事情，是必须学会的生存技能，反过来说，不会这些技能也就无法生活在民间。父亲的会家子很多，比如砌灶台、烟囱、拉院墙以及建造厢房等。就拿砌灶台来说，这是村里人家必备的建造物。每一个新房子都要在厨房砌灶台。但是灶台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自行建造的。小小灶台，看似简单，实则它包含着通气、热量的物理问题以及俊丑的美学问题。会砌灶台的人，在水泥、砖瓦的堆砌中，可以使得灶底的烟火顺着烟囱直向云天，不会砌灶台的人只会把灶底的烟火回流屋内。更有荒唐自大的人，以为灶台简易，自行建造，不曾想居然有一天倒塌下来，没有酿成灾祸就算万幸。父亲对砌灶台有绝技，他可以砌出美学上的灶台，秀气，精巧和耐用。颇具特色的是，父亲砌得灶台有个明显的标志，在两锅之间，父亲安放一只水瓮。水瓮，顾名思义就是盛水的容器，这对民间以柴火为燃料的人家来说，尤其以为宝。村里的人家哪里舍得用柴火烧热水？他们的热水洗澡洗脸多来自这个水瓮，父亲的这个手艺迷死多少寻常人家。正是因为这一手艺，使得父亲在村里总有人三请四邀，吃吃喝喝，不亦乐乎。乡村人家，一直有着这种守望相助的传统习惯，与物质无关。他们看中钱，时常因为几块钱而争吵不停，但是在这些盖房子、砌灶台等大事上却又显得大方豪爽。但因为一支烟或一场酒席，村里的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命搭上。乡村文化就是这么悖论。
对于父亲外出打工的缘由我们是无法得知的。这件事至少在内心孕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个生死相依土地的人，居然有了脱离土地的念头，这其中要隐藏着多少心思与秘密？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人们对生活价值观的畸形变化。土地上一年的耕种收获比不上打工者一个月的工资，这是否对父亲是个巨大的刺激与诱惑？对于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多年的土地情结，竟然可以放下？父亲的这种变化，恐怕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许以土地为重心的农耕时代已走到尽头？
父亲跟随在建筑承包工身后打工的，不是别人，正是与父亲有纠葛的村长。不曾想多年的村长，也在时代的嬗变中，摇身为走街串户、活跃在村里村外的一支工程队的头目。只是村长的这支队伍实在奇葩，所属的队员，不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是清一色的有手艺的老人队伍，他们负责着方圆十里的盖厢房、砌灶台、结构简单的楼房，木工、水电工、土工以及粉刷工等生意。村长和父亲是有过节的，曾经想与父亲换取交通便利的那块庄稼地盖房，父亲死活不同意。父亲的意见是，把庄稼地都拿去盖楼，将来他们吃什么？土地是父亲的命根子。虽然父亲的执拗没能阻止村里大楼大厦的建造，甚至以疯长的速度，在土地的四围拔节，成为大地上难以消化的硬刺。父亲依旧抱着农具，在土地上折腾。有土地在手中，就有生活。可是现实的是，父亲如今克服与村长的芥蒂，握手言和，竟然跟随在村长屁股后，拿起瓦刀，砌砖盖楼。拿惯农具的手，他是如何站稳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握住瓦刀的呢？是村里的变迁还是不断长高的大楼？村里大部分劳动力清一色地离开土地，孔雀东南飞。他们南下深圳、东莞、江浙沪一带，成为候鸟的一群，在南方的屋檐下开始寻找食物。他们的外出，给村里注入新的现象，许多村里不曾见到的电器设备、铮亮锃亮的皮鞋甚至不敢想象的轿车都涌入村庄，听着他们说着带有普通话味道的方言，高谈阔论着外面的花花世界，看着从腰包掏出的大把钞票，一时间古老的村庄失了眠。
我不知道父亲与村长是如何一拍即合的，父亲可谓是年事已高的农民工了，如何会被他看中的，这也是个问题。我追问村长。他给我的回答让我惊诧。“老？在村里这已经算是年轻的了。你看看村里，还剩下什么人？一个字，空，村里静寂的很。”不要说年轻人，就是那些乡村的鸡鸣犬吠，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声。走在近百户的村落里，稀稀疏疏地碰到些老人，偶尔听到一两声孩童的哭声，除此以外，静，静寂的静。村长说，现在的农村，真是十室九空，留守的全是老年队伍或者儿童团，哪里还有什么人气？他说他这个村长，成了留守村长。现在，村里有什么老人去世，你知道么，抬棺材的人都找不齐。上次东村的老人去世，一连找了三个村子，才找齐抬棺材下地的人。当然，现在的人比以往简单，以前请人抬棺，需要大吃大喝，八大碗侍候。现在好了，简单。按照出工的价格付，一切用金钱来衡量，不讲人情。人呢？都进城了。进城干啥？挣钱呗。一切向钱看。
我问父亲。“您给村里人家盖房子也要钱？”
“要。”
“砌灶台呢？”
“也要。”
我时常觉得父亲就是为大地而生的人，对于大地上的事情，他总是无师自通或者有着非同一般的感知与理解力。他能够整合各种资源，迎接生活的挑战。他不会掀起生活的狂风巨浪，也高扬不了远航的风帆。但在乡间狭窄逼仄的生活通道里，他可以自如地驾驶着人生的舢板，左冲右突、腾挪跌宕找到生命的出口。
我们家与鱼是有缘分的。对鱼的熟悉纯乎是父亲的功劳。父亲在完成对土地劳作之后，他发现对付饥饿的，还有一种粮食，不是小麦、水稻和高粱，也不是地里生长的山芋、黄豆、花生。这种粮食来自水域，整个村庄的四围，水域众多，水草繁茂，是鱼儿生息繁衍的好地方。父亲说的粮食正是鱼。这一发现，使得父亲很快完成角色的转变，即由农夫到渔夫的转变。生活总是充满着太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留给那些对生活保持着无限热爱的人们。从此以后，父亲沿着河道沟涧以及溪渠行走，开始捕鱼摸虾的履历。这也得益于上天的安排。自然灾害的逼迫，天气反复无常的变化，使得土地的播种成为风中的传说，庄稼早就在无情的风雨中成为无望的守候。靠天吃饭的日子，随时随地充满着诸多不确定的危机，让穷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接着父亲从农具的制作过渡到渔具的制作。
在乡村，捕鱼的工具种类繁多，鱼不同，捕捉的工具不同，能够走上农家餐桌的鱼很多，如鲫鱼、草鱼、黑鱼、鳊鱼、鲢鱼、鳜鱼、昂针鱼、白鱼、乌龟、长鱼（黄鳝）和泥鳅，还有一些稀少的黄鱼。不仅有各种鱼，偶尔还有河虾、螃蟹和小龙虾。对于这些水的馈赠，父亲真是费尽心机，他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经验先后制作了许多捕鱼的工具。
虾笼，网状，方形或者长条形，主要是捕捉大小不一的淡水生长的米虾。黄鳝笼，狭长并有倒刺，用于河边浅水或者水稻田里，把蚯蚓穿在竹签上，置于笼内，第二天尽管去收笼，好多黄鳝聚集笼内。赶网，则是一种十字形的框架，四角系上丝网，用于水流的一段，顺着水流的方向逆放，上游的鱼则会在水流的裹挟下走进网内。泥鳅捣，这种渔具与赶网不同，这是专门设计在岸上操作的，仿佛残疾人的双拐，紧挨在两肋下，双手把网扔在水中不远处，然后操作双杆，在水中发出声响，驱赶鱼朝网内钻。这种工具多是针对泥鳅使用的。
最具诗意的，就是常在电影电视或者摄影作品中看到的那种渔网。渔舟唱晚，渔夫站在船头，手执一网，朝着金光闪闪的夕阳，奋力撒去，随即渔网在空中张开圆形的翅膀，随着重力尽落水中。水中没有来得及逃脱的鱼则成了网中的猎物，逃脱的就是漏网之鱼。那网名叫撒网。乡间捕鱼，方式林林总总，民间的智慧无穷无尽。一根绣花针，回个弯，花上一个中午，也能钓回半锅鱼汤来。
我们家多年来一直保留两个捕鱼工具，一是赶网，一是撒网。置于山墙的高处，发黄的竹竿和金色的网成为一种光芒，闪烁着生活的暖色，给我们安稳和渴望。面对生活的考验，有了父亲的渔网，我们是不担心饿着的。曾经我们在白天或者夜晚跟在父亲的身后，背着鱼笼，随着父亲从河里提起一网网的收获。我们看到了鲜活乱蹦的鱼儿，周身缠绕着碎银。我们压抑着内心的欢呼，大姐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发出“嘘”的一声，蹑手蹑脚地侍弄渔网，唯恐发出响亮的声音惊动水底的鱼群。父亲也十分在意，在直起腰的瞬间，对着夜色发出轻微的咳嗽声。我对父亲的撒网情有独钟，长长的一串网，像巨龙般盘踞在他的双手上，网的四周系着金属坠子，在父亲的提拎晃动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父亲对撒网也是别有一番情愫。在闲置的日子，他会把渔网从山墙上拿下来，从街上买来荤油，蒸煮，洗礼渔网，然后置于阳光下曝晒。那份精细超过一位父亲对待孩子的慈爱。
这种感觉我早已察觉。不只是渔网，在对待他亲手制作的农具、生活用品，总显示出不同的情愫。比如镰刀，我们常拿来挥舞，粗暴地割树枝野草之类，他见了总会狠狠地批评一番，然后心疼地拿过去，在磨刀石上磨砺刀口。父亲说，它是属于稻子麦子的。甚至我们在把镰刀置于胯下时，父亲则明显怒气，怎么能这么玩？在乡间，镰刀置于裆下，这是对农具的不尊重，是污辱庄稼人的，所以镰刀上流传着咒语——镰刀跨，蛋子夹。这撒网不是镰刀，父亲对它更多的是珍爱。父亲说，这撒网不是人人都能撒的，不仅要有臂力，还得有巧劲。我们村里，会撒网的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村里学校的杜老师。教我们五年级数学的杜老师，他也是会摆弄这撒网的。父亲对此有种自豪，他觉得和杜老师平起平坐，与知识人在一起，有种荣光和荣幸。文化人，这是父亲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尊崇。文化，这是父亲毕生的贫血。在面对文化问题的时候，父亲再高的个子，都会瞬间矮下去。过年写门对子（春联）时，父亲带着我，还有红纸，走上半里路找到村里的那个“老秀才”家，请他给我们家写对联。我打下手，父亲剪裁红纸，不时给老秀才上烟对火，毕恭毕敬的样子让我感到一种肃穆与庄重。这是来自文化的力量。父亲分不清上联下联，就死背着老秀才教导的口诀，左上右下。大年三十，父亲贴对联总是不忘问村里人，哪是上联？父亲说，门对子贴错，会遭人耻笑的。
父亲把渔网濡染上荤油，是有讲究的，这叫“喂网”。难道渔网也饿？喂啥？父亲似乎也说不清楚。他给我讲述这样一个奇异现象。那些没有喂过的渔网，到了河里怎么撒，就是撒不到鱼，哪怕是一丁点大的鱼儿。即使你站在河岸上，看到水中鱼花直冒，但一网下去，依旧空空如也。父亲开始并不相信，可是后来不得不信，喂过网的人，同样的地点捕鱼，收获是不一样的。到了晚年问起此事，父亲依然解释不清，以至我对河水和渔网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莫名的敬畏感。谁也不知道在水底下或者渔网张开的胸怀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秘不示人的咒语。
捕鱼这件事给我们家带来不小的震动，在生活的天空下，我们又多了一个粮食生长点。吃鱼，成为我们家的另一种生活。每天三餐，餐桌上没有鱼不成席。母亲整日坐在香椿树下，杀鱼已经成为村口的风景。
刚开始吃鱼，兴奋、狂喜以及得意忘形。这难得的口福，一时间都醉了。父亲也高兴，每天乐此不疲地从河里湖里打来不同的鱼，我们挨个品尝。那段时间，我们家最缺乏的不是鱼和粮食，而是油，发生了严重的紧缺问题。我们一日三餐，除了鱼还是鱼。吃不完，母亲就会把它们腌制起来，做鱼干。腌制不完，母亲就派遣我们，拿到街上或者村里卖。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做生意，卖鱼的生意。这是破天荒的，也是千古奇事。父亲、母亲包括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们家还有鱼卖，这确实有些荒诞。对照当下，鱼只存在于人工饲养的河塘或渔场了。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污染已经使得鱼在河流、沟渠中无法安身，近乎绝迹。没有鱼的河流还是河流吗？社会的进步注定是以某种失去为代价的。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但那时候我们家的鱼是真的多了，多到必须拿出去换钱的境地。母亲派出了大姐。为了卖鱼，父亲特地给家里唯一的自行车配了架子，一边一个，柳条编制的容器，里面放些稻草，母亲就把打来的大大小小的鱼倒进去，然后由大姐骑着自行车，走街串户，走村串邻，吆喝、叫卖。结果一天下来，大姐回来时，一两鱼也没卖。究其原因，没有秤，没办法卖。母亲哭笑不得，吩咐大姐，你就随便买鱼的人给吧。终于，晚饭时分，大姐回来了，口袋里挣得了三元钱，鱼，五毛钱一斤。一共十几斤鱼哪！就是这样母亲也是喜得合不拢嘴。 鱼这件事上，我对父亲是刮目相看的。不只是父亲对大地上物质资料的准确应用，以及强大的生活能力。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毫不逊色。如果父亲是水里的英雄，那么母亲就是陆地的女侠。大地上的野草，在母亲那双熟悉的眼睛拷问下，纷纷丢盔弃甲，露出本来的面目，成为母亲篮子中的野菜，走上餐桌。诸如车前子、荠菜、鸭舌草、水芹、灰灰菜等，都是我们的口中之物。
后来，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家这种状况。有天晚上，父亲捕鱼回来，笼中空空，神色凝重。母亲也大为诧异，慌张地抓住父亲的手，出了什么事吗？我们也都面面相觑。原来，父亲出去捕鱼的地方，早已被人搅浑或者放上了许多杂草树枝，使得父亲的渔网无法撒下。母亲神色缓和，估计是碰巧了吧。父亲说，不会的，那痕迹新鲜着呢，估计是有人对着干的。那为什么？父亲脱下蓑衣，放好撒网，坐在餐桌前抽上一支烟，在烟雾袅袅中吐出两个字：眼红。
第二天，父亲依旧出去捕鱼。只是再去的地方，已经不在本村的地界。路远，鱼却依旧多。我们家又恢复吃鱼的盛宴。母亲继续坐在门口的香椿树下，在绿叶的招摇里，安静地杀鱼。唯一不同的是，鱼多了，母亲不再叫大姐拿出去卖。而是吩咐大姐、二姐和我，挎着小竹篮，盛上几斤鲜鱼，在本村里挨家挨户送，包括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一家也不放过。我们都不理解，母亲只是叹息了下，说你们照着做就行。这是父亲吩咐的。
那年深秋，父亲不知道从何处得到小道消息，洪泽湖水要干了到处是鱼。他鬼使神差地嚷着要去卷鱼，并在村子里吆喝了一帮卷鱼的人，带上换洗衣服和干粮，招呼也不打，坐上拖拉机，头也不回地离开村子。父亲怪异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父亲。特别是母亲，在家魂不守舍，整天忐忑不安，更多的时候站在村口守望，一等就是半天。父亲要去的洪泽湖，是国内出名的淡水湖，更出名的是，在这湖底，埋藏着一座古城，泗州城。据说是黄河夺淮，造成漫天的水患，泗州城地势洼，加上人为因素，这座城市淹没在了水底，成了东方的庞贝古城。我不知道这座城和湖与父亲卷鱼有什么因果？洪泽湖作为巨大的蓄水湖，很少干旱的。一旦干旱那分明就是个劫数。
父亲说现在即将干旱的洪泽湖，四周布满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水塘。据卷鱼回来的人说，鱼多为患。这样的消息实在让父亲兴奋。作为一个多年的“老渔民”，机会岂能错过。父亲对水和鱼，似乎天生的喜好。他会捕鱼，也会撑船，这些事似乎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与安排。哲学家说，一切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况且，在民间的天空下，在大地上劳作的男人们，对着生活总是有着强烈的征服与不屈。他们想要从土里挖掘出生活的浪花，还想向着天地创造出更多的色彩。每一点意外的收获，都是对他们自身生活的肯定与欢呼，是他们作为存在的理由与尊严。经年束缚在土里劳作的父亲，一年四季，早已成为他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成不变的农事，加速他的审美疲劳和对未来的惊喜。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这次外出，就是一次逃离或者对陌生远方的找寻。湖泊，地理位置上的湖泊，已经不再是水和鱼、泥土、沙子、古城、风帆、水草的结合体，而是充满着未知的旅程，是诱惑、挑战和解脱。我想当父亲在湖水深处双手卷起水草的时刻，他的心内是否在恍惚与迷失，湖水的深处，到底都有些什么？而在湖的不远处，有一座古墓，传奇与神秘结合，据说是朱元璋的爷爷墓地。神奇的天象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把他爷爷的墓迁至湖畔，与湖比邻而居。多年来一直有人希望挖掘这座古墓，文物专家和考古专家都持否定的态度，因为这水中的古墓一直连着湖泊，在不明古墓建造结构的情况下，挖掘是对古墓的巨大破坏。当然，朱元璋爷爷的墓地选择与此和父亲是没有交集的，但这些看上去蕴藏着未知和神秘的景观，都使得父亲望而生畏，又梦寐以求地走近或者靠近。我猜想，当父亲乘着拖拉机，一行男人们来到浩渺的洪泽湖畔，面对着辽阔的场景，是否会发疯、发狂和嘶喊？那些捆绑在身上的绳索，是否会在犀利的粗野的喊叫声里，化为齑粉？
没有见过湖海的人，终生把湖海藏在心中。多年来习惯于沟渠水塘的父亲，此刻激动与癫狂都是合理的，谁能彻底地放纵自己一回，哪怕片刻也是幸福的。父亲经年捕鱼，会不会想过，鱼的尽头是哪里？是死亡？还是星辰大海？所以，我觉得父亲的身上，是不是终身藏着关于鱼的咒语。当父亲听到“来湖泊卷鱼”时，根本不去甄别信息的真假，一个猛子就扎到了湖边。
我对卷鱼是充满期待的。因为卷鱼对父亲来说是未知的，对我来说同样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要是父亲在湖底卷出一把古人的宝剑或者一件年代久远的古董，哪怕是怪异的石头，都将会使我大开脑洞。父亲离开家的日子，想象和梦幻填充我的每秒每分。从家到洪泽湖的路上，早已挤满了我的故事。说来卷鱼确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狩猎活动。卷鱼与网鱼不同，网鱼是点对点的决斗，有鱼或者没鱼，当渔网沉落到淤泥的时刻，一切都尘埃落定，没有任何的悬疑。而卷鱼，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面对辽阔的战斗，人与湖、人与鱼的决斗。在你面前，一片浩瀚的水域。水波不兴。没有人告诉你哪儿有鱼，哪儿没有鱼？一切的秘密都在水底下，在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地点的选择，决定你卷鱼的收获。此外，卷鱼，纯乎是手工劳作，手里基本上毫无工具。如果说要有工具的话，那就是不断推至向前的水草和淤泥。
卷鱼的地点如何选择，我不得而知。有经验的渔民总是能从水的波纹以及地理位置发现蛛丝马迹。水浅湖瘦，正是卷鱼的时机。父亲和同村的人都下了水，穿着厚重的皮衩。一种橡胶做成的衣服，手脚全身只留出头和手的衣服。他们站成一个弧月形，从很远的地方开始向着某个点卷去。卷鱼，关键在卷，所有人要筑好自己的水草把子，形成围栏，不能留有缺口，否则前功尽弃。当然，这种卷法适合在浅水区，且卷到的鱼多是鲫鱼、昂针鱼等，这些都是属于浅水中的鱼，像黑鱼之类，门都没有。黑鱼钻泥的功夫非同寻常，是行家也是专家，常沿着稀泥在保护色的掩护下，早就钻出围栏，溜之大吉了。当然，即使黑鱼们不逃跑，只要在稀泥里装死，你也是发现不了的。父亲他们太阳一竿子高时就下水，开始筑围栏卷。奇异的是，卷了大约一里地，水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要说鱼影，就是一点水花都没有。有的人泄气了。再卷，还是没有。离合围的地点越来越近，已经只剩下三间屋子的地方了。失望的情绪弥漫着。父亲也有点绝望。他招呼大家停下，他径直走向围栏内。谁也想不到，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父亲走到围栏中央，原本安静的水面突然水面崩裂，鱼群炸飞，把父亲包裹着，飞起的鲫鱼直冲父亲的脸和身体，鱼群似乎疯了。这情景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怔住了。 父亲也呆住了，满面惊恐的神色。父亲从十五六岁就开始捕鱼，至今也有三十多年，竟然气短了。所有的人都深感惶恐，神秘的情景让他们恍恍惚惚，似乎刚才那炸鱼事件，是一种不明真相的战斗，与渔民的战斗。甚至有的人怀疑，这鱼是人变的，是地下泗州城人变的，否则怎么会有着这样的灵异事情发生？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人与鱼事件，鱼群集体向人类的报复行动。
这场卷鱼事件，以空手而归为结束。更让人惊恐的是，父亲回来就迷糊了，不知道是湖水的冰凉还是鱼群的惊吓，找医生看，也找了巫婆念，折腾了半个月才好起来。母亲说，难道大湖里的鱼都成精了？她还特地从草垛上卷了个草团，在村口，对着大湖的方向烧掉，并祷告一番，并把家里的赶网和撒网全部束之高阁，成为山墙上的一道风景。从此我们家吃鱼稀少，甚至不吃鱼。
病愈后的父亲，皮肤黝黑，面容枯槁，走在十一月的寒风里，怎么看都像一条将要风干的咸鱼。
打工记
我无法想象农民的父亲摇身一变，干起了瓦工的活计，由原本的农民身份转变为农民工，夹杂着工人的因素。这三十多年的土地耕种历史，说抛弃就抛弃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看似只是一个字的增加与删去，然而，如果把一个农民工这个城市的流行词安置在父亲身上，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
我与父亲在土地问题上有一场激烈的战争。按照国家规定，我考上学校，就可以退掉我的口粮田。土地的减少，就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要知道，父亲一直坚持着力气种田，劳作的方式依旧是“牛耕人拉”的方式，他本能地对现代化机械工具的排斥，对生硬冰冷工具的排除排斥。他以为，铁器的寒冷对庄稼会造成生命的硬伤，每一粒粮食都是有温度的，只有浸泡过汗水的粮食才是暖人的，饱人的，活命的。他对庄稼的肥力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多年来始终坚持农家肥的选择，尽可能地少用化肥。化肥的过多使用，不只是对土地板结的加重，也是对土地自身元气的伤害。父亲坚持搜集农家肥。农家肥就是来自动物牛、羊、猪的粪便或者人的粪便等，这些农家肥对土地的使用，增加了土地的肥力，而且暄松土壤，提高泥土韧劲，促进庄稼生长，环保又健康。农家肥好比中药，对庄稼是一种缓慢地催熟生长，不似化肥，一蹴而就，过多地使用，会造成庄稼的倒伏。这是农家肥与化肥的最大区别。父亲可不是这么看，他对农家肥的理解则是，人与动物都是依靠庄稼活命的，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人吃庄稼，庄稼也是吃人的，这是符合自然规律及平等思想的，这才是所谓的接地气。庄稼、人、动物始终是邻居，一起在大地上生长。
我坚持要父亲退地。父亲哪里是种地，分明是在养地，用生命在服侍着土地。这是我不忍心看到的。这也是我多年刻苦攻读诗书的缘故。可以说，读书，逃出这泥泞的土地，成为我当初读书目的之一。农村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我一直对农民用血肉之躯在大地上耕种心怀敬意的。纵然没有过多的经济收入，但是他们这种朴实原始的生活方式，熔铸他们的汗水，一粒米，一勺面，都是靠力气与节气养大的，货真价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吃着他们种的粮食，我们才会感受到生存的沉重、生活的艰辛，才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这农民式的思维左右着我的生活习惯，即使久居城市，面对来自泥土的粗粮与野菜，总是有种命里的熟稔与亲切。城市的美味佳肴再好，我不吃米饭始终是饥饿的。父亲执意不肯退地。是农民，就不能把土地退掉。否则还算什么农民？其时，我坚持退地的原因是，恰逢粮食不值钱的年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工进城，造成农业经济的凋敝。农民一年到头种地，算下来除去化肥种子，不算上人工，所剩无几。所以大批土地的抛荒，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时代的潮流。这种大背景下，父亲坚持种地。他的信念就是，农民就必须种地，这是对土地的负责。谁也不能辱没了土地的尊严。
我找到村长。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村里的态度在我意料之中。村长说，土地现在不值钱了，退不退都无所谓，反正也没有人愿意种的。村长的意思就是我们退地可以，退给谁是个问题。实际上村长是含糊其辞，间接地拒绝我们的土地。想当年，在靠土地活命的年代，父亲靠力气在芦苇地的附近、河流的岸畔，一把锄头开辟出三五分荒地，遭到多少风言风语，还有村长的刁难，一度要没收父亲开辟出的荒地。如今，时过境迁，土地成为各自手中的鸡肋。
父亲知道我找村长后，火冒三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在不停地收拾着凉床。凉床，乡村里一种简易的床，几根木棍加上一些绳子，上面再盖上一张用芦苇编织的席子，就成为乡村里最常见的睡觉之物。这样的床，多是用来看青或者守护田地之用。庄稼成熟时节，村里的人为了防止过路的人顺手牵羊，常常扛着一张凉床，彻夜守护。这就是看青。现在，父亲又把凉床拾掇起来，他要睡到地里去，阻止我的退地。时节正值夏季，天空炙热，大地像个病人般，大汗淋漓。父亲的凉床就安置在山芋垄上，横跨着。父亲他只要从凉床上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山芋那宽大的绿叶。谁也想不到，这么炎热的天气里，父亲躺在凉床上，居然在山芋中间睡着了。山芋，这些属于父亲的大地子民，似乎读懂父亲的心事，它们迅速在空气中伸出绿色的手掌，伴随着父亲酣畅的鼾声，给父亲送来阵阵微风。山芋是熟悉父亲气味的。曾几何时，父亲带着我们在月亮下耕种。我们担水，父亲压苗。天上星辰璀璨，我们都把星斗当作大地的灯盏，照彻着我们夜晚的劳作。父亲说，大地是不亏待我们的。父亲指着星辰，说那不是星星，是庄稼人把种子种在了天上，等着我们把它们摘下来种到地里去呢。你们看，那月亮不就像他手里的那把锄头？正刈割着田间的杂草。人勤地不懒。你给田地多少血汗，泥土就给你送上多少粮食呢。
这是我脑海中不曾出现的场景。作为中国典型的农民，一辈子都交给了土地，侍弄庄稼，这是他们的不二法门。活着，是这片土地，死了，还是这片土地。这份忠贞早已刻入生命的年轮。按照父亲的话说，农民，就是以种地为生，不种地，还叫农民吗？而现在，我将要面对的却是抛弃土地，或者说是背叛土地的父亲，这是我无法理喻和接受的。
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如今父亲拿着行头，成为活跃在村间的一名农民工。他熟练地操着瓦刀一家家砌墙加瓦，掉线、和浆，爬上爬下。这是我无法想象的，父亲不是农民吗？他怎么突然之间会抛弃土地，走上打工的道路？曾经的誓言、情感和心血都付之东流？ 我曾写过父亲与推土机搏斗的故事。我们村子属于郊区，背靠城市，这使得我们的村庄在土地与城市的缝隙间，获得两种不同的时代气息，城市与乡土的气息。时代的步伐，随着城市高楼大厦的林立，张着硕大的口，向着乡村吞噬过来，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颠覆了大片、大片田地，村庄在渐行渐远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城镇化建设，那种蜿蜒的“一”字形村庄，正逐渐被立体式的多功能的集中化的小区建设所取代。这对于父亲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居然把床搬到地里住，睡在黄豆、玉米秧的中间，在面对着推土机的强劲中毫不退缩。当然，父亲是以失败而告终。
父亲对高楼大厦以及乡村水泥马路、自来水和工厂、寺庙等诸多的抗争，一度成为村长头疼的事。父亲天生就是捍卫土地的钉子户。即使是给村里安装日常饮用的自来水，他也是激烈地抵抗。村口那口古井，一直是父亲忠实的伴侣。他说喝不惯漂白粉的味道。老井的水给了父亲神秘的水汽。大年初一，天麻麻亮，父亲总是第一个踩着积雪、冒着寒气，挑着两只水桶赶到那口古井边担水。父亲说，谁抢到初一的第一担水，谁就抢到了新年的财气。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水是有灵气的，金木水火土，都是有玄机的。父亲用那颇似深奥又表述不清的叙说，让我看到不曾认识的父亲。
父亲会瓦工手艺，我是不感到惊诧的。对于大地上的稼穑之事，父亲是天生的“会家子”。这个天生里，包含着对于活在地面上的人，对一切与泥土有关的事情，是必须学会的生存技能，反过来说，不会这些技能也就无法生活在民间。父亲的会家子很多，比如砌灶台、烟囱、拉院墙以及建造厢房等。就拿砌灶台来说，这是村里人家必备的建造物。每一个新房子都要在厨房砌灶台。但是灶台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自行建造的。小小灶台，看似简单，实则它包含着通气、热量的物理问题以及俊丑的美学问题。会砌灶台的人，在水泥、砖瓦的堆砌中，可以使得灶底的烟火顺着烟囱直向云天，不会砌灶台的人只会把灶底的烟火回流屋内。更有荒唐自大的人，以为灶台简易，自行建造，不曾想居然有一天倒塌下来，没有酿成灾祸就算万幸。父亲对砌灶台有绝技，他可以砌出美学上的灶台，秀气，精巧和耐用。颇具特色的是，父亲砌得灶台有个明显的标志，在两锅之间，父亲安放一只水瓮。水瓮，顾名思义就是盛水的容器，这对民间以柴火为燃料的人家来说，尤其以为宝。村里的人家哪里舍得用柴火烧热水？他们的热水洗澡洗脸多来自这个水瓮，父亲的这个手艺迷死多少寻常人家。正是因为这一手艺，使得父亲在村里总有人三请四邀，吃吃喝喝，不亦乐乎。乡村人家，一直有着这种守望相助的传统习惯，与物质无关。他们看中钱，时常因为几块钱而争吵不停，但是在这些盖房子、砌灶台等大事上却又显得大方豪爽。但因为一支烟或一场酒席，村里的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命搭上。乡村文化就是这么悖论。
对于父亲外出打工的缘由我们是无法得知的。这件事至少在内心孕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个生死相依土地的人，居然有了脱离土地的念头，这其中要隐藏着多少心思与秘密？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人们对生活价值观的畸形变化。土地上一年的耕种收获比不上打工者一个月的工资，这是否对父亲是个巨大的刺激与诱惑？对于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多年的土地情结，竟然可以放下？父亲的这种变化，恐怕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许以土地为重心的农耕时代已走到尽头？
父亲跟随在建筑承包工身后打工的，不是别人，正是与父亲有纠葛的村长。不曾想多年的村长，也在时代的嬗变中，摇身为走街串户、活跃在村里村外的一支工程队的头目。只是村长的这支队伍实在奇葩，所属的队员，不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是清一色的有手艺的老人队伍，他们负责着方圆十里的盖厢房、砌灶台、结构简单的楼房，木工、水电工、土工以及粉刷工等生意。村长和父亲是有过节的，曾经想与父亲换取交通便利的那块庄稼地盖房，父亲死活不同意。父亲的意见是，把庄稼地都拿去盖楼，将来他们吃什么？土地是父亲的命根子。虽然父亲的执拗没能阻止村里大楼大厦的建造，甚至以疯长的速度，在土地的四围拔节，成为大地上难以消化的硬刺。父亲依旧抱着农具，在土地上折腾。有土地在手中，就有生活。可是现实的是，父亲如今克服与村长的芥蒂，握手言和，竟然跟随在村长屁股后，拿起瓦刀，砌砖盖楼。拿惯农具的手，他是如何站稳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握住瓦刀的呢？是村里的变迁还是不断长高的大楼？村里大部分劳动力清一色地离开土地，孔雀东南飞。他们南下深圳、东莞、江浙沪一带，成为候鸟的一群，在南方的屋檐下开始寻找食物。他们的外出，给村里注入新的现象，许多村里不曾见到的电器设备、铮亮锃亮的皮鞋甚至不敢想象的轿车都涌入村庄，听着他们说着带有普通话味道的方言，高谈阔论着外面的花花世界，看着从腰包掏出的大把钞票，一时间古老的村庄失了眠。
我不知道父亲与村长是如何一拍即合的，父亲可谓是年事已高的农民工了，如何会被他看中的，这也是个问题。我追问村长。他给我的回答让我惊诧。“老？在村里这已经算是年轻的了。你看看村里，还剩下什么人？一个字，空，村里静寂的很。”不要说年轻人，就是那些乡村的鸡鸣犬吠，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声。走在近百户的村落里，稀稀疏疏地碰到些老人，偶尔听到一两声孩童的哭声，除此以外，静，静寂的静。村长说，现在的农村，真是十室九空，留守的全是老年队伍或者儿童团，哪里还有什么人气？他说他这个村长，成了留守村长。现在，村里有什么老人去世，你知道么，抬棺材的人都找不齐。上次东村的老人去世，一连找了三个村子，才找齐抬棺材下地的人。当然，现在的人比以往简单，以前请人抬棺，需要大吃大喝，八大碗侍候。现在好了，简单。按照出工的价格付，一切用金钱来衡量，不讲人情。人呢？都进城了。进城干啥？挣钱呗。一切向钱看。
我问父亲。“您给村里人家盖房子也要钱？”
“要。”
“砌灶台呢？”
“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