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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2012年5月宝钢湛江钢铁项目获批后，湛江市市长王中丙数次激动地亲吻项目批文。时光流转不过4年，当初人人追捧的“经济增长引擎”钢铁产能，却成为了各地政府谨慎对待的“灰色GDP”。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央调整结构、淘汰过剩产能的号召下，钢铁、化工、建材等落后产能和高耗能GDP辉煌不再，或搬迁，或转型，见证中国告别一个唯GDP化的时代。
时至今日，再不能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简单地视作“鱼与熊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亦可兼得。无论是创业创新对环境越来越高的要求，还是环境质量之于人的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以绿色GDP为引导的发展理念，显然更契合当今中国对未来的期待与想象。
在“有限”中“有为”
据2013年发布的《2010年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部分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5%左右。和2004年相比，环境退化成本增长了200.7%，13.7%的环境退化成本增速甚至超过了10.4%GDP增速。此后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未发布。
但是，中国的环境问题远不止如此。曾经有人计算过，中国的人均财富目前排名世界第104位，要实现全体国人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也就是说，如果继续不计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中国的资源环境恐怕将难以承受。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显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内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不可避免的一个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也导致许多地方简单地将发展成就与经济增速挂钩，唯GDP“论英雄”。但是，传统GDP核算体系，既不能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能显现自然资源的耗减折旧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环境代价。
虽然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不要简单以GDP比“高低”，但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经济增速降下来，又怎么能体现发展成果？会不会影响执政能力的评定？在各种小算盘、小心思下，一些地方在转型发展中空喊口号、下“虚工夫”。
绿色GDP，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显然，倡导绿色GDP，让经济发展与“绿色”直接挂钩，才能从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根治这些问题。
当生态保护成果与GDP的排位挂钩，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选择，自然就不再是难题。尤其在新常态下，牵涉经济发展的许多基础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发展模式的增长活力衰减，自然生态资源承受能力越来越小。只有通过绿色GDP核算体系，让政绩考核披上绿装，向绿色化要生产力，才能蹬出一条经济增长与碧水蓝天同步实现的康庄大道。
绿色GDP，是对发展与生态关系的绝佳回答。探索“绿色化”GDP，做好制度建设、政策设计、试点实施等方面的工作，恰逢其时。
当然，要从根本上实现GDP的核算的“绿色化”，既需要加强技术攻关和数据核算工作，也要加快破解制约“绿色化”的体制机制阻碍。特别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
做好“绿色”加减法
中国对绿色GDP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2年前。2004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并在2006年公开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一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被专家称为绿色GDPl.O。北京大学教授、时任绿色GDP核算课题组专家雷明认为，2004年开启的绿色GDP研究，对我国环保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但受制于政绩观、技术关以及制度瓶颈等多种因素，这一项目一度搁浅，资源环境成本与治理最终也没能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约束性指标。然而日益严峻的现实一直在呼唤绿色GDP复出的脚步。
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同时，各地的绿色GDP评价实践也在争议中前行。2011年，湖南省正式启动绿色GDP评价体系建设。2013年，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全面试行绿色GDP评价体系。2012年底，安徽省发布《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将16个市的生态竞争力综合指数与市长政绩直接挂钩……
2007年，《中国青年报》专门做过一个全国调查，96.4%公众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核算。于是，2015年，绿色GDP2.O研究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启动。
绿色GDP2.0研究自启动以来，进行了诸多创新。在内容上，增加以环境容量核算为基础的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圈定资源消耗高强度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摸清“环境家底”。在技术上，克服前期数据薄弱问题，夯实核算的数据和技术基础，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污染源普查等多来源数据，构建支撑绿色GDP核算的大数据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GDP2.0有“减”，也有“加”。通过传统经济的绿色转型，“减”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损失的做法“一以贯之”。同时，也指向创新兴绿色、环保产业的创造，尤其是生产目前阶段紧缺的生态产品。
有些做法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绿色GDP正是如此。
向绿色发展上“下注”
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揭示了一个规律：处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则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曾经英国、美国、日本等国攀爬在库兹涅茨曲线那段陡峭的悬崖上，吸饱了雾霾。如今，它们爬过了那段危险的悬崖，过着“开宝马车，呼吸清洁空气”的日子。
今天，我们正处在当年欧美国家相似的处境。要攀过这段悬崖，绝非一蹴而就之事，这需要一个民族以持续的创新活力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场关于绿色发展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展开。美国出台《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实施绿色新政；日本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把新型环保汽车、海洋风力发电等作为支柱产业；欧盟也发布“2020发展战略”，将绿色增长视作提高欧盟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在绿色发展上“下注”，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也将是实现中国式绿色GDP的保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绿色化”就是生产力。2015年，是中国新能源发展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并网风电、光伏装机容量都登上了全球第一的新高点；传统产业的“绿色化”，也在渐渐提高企业效益。有报告显示，在我国高耗能工业部门，目前至少有数百项可用而未用的成熟能效技术，如果这些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到2020年可节约6亿多吨标煤。
同时，无论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减法”，还是新兴绿色产业的“加法”，都催生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也意味着节能服务产业将在“十三五”期间舞动绚烂的舟姿。此外，“绿色化”也为许多地区打开了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绿色养老等产业窗口，靠“卖生态”获益。
新变化需要新思路，大时代呼唤大逻辑。社会的紧迫需求与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阵痛交织在一起，呼唤国民经济的“绿色化”，而“绿色GDP”只是一个优雅的开始。在这条路上，我们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央调整结构、淘汰过剩产能的号召下，钢铁、化工、建材等落后产能和高耗能GDP辉煌不再，或搬迁，或转型，见证中国告别一个唯GDP化的时代。
时至今日，再不能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简单地视作“鱼与熊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亦可兼得。无论是创业创新对环境越来越高的要求，还是环境质量之于人的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以绿色GDP为引导的发展理念，显然更契合当今中国对未来的期待与想象。
在“有限”中“有为”
据2013年发布的《2010年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部分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5%左右。和2004年相比，环境退化成本增长了200.7%，13.7%的环境退化成本增速甚至超过了10.4%GDP增速。此后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未发布。
但是，中国的环境问题远不止如此。曾经有人计算过，中国的人均财富目前排名世界第104位，要实现全体国人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也就是说，如果继续不计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中国的资源环境恐怕将难以承受。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显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内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不可避免的一个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也导致许多地方简单地将发展成就与经济增速挂钩，唯GDP“论英雄”。但是，传统GDP核算体系，既不能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能显现自然资源的耗减折旧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环境代价。
虽然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不要简单以GDP比“高低”，但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经济增速降下来，又怎么能体现发展成果？会不会影响执政能力的评定？在各种小算盘、小心思下，一些地方在转型发展中空喊口号、下“虚工夫”。
绿色GDP，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显然，倡导绿色GDP，让经济发展与“绿色”直接挂钩，才能从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根治这些问题。
当生态保护成果与GDP的排位挂钩，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选择，自然就不再是难题。尤其在新常态下，牵涉经济发展的许多基础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发展模式的增长活力衰减，自然生态资源承受能力越来越小。只有通过绿色GDP核算体系，让政绩考核披上绿装，向绿色化要生产力，才能蹬出一条经济增长与碧水蓝天同步实现的康庄大道。
绿色GDP，是对发展与生态关系的绝佳回答。探索“绿色化”GDP，做好制度建设、政策设计、试点实施等方面的工作，恰逢其时。
当然，要从根本上实现GDP的核算的“绿色化”，既需要加强技术攻关和数据核算工作，也要加快破解制约“绿色化”的体制机制阻碍。特别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
做好“绿色”加减法
中国对绿色GDP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2年前。2004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并在2006年公开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一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被专家称为绿色GDPl.O。北京大学教授、时任绿色GDP核算课题组专家雷明认为，2004年开启的绿色GDP研究，对我国环保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但受制于政绩观、技术关以及制度瓶颈等多种因素，这一项目一度搁浅，资源环境成本与治理最终也没能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约束性指标。然而日益严峻的现实一直在呼唤绿色GDP复出的脚步。
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同时，各地的绿色GDP评价实践也在争议中前行。2011年，湖南省正式启动绿色GDP评价体系建设。2013年，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全面试行绿色GDP评价体系。2012年底，安徽省发布《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将16个市的生态竞争力综合指数与市长政绩直接挂钩……
2007年，《中国青年报》专门做过一个全国调查，96.4%公众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核算。于是，2015年，绿色GDP2.O研究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启动。
绿色GDP2.0研究自启动以来，进行了诸多创新。在内容上，增加以环境容量核算为基础的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圈定资源消耗高强度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摸清“环境家底”。在技术上，克服前期数据薄弱问题，夯实核算的数据和技术基础，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污染源普查等多来源数据，构建支撑绿色GDP核算的大数据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GDP2.0有“减”，也有“加”。通过传统经济的绿色转型，“减”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损失的做法“一以贯之”。同时，也指向创新兴绿色、环保产业的创造，尤其是生产目前阶段紧缺的生态产品。
有些做法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绿色GDP正是如此。
向绿色发展上“下注”
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揭示了一个规律：处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则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曾经英国、美国、日本等国攀爬在库兹涅茨曲线那段陡峭的悬崖上，吸饱了雾霾。如今，它们爬过了那段危险的悬崖，过着“开宝马车，呼吸清洁空气”的日子。
今天，我们正处在当年欧美国家相似的处境。要攀过这段悬崖，绝非一蹴而就之事，这需要一个民族以持续的创新活力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场关于绿色发展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展开。美国出台《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实施绿色新政；日本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把新型环保汽车、海洋风力发电等作为支柱产业；欧盟也发布“2020发展战略”，将绿色增长视作提高欧盟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在绿色发展上“下注”，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也将是实现中国式绿色GDP的保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绿色化”就是生产力。2015年，是中国新能源发展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并网风电、光伏装机容量都登上了全球第一的新高点；传统产业的“绿色化”，也在渐渐提高企业效益。有报告显示，在我国高耗能工业部门，目前至少有数百项可用而未用的成熟能效技术，如果这些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到2020年可节约6亿多吨标煤。
同时，无论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减法”，还是新兴绿色产业的“加法”，都催生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也意味着节能服务产业将在“十三五”期间舞动绚烂的舟姿。此外，“绿色化”也为许多地区打开了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绿色养老等产业窗口，靠“卖生态”获益。
新变化需要新思路，大时代呼唤大逻辑。社会的紧迫需求与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阵痛交织在一起，呼唤国民经济的“绿色化”，而“绿色GDP”只是一个优雅的开始。在这条路上，我们只有开始，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