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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冯乃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在武汉抗战时期努力进行文艺创作，积极编辑文艺刊物，组织开展文艺活动。同时，他还提出一系列抗战文艺观点，指出了抗战文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文艺运动的任务，并要求加强抗战文艺统一战线。冯乃超通过身体力行和大力呼吁，积极鼓励抗战作家进行创作，为抗战文艺做出了他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 文艺 冯乃超 武汉
抗战时期，大批文人流落武汉，为武汉文坛注入勃勃生机。我们所熟知的有文坛大家老舍、茅盾，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胡风、曾卓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等等，但是对于冯乃超，文学史却一带而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纵观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冯乃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早期诗歌创作、左联时期、解放后期，对其武汉抗战时期的研究却很少。
一.在武汉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
据传记记载、他人回忆，结合冯乃超自己所述（于二十一日乘船离开武汉）[1]，冯乃超在武汉活动时期应该处于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这两年冯乃超的文艺活动。
文学创作方面。1937年，受卢沟桥事变影响，全面抗战爆发，诗人张开嘶哑已久的喉咙，重新歌唱，发表诗歌《诗歌的宣言》；同年大批文人流落武汉，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针对“武汉是文化沙漠”这一现实，发表《武汉文化运动展望》指导武汉文化运动；同时，针对抗战与文艺的关系，在1937-1938年间，发表一系列与文艺理论相关的文章，如《抗战与文艺》、《为抗战而艺术》、《作家与生活》、《抗战中的作家﹒文学与文运》、《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等等；1938年，武汉战场进入白热化阶段，相繼在《抗战文艺》上发表《加强保卫大武汉的战争-论本刊的使命》、《加强保卫大武汉的抗争》，号召抗战，保卫家乡；此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不正之风、卖国行为、社会现象，陆续发表《肃清真理和正义的刽子手》、《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推行伤兵教育》等文章；在积极号召国内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响应国际声音，在迎接外国留学生时致辞《抓住战斗的中国民族这个新形象》，表明战斗的中国正用自己的新形象面向世人，战斗的中国终会取得胜利，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同时针对日本反战联盟的蓬勃运动，发表《日本的“文坛总动员”》等文章，呼应日本反战友人的努力。
刊物编辑方面。1937年9月18日，参与战斗旬刊社、战斗画报社，同时资助孔罗荪、蒋锡金创办《战斗旬刊》，受《战斗画报》主编宋痕邀约任前七期文字编辑；1938年4月，编辑《敌情研究》，翻译日文，协助日本反战人民同盟工作，同年5月，《抗战文艺》创刊并任编委，9月，在《抗战文艺》迁往重庆的前提下，坚守武汉，与孔罗荪创办4期《抗战文艺》武汉特刊，指出“它的任务是组织前线本会会员活动，诱导在炮火中成长的新兵，保存民族解放史诗的断片，以配合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2]
组织文艺活动方面。1937年8月15日，冯乃超与孔罗荪、蒋锡金等人组织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任执行委员、出版组长。同时参加时调社、七月社等文学社团的活动，同年12月19日，84家文艺社团联名成立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推举冯乃超任理事、常务理事、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12月28日，冯乃超发表《祝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这个组织本来不是官僚的机关，不是空头的机关，而是群众的机关、民主的机关、工作的机关；第二，这个组织是动员文化人的机关，也是文化人通过它来协助政府完成总动员业务的机关；第三，应该注意文化运动的深入。”[3]自1938年1月开始，冯乃超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负责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7月，负责整理献金账目，两月后编印成《征信录》，被郭沫若誉为“一部大有现实意义的圣经贤传”[4]；9月-10月，两次代表武汉文化界奔赴前线慰劳战士，并将《抗战文艺武汉特刊》带到前线赠送。
二.关于武汉抗战文艺运动的若干观点
冯乃超认为，文艺运动或者说文化活动，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运动，同时也应该是民权主义的运动。”[5]文艺运动的性质向我们揭示了两点：一是文艺始终是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文艺活动是一场文化运动，更是一场爱国救亡的运动。二是文艺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唤起他们的自觉性，认识自我，肯定自我。
首先关于文艺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冯乃超认为，近千年以来中国民众文艺生活的缺失，政治组织的缺失，导致文化活动只停留在二三的大城市中，文化人受了都市生活的限制，无法改造自己，文化运动始终无法深入民间。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长期的闭关锁国，小农经济的封建残余在人们的脑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根除，除此之外，交通闭塞，信息传达速度落后的外部环境阻碍了思想的传播，这一切导致了文艺运动局限在两三大城市，偏僻乡镇无人耳闻的境况，文化运动的落后有间接导致了民众无法正确认识革命的意义、抗战的意义，对于革命的发展形成不小的障碍。《风波》中的民众对于辛亥革命的浅薄认识不就是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
其次是关于文艺运动的任务问题。当前文艺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众，“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是应该利用一切文化活动的方式”。[6]群众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文艺运动的任务在于发动人民，尽可能利用一切艺术手段，亦如对民众教育一样，包括群众喜闻乐见地戏剧、大鼓词等等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再次是关于文艺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统一战线应该是一个颁布文化政策，管理作家、管理文学创作的组织。身兼立法者与司法者的统一身份，使它能够成为最大限度动员作家的手段。通过对作家所施加的影响，积极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文艺统一战线远远落后于政治统一战线，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活动。“作品在事实上并非没有，但真正适合民族解放要求的伟大作品确实太少了。”[7]究其原因，一是作家们养尊处优失去了创造力，长期的富足生活腐化了内在的斗争性、革命性，二是商业关系侵蚀了精神上的劳动者，审美趣味渐渐向市侩、低俗化发展，创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蓬勃创造精神、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于此，建立一个有组织、有领导地文艺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三.对武汉抗战文艺的贡献
虽然大批文人流落武汉，但毫不讳言地说，在此之前，武汉文坛一片寂寥，文化是一片沙漠。而冯乃超直接指出沙漠是形成的，武汉文化沙漠的贫瘠状态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武汉文坛或者说整个抗战文艺，文学创作远远领先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状况，冯乃超用他的文艺思想为武汉抗战文艺做出了一些贡献。
冯乃超发表诗歌《宣言》，描述我们民族曾经受过的苦难，今天的我们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不要再关在沙龙里再呈幻想，诗歌的世界就是现实的疆场。”[8]直言文艺工作者偏安一隅的现实，鼓励我们打破醉心于文艺，不敢面对现实的假象，号召广大文艺青年提起手中的笔，以文学为疆场，纵马前进，为抗战而呐喊，为家乡而嘶吼。无怪乎这首诗被称为“诗歌朗诵运动倡导者的宣言”，[9]以诗的形式指明了抗战诗歌发展的方向。首先，作为“七七事变”背景下创作的诗歌具有关照现实，强烈的现实战斗性；其次，形象与情感的统一。诗歌以形象反映内容、思想，同时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必须感情充沛，格调昂扬；最后，既然作为朗诵的诗，“听的诗”，语言具有通俗、简单、朗朗上口的特点。这就撕开了文学与普通大众的藩篱，诗歌不再束之高阁，是文人雅士的消遣，而是走向街头，走向民众。此后，穆木天、高兰相继提笔抒写华章，推进朗诵诗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战诗歌的发展。同时，诸如民众教育问题的论断，在教育民众的同时，启迪他们思想的同时，也间接或不自觉地将他们吸引到抗战文艺这一洪流之中。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受到教育的感染，投身于文学创作或艺术创作，为抗战奔走呼号。
此外，冯乃超还鼓励不同作家积极创作。一方面，在自己任编委的《抗战文艺》上广泛征文，为进步作家发文提供文艺阵地。尤其是在武汉抗战白热化时期，在《抗战文艺》主体迁往重庆的情况下，坚守阵地联合孔罗荪创办《抗战文艺》“武汉特刊”，积极动员保卫大武汉征文工作，为保卫大武汉而振臂呼号。据蒋锡金先生自己回忆，冯乃超曾在写过一份材料：武汉文艺青年蒋锡金、孔罗荪筹办《战斗旬刊》，我除捐助他们资金外，还给他们写文章。我对这个杂志的编辑方针偶尔出国主意。写的文章也影响了它的倾向。[10]为蒋锡金创办刊物提供资金支持，人员指导，文学倾向建议，并积极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他人约稿，如出狱后的陈独秀等等，极大地推动了《战斗》旬刊的成立与成长，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
纵观武汉时期冯乃超的文艺思想，在今天看来，虽然在某些论断上有失偏颇，如文学的藝术功能应该让位于社会功能，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这是在中国社会面临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一应如此，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矛盾、郭沫若对此也毫不讳言，这是历史的局限。但是，我们不得否认他的文艺思想确实、一定以及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乃超：《从武汉撤退》，《抗战文艺》第2卷第10期（1928年11月12日）.
[2]冯乃超：《〈抗战文艺〉武汉特刊发刊词》，《抗战文艺》1938年9月17日“武汉特刊”1号.
[3]冯乃超：《祝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战斗旬刊》1937年12月28日第1卷11期.
[4]郭沫若：《沫若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5][6][7]冯乃超：《抗战中的作家﹒文学与文运》，《新民周刊》1938年第1卷第10期.
[8]冯乃超：《诗歌的宣言》，原载汉口《文艺》，1937年月刊第5卷第3期“抗战诗歌特辑”.
[9]章绍嗣：《抗战文艺散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10]蒋锡金：《冯乃超在武汉》，原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1月129-130页.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关键词：抗战 文艺 冯乃超 武汉
抗战时期，大批文人流落武汉，为武汉文坛注入勃勃生机。我们所熟知的有文坛大家老舍、茅盾，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胡风、曾卓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等等，但是对于冯乃超，文学史却一带而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纵观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冯乃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早期诗歌创作、左联时期、解放后期，对其武汉抗战时期的研究却很少。
一.在武汉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
据传记记载、他人回忆，结合冯乃超自己所述（于二十一日乘船离开武汉）[1]，冯乃超在武汉活动时期应该处于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这两年冯乃超的文艺活动。
文学创作方面。1937年，受卢沟桥事变影响，全面抗战爆发，诗人张开嘶哑已久的喉咙，重新歌唱，发表诗歌《诗歌的宣言》；同年大批文人流落武汉，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针对“武汉是文化沙漠”这一现实，发表《武汉文化运动展望》指导武汉文化运动；同时，针对抗战与文艺的关系，在1937-1938年间，发表一系列与文艺理论相关的文章，如《抗战与文艺》、《为抗战而艺术》、《作家与生活》、《抗战中的作家﹒文学与文运》、《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等等；1938年，武汉战场进入白热化阶段，相繼在《抗战文艺》上发表《加强保卫大武汉的战争-论本刊的使命》、《加强保卫大武汉的抗争》，号召抗战，保卫家乡；此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不正之风、卖国行为、社会现象，陆续发表《肃清真理和正义的刽子手》、《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推行伤兵教育》等文章；在积极号召国内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响应国际声音，在迎接外国留学生时致辞《抓住战斗的中国民族这个新形象》，表明战斗的中国正用自己的新形象面向世人，战斗的中国终会取得胜利，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同时针对日本反战联盟的蓬勃运动，发表《日本的“文坛总动员”》等文章，呼应日本反战友人的努力。
刊物编辑方面。1937年9月18日，参与战斗旬刊社、战斗画报社，同时资助孔罗荪、蒋锡金创办《战斗旬刊》，受《战斗画报》主编宋痕邀约任前七期文字编辑；1938年4月，编辑《敌情研究》，翻译日文，协助日本反战人民同盟工作，同年5月，《抗战文艺》创刊并任编委，9月，在《抗战文艺》迁往重庆的前提下，坚守武汉，与孔罗荪创办4期《抗战文艺》武汉特刊，指出“它的任务是组织前线本会会员活动，诱导在炮火中成长的新兵，保存民族解放史诗的断片，以配合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2]
组织文艺活动方面。1937年8月15日，冯乃超与孔罗荪、蒋锡金等人组织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任执行委员、出版组长。同时参加时调社、七月社等文学社团的活动，同年12月19日，84家文艺社团联名成立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推举冯乃超任理事、常务理事、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12月28日，冯乃超发表《祝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这个组织本来不是官僚的机关，不是空头的机关，而是群众的机关、民主的机关、工作的机关；第二，这个组织是动员文化人的机关，也是文化人通过它来协助政府完成总动员业务的机关；第三，应该注意文化运动的深入。”[3]自1938年1月开始，冯乃超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负责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7月，负责整理献金账目，两月后编印成《征信录》，被郭沫若誉为“一部大有现实意义的圣经贤传”[4]；9月-10月，两次代表武汉文化界奔赴前线慰劳战士，并将《抗战文艺武汉特刊》带到前线赠送。
二.关于武汉抗战文艺运动的若干观点
冯乃超认为，文艺运动或者说文化活动，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运动，同时也应该是民权主义的运动。”[5]文艺运动的性质向我们揭示了两点：一是文艺始终是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文艺活动是一场文化运动，更是一场爱国救亡的运动。二是文艺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唤起他们的自觉性，认识自我，肯定自我。
首先关于文艺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冯乃超认为，近千年以来中国民众文艺生活的缺失，政治组织的缺失，导致文化活动只停留在二三的大城市中，文化人受了都市生活的限制，无法改造自己，文化运动始终无法深入民间。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长期的闭关锁国，小农经济的封建残余在人们的脑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根除，除此之外，交通闭塞，信息传达速度落后的外部环境阻碍了思想的传播，这一切导致了文艺运动局限在两三大城市，偏僻乡镇无人耳闻的境况，文化运动的落后有间接导致了民众无法正确认识革命的意义、抗战的意义，对于革命的发展形成不小的障碍。《风波》中的民众对于辛亥革命的浅薄认识不就是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
其次是关于文艺运动的任务问题。当前文艺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众，“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是应该利用一切文化活动的方式”。[6]群众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文艺运动的任务在于发动人民，尽可能利用一切艺术手段，亦如对民众教育一样，包括群众喜闻乐见地戏剧、大鼓词等等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再次是关于文艺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统一战线应该是一个颁布文化政策，管理作家、管理文学创作的组织。身兼立法者与司法者的统一身份，使它能够成为最大限度动员作家的手段。通过对作家所施加的影响，积极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文艺统一战线远远落后于政治统一战线，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活动。“作品在事实上并非没有，但真正适合民族解放要求的伟大作品确实太少了。”[7]究其原因，一是作家们养尊处优失去了创造力，长期的富足生活腐化了内在的斗争性、革命性，二是商业关系侵蚀了精神上的劳动者，审美趣味渐渐向市侩、低俗化发展，创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蓬勃创造精神、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于此，建立一个有组织、有领导地文艺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三.对武汉抗战文艺的贡献
虽然大批文人流落武汉，但毫不讳言地说，在此之前，武汉文坛一片寂寥，文化是一片沙漠。而冯乃超直接指出沙漠是形成的，武汉文化沙漠的贫瘠状态是可以改变的。针对武汉文坛或者说整个抗战文艺，文学创作远远领先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状况，冯乃超用他的文艺思想为武汉抗战文艺做出了一些贡献。
冯乃超发表诗歌《宣言》，描述我们民族曾经受过的苦难，今天的我们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不要再关在沙龙里再呈幻想，诗歌的世界就是现实的疆场。”[8]直言文艺工作者偏安一隅的现实，鼓励我们打破醉心于文艺，不敢面对现实的假象，号召广大文艺青年提起手中的笔，以文学为疆场，纵马前进，为抗战而呐喊，为家乡而嘶吼。无怪乎这首诗被称为“诗歌朗诵运动倡导者的宣言”，[9]以诗的形式指明了抗战诗歌发展的方向。首先，作为“七七事变”背景下创作的诗歌具有关照现实，强烈的现实战斗性；其次，形象与情感的统一。诗歌以形象反映内容、思想，同时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必须感情充沛，格调昂扬；最后，既然作为朗诵的诗，“听的诗”，语言具有通俗、简单、朗朗上口的特点。这就撕开了文学与普通大众的藩篱，诗歌不再束之高阁，是文人雅士的消遣，而是走向街头，走向民众。此后，穆木天、高兰相继提笔抒写华章，推进朗诵诗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战诗歌的发展。同时，诸如民众教育问题的论断，在教育民众的同时，启迪他们思想的同时，也间接或不自觉地将他们吸引到抗战文艺这一洪流之中。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受到教育的感染，投身于文学创作或艺术创作，为抗战奔走呼号。
此外，冯乃超还鼓励不同作家积极创作。一方面，在自己任编委的《抗战文艺》上广泛征文，为进步作家发文提供文艺阵地。尤其是在武汉抗战白热化时期，在《抗战文艺》主体迁往重庆的情况下，坚守阵地联合孔罗荪创办《抗战文艺》“武汉特刊”，积极动员保卫大武汉征文工作，为保卫大武汉而振臂呼号。据蒋锡金先生自己回忆，冯乃超曾在写过一份材料：武汉文艺青年蒋锡金、孔罗荪筹办《战斗旬刊》，我除捐助他们资金外，还给他们写文章。我对这个杂志的编辑方针偶尔出国主意。写的文章也影响了它的倾向。[10]为蒋锡金创办刊物提供资金支持，人员指导，文学倾向建议，并积极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他人约稿，如出狱后的陈独秀等等，极大地推动了《战斗》旬刊的成立与成长，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
纵观武汉时期冯乃超的文艺思想，在今天看来，虽然在某些论断上有失偏颇，如文学的藝术功能应该让位于社会功能，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这是在中国社会面临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一应如此，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矛盾、郭沫若对此也毫不讳言，这是历史的局限。但是，我们不得否认他的文艺思想确实、一定以及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乃超：《从武汉撤退》，《抗战文艺》第2卷第10期（1928年11月12日）.
[2]冯乃超：《〈抗战文艺〉武汉特刊发刊词》，《抗战文艺》1938年9月17日“武汉特刊”1号.
[3]冯乃超：《祝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战斗旬刊》1937年12月28日第1卷11期.
[4]郭沫若：《沫若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5][6][7]冯乃超：《抗战中的作家﹒文学与文运》，《新民周刊》1938年第1卷第10期.
[8]冯乃超：《诗歌的宣言》，原载汉口《文艺》，1937年月刊第5卷第3期“抗战诗歌特辑”.
[9]章绍嗣：《抗战文艺散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10]蒋锡金：《冯乃超在武汉》，原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1月129-130页.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