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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父亲萧华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一个贫苦泥瓦匠家庭。为了能够读书，父亲从小刻苦学习，总是考第一名，在萧氏家族奖励资助下，得以完成学业，一直到他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后，父亲先后担任连、营、团政委，他任团政委时才15岁。16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34岁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39岁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做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父亲的回答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
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在长征中，父亲是师级干部，部队配发了马，但骑在马上的往往不是父亲本人，而是伤病员。过草地时二师一个非常能打仗的连长周长胜负伤不能走路，父亲下命令用自己的马驮着周连长走出草地。到了抗日战争时，周长胜缴获敌人一匹好马，跑了几百里地，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把马送去给父亲，父亲坚决不收，最后还是115师代师长陈光说：“老萧，你不要，我要。”才算打了圆场。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由一群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装部队）被遣散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父亲改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由于父亲善于做思想动员宣传等工作，军团首长随后任命他带领先遣工作团随先头部队行动。从此以后，长征中任何重大军事行动，父亲始终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他亲自带领先头部队，有时作战前动员，有时会亲自吹冲锋号……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腊子口，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都有他的身影。特别是彝海结盟。父亲带领先遣队和小叶丹的四叔谈判，耐心做解释说服工作，不仅说服他放弃让红军帮他打冤家的想法，还采纳了通司（翻译）沙玛尔果的建议，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结为兄弟。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得知谈判结果喜出望外，立即骑马来到彝海边与小叶丹歃血结盟。年仅19岁的父亲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机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成汉彝结盟，表现了他过人的才能。
长征胜利后，父亲率领二师东征，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被敌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负重伤。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看见后续部队四师的同志们时，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四师、二师比比看，谁是英雄，谁好汉！”四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冲进硝烟……
随后，在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台、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军医用菜刀给父亲做手术。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嘴里咬着一条毛巾，一声未吭。等手术完成后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即便这样，军团首长也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父亲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躺了一个月，伤未痊愈便回到红二师，这也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离开一线部队最长的一次。
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我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战斗里，战士大部分是被冻死的。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上，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看到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就把自己的袜子、大衣脱给战士，当父亲看到冻得直流眼泪的韩司令时，又把自己的大衣脱给韩，而我的母亲则把自己的大衣脱给父亲……
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不管谁和他搭档，父亲总是挑重担，把战场准备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思想工作、部队和地方的动员与协调工作甚至于干部家属工作，全部一肩挑，默默干活，有了错误自己承担，有了成绩归功于他人，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和得到充分休息。
父亲过世后，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和老萧（指父亲）共事的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痛快的几年。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分家”时，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
睡在毛泽东大床边的小床上
父亲在1929年13岁时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从那时起，父亲与毛主席之间一种类似师生和长辈的革命友情，伴随了父亲的一生。
主席比父亲年长23岁。主席非常喜欢这个稚气又充满朝气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老表”。主席第二次来兴国，曾多次找父亲谈话。父亲汇报了兴国共青团的工作，主席认真地听、记，还不时插话，教父亲怎样做青年的工作。父亲在主席那里学到不少革命道理。第一次吃餃子时，席间主席高兴地唱山歌：“兴国出了个小娃娃，他的名字叫萧华，唉哟……”有几次谈得晚了，主席就叫人在他的大床边搭一小床，主席和贺子珍睡在大床上，父亲睡在小床上。
这以后，父亲被主席调入红军，给他的任务是组建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当时红一军团正在整编，父亲随总前委一块生活、战斗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主席和朱老总多次找父亲谈话，给父亲讲革命道理，介绍红军的情况，使父亲受益匪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在晚会上遇到我父亲，还会牵着他的手到处走，就像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朱老总比父亲大30岁。
1974年父亲刚出狱（“文革”中，萧华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编者注），年近九旬的朱德让康克清打来电话，说想见父母两人。当父亲、母亲来到朱老总家，朱老总一手拉着一个，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朱老总还像拉着孩子一样把父亲拉到书房，指着满屋子的书对父亲讲：“萧华呀，你被抄了家，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你平时爱看书，就把这些书都拉走吧。”见父亲满含热泪，又补充说，“拉走吧，我也快用不上了。”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编散，父亲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经常找不到宿营地，主席只要碰见他，就会叫父亲和他一块睡。
红军过草地前，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师政委。父亲带领红二师在草地行进，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准备坐下休息，这时主席赶过来，见到父亲就说：“萧华累不累呀！……”“不行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路呀！……”父亲二话没说，带着二师先头部队继续前进。
1938年，由毛主席提议，中央军委急电，命父亲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挺进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但随后又发来急电，叫父亲稍等几天，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原因是主席在延河边碰到我母亲王新兰，当他得知王新兰是父亲的未婚妻后，和母亲开玩笑说：“萧华去的目的地渤海与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近得很哪！你再不去找他，将来他到日本去了，当心日本姑娘把萧华抢走了！”主席的关怀使父亲非常感动，他随即回电：“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派人转交王新兰，母亲一直珍藏这份电报。 主席在七大以后曾经对着新当选的中央委员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当上了中央委员，不能骄傲，不要翘尾巴，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优秀的干部，像萧华、李井泉……没能当选中央委员，你们更要加倍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城楼上都要举办晚会，我多次跟着父亲登上天安门，经常见到父亲和主席坐在一个沙发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亲如一家。
“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父亲16岁时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总理长父亲18岁。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就亲切地抓住他的手，使劲摇了摇，风趣而亲切地说：“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在以后的日子里，周伯伯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青年开会，有请必到。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的首长全来了。正当周恩来讲话时，突然有6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敌机飞得很低，寻找轰炸目标。周恩来正要指挥大家撤出会场，敌机便开始轰炸，周恩来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大喊一声：“卧倒！”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将王稼祥的腰部炸伤了。
1933年8月，由总政青年部倡议，组建“少共国际师”。之后的一天，父亲正在前线，突然接到电话，周恩来政委命他迅速赶回总部。见面后，周恩来告诉他：“军委决定你去‘少共国际师’担任政治委员，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部队才更有朝气嘛！”后来父亲得知，是周政委提名他当“少共国际师”政委。当年父亲17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
长征开始时，“少共国际师”（15师）又归红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任务。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特别艰苦，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中央，阻击敌人。当他们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追赶部队时，沿途的粮食、补给都叫前卫部队吃光了。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少共国际师”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湘江之戰，担任阻击任务的“少共国际师”打得很惨烈，八千多子弟兵打得只剩下不足三千人，而且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十分着急，命红一军团主力前去接应，好在父亲和师长彭绍辉机动灵活，在敌人未合围之前率主力从咸水圩渡过湘江，保存了实力。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周末，周总理只要有空闲，总是邀父亲、母亲和当时最年轻的副总理习仲勋四人一块吃饺子，参加文娱活动。母亲要动手术，总理会亲自安排。1976年，总理去世后，父母非常难过，父亲用自己的专车一批又一批地把想去悼念总理的干部、老朋友和普通群众带到灵堂，去看总理最后一眼。
罗荣桓为父母牵线
长征以后，父母在云阳镇相识、相爱到结婚，就是罗荣桓牵的线，从此后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和父母长期在一起生活、战斗，亲如一家。当抗战胜利后父亲率3万人渡海前往东北时，就把刚满周岁的姐姐萧雨托付给罗荣桓夫妇。在山东抗战期间，在罗帅和父亲的指挥下，115师用首脑机关吸引日军主力，而让自己的主力部队得以休整，伺机消灭敌人，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给全军做了表率。
创作《长征组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父亲终于累倒了。1964年2月，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但仍然坚持工作，最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与安排下，由我的母亲陪着来到杭州养病。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现在又有了空闲时间，于是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为了写好组诗，父亲找来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特别是他不太了解的红二、四方面军的资料。恰好我的母亲是四方面军文艺宣传队员，所以母亲成了组诗第一读者和第一位征求意见的人。
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
父亲将创作完成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随即给父亲打电话：“萧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长征组歌》，它更真实地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附注：萧云，？萧华之子。1946年2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分配到张家口铣床厂，担任工锻长、车间负责人。1975年入伍海军航空兵。1989年转业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
参加红军后，父亲先后担任连、营、团政委，他任团政委时才15岁。16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34岁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39岁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做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父亲的回答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
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在长征中，父亲是师级干部，部队配发了马，但骑在马上的往往不是父亲本人，而是伤病员。过草地时二师一个非常能打仗的连长周长胜负伤不能走路，父亲下命令用自己的马驮着周连长走出草地。到了抗日战争时，周长胜缴获敌人一匹好马，跑了几百里地，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把马送去给父亲，父亲坚决不收，最后还是115师代师长陈光说：“老萧，你不要，我要。”才算打了圆场。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由一群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装部队）被遣散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父亲改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由于父亲善于做思想动员宣传等工作，军团首长随后任命他带领先遣工作团随先头部队行动。从此以后，长征中任何重大军事行动，父亲始终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他亲自带领先头部队，有时作战前动员，有时会亲自吹冲锋号……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腊子口，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都有他的身影。特别是彝海结盟。父亲带领先遣队和小叶丹的四叔谈判，耐心做解释说服工作，不仅说服他放弃让红军帮他打冤家的想法，还采纳了通司（翻译）沙玛尔果的建议，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结为兄弟。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得知谈判结果喜出望外，立即骑马来到彝海边与小叶丹歃血结盟。年仅19岁的父亲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机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成汉彝结盟，表现了他过人的才能。
长征胜利后，父亲率领二师东征，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被敌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负重伤。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看见后续部队四师的同志们时，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四师、二师比比看，谁是英雄，谁好汉！”四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冲进硝烟……
随后，在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台、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军医用菜刀给父亲做手术。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嘴里咬着一条毛巾，一声未吭。等手术完成后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即便这样，军团首长也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父亲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躺了一个月，伤未痊愈便回到红二师，这也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离开一线部队最长的一次。
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我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战斗里，战士大部分是被冻死的。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上，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看到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就把自己的袜子、大衣脱给战士，当父亲看到冻得直流眼泪的韩司令时，又把自己的大衣脱给韩，而我的母亲则把自己的大衣脱给父亲……
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不管谁和他搭档，父亲总是挑重担，把战场准备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思想工作、部队和地方的动员与协调工作甚至于干部家属工作，全部一肩挑，默默干活，有了错误自己承担，有了成绩归功于他人，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和得到充分休息。
父亲过世后，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和老萧（指父亲）共事的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痛快的几年。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分家”时，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
睡在毛泽东大床边的小床上
父亲在1929年13岁时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从那时起，父亲与毛主席之间一种类似师生和长辈的革命友情，伴随了父亲的一生。
主席比父亲年长23岁。主席非常喜欢这个稚气又充满朝气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老表”。主席第二次来兴国，曾多次找父亲谈话。父亲汇报了兴国共青团的工作，主席认真地听、记，还不时插话，教父亲怎样做青年的工作。父亲在主席那里学到不少革命道理。第一次吃餃子时，席间主席高兴地唱山歌：“兴国出了个小娃娃，他的名字叫萧华，唉哟……”有几次谈得晚了，主席就叫人在他的大床边搭一小床，主席和贺子珍睡在大床上，父亲睡在小床上。
这以后，父亲被主席调入红军，给他的任务是组建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当时红一军团正在整编，父亲随总前委一块生活、战斗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主席和朱老总多次找父亲谈话，给父亲讲革命道理，介绍红军的情况，使父亲受益匪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在晚会上遇到我父亲，还会牵着他的手到处走，就像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朱老总比父亲大30岁。
1974年父亲刚出狱（“文革”中，萧华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编者注），年近九旬的朱德让康克清打来电话，说想见父母两人。当父亲、母亲来到朱老总家，朱老总一手拉着一个，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朱老总还像拉着孩子一样把父亲拉到书房，指着满屋子的书对父亲讲：“萧华呀，你被抄了家，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你平时爱看书，就把这些书都拉走吧。”见父亲满含热泪，又补充说，“拉走吧，我也快用不上了。”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编散，父亲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经常找不到宿营地，主席只要碰见他，就会叫父亲和他一块睡。
红军过草地前，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师政委。父亲带领红二师在草地行进，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准备坐下休息，这时主席赶过来，见到父亲就说：“萧华累不累呀！……”“不行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路呀！……”父亲二话没说，带着二师先头部队继续前进。
1938年，由毛主席提议，中央军委急电，命父亲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挺进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但随后又发来急电，叫父亲稍等几天，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原因是主席在延河边碰到我母亲王新兰，当他得知王新兰是父亲的未婚妻后，和母亲开玩笑说：“萧华去的目的地渤海与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近得很哪！你再不去找他，将来他到日本去了，当心日本姑娘把萧华抢走了！”主席的关怀使父亲非常感动，他随即回电：“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派人转交王新兰，母亲一直珍藏这份电报。 主席在七大以后曾经对着新当选的中央委员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当上了中央委员，不能骄傲，不要翘尾巴，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优秀的干部，像萧华、李井泉……没能当选中央委员，你们更要加倍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城楼上都要举办晚会，我多次跟着父亲登上天安门，经常见到父亲和主席坐在一个沙发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亲如一家。
“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父亲16岁时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总理长父亲18岁。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就亲切地抓住他的手，使劲摇了摇，风趣而亲切地说：“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在以后的日子里，周伯伯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青年开会，有请必到。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的首长全来了。正当周恩来讲话时，突然有6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敌机飞得很低，寻找轰炸目标。周恩来正要指挥大家撤出会场，敌机便开始轰炸，周恩来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大喊一声：“卧倒！”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将王稼祥的腰部炸伤了。
1933年8月，由总政青年部倡议，组建“少共国际师”。之后的一天，父亲正在前线，突然接到电话，周恩来政委命他迅速赶回总部。见面后，周恩来告诉他：“军委决定你去‘少共国际师’担任政治委员，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部队才更有朝气嘛！”后来父亲得知，是周政委提名他当“少共国际师”政委。当年父亲17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
长征开始时，“少共国际师”（15师）又归红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任务。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特别艰苦，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中央，阻击敌人。当他们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追赶部队时，沿途的粮食、补给都叫前卫部队吃光了。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少共国际师”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湘江之戰，担任阻击任务的“少共国际师”打得很惨烈，八千多子弟兵打得只剩下不足三千人，而且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十分着急，命红一军团主力前去接应，好在父亲和师长彭绍辉机动灵活，在敌人未合围之前率主力从咸水圩渡过湘江，保存了实力。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周末，周总理只要有空闲，总是邀父亲、母亲和当时最年轻的副总理习仲勋四人一块吃饺子，参加文娱活动。母亲要动手术，总理会亲自安排。1976年，总理去世后，父母非常难过，父亲用自己的专车一批又一批地把想去悼念总理的干部、老朋友和普通群众带到灵堂，去看总理最后一眼。
罗荣桓为父母牵线
长征以后，父母在云阳镇相识、相爱到结婚，就是罗荣桓牵的线，从此后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和父母长期在一起生活、战斗，亲如一家。当抗战胜利后父亲率3万人渡海前往东北时，就把刚满周岁的姐姐萧雨托付给罗荣桓夫妇。在山东抗战期间，在罗帅和父亲的指挥下，115师用首脑机关吸引日军主力，而让自己的主力部队得以休整，伺机消灭敌人，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给全军做了表率。
创作《长征组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父亲终于累倒了。1964年2月，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但仍然坚持工作，最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与安排下，由我的母亲陪着来到杭州养病。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现在又有了空闲时间，于是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为了写好组诗，父亲找来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特别是他不太了解的红二、四方面军的资料。恰好我的母亲是四方面军文艺宣传队员，所以母亲成了组诗第一读者和第一位征求意见的人。
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
父亲将创作完成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随即给父亲打电话：“萧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长征组歌》，它更真实地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附注：萧云，？萧华之子。1946年2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分配到张家口铣床厂，担任工锻长、车间负责人。1975年入伍海军航空兵。1989年转业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