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
　　
　　日本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开厂的公司。30年前中国经济开放几周后,在一次由亨利•基辛格安排的秘密会议中,邓小平亲自请求了索尼老板盛田昭夫。但是起初帮助开发了贫穷中国的这家日本制造商现在在这个较富裕国家的经营举步维艰。
　　最近几周,一系列劳动纠纷使得大量日本工厂关闭或破坏了生产。其中的受害者丰田和本田由于供应商停产造成零部件短缺遭受打击。在其电子零部件工厂遭受一场罢工后,三美电子公司于7月3日恢复了生产。日本平板玻璃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分支也经历了不安。2005年,各公司遭受了由悲痛历史催生的反日骚乱;如今的问题是工资和工作条件。
　　各国公司管理其中国的劳动力都有难处,实际上,中国公司自身也是如此。尽管工资每年上涨10%-15%,但是最近工人们开始要求更高的涨幅。劳动力市场问题是中国从世界工厂向购物商场转变的一个方面:由于雇员们要求得到更高的收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基地的吸引力正在减弱,但是作为一个消费市场的魅力却在增加。
　　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日本公司富有偏见的管理手段,工人罢工对日本公司的影响尤甚。以前,日本公司利用中国工厂生产廉价的零部件或进行劳动密集型的装配。但是最近几年,它们开始做价值更高的工作,这需要较高技术的员工以及更高的工资。然而,日本企业游说机构日本经团联的Nobuko Sanui指出,2008年以来,日本在华工厂的工资要比其他在华外资工厂的工资低。
　　 此外,日本的管理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不太适用于中国劳动力。日本倾向于一并出口其商业惯例和高管,这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日本企业依赖员工的忠诚、顺从和牺牲——这在其他工作文化中实属罕见,在现代中国尤其如此。它们的准时制生产系统惊人地有效,但是也极易遭到破坏。日本公司在国外的运营像其在国内一样对工资斤斤计较。
　　中国员工认为,身为经理有权作出决定并能迅速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日本的高管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必须等待东京的指令。可是由于日本以达成一致为基础的决策制度,这一指令通常都来得很慢。日本能率协会顾问团的Mineo Tominaga解释说,结果导致日本在中国的分公司很难防止小纠纷升级——从日本汽车制造商的问题中可见一斑。
　　各公司正以三种方式作出了回应。第一种是加薪。本田将工资提高了24%安慰了罢工人员。第二种是改变其管理惯例,尤其要提拔当地的管理人员。制造重型设备的小松公司打算到2012年为其16个中国分公司全部雇佣当地的管理人员,目前只有一家分公司是这样做的。第三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劳动力较廉价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泰国和柬埔寨)转移。在今后三到五年,优衣库服装计划将其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比例从90%减少到65%。
　　日本的老板表示他们没有被最近的问题耽误:现在他们已经对罢工和高工资的要求习以为常了,至少中国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仍在强劲增长,而日本却在萎缩。目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占到其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这表明,尽管存在劳动纠纷,但还是值得坚持并加大努力适应当地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