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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发各界关注。就在新年伊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明确表示：“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此前一个月内，央行内部多位官员密集撰文或发表观点支撑利率市场化改革。
其实“利率市场化”这个概念本身并无新意，因为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及，但是在五年中该项工作的推动力度其实并不明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这个思路一直没有改变过，而且已经推行了很多年了，有没有突破性进展，关键是如何去做，而不是如何去说。”
不过，这一次或许是动真格的了。今年1月初，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已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列为今年央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摈弃“半拉子”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在于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结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客观上，这会对现有管制下由国务院及央行确定的利率形成和调整机制产生影响。
在央行的不断自我调整下，特别是2004年以来，利率市场化速度不断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前，央行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侧重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浮动限制在30%以内，而2004年后，银行贷款上浮、存款下浮取消了封顶和保底，贷款的下浮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而存款的“高息揽存”灰色地带一直被监管层严控，因此这样的利率市场化被很多业内人士视为“半拉子”工程，而且后半截的核心工程还未动工。
“很多利率都已经市场化，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已经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座堡垒。”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这种模式实质上是触动了广大储户和贷款企业的利益。特别是通胀时代，负利率的出现本质上是由存款利率管上限这一模式所造成的，而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则与贷款利率管下限密切相关。
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对《中国经济周刊》如是表述：“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利率完全放开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会是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下降。”
那么，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在汪涛看来，现在政府管制利率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保护银行的利润空间。为什么保护？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十年，需要通过保证银行的盈利去重组债务，把以前的包袱慢慢解决掉。
不过，现有利率管制需要进一步放开已经在央行内部有了积极主张。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曾撰文明确建议：“在贷款利率基本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可允许存款利率向上浮动一定幅度。存款利率上浮可首先在具备了财务硬约束条件的金融机构中试点,逐步将加息预期转变为市场定价。”
记者从央行上海总部内部知情人士处获悉，推进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工作已经列入央行工作计划，具体的试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展，包括多家大型银行都将参与试点。
“高息揽存”背后的市场化冲动
不过，与官方推进的“存款利率上浮试点”工作相比，银行业的实务层面早已经变相“执行”了“上浮”。自2009年以来，这种被称为“高息揽存”的做法已经被银监会下文“严禁”了多次，特别是去年9月，银监会曾严查了一批违规揽储的商业银行机构及个人，遏制了这一风气。
上海市银监局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目前各家银行的“高息揽存”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除了简单擅自提高利率之外，一些银行采取“暗记高息，上套利率档次，有奖储蓄，减免或报销其他业务手续费，赠送实物、现金及证券，提供境内旅游，支付客户子女入学费，安排亲属就业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而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一些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并对国有银行形成了市场化的竞争。正是在各银行争夺存款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2010年甚至出现了存款负增长34亿元的不正常现象，而该行2009年存款增长了900亿元，落差巨大。
上海某银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对银行的利差监管与银行在实际操作中的经营需求产生了矛盾，这是‘高息揽存’出现的重要原因，银行需要在存贷比规定的要求下进行业务扩张，显然就需要更多的存款，这其实是市场化的选择。”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才是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的根本之道。由市场决定的利率还可以降低传统的关系贷款（即对老客户的依赖），并且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升高。否则，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银行可以充分享受较低资金成本和高利差的好处，更加厌恶风险，更偏向于与大企业和政府合作，对承担风险和由此而引起的较高回报置若罔闻。”
事实上，“高息揽存”的出现也体现出银行存在流动性压力。在近日召开的在沪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议上，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明确指出沪上银行应该注意的四个风险点，其中一个风险点表现为流动性压力。以上海为例，2010年，存款增速放缓与贷款长期化趋势的矛盾有加剧趋势，全年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已达84%，而定期存款增量占比不到40%。
尽管现阶段的各种压力令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已然加快，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短时间内推进利率市场化似乎并不合时宜也不现实。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和2010年天量信贷发放了以后，银行又背了长期不能还的债务。实现利率市场化在未来一两年的概率应该是很小了，因为银行也要保护它的利率增长，政府也担心对银行的影响，如果真的利率市场化要挤压银行的空间。”
在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要不要动银行盈利这块奶酪，如何去动这块奶酪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利率市场化这一问题的深层次背景：政府监管与银行业界如何结合自身的利益考量来推进改革。
银行经营模式转型在即
1970年，美国启动利率市场化，从1970年到1973年间，银行的利差不断收窄；而日本1985年启动利率市场化，从1985年到1990年，其利差也是下降的。如果央行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那么利差收窄的情况在中国出现也将成为必然。但利差收入这一块恰恰是中国银行业利润的重要来源。
汇丰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屈宏斌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的确，随着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银行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竞争激烈的结果就是银行的整体利差会进一步缩小，这是毫无疑问的。”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是否对此已经做好了准备，即强大到能够通过做大中间业务的利润从而能够抵消利差收入一头独大的局面。”
此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工行现在整个收入结构大概是6：2：2，即60％的收入来自于利差，20％来自中间业务（手续费或佣金），另外20％来自投资和交易收入。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竞争加剧，利差收窄，无疑将会对现在占比很高的60％的存贷利差收入产生很大影响。
不过，与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国有银行相比，中小型银行由于整体规模、资本金实力、网点布局等不利因素的存在，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受到的压力和影响或将更大。
东方汇理银行亚洲区高级经济师高德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那些有众多分支机构网络的银行有优势，因为有比较多的存款来源就不必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给消费者，比如说农业银行有很多优势是其他银行没法比拟的，这样的银行更容易放贷，它们有这个资源。”
高德信认为，与吸纳存款能力相对应，大型银行的贷款能力也将提高。利率市场化一方面对银行总体利率有下行的压力，另外一方面银行放贷市场份额也会发生变化，会从存款吸纳能力比较差的银行转向国有四大银行。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央行决心推动利率市场化，那将对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模式产生“鲇鱼效应”。汪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利率市场化真正发生的话，我觉得银行会裁减冗员，提高服务水平，用其他的手段去提高银行的利润增长，并不是说（改革后）银行就不行了，你得改变经营方式才行。”
屈宏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目前利差是非常高的，所以即便是利差从300个基点开始回落，银行业仍然是非常赚钱的行业，一进一出就是3%的净利润率，所以虽然会有影响，但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对于银行来讲面临这种情况，还是要依据利差之外的一些收入，如果做得好的话，这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经营的水平和效率。”
显然，很多人看清了这一点。姜建清透露，工行希望用未来5年时间，使收入结构（利差、中间业务、投资和交易收入）从6：2：2变成5：2.5：2.5，然后再过5年，达到4：3：3。“这是我们现在给自己提出的一个转型的具体时间表。”
其实“利率市场化”这个概念本身并无新意，因为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及，但是在五年中该项工作的推动力度其实并不明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这个思路一直没有改变过，而且已经推行了很多年了，有没有突破性进展，关键是如何去做，而不是如何去说。”
不过，这一次或许是动真格的了。今年1月初，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已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列为今年央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摈弃“半拉子”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在于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结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客观上，这会对现有管制下由国务院及央行确定的利率形成和调整机制产生影响。
在央行的不断自我调整下，特别是2004年以来，利率市场化速度不断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前，央行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侧重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浮动限制在30%以内，而2004年后，银行贷款上浮、存款下浮取消了封顶和保底，贷款的下浮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而存款的“高息揽存”灰色地带一直被监管层严控，因此这样的利率市场化被很多业内人士视为“半拉子”工程，而且后半截的核心工程还未动工。
“很多利率都已经市场化，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已经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座堡垒。”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这种模式实质上是触动了广大储户和贷款企业的利益。特别是通胀时代，负利率的出现本质上是由存款利率管上限这一模式所造成的，而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则与贷款利率管下限密切相关。
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对《中国经济周刊》如是表述：“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利率完全放开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会是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下降。”
那么，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在汪涛看来，现在政府管制利率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保护银行的利润空间。为什么保护？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十年，需要通过保证银行的盈利去重组债务，把以前的包袱慢慢解决掉。
不过，现有利率管制需要进一步放开已经在央行内部有了积极主张。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曾撰文明确建议：“在贷款利率基本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可允许存款利率向上浮动一定幅度。存款利率上浮可首先在具备了财务硬约束条件的金融机构中试点,逐步将加息预期转变为市场定价。”
记者从央行上海总部内部知情人士处获悉，推进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工作已经列入央行工作计划，具体的试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展，包括多家大型银行都将参与试点。
“高息揽存”背后的市场化冲动
不过，与官方推进的“存款利率上浮试点”工作相比，银行业的实务层面早已经变相“执行”了“上浮”。自2009年以来，这种被称为“高息揽存”的做法已经被银监会下文“严禁”了多次，特别是去年9月，银监会曾严查了一批违规揽储的商业银行机构及个人，遏制了这一风气。
上海市银监局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目前各家银行的“高息揽存”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除了简单擅自提高利率之外，一些银行采取“暗记高息，上套利率档次，有奖储蓄，减免或报销其他业务手续费，赠送实物、现金及证券，提供境内旅游，支付客户子女入学费，安排亲属就业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而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一些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并对国有银行形成了市场化的竞争。正是在各银行争夺存款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2010年甚至出现了存款负增长34亿元的不正常现象，而该行2009年存款增长了900亿元，落差巨大。
上海某银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对银行的利差监管与银行在实际操作中的经营需求产生了矛盾，这是‘高息揽存’出现的重要原因，银行需要在存贷比规定的要求下进行业务扩张，显然就需要更多的存款，这其实是市场化的选择。”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才是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的根本之道。由市场决定的利率还可以降低传统的关系贷款（即对老客户的依赖），并且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升高。否则，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银行可以充分享受较低资金成本和高利差的好处，更加厌恶风险，更偏向于与大企业和政府合作，对承担风险和由此而引起的较高回报置若罔闻。”
事实上，“高息揽存”的出现也体现出银行存在流动性压力。在近日召开的在沪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议上，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明确指出沪上银行应该注意的四个风险点，其中一个风险点表现为流动性压力。以上海为例，2010年，存款增速放缓与贷款长期化趋势的矛盾有加剧趋势，全年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已达84%，而定期存款增量占比不到40%。
尽管现阶段的各种压力令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已然加快，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短时间内推进利率市场化似乎并不合时宜也不现实。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和2010年天量信贷发放了以后，银行又背了长期不能还的债务。实现利率市场化在未来一两年的概率应该是很小了，因为银行也要保护它的利率增长，政府也担心对银行的影响，如果真的利率市场化要挤压银行的空间。”
在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要不要动银行盈利这块奶酪，如何去动这块奶酪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利率市场化这一问题的深层次背景：政府监管与银行业界如何结合自身的利益考量来推进改革。
银行经营模式转型在即
1970年，美国启动利率市场化，从1970年到1973年间，银行的利差不断收窄；而日本1985年启动利率市场化，从1985年到1990年，其利差也是下降的。如果央行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那么利差收窄的情况在中国出现也将成为必然。但利差收入这一块恰恰是中国银行业利润的重要来源。
汇丰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屈宏斌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的确，随着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银行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竞争激烈的结果就是银行的整体利差会进一步缩小，这是毫无疑问的。”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是否对此已经做好了准备，即强大到能够通过做大中间业务的利润从而能够抵消利差收入一头独大的局面。”
此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工行现在整个收入结构大概是6：2：2，即60％的收入来自于利差，20％来自中间业务（手续费或佣金），另外20％来自投资和交易收入。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竞争加剧，利差收窄，无疑将会对现在占比很高的60％的存贷利差收入产生很大影响。
不过，与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国有银行相比，中小型银行由于整体规模、资本金实力、网点布局等不利因素的存在，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受到的压力和影响或将更大。
东方汇理银行亚洲区高级经济师高德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那些有众多分支机构网络的银行有优势，因为有比较多的存款来源就不必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给消费者，比如说农业银行有很多优势是其他银行没法比拟的，这样的银行更容易放贷，它们有这个资源。”
高德信认为，与吸纳存款能力相对应，大型银行的贷款能力也将提高。利率市场化一方面对银行总体利率有下行的压力，另外一方面银行放贷市场份额也会发生变化，会从存款吸纳能力比较差的银行转向国有四大银行。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央行决心推动利率市场化，那将对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模式产生“鲇鱼效应”。汪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利率市场化真正发生的话，我觉得银行会裁减冗员，提高服务水平，用其他的手段去提高银行的利润增长，并不是说（改革后）银行就不行了，你得改变经营方式才行。”
屈宏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目前利差是非常高的，所以即便是利差从300个基点开始回落，银行业仍然是非常赚钱的行业，一进一出就是3%的净利润率，所以虽然会有影响，但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对于银行来讲面临这种情况，还是要依据利差之外的一些收入，如果做得好的话，这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经营的水平和效率。”
显然，很多人看清了这一点。姜建清透露，工行希望用未来5年时间，使收入结构（利差、中间业务、投资和交易收入）从6：2：2变成5：2.5：2.5，然后再过5年，达到4：3：3。“这是我们现在给自己提出的一个转型的具体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