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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客观认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十年，尽管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明显、世界经济复苏的步履依然艰难，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各国的军备竞赛有可能会不断升级等，但我们坚信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如何积极应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我认为应主要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而曲折、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尽管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由此看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大多数发达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深度衰退、信贷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运用信贷和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
第二，国际产能过剩凸显、各种形式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全球供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对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稳住外需、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造成新的冲击。为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近来纷纷推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以促进制造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可见，当前全球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将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困境等压力将越来越大。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如今已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作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与低碳经济相关领域占得先机。
第四，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都可能对我国转型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带来不可预知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延续，新金融风险却在不断累积。二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稳定性越来越明显，美元危机、美元引发的风险严重存在。三是全球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在拉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任重而道远。四是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和能源资源的争夺等，潜藏着未来发生局部战争危机，也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重要因素之一。
把握国内国际大局，坚持好未来发展趋势与重点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为此，我们没有理由放松对国内外形势的研判，只有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坚持好未来发展趋势与重点，才能做到从容而科学地应对，也才能实现我国2020年的诸多既定目标。所以，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第一，这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或根本趋势，技术进步、产业转移和贸易自由化等重要因素仍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产业转移日趋活跃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机遇。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状况逐步改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复苏，2010年上升5%, 达到了12400亿美元。
第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多极化国际新格局将逐步形成，安全与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必将为我国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金砖四国”的发展，使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24%上升到了2009年的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46%。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仅会相应增大，与此同时给我们创造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第三，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转化为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动力，传统技术和产业衰落将为新技术、新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只要我国抓好自主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积极推进新产业发展，扭转我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末端的局面将完全可能。
第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我国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今不仅得到不少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已开始主动与我国寻求深度合作等，也为我国的转型发展和稳定发展带来不少新的机遇。
第五，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社会需求的扩大，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必将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而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也必然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当前我们已感受到信息对经济的推动力，它不仅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市场的判断。
第六，尽管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将继续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但是随着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我国的民营经济也会加速成长起来，中国经济的民营化将是未来十年总体发展趋势，必然为非公经济发展迎来更大空间。
加快转型给力发展需重点处理好六大关系
当前，我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为我们勾画出未来五年中我国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路径与蓝图，除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长期强调的治国方略外，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必须秉承的“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在当前纷纷扬扬的加快转型发展中，应着力把握并重点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第一，经济转型中要把握好三个产业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如今，在我国国内众多城市经济结构布局还依然是“二三一”（指产业的发展顺序），唯有沿海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结构基本实现了“三二一”转型。为此，加快第三产业及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应成为目前全国特别是内陆地区深化“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抉择。
第二，经济转型中要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发展与利益关系。我国在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全面建设小康重点难点还在广大农村，只有我国的广大农村也普遍达小康，才能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经济转型中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发展与利益关系是关键和重中之重，需重点解决。
第三，经济转型中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看，我国人民是富裕起来了，但是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为此，各级党政领导在推进经济转型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第四，经济转型中要处理好产业转移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目前我国工业污染仍十分严重，空气质量和水资源污染也很严重，节能减排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中认识还很不到位。同时，受宏观政策及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正加速向西部拥有资源、能源的地区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的形势将尤其严峻。为此，在推进经济转型中，一定要处理好产业转移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要把环保放在首位，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五，全面转型中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当今世界文化和经济日趋一体化，文化力和经济力相互交融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为此，在推进转型加快经济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影视、文学、艺术创作方面都有一个处理转型的过程，只有充分结合起来，尽快适应起来，不断满足全面转型中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努力使“新的文化”成为转变上进动力才是可取的。
第六，全面转型中要处理好安全合作与发展科技的关系。“和平崛起”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国家发展道路，而科技强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必然支撑，为此，在推进全面转型中，我国在全力推进地区安全与多边合作的同时，政府和企业必须要加大科学技术的研究经费，大力引进一批新技术和尖端技术，研究一批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为主导的现代装备，因为这是一个科技强国的核心，也是经济强国的主要标志。
对推进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策的思考
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深度分析报告》第16期“关于上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课题报告，结合该课题提出的“推进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我就推进“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再谈几点个人想法。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具有“战略性”和“新兴性”两大特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前景、扩散效应以及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
第二，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有厚实的基础，但近年来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重心向西部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不能再停留在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需要大力突破低层次恶性竞争，走高端引领之路。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的经济中心，应立足本土创新与集成全球创新资源之间的关系。
第三，处理好重点扶持大企业与培育科技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萌芽于中小企业的创新。中小企业最具创新活力，是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原始知识创新转化为市场可接受产品的最佳载体。因此，上海需要着力培育“大而强”的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发挥其导向作用和系统整合功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创造产业生态活力和大量就业机会。
第四，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东风，创新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内在要求的投融资体制机制，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推动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多方合作的方式，构建和优化局部投融资环境，促进优质资源和要素向有竞争力的优势创新企业集中，切实增强金融中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能力。
第五，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必须从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向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主转变。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商务成本逐年提高，同时上海受工业用地指标等约束越来越大。因此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从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向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主转变。通过几年的努力把上海建设成高端服务业集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仅为上海、为“长三角地区”，也为全国乃至全球服务。通过努力，上海成为高端服务业全球和全国的中心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系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
客观认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十年，尽管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明显、世界经济复苏的步履依然艰难，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各国的军备竞赛有可能会不断升级等，但我们坚信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如何积极应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我认为应主要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而曲折、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尽管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由此看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大多数发达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深度衰退、信贷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运用信贷和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
第二，国际产能过剩凸显、各种形式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全球供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对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稳住外需、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造成新的冲击。为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近来纷纷推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以促进制造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可见，当前全球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将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困境等压力将越来越大。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如今已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作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与低碳经济相关领域占得先机。
第四，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都可能对我国转型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带来不可预知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延续，新金融风险却在不断累积。二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稳定性越来越明显，美元危机、美元引发的风险严重存在。三是全球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在拉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任重而道远。四是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和能源资源的争夺等，潜藏着未来发生局部战争危机，也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重要因素之一。
把握国内国际大局，坚持好未来发展趋势与重点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为此，我们没有理由放松对国内外形势的研判，只有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坚持好未来发展趋势与重点，才能做到从容而科学地应对，也才能实现我国2020年的诸多既定目标。所以，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第一，这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或根本趋势，技术进步、产业转移和贸易自由化等重要因素仍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产业转移日趋活跃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机遇。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状况逐步改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复苏，2010年上升5%, 达到了12400亿美元。
第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多极化国际新格局将逐步形成，安全与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必将为我国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金砖四国”的发展，使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24%上升到了2009年的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46%。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仅会相应增大，与此同时给我们创造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第三，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转化为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动力，传统技术和产业衰落将为新技术、新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只要我国抓好自主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积极推进新产业发展，扭转我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末端的局面将完全可能。
第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我国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今不仅得到不少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已开始主动与我国寻求深度合作等，也为我国的转型发展和稳定发展带来不少新的机遇。
第五，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社会需求的扩大，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必将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而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也必然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当前我们已感受到信息对经济的推动力，它不仅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市场的判断。
第六，尽管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将继续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但是随着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我国的民营经济也会加速成长起来，中国经济的民营化将是未来十年总体发展趋势，必然为非公经济发展迎来更大空间。
加快转型给力发展需重点处理好六大关系
当前，我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为我们勾画出未来五年中我国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路径与蓝图，除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长期强调的治国方略外，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必须秉承的“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在当前纷纷扬扬的加快转型发展中，应着力把握并重点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第一，经济转型中要把握好三个产业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如今，在我国国内众多城市经济结构布局还依然是“二三一”（指产业的发展顺序），唯有沿海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结构基本实现了“三二一”转型。为此，加快第三产业及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应成为目前全国特别是内陆地区深化“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抉择。
第二，经济转型中要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发展与利益关系。我国在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全面建设小康重点难点还在广大农村，只有我国的广大农村也普遍达小康，才能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经济转型中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发展与利益关系是关键和重中之重，需重点解决。
第三，经济转型中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看，我国人民是富裕起来了，但是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为此，各级党政领导在推进经济转型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第四，经济转型中要处理好产业转移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目前我国工业污染仍十分严重，空气质量和水资源污染也很严重，节能减排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中认识还很不到位。同时，受宏观政策及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正加速向西部拥有资源、能源的地区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的形势将尤其严峻。为此，在推进经济转型中，一定要处理好产业转移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要把环保放在首位，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五，全面转型中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当今世界文化和经济日趋一体化，文化力和经济力相互交融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为此，在推进转型加快经济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影视、文学、艺术创作方面都有一个处理转型的过程，只有充分结合起来，尽快适应起来，不断满足全面转型中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努力使“新的文化”成为转变上进动力才是可取的。
第六，全面转型中要处理好安全合作与发展科技的关系。“和平崛起”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国家发展道路，而科技强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必然支撑，为此，在推进全面转型中，我国在全力推进地区安全与多边合作的同时，政府和企业必须要加大科学技术的研究经费，大力引进一批新技术和尖端技术，研究一批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为主导的现代装备，因为这是一个科技强国的核心，也是经济强国的主要标志。
对推进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策的思考
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深度分析报告》第16期“关于上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课题报告，结合该课题提出的“推进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我就推进“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再谈几点个人想法。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具有“战略性”和“新兴性”两大特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前景、扩散效应以及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
第二，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有厚实的基础，但近年来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重心向西部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不能再停留在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需要大力突破低层次恶性竞争，走高端引领之路。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的经济中心，应立足本土创新与集成全球创新资源之间的关系。
第三，处理好重点扶持大企业与培育科技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萌芽于中小企业的创新。中小企业最具创新活力，是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原始知识创新转化为市场可接受产品的最佳载体。因此，上海需要着力培育“大而强”的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发挥其导向作用和系统整合功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创造产业生态活力和大量就业机会。
第四，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东风，创新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内在要求的投融资体制机制，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推动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多方合作的方式，构建和优化局部投融资环境，促进优质资源和要素向有竞争力的优势创新企业集中，切实增强金融中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能力。
第五，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必须从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向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主转变。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商务成本逐年提高，同时上海受工业用地指标等约束越来越大。因此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从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向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主转变。通过几年的努力把上海建设成高端服务业集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仅为上海、为“长三角地区”，也为全国乃至全球服务。通过努力，上海成为高端服务业全球和全国的中心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系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