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瓦厢决口：大改道，大争论

　　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阳 （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
　　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一时间浩瀚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决口当年，山东十府之中就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
　　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改道之初没有河床，黄水肆意漫流，其危害程度愈来愈深。正因为目睹了山东民众受灾之深，历任山东巡抚大都希望能让黄河复归故道。
　　决口之初，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若再添募数十万之丁夫，聚集沿黄数千里之间，倘驾驭失宜，滋生事端，尤为可虑”。随后，在9月6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子下放弃堵口，要河道总督和山东地方官提出具体的疏导方案。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就复故道与改新道展开了争论，延续三十余年。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马新贻、曾国荃，漕运总督张之万等都主张黄河北流，反对复归故道。而山东巡抚丁宝桢、张曜等则多次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
　　复道派以山东为重，复道的理由是消除山东水患和恢复漕运;改道派以苏皖为重，改道的理由是堵口浚堤工程太大、费用太多，复道后黄河之害又从山东转移到苏皖，至于漕运受损，正好借此改为海运。
　　这场争论既是此前黄河南行北行之争的延续，又带有明显的近代特点，对黄河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维持大局的前提下，更多的是站在山东一边痛陈黄河流经山东之害。他在建议复故道的奏折中提出：“仍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并详细阐明了由山东利津入海有四不便，即有损于财赋、有难于建置、有妨于水利、有碍于雄纲。特别是自铜瓦厢以至牡蜗嘴入海处，若创建南北两堤，“此一千三百余里所留之河身，除现在淹没不计外，尚需弃地若千万顷.此项弃地，居民不知亿万，作何安插？”
　　丁宝桢谈到：“若新创则必先弃千里之粮地，即不便于国计民生，而两岸筑堤工需复非千万金所能毕事，其后烦费尤不待言。”不幸而言中，此后清政府为治理黄河在山东的泛滥，投入何止千万。
　　山东巡抚周馥在晚年曾回忆他在山东治河的情形：“叠逢异涨，淫雨不止，东西报险不已。请部款则驳斥不与，搜于司道各库则罗掘一空。购运秸石，缓不济急，驱遣弁兵，溽暑泥泞之中，疾病相属，盖心力交瘁、寝食俱忘矣”。“心力交瘁”四个字道出了山东巡抚治河的艰辛。
　　铜瓦厢决口之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直接影响到黄河下游的治理。
　　不过，黄河改道的最终形成，并非是清政府采纳了改道派的意见而作出的主动选择，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行复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黄河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再一次征服了人们。

丁公治黄：从侯家林到石庄户

　　自1855年黄河历史性大改道后，山东地区的河患加剧起来。
　　1871年，黄河山东郓城侯家林段决口，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因病正处请谕休假中，闻讯此事后，即派候补道员潘骏文赴灾区察看灾情，“决口宽八九十丈，深二丈余尺……漫水下注 ，郓、汶两境均属较重，嘉祥、济宁以次稍轻。灾民田庐漂没，资粮悉已无存，荡析离居，极为可悯。”
　　丁宝桢原本希望东河总督乔松年能负责堵口事宜，但乔督立意推诿，并称“事由东省主政 ，万无牵涉”。水灾无情、人事推诿 ，面对灾民“栖身无所，糊口无资”的惨境，身为山东主政大员的丁宝桢顾不得伤病，只身前往实地察看灾情、体恤民情 。

　　他一面上奏朝廷，将曹州、济宁、兖州和泰安等“十三州县应征起运的漕米四万三千数百石拟为灾区赈济”之用，一面研究治堵方案 。
　　经过对地形的查勘，他决定堵治侯家林决口 ：“该处两岸均为老崖，坝基可恃，其便一;内滩有土可取，其便二;两坝运料俱可径达;其便三。”为赶在汛期到来前完工，丁宝桢亲赴工地督办，“旦暮河干，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
　　在丁宝桢的躬亲示范下，河工们奋力争先：此次封堵决口，从备料到开工只一月。而从开工到合龙仅二十五日。治堵所需费用原计划用银三十六万两，实际只用了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两 ，所余仍归还藩库。在晚清腐败的官场中，实属难得。工程完工上奏之后，朝廷嘉奖表彰丁宝桢：“艰巨独任、功成迅速，给予优叙。”
　　侯家林堵口，开了近代山东巡抚治理黄河的先例。这也是近代山东黄河第一次大规模的堵口工程。这次治堵黄河决口所积累的经验，也为后来黄河的治理提供了参照。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这是沿河民众长期以来对黄河灾患的经验总结。1873年，黄河于铜瓦厢再次决口，导致山东东明石庄户等处决口。黄水冲决 ，“决口渐宽约三里 ”，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山东 、江苏等地数州县遭灾 。此次灾患较之侯家林决口更甚，灾情重于侯家林“十倍”。
　　自1855年黄河改道经行山东，山东便成为历次黄灾受害最重的省份。此次山东石庄户决口，本省“巨野、济宁、嘉祥、鱼台、金乡等州县悉遭淹没，滕峄、滨湖民地与微山、独山、南阳诸湖连成一片，水面宽至数百里，多系黄色”。
　　又是一个田庐被毁、百姓遭灾的惨淡年景。
　　对于此次水患，朝廷也几次下谕“堵复”。 但灾情过大，负责督修的河官多有“束手咋舌”“藉词诿却”之意。此时，请谕在老家“修墓”的丁宝桢获悉后，不辞劳苦从贵州赶回山东。面对灾患，丁宝桢深感难安，“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
　　在其努力下，石庄户决口修堵工程在贾庄口动工。从 1875年正月工程开始起，年过半百的丁宝桢便驻扎在工地，日夜督促抢修，至工程完全完工时，仅历时四个余月。光绪帝在得奏后，批示道：“力任巨艰，予优叙”。
　　在山东菏泽，距障东堤三四十里处，村民苏江起曾从七米深的地下挖出了一块“民不能忘”的石碑，这块石碑就是当地百姓为感念丁宝桢治理黄河而刻立的。
　　丁宝桢的幕僚陈锦后来写了一篇《丁宝桢奏请创建山东省垣大王庙碑》，并将此刻成碑立于祭祀黄河神的庙中。上世纪80年代，这块石碑在黑虎泉西路附近的浙闽会馆内被发现，后移置到闵子骞墓园内。

《老残游记》与“张公柳”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戎马半生的张曜调任山东巡抚，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张曜办团练起家，文笔欠佳，曾被御史刘毓楠以“目不识丁”弹劾。但他知耻而后勇，自此后发愤读书，并镌刻“目不识丁”四字印，时时佩戴在身以自励。从调任山东巡抚到积劳成疾卒于任所，张曜在山东的时间不过5年。
　　在当时，山东巡抚并非一个美差。自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后，齐鲁大地一直深受黄河水患威胁。
　　张曜刚上任，就把治理黄河作为自己施政重点。因为深知自己并非水利专家，张曜遍寻山东的水利学者，甚至是乡间民众，抑或山野村夫，凡是对治河有益的意见，他都前往讨教。
　　晚清著名作家刘鹗曾寓居济南多年，更多次参与黄河治理，对张曜关心黄河水事体会深切。《老残游记》第三回中，刘鹗就写道：“昨晚在里頭（指巡抚衙门）吃便饭，宫保（张曜曾被授太子少保头衔，故称“宫保”）说起‘幕府人才济济，凡有所闻的无不罗致在此了’。同座姚云翁便道：‘目下就有一个人在此，宫保未必罗致。’宫保即问是谁。”
　　等到姚云翁说起此人“通达人情，熟谙河务”时，张曜急切得抓耳挠腮，十分欢喜，“宫保就叫兄弟立即写个文案扎子送来”。后来张曜终于见到小说主人公老残，老残将自己掌握的治河材料全盘告知，张曜听后极为高兴。
　　据史料记载，张曜幕府中幕僚达200人之多，几乎集中了方方面面学有专长的能人奇才。而这些能人奇才，大多都为他治河出谋划策。
　　黄河频繁泛滥，威胁两岸民生。晚清财政困窘，赈灾物资常常无法及时送达。张曜一边努力劝赈，拿出俸禄赈济灾民，动员其他官员捐俸助赈，救活了不少灾民;一面深入调查研究，年“驻工二百余日，督率修防，日不暇给。”（《清史稿·河渠志一》）
　　光绪十三年（1887），郑州十堡决口，山东黄河断流。他先是上奏朝廷，借黄河决口南流之机恢复徐淮故道，后见朝廷不准，当即对山东河道进行挑浚疏导。光绪十五年正月，黄河回归利津入海，时值黄河凌汛期，由于河道早已疏通，冰水顺利入海。不料这年三月，桃汛水势浩大，利津韩家垣子漫决。张曜深入河口查看，认为韩家垣子以下离海较近，可不予堵复，于两岸筑堤各三十里，束水中行，为新的入海流路。从此后河流东移，由毛丝坨入海，形成了1855年后黄河自利津入海其尾闾二大变迁。
　　张曜把治河比做治病，说：“泛溢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
　　他于1886年8月提出赶造平头船50只，每船16人，各带开挖工具，添置铁爬等器具，疏浚河道。又根据山东河道狭窄的特点，除加强两岸堤防外，提出了“分”与“疏”的主张，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减水闸坝一座，以防河水异涨。
　　对于河口，他认为用人力疏浚海口、挑挖引河已非万全之策，应采用西法，用机器船只节节疏浚。同年，他实施了增培黄河两岸遥堤、民埝、挑挖引河、培修徒骇河堤工以及疏浚河道等工程量浩繁巨大的黄河治理工程，其中河口处利津大马家以下修筑遥堤就达96华里（《再续行水金鉴》）。
　　在长期的黄河治理中，张曜发现黄河抢险筑埽用料以柳为最，遂于光绪十五年（1889）下令在山东黄河两岸一律种柳，自已带头栽植。由河防营严加看护，后人呼为“张公柳”。
　　山东黄河两岸的柳树，明令两岸百姓不得损毁，形成了绵延千里的柳树风景带。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黄河口地区麻湾险工和利津大马家险工处尚存数百株两人合抱的大柳树，据传就是光绪年代栽植的。
　　黄河泛滥一度危及小清河航运。小清河上的运盐船源源不断地把海盐运到济南，然后再分散到全省各地及邻近省份销售。张曜派盛宣怀主持小清河治理工程，在山东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依旧拿出70万两白银作为治理经费。
　　据史书记载，张曜有时一年会有300天都奋战在黄河抗洪上。1891年7月，在黄河岸边督工抢护史家坞、王阳家等处险工的张曜背上生了疽疾，民间名曰“搭背”。张曜知晓此病危害，但依然选择坚守在黄河上。属官将他强行送回济南休养，但此时，张曜已经病入膏肓，未几日医治无效而卒。
　　史书记载：“曜公尚存之日，四民皇皇，奔走祷祈。及逝，百姓巷哭失声，交衢缟素，若丧天亲，士聚于省闱，哀声遏长河。”张曜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于在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以志纪念。现济南大明湖张公祠仍存。

“十余年不闻溃决，民受其赐”

　　1902年8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是年，“秋季，利津、寿张、惠民等县境内黄河决口”，漫溢成灾。周馥督鲁的首要任务就是治理黄河，由此也进入了周馥治理山东黄河的一个新阶段。
　　“养民之政，莫大于治河”。周馥把治水视为护民的重要举措，“自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以来，南河修费大省，山东受患独重，小民困苦流连，几无生路。”“沿河各州县民人田地沦入正河身十余年，情殊可悯。”
　　为拯救鲁民于深水之中，他披沥呼吁，为民请命，“河病日深，民生日蹙，及今不治，恐日后泛滥横决。”“臣往来河干，目睹危险情形，实有不可终日之势。”
　　“非细心讲求，躬亲阅历，不能得其奥窍”，到了山东任巡抚以后，周馥在采取具体治水行动之前，总先到实地勘察研究，而不是纸上谈兵。
　　1902年，利津县冯家庄和惠民县刘旺庄决口之后，周馥亲自带人对两处漫口进行勘测 ，针对不同的测量结果，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冯家庄决口后，水流平缓，则采用堵合方法，使决口合龙。而刘旺庄漫口则不同，达180余丈，水深二丈三四尺至三丈不等， 水流湍急，如一味扒土筑堤堵合，很难成功，于是采取了建造水坝，开挖引河等方法， 方才堵合成功。
　　1904年，黄河在利津县境两次决口，由原丝绸口入海，改经徒骇河入海，周馥乘小舟，顺流察看，发现黄河从徒骇河入海比从铁门关、韩家垣、丝绸口入海均要顺畅，于是决定入海口维持现状，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治水以“水势顺逆为要”。周馥1902年在堵筑惠民县刘旺庄决口时，若按治河成法，应在黄河挑筑大坝方能合龙，但是下游流沙太多，无法施工，周馥打破常规，顺依水性，先在上游建了四道拦水坝，才使下游大堤堵合成功。利津县境黄河决口后，水流与旧堤形成丁字形，如盲目堵筑大堤，很难成功。周馥指出：“与其逆水之性，耗无益之财，救民而又莫能救，不如迁民避水，不与水争地，而使水与民 各得其所”。周馥因势利导，让地于水，一举三得。
　　山东黄河抢险防汛事务原由上、中、下三游总办督率，营委分段办理，但是随着下游河床泥沙淤积淤高，险情陡增，原设管者已穷于应付，“每遇盛漲，催夫购料，呼应不灵”。而沿岸州县因“责任不专，勤惰不一”，多置身于事外。
　　周馥遂将黄河南北两岸 21个州县一律改为兼河之缺，统归三游总办节制调度，与此同时，周馥把各府州县原设负责漕运之佐贰官改为河捕之缺，均归三游总办调遣节制，或近驻同城，或分防各镇，专司修防弹压等事。此举有三得，“在公家则禄不虚靡，而于吏治河防两有裨益”。
　　同时，他又注意将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治河，如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水位、岸高，在沿岸架设电线，计划修建小铁路以取土运料等等。时人评价道：“东省大吏，多以河防著称，然往往沾习旧章，昧于变通，若乃深察形便，不主故常，古法今制互相为用，则以故督为最，故其功亦较前人为多。”
　　周馥治理黄河，使山东“十余年不闻溃决，民受其赐”，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