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意产业领域的研究，从2006年《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开始至今，从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相关文献来看，是一种爆炸式的增长。从2005-2006年不足200页，到2011年上半年，已有接近4000页的变化。
2007年上半年以前，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来自于北京和上海，他们主要探究的主题是什么是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将要带来多么惊人的数据，比如来自霍金斯的200亿美元的创意产业广告，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数据，被反复引用。大家对创意产业该命名为什么而争论不休，中央政府坚持使用文化产业，地方政府长江以南广泛使用创意产业，长江以北广泛使用文化创意产业，造成了相当多的地方政府的统计主管部门一头雾水，统计数据五花八门，只能用“拍脑门”的方法估算交差。
2007-2008年度，是国内创意产业理论探讨中的“集聚区(园区)”热。在这个时期，大量文献都在探讨集聚区、产业园区将会对城市现代服务业升级、对于国家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怎么真正微笑起来不断进行理论探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约500个研究创意产业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于经济学、科技学、文学甚至是政治学的学者，纷纷跨行进入创意产业。在此期间，伴随着房地产的升温，大量地产商开始切创意产业带给他们的廉价蛋糕，借用发展创意产业园区的幌子，开始做“70％配套，30％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园区地产生意。一部分有良知的学者，开始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并强烈呼吁政府立法予以制止，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打着“规划”的招牌，全国各地讲学，销售自己大致雷同的园区规划方案，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营建起了早些年文化学者不敢想象的别墅，实现了知识创造财富的梦想。在这种不良的风气下，各地出现了大量雷同的园区，在开发商、地方政府主办的若干年会上，碰撞出了好多类似或者雷同的规划方案，令那时期的创意产业规划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这一时期，全国形成了接近50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东部地区，以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为代表，造成了每个大城市出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园区，西部地区，集聚区扩散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甚至在西部50万规模的小城市，也开始投入巨资修建创意产业园区。中央部委以中宣部、发改委、财政部、文化部等部委为代表，开始大范围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政策性奖励和政策扶持，地方政府从省、市、区(县)到街道(镇)、甚至到村一级，也都纷纷对创意产业进行扶持，扶持资金规模，从500万到5亿元不等，从而在此时期，出现了大量园区经营者的“跑政策族”，各地园区基本都获得了政府的资助或奖励，资助规模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
2008-2009年度，国家图书馆收录的文献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全国各地的学者们，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区域中心该如何发展创意产业。在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形成了大量以省市为单位的创意产业发展对策性理论文献，各地党校、行政学院、技术学院、社科院开始大范围形成报告，研究创意产业如何推动所在地“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策略”；华南华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以更为微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企业对城区及小城镇建设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学者数量，从2007年的500多人的规模，突然爆炸到2000人左右，在这一时期，根本动因来自于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所带来的“变革意识”，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却非常有限，大多是对2005年到2008年之间的创意产业理论成果的总结和学术演绎，许多学者开始采取数学模型的方式，探讨创意产业到底能带来多大的GDP、带来多少就业以及带来多强的社会辐射效果。在这一时期，2007年之后开始兴建的大量园区出现了空置率过高和文化用地商业地产过度开发的问题，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创意产业到底会走多远形成了“谨慎的接纳”状态。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绩效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需要每年用高于GDP平均增速的创意产业发展效率来证明“创意产业真的是拉动现代服务业的新引擎”的题设，而迅速带来数据变化的方式就是进行土地交易，所以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诱导市中心或者接近市中心的工业企业，以环保、城市功能转型、低碳、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旧城区改造等为原因，集体动迁这些企业，置换进入相当多的文化创意类园区。创意产业园、文化街、文化城、动漫园、影视基地、创意创业基地遍地开花，几乎所有的地级市，全都拥有了创意产业园区。而这些园区，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表层意义上的创意产业的“数字繁荣”。
2009-2010年度，随着各地创意产业集聚区相继建设完成，各地创意产业集聚区进入招商高潮时期，国家图书馆里的文化创意产业相关论文，又有了新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创意产业园区内部的功能建设，持有“三年”孵化期的论断，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必须经过至少三年政府扶持，才能获得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影响，并强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平台功能，以及城市地标的功能，潜意识里，他们更认同创意产业园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文化事业发展的有益补充；另一类是受到这一时期社会普遍出现的就业问题等社会矛盾的影响，强调文化创意园区的创业孵化功能，把创意园区、创意产业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方法，用创意产业激发SOHO一族投入创业浪潮的途径。他们认为科技创业和其它产业入行门槛较高，而创意产业专利要求不高，投资成本很低，更有利于创业，所以提出了诸如地方政府应大力推动中小企业进入创意产业领域，加大中小创意企业扶持资金，中小文化创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策略，以及税收扶持等策略。在执行层面，由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普遍存在盈利模式不清晰、成立时间短、无不动产和设备抵押等问题，金融扶持政策举步维艰，又缺少相应的权威专家对具体中小企业发展潜力的评估体系，造成扶持资金靠“关系”发放、随意性发放的不良局面，形成了大量虚假项目的出现。政策扶持的主导者，也逐步从文化相关政府部门转向劳动相关主导部门，以扶持孵化器、创意创业园为扶持目标，发放了大量的房租补贴和项目补贴，而补贴后的财政审计相对宽松，造成了各地园区纷纷上马孵化器，全国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孵化器数量也超过了1000个，各地创意产业集聚区，也把自行设立的孵化器纳入入住率，造成部分园区孵化器占整个园区总面积的30％-50％。而许多孵化器的拥有者们，一边享受政府的房屋贴补，一边收房租，使本身为了孵化中小企业而贴补的资金，落入了开发商的腰包。
2010--2011年度，进入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国家图书馆里的创意产业相关论文，形成了总结+规划模式。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中央政策指引下，各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纷纷进行了格局上的调整，弱化了GDP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而更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协调发展，各地的十二五规划中，都把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列入专章或者专题进行讨论，纷纷制定了有自己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规划》，部分城市也着手制定了《文化创意产业规划》或《创意产业规划》，这些规划研究报告的编写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文化创意产业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十一五的贡献，以及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做了战略性前瞻性的报告。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期的创意产业相关论文，是一种类似于2006年-2007年的畅想式的理论探讨，所不同的是，在2006-2007年，大多是采取借国外案例提出本国、本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要性的分析，而在2010-2011年度，大多采用的是本地区的案例以及同类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发展目标里，也采取“加大一级的文化创意中心”为发展目标，区县一级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创意中心，地市发展成省城中心，而省市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国家经济中心区域，则提出东北亚、东亚等的文化创意中心，口号化充斥了本年度的创意产业理论界，成了本年度的最大特色。
综上所述，创意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在国内理论界逐步从小众学科走向了“显学”的位置。从2007年到2010年年末，国内出版的创意产业专著达162本，研究论文两万余篇章，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时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等收录的作者达5000人以上。而在2006年前，此类专著包含翻译著作仅有6本，理论文章也只有百余篇。但是，显学的背后，却充斥了大量的利益驱动和不切实际的演绎，从而制约了我国创意产业理论界和产业界的发展。
如何真正合理布局国家和区域的创意产业发展，避免出现各种虚假瞒骗的不良风气；如何真正用创意带来真正的城市发展改良；如何通过一个创意衍生一个独特的创意产业；如何统一思想确定一个创意产业的统一的统计指标；如何群策群力给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创意产业的价值标准；如何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专家库，并使专家库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智囊团；如何形成一个真正运行得有价值的创意产业发展线上平台；如何给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制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标准；如何立法遏制“政策族”、“挂羊头卖狗肉”的不良风气，等等，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议题应是未来理论探讨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政策研究中更应关注的节点，只有在这些方面下足了功夫，研究透彻，才能真正使创意产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微笑曲线中找到“嘴角”的那一抹富有创意的幽默的“笑点”。
2007年上半年以前，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来自于北京和上海，他们主要探究的主题是什么是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将要带来多么惊人的数据，比如来自霍金斯的200亿美元的创意产业广告，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数据，被反复引用。大家对创意产业该命名为什么而争论不休，中央政府坚持使用文化产业，地方政府长江以南广泛使用创意产业，长江以北广泛使用文化创意产业，造成了相当多的地方政府的统计主管部门一头雾水，统计数据五花八门，只能用“拍脑门”的方法估算交差。
2007-2008年度，是国内创意产业理论探讨中的“集聚区(园区)”热。在这个时期，大量文献都在探讨集聚区、产业园区将会对城市现代服务业升级、对于国家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怎么真正微笑起来不断进行理论探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约500个研究创意产业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于经济学、科技学、文学甚至是政治学的学者，纷纷跨行进入创意产业。在此期间，伴随着房地产的升温，大量地产商开始切创意产业带给他们的廉价蛋糕，借用发展创意产业园区的幌子，开始做“70％配套，30％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园区地产生意。一部分有良知的学者，开始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并强烈呼吁政府立法予以制止，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打着“规划”的招牌，全国各地讲学，销售自己大致雷同的园区规划方案，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营建起了早些年文化学者不敢想象的别墅，实现了知识创造财富的梦想。在这种不良的风气下，各地出现了大量雷同的园区，在开发商、地方政府主办的若干年会上，碰撞出了好多类似或者雷同的规划方案，令那时期的创意产业规划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这一时期，全国形成了接近50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东部地区，以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为代表，造成了每个大城市出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园区，西部地区，集聚区扩散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甚至在西部50万规模的小城市，也开始投入巨资修建创意产业园区。中央部委以中宣部、发改委、财政部、文化部等部委为代表，开始大范围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政策性奖励和政策扶持，地方政府从省、市、区(县)到街道(镇)、甚至到村一级，也都纷纷对创意产业进行扶持，扶持资金规模，从500万到5亿元不等，从而在此时期，出现了大量园区经营者的“跑政策族”，各地园区基本都获得了政府的资助或奖励，资助规模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
2008-2009年度，国家图书馆收录的文献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全国各地的学者们，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区域中心该如何发展创意产业。在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形成了大量以省市为单位的创意产业发展对策性理论文献，各地党校、行政学院、技术学院、社科院开始大范围形成报告，研究创意产业如何推动所在地“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策略”；华南华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以更为微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企业对城区及小城镇建设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学者数量，从2007年的500多人的规模，突然爆炸到2000人左右，在这一时期，根本动因来自于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所带来的“变革意识”，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却非常有限，大多是对2005年到2008年之间的创意产业理论成果的总结和学术演绎，许多学者开始采取数学模型的方式，探讨创意产业到底能带来多大的GDP、带来多少就业以及带来多强的社会辐射效果。在这一时期，2007年之后开始兴建的大量园区出现了空置率过高和文化用地商业地产过度开发的问题，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创意产业到底会走多远形成了“谨慎的接纳”状态。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绩效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需要每年用高于GDP平均增速的创意产业发展效率来证明“创意产业真的是拉动现代服务业的新引擎”的题设，而迅速带来数据变化的方式就是进行土地交易，所以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诱导市中心或者接近市中心的工业企业，以环保、城市功能转型、低碳、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旧城区改造等为原因，集体动迁这些企业，置换进入相当多的文化创意类园区。创意产业园、文化街、文化城、动漫园、影视基地、创意创业基地遍地开花，几乎所有的地级市，全都拥有了创意产业园区。而这些园区，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表层意义上的创意产业的“数字繁荣”。
2009-2010年度，随着各地创意产业集聚区相继建设完成，各地创意产业集聚区进入招商高潮时期，国家图书馆里的文化创意产业相关论文，又有了新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创意产业园区内部的功能建设，持有“三年”孵化期的论断，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必须经过至少三年政府扶持，才能获得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影响，并强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平台功能，以及城市地标的功能，潜意识里，他们更认同创意产业园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文化事业发展的有益补充；另一类是受到这一时期社会普遍出现的就业问题等社会矛盾的影响，强调文化创意园区的创业孵化功能，把创意园区、创意产业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方法，用创意产业激发SOHO一族投入创业浪潮的途径。他们认为科技创业和其它产业入行门槛较高，而创意产业专利要求不高，投资成本很低，更有利于创业，所以提出了诸如地方政府应大力推动中小企业进入创意产业领域，加大中小创意企业扶持资金，中小文化创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策略，以及税收扶持等策略。在执行层面，由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普遍存在盈利模式不清晰、成立时间短、无不动产和设备抵押等问题，金融扶持政策举步维艰，又缺少相应的权威专家对具体中小企业发展潜力的评估体系，造成扶持资金靠“关系”发放、随意性发放的不良局面，形成了大量虚假项目的出现。政策扶持的主导者，也逐步从文化相关政府部门转向劳动相关主导部门，以扶持孵化器、创意创业园为扶持目标，发放了大量的房租补贴和项目补贴，而补贴后的财政审计相对宽松，造成了各地园区纷纷上马孵化器，全国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孵化器数量也超过了1000个，各地创意产业集聚区，也把自行设立的孵化器纳入入住率，造成部分园区孵化器占整个园区总面积的30％-50％。而许多孵化器的拥有者们，一边享受政府的房屋贴补，一边收房租，使本身为了孵化中小企业而贴补的资金，落入了开发商的腰包。
2010--2011年度，进入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国家图书馆里的创意产业相关论文，形成了总结+规划模式。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中央政策指引下，各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纷纷进行了格局上的调整，弱化了GDP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而更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协调发展，各地的十二五规划中，都把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列入专章或者专题进行讨论，纷纷制定了有自己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规划》，部分城市也着手制定了《文化创意产业规划》或《创意产业规划》，这些规划研究报告的编写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文化创意产业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十一五的贡献，以及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做了战略性前瞻性的报告。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期的创意产业相关论文，是一种类似于2006年-2007年的畅想式的理论探讨，所不同的是，在2006-2007年，大多是采取借国外案例提出本国、本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要性的分析，而在2010-2011年度，大多采用的是本地区的案例以及同类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发展目标里，也采取“加大一级的文化创意中心”为发展目标，区县一级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创意中心，地市发展成省城中心，而省市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国家经济中心区域，则提出东北亚、东亚等的文化创意中心，口号化充斥了本年度的创意产业理论界，成了本年度的最大特色。
综上所述，创意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在国内理论界逐步从小众学科走向了“显学”的位置。从2007年到2010年年末，国内出版的创意产业专著达162本，研究论文两万余篇章，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时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等收录的作者达5000人以上。而在2006年前，此类专著包含翻译著作仅有6本，理论文章也只有百余篇。但是，显学的背后，却充斥了大量的利益驱动和不切实际的演绎，从而制约了我国创意产业理论界和产业界的发展。
如何真正合理布局国家和区域的创意产业发展，避免出现各种虚假瞒骗的不良风气；如何真正用创意带来真正的城市发展改良；如何通过一个创意衍生一个独特的创意产业；如何统一思想确定一个创意产业的统一的统计指标；如何群策群力给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创意产业的价值标准；如何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专家库，并使专家库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智囊团；如何形成一个真正运行得有价值的创意产业发展线上平台；如何给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制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标准；如何立法遏制“政策族”、“挂羊头卖狗肉”的不良风气，等等，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议题应是未来理论探讨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政策研究中更应关注的节点，只有在这些方面下足了功夫，研究透彻，才能真正使创意产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微笑曲线中找到“嘴角”的那一抹富有创意的幽默的“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