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家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崇祯皇帝》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很值得反复咀嚼和玩味。从《崇祯皇帝》中可以看出，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摆脱“三突出”创作的困扰和造反声浪的侵扰所做出的美学努力。《崇祯皇帝》是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节选出来的，在基本保存《李自成》精华的基础上又相对独立。与《李自成》不同，《崇祯皇帝》以崇祯皇帝的历史活动为主线，农民起义军的历史活动则降为副线，不仅详细地描写了崇祯皇帝从中兴之主到亡国之君的蜕变过程，而且全面地反映了崇祯皇帝所处的历史环境即日趋激烈的各种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崇祯皇帝》咏叹了明朝君臣在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的艰辛，可以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十分难得的殷鉴。
如果甲申年（1644年）崇祯皇帝的亡国只是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崛起，即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那么，崇祯皇帝魂断煤山和许多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一样，就不值得后人特别的反思。然而，崇祯皇帝的亡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拐点乃至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不幸联在一起了，这就难以回避了。中国不是一个弹丸小地，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而是一个曾经推动人类文明大发展的重要国家。这么重要国家在人类即将迈入近代社会的时刻落伍无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沉痛悲剧。崇祯皇帝在中华民族历史的拐点上本来有望成为中兴之主，但却不幸蜕变为亡国之君。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崇祯皇帝的这种不幸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至少影响中华民族衰退数百年。
过去，中国现代史学界比较关注明末农民起义的甲申祭上，而相对忽视明朝最后溃败的甲申祭。或许，中国现代史学界觉得明末农民起义是兴旺得快和败亡得快，值得特别反思，而明朝末年早就处在风雨飘摇中，溃败只是早晚的事，那就随它去。这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宿命论。明王朝被清王朝代替不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明王朝的生产力远比清王朝发达），而是封建社会不同政权的更迭，当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而，明朝最后的溃败在中国现阶段特别值得深入地反思。在历史上，历史学家对短命的秦朝、隋朝的灭亡都有不少深度反思，并且这些反思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对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王朝的最后溃败却反思得不够。《崇祯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弥补这个缺陷的作用。尤其是明朝末年，并没有出现昏庸无能和荒淫无道的皇帝，更没有出现大权旁落和少不更事的皇帝，而是出现了一位曾创造短暂中兴气象并一心一意地渴望中兴的崇祯皇帝。这个崇祯皇帝既不耽于享乐，也非完全昏庸，而是勤于朝政，从不松懈。有时也能扶正压邪，秉公办事。尤其在铲除魏忠贤集团时既讲斗争策略，又十分坚决，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无论是对抗清兵入侵，还是围剿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都曾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这个崇祯皇帝在追求明朝中兴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力绌，最后魂断煤山。在感叹唏嘘之余，这难道不应深入地反思？这是明朝末期政权已经腐朽不堪、烂泥巴扶不上墙，还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首脑崇祯皇帝执政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呢？如果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首脑崇祯皇帝在执政上的失误所造成的，那么，后世又如何规避这些失误呢？
对于影响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明朝溃灭，中国当代不少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进行了一定的反思。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集体，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能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有位置，有位置就没有脑子。这种反思恐怕不完全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幻想和思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可以说，有思想的人不决策，能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有位置，有位置就没有脑子，这两部分人的分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而这两部分人能否有机结合？能否在有机结合后还有实践能力？这是考验一个统治集团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崇祯皇帝可以说既不缺少位置，也不缺少谋略，而是缺少将一些正确的决策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的人才和得力团队。崇祯皇帝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南下定都政策，虽然都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行政策，但是却没人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最后，崇祯皇帝竟在一群不负责任的大臣的包围中亡国丢命，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与不少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不同，崇祯皇帝很想有一番作为，并时时以英明之主鞭策自己。崇祯皇帝对少年宫女费珍娥美色的微妙变化就入木三分地反映了他在以英明之主苛求自己上的挣扎。而明王朝末年在这位崇祯皇帝的惨淡经营下也有了一些起色。作家既写了他的雄心壮志，即振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明朝政权；也写了他的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即不但没有非常明确的治国方略，而且在重大决策上左右摇摆，莫衷一是。在内忧外困、风雨飘摇的时代，这就很难成就一番大业。从《崇祯皇帝》中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在治国方略上既不明确，也不连贯。在对外（攘外）与对内（安内）上，崇祯皇帝在摇摆后虽然倾向攘外应先安内，但却不能全力付诸实施。尤其是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在执行一些可行的决策时缺乏历史担当，造成上下相互推诿和扯皮，无法组成统一行动，大臣难以任事，往往事倍功半。在振兴风雨飘摇的明朝政权上，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是互相推诿，互相攻讦。这种人心涣散的统治集团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很难应付日趋激烈的内外矛盾。
作家对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敢承担责任而相互推诿的狭隘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活灵活现，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在陈新甲泄密被诛上，崇祯皇帝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害怕损害历史清誉，而是希望陈新甲主动承担这个历史责任。但是，崇祯皇帝又不能在臣属承担责任后保全臣属。在陈新甲泄密被诛这件事情上，作家描写了崇祯皇帝与陈新甲在相互推诿责任上的博弈，生动地刻画了崇祯皇帝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侥幸心理和臣属代替皇上受过的恐惧心理。当朝廷与满洲秘密议和泄密后，崇祯皇帝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力排非议，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即担心损害他的“英主”之名，推卸责任。其次，崇祯皇帝没有主动承担责任，而是推卸议和责任。崇祯皇帝决定诛杀陈新甲不是陈新甲有罪，而是担心陈新甲泄露和议真情。君臣上下都推诿责任。在攘外即平虏与安内即剿贼上，崇祯皇帝本来倾向于先安内后攘外，但他却不愿承担执行这一方略的历史责任，结果就始终徘徊在安内与攘外之间。崇祯皇帝最终亡国于内外交困中。崇祯皇帝在议和责任上与大臣陈新甲的博弈就深刻地反映了明末君臣上下那种相互推卸责任的不良习气。陈新甲认为议和执行崇祯皇帝的旨意即“奉旨议和”，而不是个人行为，不愿承担全部责任。崇祯皇帝则推卸责任，完全诿过大臣陈新甲。这场互相推卸责任的斗争虽然以崇祯皇帝的胜利即收回密旨和陈新甲被诛结束，但却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王朝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来，无论是南迁，还是急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抵御兵临城下的李自成农民军，不少大臣都明白其中的利害，但他们都害怕承担责任，不敢提出并采取正确的决策，结果错失良机。 一个国家政权在即将灭亡的时候，统治集团上上下下都是以自我利益的得失为中心的，而不是将个人利益的得失和国家的存亡捆绑在一起。这个对国家不负责的统治集团在即将灭亡时往往是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斤斤计较地维护自身利益。当统治集团都不负责任时，这个统治集团就既不可能产生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坚决地执行任何既定的决策。这就是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难以改变加重人民负担、激化阶级矛盾的增派剿饷和练饷的政策，难以实行向受国厚恩的皇亲贵戚借助军饷的救急之策。作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场冲突：一是崇祯皇帝与以武清侯李国瑞为首的皇亲贵戚的矛盾，二是崇祯皇帝与反对增派剿饷和练饷的忠臣黄道周、刘宗周等人的矛盾。在前一冲突中，作家全方位地描写了崇祯皇帝与以武清侯李国瑞为代表的皇亲贵戚的较量，一波三折，惊心动魄。这一冲突反映了崇祯皇帝在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上的无能为力。在后一冲突中，作家层层加码地描写了崇祯皇帝与反对增派剿饷和练饷的忠臣黄道周、刘宗周等人的争辩，层层激化，热血沸腾。这一冲突反映了崇祯皇帝变本加厉盘剥人民利益的贪婪本性。这两场冲突前后相继，对比鲜明，仿佛走出山重水复后又进入了层峦叠嶂中。在这两场冲突中，作家深刻地揭示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中已陷绝境。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之所以缺乏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大臣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崇祯皇帝“虽有图治之心，然无纳谏之量，往往对臣下太严”，一些大臣往往动辄得咎，难措手足。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并非没有人才，但这些人才在建功立业时受到左右掣肘，难以成功。不少大臣花费不少精力甚至主要精力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而不能专心做事。在这个统治集团里，文武大臣不但不和，而且大多缺乏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战略眼光。杨嗣昌的借刀杀人，竟将翰林杨廷麟推到军中任职，完全不顾国家利益，令人发指。而杨嗣昌代行督师失败后，虽然自尽了，但仍难免弹劾，令人心寒。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体就是在这种相互攻讦中逐渐人才凋零的，那些有用之才大多在逆淘汰中败北了。《崇祯皇帝》与其说是崇祯皇帝的挽歌，还不如说是明王朝那些杰出人才的挽歌。
崇祯皇帝虽然有时非常痛恨群臣的相互攻讦和内耗，但却无法消弭这种矛盾。这就是崇祯皇帝既不尊重人才，也不爱惜人才，往往以个人好恶取舍人才，不能团结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才并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战将卢象升只是反对对外主和，崇祯皇帝就急忙起用文臣刘宇亮代替卢象升“总督诸军”。在使用人才上，崇祯皇帝既不知人善任，也不合理使用。卢象升的战死、杨嗣昌的自杀、陈新甲的被诛和洪承畴的投降，随着这些支撑明朝的柱石一个一个倒下，崇祯皇帝最后竟感到无才可用。亡国前夕，崇祯皇帝还在慨叹和倾诉：诸臣误国。君不是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到崇祯皇帝吊死时，既无大臣应诏，也无忠臣陪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陈新甲和洪承畴这些明朝优秀人才的凋谢都是与崇祯皇帝的刻薄寡恩密不可分的。
卢象升的战死是完全不该发生的。即使卢象升反对对外主和，也不可驱入死地。至少卢象升可以在对内作战上发挥作用。卢象升之死可以说是崇祯皇帝成为亡国之君的预兆。作家在渲染卢象升之死的悲壮时深刻地揭示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走下坡路的必然趋势。当卢象升坚决反对主和后，他的战斗集团很快面临必死困境，一是被迫分兵，二是开罪左右而丧失后勤保障，三是与最高统治集团的重大决策矛盾，四是崇祯皇帝不重用并以书生刘宇亮代替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这是崇祯皇帝十分草率的决定），五是不知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六是对对手清军的一知半解。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下，卢象升除了战死，找不到其他出路。而卢象升虽然明知失败，但仍然义无反顾，既悲壮，又可悲。卢象升的战死不仅是个人的牺牲，也是国家力量的重大损耗。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人才的这种逆淘汰已埋下了崇祯皇帝成为亡国之君的伏线。
统帅洪承畴的败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挟关内作战大胜之威的洪承畴督军出关作战是可以避免惨败的。如果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还是有取胜的机会的，至少可以保存国家有限的生存力量。但是，洪承畴却在崇祯皇帝的遥控和催促下仓促出战，孤注一掷，并在战败后不肯突围，结果被俘投降。洪承畴的败降可以说是明王朝灭亡和清王朝崛起的根本转折。作家没有简单地描写洪承畴的投降，而是相当细腻地刻画了洪承畴投降的心理演变过程，深刻地表现了新旧王朝在人才取舍上的不同气度。作家虚写关内傅宗龙以不练之兵对抗精锐之师的失败，实写关外洪承畴仓促出兵后的溃败，这种虚实结合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王朝已病入膏肓，崩溃只是早晚的事。洪承畴这些人才在明王朝没有扭转明朝灭亡的历史趋势，但却促进了清王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岂是忠臣与贰臣这种简单的道德批判所能盖棺论定的？
一代兴亡的确与气数有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努力是很难改变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人的努力却可能在局部范围内营造一个较好的发展氛围。即使静观其变，也是积极准备。这就是说，人谋是相当重要的。至少，人的这种努力可以延缓或加速历史的进程。正如不可避免的历史阵痛，人的努力是可以加重或减轻这种历史阵痛的。《水浒传》里的梁山英雄好汉在奸邪当道时就创造了一个能进能退的梁山泊。宋江征辽回京途中，在街市上见了胡敲，感叹不已，作诗一首：“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谩徒劳。”宋江自比胡敲，认为：“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这是古今英雄在时不我遇时的悲叹。但是，宋江如果没有梁山泊，就恐怕只能潜伏爪牙忍受。崇祯皇帝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力挽狂澜，但他却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结成一个戮力向前的战斗团队，最后只好以吊死收场。而那些脱离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文臣武将却在另一个战斗集团纷纷建功立业。这些人虽然难免贰臣之讥，但他们却得遂凌云壮志。崇祯皇帝虽有中兴的机会，但却无中兴的才能，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这是世袭制的历史宿命），历史选择了他。这不仅是崇祯皇帝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些天下英雄好汉的不幸和平民百姓的灾难。作家在为崇祯皇帝扼腕叹息时也为那些有志不能伸的天下英雄和遭受本不应该遭受的痛苦的平民百姓长太息以掩涕兮。当崇祯皇帝自以为是而那些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的时候，天下英雄好汉是和崇祯皇帝一起为这种世袭制殉葬，还是挣脱这种羁绊？这岂不令人深长思之？的确，作家在描写历史并还原历史时不是源自对现实的影射。但是，不可否认，没有现实生活的振动和激发，历史是不可能在作家的想象中被完全激活的。中国古代作家司马迁认为文艺作品（还有其他文化作品）“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乃是抒发作家郁结之意。可以说，这是司马迁饱经沧桑后的智慧顿悟。中国当代有些作家纷纷钻进历史的故纸堆，不过是寻找躲避现实的避风港，但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崇祯皇帝》却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在那些历史人物身上寄托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忧愤和深刻洞察。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家在《崇祯皇帝》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身上看到了现实人物的影子，就大批特批作家对历史人物的拔高。这是不完全公正的。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易代之际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推卸统治集团的责任。顾炎武一方面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指出“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即“匹夫无责”。这就是说，明朝的灭亡，人民是不能负责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那些明末统治集团利令智昏，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下不能远谋，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从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数百年的历史发展，很长时间一蹶不振。反而是一些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痛定思痛的文化创造中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可悲的是，这种宝贵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居然遭到了不同阶层不同程度的消解。中国当代有些思想家在反思明末这段历史时认为，崇祯皇帝自以为是天才，而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是不敢用一流的部属的，因而不可能有一流的部属。而崇祯皇帝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似乎领袖一定是最英明的。这很容易滋长崇拜和跪拜文化。其实，崇祯皇帝缺乏过人的才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崇祯皇帝自以为是，甚至武大郎开店。在中国历史上，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在才能上未必强过他的部属，但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成就大业。如果崇祯皇帝能够尊重人才并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那么，明朝的灭亡就不至于无可挽回。岂不悲哉！历史不堪回首，但必须回首。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转折关头，崇祯皇帝的吊死结局恐怕远比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的失败更能为后人提供殷鉴。
（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文艺报社）
责任编辑 马新亚
如果甲申年（1644年）崇祯皇帝的亡国只是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崛起，即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那么，崇祯皇帝魂断煤山和许多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一样，就不值得后人特别的反思。然而，崇祯皇帝的亡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拐点乃至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不幸联在一起了，这就难以回避了。中国不是一个弹丸小地，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而是一个曾经推动人类文明大发展的重要国家。这么重要国家在人类即将迈入近代社会的时刻落伍无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沉痛悲剧。崇祯皇帝在中华民族历史的拐点上本来有望成为中兴之主，但却不幸蜕变为亡国之君。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崇祯皇帝的这种不幸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至少影响中华民族衰退数百年。
过去，中国现代史学界比较关注明末农民起义的甲申祭上，而相对忽视明朝最后溃败的甲申祭。或许，中国现代史学界觉得明末农民起义是兴旺得快和败亡得快，值得特别反思，而明朝末年早就处在风雨飘摇中，溃败只是早晚的事，那就随它去。这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宿命论。明王朝被清王朝代替不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明王朝的生产力远比清王朝发达），而是封建社会不同政权的更迭，当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而，明朝最后的溃败在中国现阶段特别值得深入地反思。在历史上，历史学家对短命的秦朝、隋朝的灭亡都有不少深度反思，并且这些反思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对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王朝的最后溃败却反思得不够。《崇祯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弥补这个缺陷的作用。尤其是明朝末年，并没有出现昏庸无能和荒淫无道的皇帝，更没有出现大权旁落和少不更事的皇帝，而是出现了一位曾创造短暂中兴气象并一心一意地渴望中兴的崇祯皇帝。这个崇祯皇帝既不耽于享乐，也非完全昏庸，而是勤于朝政，从不松懈。有时也能扶正压邪，秉公办事。尤其在铲除魏忠贤集团时既讲斗争策略，又十分坚决，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无论是对抗清兵入侵，还是围剿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都曾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这个崇祯皇帝在追求明朝中兴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力绌，最后魂断煤山。在感叹唏嘘之余，这难道不应深入地反思？这是明朝末期政权已经腐朽不堪、烂泥巴扶不上墙，还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首脑崇祯皇帝执政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呢？如果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首脑崇祯皇帝在执政上的失误所造成的，那么，后世又如何规避这些失误呢？
对于影响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明朝溃灭，中国当代不少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进行了一定的反思。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集体，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能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有位置，有位置就没有脑子。这种反思恐怕不完全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幻想和思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可以说，有思想的人不决策，能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有位置，有位置就没有脑子，这两部分人的分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而这两部分人能否有机结合？能否在有机结合后还有实践能力？这是考验一个统治集团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崇祯皇帝可以说既不缺少位置，也不缺少谋略，而是缺少将一些正确的决策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的人才和得力团队。崇祯皇帝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南下定都政策，虽然都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行政策，但是却没人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最后，崇祯皇帝竟在一群不负责任的大臣的包围中亡国丢命，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与不少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不同，崇祯皇帝很想有一番作为，并时时以英明之主鞭策自己。崇祯皇帝对少年宫女费珍娥美色的微妙变化就入木三分地反映了他在以英明之主苛求自己上的挣扎。而明王朝末年在这位崇祯皇帝的惨淡经营下也有了一些起色。作家既写了他的雄心壮志，即振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明朝政权；也写了他的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即不但没有非常明确的治国方略，而且在重大决策上左右摇摆，莫衷一是。在内忧外困、风雨飘摇的时代，这就很难成就一番大业。从《崇祯皇帝》中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在治国方略上既不明确，也不连贯。在对外（攘外）与对内（安内）上，崇祯皇帝在摇摆后虽然倾向攘外应先安内，但却不能全力付诸实施。尤其是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在执行一些可行的决策时缺乏历史担当，造成上下相互推诿和扯皮，无法组成统一行动，大臣难以任事，往往事倍功半。在振兴风雨飘摇的明朝政权上，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是互相推诿，互相攻讦。这种人心涣散的统治集团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很难应付日趋激烈的内外矛盾。
作家对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敢承担责任而相互推诿的狭隘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活灵活现，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在陈新甲泄密被诛上，崇祯皇帝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害怕损害历史清誉，而是希望陈新甲主动承担这个历史责任。但是，崇祯皇帝又不能在臣属承担责任后保全臣属。在陈新甲泄密被诛这件事情上，作家描写了崇祯皇帝与陈新甲在相互推诿责任上的博弈，生动地刻画了崇祯皇帝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侥幸心理和臣属代替皇上受过的恐惧心理。当朝廷与满洲秘密议和泄密后，崇祯皇帝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力排非议，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即担心损害他的“英主”之名，推卸责任。其次，崇祯皇帝没有主动承担责任，而是推卸议和责任。崇祯皇帝决定诛杀陈新甲不是陈新甲有罪，而是担心陈新甲泄露和议真情。君臣上下都推诿责任。在攘外即平虏与安内即剿贼上，崇祯皇帝本来倾向于先安内后攘外，但他却不愿承担执行这一方略的历史责任，结果就始终徘徊在安内与攘外之间。崇祯皇帝最终亡国于内外交困中。崇祯皇帝在议和责任上与大臣陈新甲的博弈就深刻地反映了明末君臣上下那种相互推卸责任的不良习气。陈新甲认为议和执行崇祯皇帝的旨意即“奉旨议和”，而不是个人行为，不愿承担全部责任。崇祯皇帝则推卸责任，完全诿过大臣陈新甲。这场互相推卸责任的斗争虽然以崇祯皇帝的胜利即收回密旨和陈新甲被诛结束，但却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王朝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来，无论是南迁，还是急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抵御兵临城下的李自成农民军，不少大臣都明白其中的利害，但他们都害怕承担责任，不敢提出并采取正确的决策，结果错失良机。 一个国家政权在即将灭亡的时候，统治集团上上下下都是以自我利益的得失为中心的，而不是将个人利益的得失和国家的存亡捆绑在一起。这个对国家不负责的统治集团在即将灭亡时往往是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斤斤计较地维护自身利益。当统治集团都不负责任时，这个统治集团就既不可能产生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坚决地执行任何既定的决策。这就是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难以改变加重人民负担、激化阶级矛盾的增派剿饷和练饷的政策，难以实行向受国厚恩的皇亲贵戚借助军饷的救急之策。作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场冲突：一是崇祯皇帝与以武清侯李国瑞为首的皇亲贵戚的矛盾，二是崇祯皇帝与反对增派剿饷和练饷的忠臣黄道周、刘宗周等人的矛盾。在前一冲突中，作家全方位地描写了崇祯皇帝与以武清侯李国瑞为代表的皇亲贵戚的较量，一波三折，惊心动魄。这一冲突反映了崇祯皇帝在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上的无能为力。在后一冲突中，作家层层加码地描写了崇祯皇帝与反对增派剿饷和练饷的忠臣黄道周、刘宗周等人的争辩，层层激化，热血沸腾。这一冲突反映了崇祯皇帝变本加厉盘剥人民利益的贪婪本性。这两场冲突前后相继，对比鲜明，仿佛走出山重水复后又进入了层峦叠嶂中。在这两场冲突中，作家深刻地揭示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中已陷绝境。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之所以缺乏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大臣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崇祯皇帝“虽有图治之心，然无纳谏之量，往往对臣下太严”，一些大臣往往动辄得咎，难措手足。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并非没有人才，但这些人才在建功立业时受到左右掣肘，难以成功。不少大臣花费不少精力甚至主要精力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而不能专心做事。在这个统治集团里，文武大臣不但不和，而且大多缺乏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战略眼光。杨嗣昌的借刀杀人，竟将翰林杨廷麟推到军中任职，完全不顾国家利益，令人发指。而杨嗣昌代行督师失败后，虽然自尽了，但仍难免弹劾，令人心寒。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体就是在这种相互攻讦中逐渐人才凋零的，那些有用之才大多在逆淘汰中败北了。《崇祯皇帝》与其说是崇祯皇帝的挽歌，还不如说是明王朝那些杰出人才的挽歌。
崇祯皇帝虽然有时非常痛恨群臣的相互攻讦和内耗，但却无法消弭这种矛盾。这就是崇祯皇帝既不尊重人才，也不爱惜人才，往往以个人好恶取舍人才，不能团结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才并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战将卢象升只是反对对外主和，崇祯皇帝就急忙起用文臣刘宇亮代替卢象升“总督诸军”。在使用人才上，崇祯皇帝既不知人善任，也不合理使用。卢象升的战死、杨嗣昌的自杀、陈新甲的被诛和洪承畴的投降，随着这些支撑明朝的柱石一个一个倒下，崇祯皇帝最后竟感到无才可用。亡国前夕，崇祯皇帝还在慨叹和倾诉：诸臣误国。君不是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到崇祯皇帝吊死时，既无大臣应诏，也无忠臣陪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陈新甲和洪承畴这些明朝优秀人才的凋谢都是与崇祯皇帝的刻薄寡恩密不可分的。
卢象升的战死是完全不该发生的。即使卢象升反对对外主和，也不可驱入死地。至少卢象升可以在对内作战上发挥作用。卢象升之死可以说是崇祯皇帝成为亡国之君的预兆。作家在渲染卢象升之死的悲壮时深刻地揭示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走下坡路的必然趋势。当卢象升坚决反对主和后，他的战斗集团很快面临必死困境，一是被迫分兵，二是开罪左右而丧失后勤保障，三是与最高统治集团的重大决策矛盾，四是崇祯皇帝不重用并以书生刘宇亮代替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这是崇祯皇帝十分草率的决定），五是不知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六是对对手清军的一知半解。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下，卢象升除了战死，找不到其他出路。而卢象升虽然明知失败，但仍然义无反顾，既悲壮，又可悲。卢象升的战死不仅是个人的牺牲，也是国家力量的重大损耗。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人才的这种逆淘汰已埋下了崇祯皇帝成为亡国之君的伏线。
统帅洪承畴的败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挟关内作战大胜之威的洪承畴督军出关作战是可以避免惨败的。如果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还是有取胜的机会的，至少可以保存国家有限的生存力量。但是，洪承畴却在崇祯皇帝的遥控和催促下仓促出战，孤注一掷，并在战败后不肯突围，结果被俘投降。洪承畴的败降可以说是明王朝灭亡和清王朝崛起的根本转折。作家没有简单地描写洪承畴的投降，而是相当细腻地刻画了洪承畴投降的心理演变过程，深刻地表现了新旧王朝在人才取舍上的不同气度。作家虚写关内傅宗龙以不练之兵对抗精锐之师的失败，实写关外洪承畴仓促出兵后的溃败，这种虚实结合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王朝已病入膏肓，崩溃只是早晚的事。洪承畴这些人才在明王朝没有扭转明朝灭亡的历史趋势，但却促进了清王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岂是忠臣与贰臣这种简单的道德批判所能盖棺论定的？
一代兴亡的确与气数有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努力是很难改变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人的努力却可能在局部范围内营造一个较好的发展氛围。即使静观其变，也是积极准备。这就是说，人谋是相当重要的。至少，人的这种努力可以延缓或加速历史的进程。正如不可避免的历史阵痛，人的努力是可以加重或减轻这种历史阵痛的。《水浒传》里的梁山英雄好汉在奸邪当道时就创造了一个能进能退的梁山泊。宋江征辽回京途中，在街市上见了胡敲，感叹不已，作诗一首：“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谩徒劳。”宋江自比胡敲，认为：“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这是古今英雄在时不我遇时的悲叹。但是，宋江如果没有梁山泊，就恐怕只能潜伏爪牙忍受。崇祯皇帝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力挽狂澜，但他却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结成一个戮力向前的战斗团队，最后只好以吊死收场。而那些脱离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文臣武将却在另一个战斗集团纷纷建功立业。这些人虽然难免贰臣之讥，但他们却得遂凌云壮志。崇祯皇帝虽有中兴的机会，但却无中兴的才能，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这是世袭制的历史宿命），历史选择了他。这不仅是崇祯皇帝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些天下英雄好汉的不幸和平民百姓的灾难。作家在为崇祯皇帝扼腕叹息时也为那些有志不能伸的天下英雄和遭受本不应该遭受的痛苦的平民百姓长太息以掩涕兮。当崇祯皇帝自以为是而那些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的时候，天下英雄好汉是和崇祯皇帝一起为这种世袭制殉葬，还是挣脱这种羁绊？这岂不令人深长思之？的确，作家在描写历史并还原历史时不是源自对现实的影射。但是，不可否认，没有现实生活的振动和激发，历史是不可能在作家的想象中被完全激活的。中国古代作家司马迁认为文艺作品（还有其他文化作品）“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乃是抒发作家郁结之意。可以说，这是司马迁饱经沧桑后的智慧顿悟。中国当代有些作家纷纷钻进历史的故纸堆，不过是寻找躲避现实的避风港，但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崇祯皇帝》却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在那些历史人物身上寄托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忧愤和深刻洞察。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家在《崇祯皇帝》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身上看到了现实人物的影子，就大批特批作家对历史人物的拔高。这是不完全公正的。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易代之际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推卸统治集团的责任。顾炎武一方面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指出“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即“匹夫无责”。这就是说，明朝的灭亡，人民是不能负责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那些明末统治集团利令智昏，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下不能远谋，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从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数百年的历史发展，很长时间一蹶不振。反而是一些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痛定思痛的文化创造中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可悲的是，这种宝贵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居然遭到了不同阶层不同程度的消解。中国当代有些思想家在反思明末这段历史时认为，崇祯皇帝自以为是天才，而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是不敢用一流的部属的，因而不可能有一流的部属。而崇祯皇帝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似乎领袖一定是最英明的。这很容易滋长崇拜和跪拜文化。其实，崇祯皇帝缺乏过人的才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崇祯皇帝自以为是，甚至武大郎开店。在中国历史上，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在才能上未必强过他的部属，但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成就大业。如果崇祯皇帝能够尊重人才并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那么，明朝的灭亡就不至于无可挽回。岂不悲哉！历史不堪回首，但必须回首。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转折关头，崇祯皇帝的吊死结局恐怕远比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的失败更能为后人提供殷鉴。
（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文艺报社）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