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之下，需要更多的城市战略
　　2016年，随着全国两会的到来，中国正式进入了“十三五”节奏。
　　此次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可以预料的是，“十三五”规划中，创新将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被写入中央文件。在此前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国际上一般有两个公认指标：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
　　但是，创新的实现，远非简单拉升这两个指标便可。例如，创新成果与专利拥有量不匹配，这不仅发生在中国，美国在一段时期中亦存在类似现象。美国曾坐拥2.8万项专利，但授权商用的却不到5%。
　　营造创新生态，是远比提高这两个指标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营造创新生态，并无绝对公式可以遵循，还需视现实情况，因地制宜。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推动的商事制度改革、众创空间建设、引才工程，等等，无一不是为了营造新的创新生态。
　　在国家大力推进创新生态的顶层设计的同时，我们还需更加注重城市层面的局部创新生态营造。
　　人类近代史上，创新能力强大的国家，无一不具备发达的城市文明。相比乡村，城市因人口的集中居住、要素的高度聚合、贸易的频繁往来而迅速发展，并因此为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组织的诞生提供土壤。
　　事实上，正是因为其集聚特点，创新体现出极强的马太效应。人类历史上，文明进步的杠杆撬动者角色，往往由少数群体和地区扮演。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所谓创新就是在那么几块地方尤为活跃，比如美国硅谷，比如以色列。因为，创新需要的是浓度，通过创新者的聚集和相互激发，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诞生创新所需的化学反应。
　　正是因此，中国的创新，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之下，需要更多的城市战略。
　　在城市发展初期，往往依托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形成资源型城市、工业类城市、出口导向型城市、贸易加工型城市、港口型城市等。尽管90%以上的大学和科研力量分布在城市，可在很长时期内，创新都不是大多数城市的主要或突出特征。这在此前的中国也较为明显。
　　不过，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深圳、北京中关村等地区，创新的要素正在聚集，城市之于创新的支撑作用正在显现，创新者的“乐园”正在形成。
　　老上海曾被称为“冒险家乐园”，对于创新而言，“冒险”二字，似乎也颇能切中要害。创新即试错，缺乏一定的冒险精神，没有试错，便难有创新。
　　一个鼓励创新的城市，提高奖励固然不可缺少，以使得成功的创新者能够获取应得的收益。另一方面，如何降低门槛，加强保障，为冒险者勇于试错提供宽容的环境，也考验着主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