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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囚绿记》是陆蠡的散文名篇。该文写于烽烟四起的抗战时期，作家陆蠡有着时代赋予他的具有鲜明立场的民族话语权，但文章体现出的共性往往是“学生一望即知”的东西。文中最具分析价值的个性成分解读，往往湮没于功利价值的取向中，习焉不察，致使微观文本的低效或无效分析大行于世。笔者通过对“窗”意象的深入剖析，将作者矛盾心理中孕寓的平衡诉求纳入到文本主旨的探讨中，认为“我”在“囚绿”过程中，不仅认识到“绿藤”所蓄蕴的生命尊严，同时内心处于理智与情感的摇摆中，潜隐着对生命平衡的一份向往。
《囚绿记》是陆蠡的散文名篇。从其选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之日起，其文本主旨就颇受论者们的关注。目前而言，很多教师以“爱绿”、“恋绿”、“囚绿”、“释绿”、“怀绿”为线索来解读《囚绿记》，并将陆蠡因从事抗日文化工作而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作为背景资料，认为文中的“我”，就是“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绿藤”追求光明，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性格。此论点不仅流于众多教参教辅，也出现在诸多优秀教案中，影响甚大。近年来，已有众多语文教育时贤对上述论点提出商榷之见，如徐江教授等在《“知人论世”：语文教学的哲学错位——〈囚绿记〉是颂扬民族性格还是认识生命尊严》一文就认为“我”在“囚绿”过程中，内心善与恶不断矛盾着，对立中不断反省、创造、发展自己，并最终认识到“绿藤”所蕴蓄的生命尊严。可以说，这种从民族性格到生命尊严的认知转变，折射出文本精致阅读的深入。经典文本总是师生实践多元解读的绝好载体。从研究性阅读的要求来看，语文教师还应创设出更多文本解读的视域。这不仅是教育赋予语文教师的责任担当，更是从方法论上扭转语文文本解读流于肤浅的必由之路。
孙绍振曾在《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荷塘月色〉解读》一文中就《荷塘月色》解读中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光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的苦闷作为大前提，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来。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个性，也不足以彻底分析《荷塘月色》的特点。《荷塘月色》写的是，他离开家、妻子、孩子之后一个暂短的时间之内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变化万千的。而文章的要害，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此时此地个性特点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的比较稳定的个性。”。
孙绍振在《细读名作》的扉页上曾说：“在语文课堂上重复学生一望即知的东西，我从中学时代对之就十分厌恶。从那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我当语文老师一定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是一望即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
这几段话对指引我们理解《囚绿记》主旨大有裨益。这篇文章虽然写于烽烟四起的抗战时期，作家陆蠡有着时代赋予他的具有鲜明立场的民族话语权，但共性往往是“学生一望即知”的东西。而文章中最具分析价值的个性成分解读，往往就是“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是一望即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却湮没于功利价值的取向中，习焉不察，致使微观文本的低效或无效分析大行其道。
关于《囚绿记》的主旨，笔者认为如果说“绿藤”代表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品性的话，那么，“我”在“囚绿”过程中又饰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是日本侵略者吗？虽按理推之，却于情不合。所以，一直在浮浅的文本表面滑行而游离于深层语言的涵咏，必然会滑天下之大稽。经典往往潜隐着矛盾。经典的分析，正是“把本来似乎是统一的、水乳交融的、天衣无缝的东西的内在的矛盾揭示出来。”（孙绍振语）
在《囚绿记·序》中，陆蠡曾说：“我没有达到感情和理智的谐和，却身受二者的冲突，我没有得到感情和理智的匡扶，而受着它们的轧轹；我没有求得感情和理智的平衡，而得到这两者的轩轾。我如同一个楔子，嵌在感情和理智的中间，受双方的挤压。”应当说，陆蠡的灵魂一直受“挤压”于感情和理智。所以，难怪有论者认为《囚绿记》是陆蠡理智与情感交锋的心灵独语。文娟在《理智与情感交锋的心灵独语——细读〈囚绿记〉》一文中就认为：“高广不到一丈的小房间，‘我’仅仅因为圆窗外边的绿影便毫不犹豫地租了下来。这是情感上对绿的喜爱轻易地击溃了对小屋居住环境恶劣的理智，情感与理智第一次错位，审美情感战胜了实用的理智。”“‘我’动手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如同幽囚一只小鸟一样囚进了房间。意识到囚绿是自私的，这是理智的作用，那为什么还会囚绿呢？显而易见对绿的病态爱恋是其驱动力，情感与理智的交锋以理智的败北告终。”“对绿的爱是自私的、病态的，占有它把它作为装饰，没有了精神的审美，完全是庸俗的实用，理智与情感交锋后再次形成错位局面。”“临行时珍重地开释、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并致以诚挚的祝福，是对自己过错的深切自责和忏悔，是理智借助时空转移的契机对病态囚绿情感的反戈一击。”
诚然，上述论者已从文本深层进行了细致揣摩。笔者深得其意，细品文本后又生发两处疑惑：一是我们该如何释答“窗”多次出现在文中？二是作者在文末除了担心再见绿藤后面生外，为何还惦念着圆窗？
据笔者统计，全文“窗”共出现过12次。王一川在《修辞论美学》一书中曾言：“重复或称反复、复叠等是文化常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术。透过本文的重复，我们能够捕捉文化的隐曲幽微的气息。为什么某些东西会一再地被重复？为什么恰巧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被重复？这后面一定有着值得追寻的文化上的缘由。”“作为文化的一种修辞术，重复的功能集中表现在，通过重复某种东西，文化的一些隐言的或无意识的层面显露出来。”那么，陆蠡究竟在密言的“窗”中给我们传递着什么呢？细读文本后，我们不难枚举下列一组语句：
（1）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
（2）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
（3）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
（4）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
（5）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
不论是“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触发了“我”的审美情感并最终战胜实用理智，“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还是“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病态的恋绿情感挫败了合理的理智，只要“我”受到感情与理智的挤压，我们便能窥见“窗”的身影。
“窗”意象给我们一种禁锢、局限的感觉，它常常将世界分割为内外两部分。正如宗白华所说：“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了交流。”人们通过窗子吐纳自然之景，又将自然之景映摄至心中，进而生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窗”常常成为作家们寻觅自己精神世界的客观对应物。与“窗”意象相对的往往是“门”意象。“门”是一个出入口，“象征着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财富和贫匮之间的出入口。它开向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是，门具有动态和心理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表示出入口本身，而且还请你跨过它。它邀请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在《囚绿记》中，“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一句里出现了“门”，而细细推敲这句话，颇有因果颠倒之嫌，应该是因门常开，却没有人来，所以我才感到孤独，而作者陆蠡这里似乎已经预设了情感底色，将本应由外而内的情感运作机理转化为由内而外的言语悖论。从中，我们不难隐隐感到其孤独情愫中打烙着的天性印记。
陆蠡在《寂寞》一文中曾说道：“和寂寞相处的时候，我的心地是多么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镜，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见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围护中和自己对语，和另一个‘我’对语，那真正的独白。”柯灵在《永恒的微笑——纪念陆蠡》一文中也曾说：“圣泉不久成为我们常常走动的熟人之一，然而他似乎比誰都拘谨，偶有聚会，说话最少的照例是他。”
《囚绿记》是陆蠡的散文名篇。从其选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之日起，其文本主旨就颇受论者们的关注。目前而言，很多教师以“爱绿”、“恋绿”、“囚绿”、“释绿”、“怀绿”为线索来解读《囚绿记》，并将陆蠡因从事抗日文化工作而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作为背景资料，认为文中的“我”，就是“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绿藤”追求光明，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性格。此论点不仅流于众多教参教辅，也出现在诸多优秀教案中，影响甚大。近年来，已有众多语文教育时贤对上述论点提出商榷之见，如徐江教授等在《“知人论世”：语文教学的哲学错位——〈囚绿记〉是颂扬民族性格还是认识生命尊严》一文就认为“我”在“囚绿”过程中，内心善与恶不断矛盾着，对立中不断反省、创造、发展自己，并最终认识到“绿藤”所蕴蓄的生命尊严。可以说，这种从民族性格到生命尊严的认知转变，折射出文本精致阅读的深入。经典文本总是师生实践多元解读的绝好载体。从研究性阅读的要求来看，语文教师还应创设出更多文本解读的视域。这不仅是教育赋予语文教师的责任担当，更是从方法论上扭转语文文本解读流于肤浅的必由之路。
孙绍振曾在《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荷塘月色〉解读》一文中就《荷塘月色》解读中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光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的苦闷作为大前提，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来。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个性，也不足以彻底分析《荷塘月色》的特点。《荷塘月色》写的是，他离开家、妻子、孩子之后一个暂短的时间之内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变化万千的。而文章的要害，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此时此地个性特点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的比较稳定的个性。”。
孙绍振在《细读名作》的扉页上曾说：“在语文课堂上重复学生一望即知的东西，我从中学时代对之就十分厌恶。从那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我当语文老师一定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是一望即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
这几段话对指引我们理解《囚绿记》主旨大有裨益。这篇文章虽然写于烽烟四起的抗战时期，作家陆蠡有着时代赋予他的具有鲜明立场的民族话语权，但共性往往是“学生一望即知”的东西。而文章中最具分析价值的个性成分解读，往往就是“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是一望即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却湮没于功利价值的取向中，习焉不察，致使微观文本的低效或无效分析大行其道。
关于《囚绿记》的主旨，笔者认为如果说“绿藤”代表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品性的话，那么，“我”在“囚绿”过程中又饰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是日本侵略者吗？虽按理推之，却于情不合。所以，一直在浮浅的文本表面滑行而游离于深层语言的涵咏，必然会滑天下之大稽。经典往往潜隐着矛盾。经典的分析，正是“把本来似乎是统一的、水乳交融的、天衣无缝的东西的内在的矛盾揭示出来。”（孙绍振语）
在《囚绿记·序》中，陆蠡曾说：“我没有达到感情和理智的谐和，却身受二者的冲突，我没有得到感情和理智的匡扶，而受着它们的轧轹；我没有求得感情和理智的平衡，而得到这两者的轩轾。我如同一个楔子，嵌在感情和理智的中间，受双方的挤压。”应当说，陆蠡的灵魂一直受“挤压”于感情和理智。所以，难怪有论者认为《囚绿记》是陆蠡理智与情感交锋的心灵独语。文娟在《理智与情感交锋的心灵独语——细读〈囚绿记〉》一文中就认为：“高广不到一丈的小房间，‘我’仅仅因为圆窗外边的绿影便毫不犹豫地租了下来。这是情感上对绿的喜爱轻易地击溃了对小屋居住环境恶劣的理智，情感与理智第一次错位，审美情感战胜了实用的理智。”“‘我’动手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如同幽囚一只小鸟一样囚进了房间。意识到囚绿是自私的，这是理智的作用，那为什么还会囚绿呢？显而易见对绿的病态爱恋是其驱动力，情感与理智的交锋以理智的败北告终。”“对绿的爱是自私的、病态的，占有它把它作为装饰，没有了精神的审美，完全是庸俗的实用，理智与情感交锋后再次形成错位局面。”“临行时珍重地开释、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并致以诚挚的祝福，是对自己过错的深切自责和忏悔，是理智借助时空转移的契机对病态囚绿情感的反戈一击。”
诚然，上述论者已从文本深层进行了细致揣摩。笔者深得其意，细品文本后又生发两处疑惑：一是我们该如何释答“窗”多次出现在文中？二是作者在文末除了担心再见绿藤后面生外，为何还惦念着圆窗？
据笔者统计，全文“窗”共出现过12次。王一川在《修辞论美学》一书中曾言：“重复或称反复、复叠等是文化常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术。透过本文的重复，我们能够捕捉文化的隐曲幽微的气息。为什么某些东西会一再地被重复？为什么恰巧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被重复？这后面一定有着值得追寻的文化上的缘由。”“作为文化的一种修辞术，重复的功能集中表现在，通过重复某种东西，文化的一些隐言的或无意识的层面显露出来。”那么，陆蠡究竟在密言的“窗”中给我们传递着什么呢？细读文本后，我们不难枚举下列一组语句：
（1）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
（2）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
（3）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
（4）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
（5）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
不论是“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触发了“我”的审美情感并最终战胜实用理智，“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还是“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病态的恋绿情感挫败了合理的理智，只要“我”受到感情与理智的挤压，我们便能窥见“窗”的身影。
“窗”意象给我们一种禁锢、局限的感觉，它常常将世界分割为内外两部分。正如宗白华所说：“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了交流。”人们通过窗子吐纳自然之景，又将自然之景映摄至心中，进而生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窗”常常成为作家们寻觅自己精神世界的客观对应物。与“窗”意象相对的往往是“门”意象。“门”是一个出入口，“象征着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财富和贫匮之间的出入口。它开向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是，门具有动态和心理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表示出入口本身，而且还请你跨过它。它邀请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在《囚绿记》中，“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一句里出现了“门”，而细细推敲这句话，颇有因果颠倒之嫌，应该是因门常开，却没有人来，所以我才感到孤独，而作者陆蠡这里似乎已经预设了情感底色，将本应由外而内的情感运作机理转化为由内而外的言语悖论。从中，我们不难隐隐感到其孤独情愫中打烙着的天性印记。
陆蠡在《寂寞》一文中曾说道：“和寂寞相处的时候，我的心地是多么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镜，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见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围护中和自己对语，和另一个‘我’对语，那真正的独白。”柯灵在《永恒的微笑——纪念陆蠡》一文中也曾说：“圣泉不久成为我们常常走动的熟人之一，然而他似乎比誰都拘谨，偶有聚会，说话最少的照例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