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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显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广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上时，就出现了致命的硬伤。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只有中西部及东北等潜在市场不断被开发出来，中国的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出路。
纺织品贸易战凸显李嘉图理论误区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是200年前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Malthus)齐名的英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和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始终专注于学术不同，李嘉图出身于为当时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犹太家庭。早年的他凭借天才的判断分析能力，游刃有余地博弈于伦敦股市之中，40岁出头时已财富惊人。从此，皈依贵格派基督教的李嘉图，告别了商海，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并活跃于英国议会，一跃成为当时英国思想、政治界的焦点人物。
如果说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人生道路的反差足以令人回味无穷，那么其身后之荣辱更如天上地下。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被几乎所有的经济思想阵营所鄙夷，而李嘉图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广为接受，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思想主流。至今，他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经济思维的主宰者之一。
恰如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任何自以为思想独立、特立独行的政策制定者或社会分析家，其思维往往只是某一位伟大思想家思想的奴隶。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崇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丈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自由贸易，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因此，他也成为了发挥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的鼻祖。
李嘉图的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一个家庭里，家庭主妇能比保姆更好地教育和抚养自己的子女，但由于她外出工作每小时的工资是10元，而保姆每小时的工资是1元，那么，经济上最合理的安排是：家庭主妇外出工作，获得每小时10元的工资，用其中的1元给保姆，这样，这个家庭可以获得9元的剩余。尽管家庭主妇在教育子女和外出打工两方面都胜过保姆，但是她外出工作是相对效益最大的，这就是她的比较优势。同理，对于两个国家而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即使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在两种产品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当今的经济发展主流思维认为，在国际领域开展贸易，让每个国家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简单延伸。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比较优势这一整洁完美的理论正遭到烦杂现实的挑战。最近发生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之间的摩擦就最好地揭示了李嘉图理论作为发展战略的误区。
中国的纺织业据官方声称吸纳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而美国和欧洲的纺织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充其量不过几十万。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和欧洲应该放弃他们在纺织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并将其让位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发挥后者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既是相对比较优势，也是绝对优势)。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发达国家几十万人的小产业上。
第一，如果欧美放弃纺织品行业，这几十万的产业工人将面临巨大的工作转型的挑战，让这部分工人从纺织业转移到高技术行业或是其他欧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中的培训和迁移成本远远高于这些产业工人的年薪收入。第二，这几十万工人的政治能力是巨大的。西方人常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当地的问题(a11 politicsare local)。这几十万人可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政治能量去游说本地的议员们，进而动用这些议员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资本给本国的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的纺织品加以限制。因此，纺织品贸易之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就业之战，是几十万欧美纺织工人同近2000万中国纺织工人的政治较量。在这种政治较量中，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出口国，是难以完全制胜的——尽管我们的政府官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为这个博弈的主战场不在中国，也不在WTO，而是在欧美的纺织业比较聚积的地区。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2000万人的就业相对于中国尚未转移的3亿多农村劳动力以及每年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而言，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指望继续扩大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产品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其道路可谓艰难至极。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维的，这就注定我们在贸易问题上不可能用尽所有的国际政治资本，我们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国际政治目标需要推进，比如引导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改革、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资源等问题的协商、祖国统一等等。
再进一步分析，纺织品贸易还凸显出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很多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在纺织品出口上赚取的利润差额远远不到10％。事实上，全球70％以上的纺织品进出口都是由若干家以香港为总部的公司所掌握，所以中国在所谓“中国制造”的游戏中，得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以及极为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产品升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两大致命硬伤决定中国应当告别李嘉图
可见，以大卫·李嘉图为先锋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而言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把它推广到发展战略，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上时，就出现了致命的硬伤。
第一，来自于国际政治的困难。当年大卫·李嘉图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力主废除保护地主阶层利益的《玉米法》(cornlaw)时，面对的主要是英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势力，而如今，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所面对的是发达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不论在国家的数量上还是在人口上都占绝对多数，发达国家则占少数，但这些少数国家的市场容量远远大子发展中国家钓市场容量，因此，少数国家对于多数国家在谈判问题上反而是占有优势的。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来自国内特定阶层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指望发达国家不断地开放市场、不断地让出那些已经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是明显不现实的。
第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潜在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目前，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远远没有完全开发，包括中部、西部及东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只有这部分市场不断地开发出来，中国的企业才能够不断地更加顺利地发展，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也只有这样，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才能够从根本上找到出路。
别了，大卫·李嘉图！别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崭新发展道路!
纺织品贸易战凸显李嘉图理论误区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是200年前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Malthus)齐名的英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和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始终专注于学术不同，李嘉图出身于为当时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犹太家庭。早年的他凭借天才的判断分析能力，游刃有余地博弈于伦敦股市之中，40岁出头时已财富惊人。从此，皈依贵格派基督教的李嘉图，告别了商海，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并活跃于英国议会，一跃成为当时英国思想、政治界的焦点人物。
如果说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人生道路的反差足以令人回味无穷，那么其身后之荣辱更如天上地下。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被几乎所有的经济思想阵营所鄙夷，而李嘉图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广为接受，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思想主流。至今，他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经济思维的主宰者之一。
恰如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任何自以为思想独立、特立独行的政策制定者或社会分析家，其思维往往只是某一位伟大思想家思想的奴隶。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崇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丈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自由贸易，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因此，他也成为了发挥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的鼻祖。
李嘉图的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一个家庭里，家庭主妇能比保姆更好地教育和抚养自己的子女，但由于她外出工作每小时的工资是10元，而保姆每小时的工资是1元，那么，经济上最合理的安排是：家庭主妇外出工作，获得每小时10元的工资，用其中的1元给保姆，这样，这个家庭可以获得9元的剩余。尽管家庭主妇在教育子女和外出打工两方面都胜过保姆，但是她外出工作是相对效益最大的，这就是她的比较优势。同理，对于两个国家而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即使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在两种产品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当今的经济发展主流思维认为，在国际领域开展贸易，让每个国家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简单延伸。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比较优势这一整洁完美的理论正遭到烦杂现实的挑战。最近发生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之间的摩擦就最好地揭示了李嘉图理论作为发展战略的误区。
中国的纺织业据官方声称吸纳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而美国和欧洲的纺织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充其量不过几十万。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和欧洲应该放弃他们在纺织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并将其让位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发挥后者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既是相对比较优势，也是绝对优势)。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发达国家几十万人的小产业上。
第一，如果欧美放弃纺织品行业，这几十万的产业工人将面临巨大的工作转型的挑战，让这部分工人从纺织业转移到高技术行业或是其他欧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中的培训和迁移成本远远高于这些产业工人的年薪收入。第二，这几十万工人的政治能力是巨大的。西方人常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当地的问题(a11 politicsare local)。这几十万人可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政治能量去游说本地的议员们，进而动用这些议员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资本给本国的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的纺织品加以限制。因此，纺织品贸易之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就业之战，是几十万欧美纺织工人同近2000万中国纺织工人的政治较量。在这种政治较量中，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出口国，是难以完全制胜的——尽管我们的政府官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为这个博弈的主战场不在中国，也不在WTO，而是在欧美的纺织业比较聚积的地区。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2000万人的就业相对于中国尚未转移的3亿多农村劳动力以及每年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而言，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指望继续扩大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产品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其道路可谓艰难至极。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维的，这就注定我们在贸易问题上不可能用尽所有的国际政治资本，我们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国际政治目标需要推进，比如引导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改革、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资源等问题的协商、祖国统一等等。
再进一步分析，纺织品贸易还凸显出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很多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在纺织品出口上赚取的利润差额远远不到10％。事实上，全球70％以上的纺织品进出口都是由若干家以香港为总部的公司所掌握，所以中国在所谓“中国制造”的游戏中，得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以及极为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产品升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两大致命硬伤决定中国应当告别李嘉图
可见，以大卫·李嘉图为先锋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而言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把它推广到发展战略，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上时，就出现了致命的硬伤。
第一，来自于国际政治的困难。当年大卫·李嘉图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力主废除保护地主阶层利益的《玉米法》(cornlaw)时，面对的主要是英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势力，而如今，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所面对的是发达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不论在国家的数量上还是在人口上都占绝对多数，发达国家则占少数，但这些少数国家的市场容量远远大子发展中国家钓市场容量，因此，少数国家对于多数国家在谈判问题上反而是占有优势的。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来自国内特定阶层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指望发达国家不断地开放市场、不断地让出那些已经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是明显不现实的。
第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潜在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目前，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远远没有完全开发，包括中部、西部及东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只有这部分市场不断地开发出来，中国的企业才能够不断地更加顺利地发展，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也只有这样，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才能够从根本上找到出路。
别了，大卫·李嘉图！别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崭新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