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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女性意识书写是文学人类学中一个新兴的视角。本文旨在通过人类学视域下，从迟子建的“他者”族群书写、性别叙述与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传递的女性文学形象浅谈“民族女性意识书写”话题。并试图呈现一个新的“他者化”女性研究视角。
【关键字】： 《额尔古纳河右岸》；他者；族群书写；女性意识叙述；女性形象
作为一部出色地文学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同时也可看做是一部诗性的民族志，柔韧、温情，且一直执着追求“爱与美的强大”地迟子建写作之下它更融合了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角度地呈现，这也为“民族女性意识书写”研究开阔了一个新的文本。
一、他者的族群书写
在文化人类学的观照下，作为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化认同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文化的疆界与阈限，也成为了迟子建作品评论的重要问题。
随着全球化时代以及与之来临的“风暴”，多元复杂的文化语境，也让民族身份的认同的重要性越发明显，同时民族身份呈现了多元化态势发展。在此时，各民族如何在文化交流中重新界定自身的文化边界，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在文学创作中，“他者”文化的对话也普遍在创作中实践。在《‘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文章中，有观点指向“面对这一困难，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缘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在“写民”上迟子建的态度是认真的，在后续中写道，“我的第一站是海拉尔，事先通过联系，在那里得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鄂温克著名小说家乌热尔图。”迟子建作品不难看出有受乌热尔图的影响，如作品中鄂温克语的汉语“希愣柱”、“玛鲁”等等，她也运用大量的民俗、宗教展演等等来遮蔽自己的汉族身份，还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读。“他者化”表述，我们或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文化解释权的疑虑。“文化解释权是处理文化认同时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极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人文化认同的核心。然而过分强调文化解释权的过分拥有，就会引起许多无力回答的问题，并最终把对民族文化的追求引上民族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上，文学早已超越了正统西方所界定的“文学”定义，而成为了文学人类学讨论文本，文化决定论与文化性对论也将为我们提供越来越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态度。
二、女性意识叙述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性别审美与艺术发生都一直存在。“尤其是当今世界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在文艺科技和教育等诸多领域所导致的严重失衡，是人类的经验世界或精神心理产生了不应有的总体性缺失，由此，以呼唤某种新的文化多样性为主导的当代世界文化，理应在人的生存现实方面努力创造新的群际关系、生命感受和生命意识。”
尽管充满浓郁地东北豪情“乡土写作”与大量民族宗教的刻画，我们仍不难在那白水黑山、冰雪黄岩的背后发现迟子建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敏感和温柔。她的柔韧、隐忍、“大且美”，既有别于女权作家的超越，又有与男性对话中的理解及女性意识的捍卫。 “最后一个酋长的无名的女人”是迟子建笔下原始柔性的母亲原型，厚实而温暖。一日，是这个女人的时间。在她（作者或讲故事的人）眼中，鄂温克人是自由的，欢而唱歌乐而起舞，在外人看来，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而他们却与自然是日常的伙伴，在细腻生动拟人的记述过程中，满是对他们地喜爱：“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除了爱与美好，《额尔古纳河右岸》更多包容了与族群共同交织的个人的命运悲剧，作者在叙述中融入了深深的悲悯与慈爱，在人与自然，生存与死亡之间，柔美与坚韧紧紧契合。
三、百年孤独的族群女人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成功主要在于“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使文本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性质。迟子建是一个跨文化写作的人，而她同时也是游走在文化边缘的人，童年与村庄附近山上的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有关的记忆，给了她丰富的族群文化认知。在写《额》时，“我追踪到他们的足迹，连续两天来到山上的猎民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同他们唱歌。那歌声听上去是沉郁而苍凉的，如呜咽而雄浑的流水。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住在夜晚时能看见星星的希愣柱里。他们说住在山下的房子睡觉不踏实。”我们将这些鄂温克族的女人我们暂且可将其划分为两种，守护山林的女人与文化迷失的女人。
在历史观的表达上，守护山林的女人代表传统，迟子建以她独特地手法赋予了这些守护山林的女人的另外一面——“畸形人”意象。畸形人物是迟子建的小说中重要形象，这些守护山林的女人中，身体的残疾，道德的约束，与人性的扭曲，让她们饱受风霜，而这些“畸形人”却往往纯真、细腻、深沉、率性而为，她们的存在充满了个体生命沉痛，甚至于族群的思考，而在疼痛背后确是对生命、信仰的执着。
另一种是文化迷失的女人。“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就在这个时，我的朋友寄来一份报纸，是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炫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由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条长长的时间軸，从拉穆湖祖先的漂泊，到从额尔古纳河左岸到右岸的被杀戮与流放的历史，到至今自然环境恶化，人口锐减的文明时代。伊莲娜的命运，也是作者在叙述这个百年孤独的族群历史完结篇的核心情感表达。现代文明的开始，成了这个族群的悲剧指向，它披着美丽的经济荣盛外衣而来，碾压着鄂温克人的最后一片净土，这是一个“文明的悖论”的故事，不仅仅是自然的破坏，也给弱势文化造成了压抑，这些压抑影射在这个族群的新生。可以用阿来那么一句话来形容伊莲娜的悲剧：“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那么焦躁不安，都不再是我们的希望之乡。于是，我们就在无休止的寻找中流浪。”“传统”与“文明”的考量，是文化人类学一直以来的重要话题。这是族群精英个体生命的寻找，也是在现代族群文化重构中的思考。
结语：
在男权话语与汉文化所主导的时代中，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经常会失语，即使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有时也会被误读为带有落后乡村特色又春意盎然的女性形象或在苦难中隐忍默默承受的底层劳动人民。在族群文化的构建与实践中，族群妇女往往占有很重要的部分，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氛围中，民族女性意识书写是一项重要的，却也极容易被忽略的民族文化表达。这也迫切需要新的能量注入民族性别意识书写的表述当中，迟式的女性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民族女性意识书写的茫白，亦是一次认真且在接受理论中较成功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2] 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4] 邹广胜.自我与他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7] 阿来.大地的阶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第 221 页。
[8] 李科文.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迟子建创作论 [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9] 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中国图书评论，2010，7
[10] 李旺.民族、代际、性别与鄂温克书写——乌热尔图、迟子建比较[J].民族文学研究，2013，1.
【关键字】： 《额尔古纳河右岸》；他者；族群书写；女性意识叙述；女性形象
作为一部出色地文学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同时也可看做是一部诗性的民族志，柔韧、温情，且一直执着追求“爱与美的强大”地迟子建写作之下它更融合了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角度地呈现，这也为“民族女性意识书写”研究开阔了一个新的文本。
一、他者的族群书写
在文化人类学的观照下，作为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化认同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文化的疆界与阈限，也成为了迟子建作品评论的重要问题。
随着全球化时代以及与之来临的“风暴”，多元复杂的文化语境，也让民族身份的认同的重要性越发明显，同时民族身份呈现了多元化态势发展。在此时，各民族如何在文化交流中重新界定自身的文化边界，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在文学创作中，“他者”文化的对话也普遍在创作中实践。在《‘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文章中，有观点指向“面对这一困难，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缘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在“写民”上迟子建的态度是认真的，在后续中写道，“我的第一站是海拉尔，事先通过联系，在那里得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鄂温克著名小说家乌热尔图。”迟子建作品不难看出有受乌热尔图的影响，如作品中鄂温克语的汉语“希愣柱”、“玛鲁”等等，她也运用大量的民俗、宗教展演等等来遮蔽自己的汉族身份，还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读。“他者化”表述，我们或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文化解释权的疑虑。“文化解释权是处理文化认同时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极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人文化认同的核心。然而过分强调文化解释权的过分拥有，就会引起许多无力回答的问题，并最终把对民族文化的追求引上民族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上，文学早已超越了正统西方所界定的“文学”定义，而成为了文学人类学讨论文本，文化决定论与文化性对论也将为我们提供越来越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态度。
二、女性意识叙述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性别审美与艺术发生都一直存在。“尤其是当今世界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在文艺科技和教育等诸多领域所导致的严重失衡，是人类的经验世界或精神心理产生了不应有的总体性缺失，由此，以呼唤某种新的文化多样性为主导的当代世界文化，理应在人的生存现实方面努力创造新的群际关系、生命感受和生命意识。”
尽管充满浓郁地东北豪情“乡土写作”与大量民族宗教的刻画，我们仍不难在那白水黑山、冰雪黄岩的背后发现迟子建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敏感和温柔。她的柔韧、隐忍、“大且美”，既有别于女权作家的超越，又有与男性对话中的理解及女性意识的捍卫。 “最后一个酋长的无名的女人”是迟子建笔下原始柔性的母亲原型，厚实而温暖。一日，是这个女人的时间。在她（作者或讲故事的人）眼中，鄂温克人是自由的，欢而唱歌乐而起舞，在外人看来，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而他们却与自然是日常的伙伴，在细腻生动拟人的记述过程中，满是对他们地喜爱：“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除了爱与美好，《额尔古纳河右岸》更多包容了与族群共同交织的个人的命运悲剧，作者在叙述中融入了深深的悲悯与慈爱，在人与自然，生存与死亡之间，柔美与坚韧紧紧契合。
三、百年孤独的族群女人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成功主要在于“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使文本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性质。迟子建是一个跨文化写作的人，而她同时也是游走在文化边缘的人，童年与村庄附近山上的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有关的记忆，给了她丰富的族群文化认知。在写《额》时，“我追踪到他们的足迹，连续两天来到山上的猎民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同他们唱歌。那歌声听上去是沉郁而苍凉的，如呜咽而雄浑的流水。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住在夜晚时能看见星星的希愣柱里。他们说住在山下的房子睡觉不踏实。”我们将这些鄂温克族的女人我们暂且可将其划分为两种，守护山林的女人与文化迷失的女人。
在历史观的表达上，守护山林的女人代表传统，迟子建以她独特地手法赋予了这些守护山林的女人的另外一面——“畸形人”意象。畸形人物是迟子建的小说中重要形象，这些守护山林的女人中，身体的残疾，道德的约束，与人性的扭曲，让她们饱受风霜，而这些“畸形人”却往往纯真、细腻、深沉、率性而为，她们的存在充满了个体生命沉痛，甚至于族群的思考，而在疼痛背后确是对生命、信仰的执着。
另一种是文化迷失的女人。“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就在这个时，我的朋友寄来一份报纸，是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炫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由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条长长的时间軸，从拉穆湖祖先的漂泊，到从额尔古纳河左岸到右岸的被杀戮与流放的历史，到至今自然环境恶化，人口锐减的文明时代。伊莲娜的命运，也是作者在叙述这个百年孤独的族群历史完结篇的核心情感表达。现代文明的开始，成了这个族群的悲剧指向，它披着美丽的经济荣盛外衣而来，碾压着鄂温克人的最后一片净土，这是一个“文明的悖论”的故事，不仅仅是自然的破坏，也给弱势文化造成了压抑，这些压抑影射在这个族群的新生。可以用阿来那么一句话来形容伊莲娜的悲剧：“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那么焦躁不安，都不再是我们的希望之乡。于是，我们就在无休止的寻找中流浪。”“传统”与“文明”的考量，是文化人类学一直以来的重要话题。这是族群精英个体生命的寻找，也是在现代族群文化重构中的思考。
结语：
在男权话语与汉文化所主导的时代中，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经常会失语，即使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有时也会被误读为带有落后乡村特色又春意盎然的女性形象或在苦难中隐忍默默承受的底层劳动人民。在族群文化的构建与实践中，族群妇女往往占有很重要的部分，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氛围中，民族女性意识书写是一项重要的，却也极容易被忽略的民族文化表达。这也迫切需要新的能量注入民族性别意识书写的表述当中，迟式的女性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民族女性意识书写的茫白，亦是一次认真且在接受理论中较成功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2] 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4] 邹广胜.自我与他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7] 阿来.大地的阶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第 221 页。
[8] 李科文.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迟子建创作论 [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9] 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中国图书评论，2010，7
[10] 李旺.民族、代际、性别与鄂温克书写——乌热尔图、迟子建比较[J].民族文学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