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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是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或关注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运动,或关注改革开放后个体如何工具性的利用诉苦活动和苦难记忆实现个体利益,由此形成诉苦研究的权力动员范式和利益工具范式。然而,这些研究未能指明诉苦何以由外在权力动员转化为自我认同的结果,即苦难叙事如何由无苦可诉转向“我苦我有理”。本文通过回溯1950年代末天津纺织工厂史的编写过程,展现“诉苦”作为一种书写和展演技术,何以呈现出福柯意义上自我治理效果,这有助于弥补现有分析对建国初期城市工人诉苦研究的不足。研究发现,工厂史的编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