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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家中，张亚勤是科学家；在科学家中，张亚勤是企业家。他将一个不到10人的微软研究院，发展成为拥有3000个聪明头脑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被比尔·盖茨称为“微软的宝贝”。
新版张亚勤传记中，这样介绍他的传奇人生：3岁识字，5岁读书，9岁小学毕业，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1978年入学的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3岁回国跟李开复一起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晋升微软全球副总裁……
4月份在博鳌亚洲论坛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举办的环保主题招待酒会上，记者为张亚勤与姚明拍合影，作为“回报”，最近他在北京微软新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专访。尽管微软新大楼耗费20多亿人民币，但位居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办公室却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并不大气，也不奢华，简约明快。其中办公间与会客间的隔板是一张被视为微软办公室文化符号的“白板”，上面涂涂写写。张亚勤很有亲和力，专访过程就像喝茶聊天一样平平常常，但平常话语里尽显智慧。张亚勤看上去平和，却是一个很有内涵和想法的人。李开复用“天才”来形容他。
中国头脑，世界思维，张亚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价值。
微博推动社会进步
《南风窗》：这两年消费者感受最深的是社交网络的崛起，今年3月份我去法国采访，了解到法国政府机关都在用社交网络和公众对话，发布信息，为什么社交网络这么快就变成主流了？
张亚勤：人和人之间有一个6度分离的理论，就是说任何两个人中间最多通过5个人就能建立联系，这是社交网络的技术或者理论的一个基础。现在通过微博名人，甚至可以变成3度空间，比如某人有上百万的粉丝，通过这个人一下子就可以联系到别人。在传统互联网里其实并没有达到N平方的效应，但有了社交网络之后，能以最短的路径和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通过人性化的直接沟通方式，把不同爱好的人联系在一起。以前看报纸编辑帮你选择信息，现在等于是你选择可信的人和信息。
《南风窗》：今年阿拉善生态奖有3个获奖者都与微博有关，一个是南京人保护梧桐行动，一个是番禺人反对垃圾焚烧行动，一个是北京夫妇拍摄北京的“蓝天日记”，都是微博的力量。
张亚勤：互联网越来越像是映射真实世界的镜子，社交网络把这个镜子放得更大了，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增加了信息透明度。
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的，都会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有一些丑恶面在社交网络曝光，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由于大家通过微博有这样的监督行为，对贪官也好，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也好，都是一种制约。
当然微博里面也有一些虚假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正面的东西比负面的东西大得多，而且网民也越来越理性，知道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不好的。比如我已经学会了看东西之后，不会马上转发，因为转发的时候我是有责任的。
《南风窗》：以您的经验，哪些微博容易被转发和评论？
张亚勤：在微博上面写东西，一方面必须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必须是真心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真，要及时。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一方面有乐观的情绪，也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不满的人往往爱发言。往往会有这么一种倾向，揭露社会不公平的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社会心理。
但微博和一般论坛比较，微博上大家讲话比较负责，一方面很多人对你有兴趣，另一方面很多是实名的，很少玩假的，而且像微博、人人网、QQ等本身是一种有黏性的东西，比起早一轮的公开博客有更多的黏性和成熟性，而且现在的网民也更成熟了一些。
走向全球战略中心
《南风窗》：今年采访制造业者，特别是希望做品牌的这些人，特别头疼“山寨”，非常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微软在中国更有切身体会。您怎么看待“山寨现象”？
张亚勤：我把“山寨”定义成为不尊重知识产权，没有创新，没有专利，完全模仿别人的设计，没有质量保证，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如果模仿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真正是用户的需求，而且吻合市场，是可以的。“山寨”让我们整个社会的品质变得低下，让大家用更多低品质的东西，让大家变得比较懒惰，大家都不想去创新了，拷贝一下就行了。
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可能让它持续，没有一个机制让其继续下去。中国的“山寨”手机那么多，一下子起来了，一下子下去，没有哪一个手机是一直在的，因为他们都是违法的。而且中国大陆有品牌的手机，也由于创新的成分太少而没有办法持续。
《南风窗》：像诺基亚这样的全球手机巨头现在都头疼了？
张亚勤：不仅仅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西门子都在市场中失去主流地位了，三星和诺基亚还算是不错的。创业多是好事，但光创业而不创新是不行的。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创新必须创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的那些Start-up公司），另外一种思路其实在大组织的内部也可以进行创新。
我们知道，创新有多个维度，既有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有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制度与文化、社会与环境的创新。在IT行业来看，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比如互联网，过去的10年我们80％是模仿人家，20％是创新，现在仍然很多都是靠模仿的，比如视频网站和团购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核心的技术，最后都同质化了。
中国需要更多的专利技术和真正有实用性的技术用于市场，但现在还很少，这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创业也是被逼出来的，特别是技术创新。如果有公司能够做到只要是产品，就可以卖出去，自然也就不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了。比如过去国企就是如此。
创新靠压力，靠动力，国企有资源却没有动力，而小企业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中国发展到现在，民营企业起来了，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它一定会做技术创新的。
现在一大批人跑到硅谷，研究硅谷已经做成的，然后在中国模仿，比如近几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移动互联网热、社交网络热、微博轻博热，大都如此。但这个模式终究还是不能长久持续的，还是需要有真正的创新。中国人这么聪明，那么多人都可以做一点贡献，其实在ARD的研发人员构成上就能够看出来，80％、90％都是国内的工程师和研究员，都是很有创意的，你只要给他一个条件，给他一个提示，他都可以创新的。
《南风窗》：10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经济学教授说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我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模仿别人。现在10年过去了，我还要继续抄袭别人吗？
张亚勤：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抄一抄，包括没有经过完全的允许而用一用，过去就过去了。但现在你要想一想，首先是全球化，人家到你这儿卖，你也要到外面去卖，你要到国际市场上用国际的规则从事商业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如果中国想成为创新型的社会，国内自己也要保护啊，比如我们两个都是国内的公司，我们两个相互竞争，我们两个互相抄来抄去都不保护，谁要去创新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正面的市场，尊重知识产权，不仅仅对外企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企业好。一个透明、公正、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应该是靠好的技术，好的环境和好的人才，而不是说依靠倾斜性政策，能拿到财政补助，更不是比谁抄得快，谁的路数狠，这种东西是阶段性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硬实力、核心技术，实现持久的发展能力。
《南风窗》：您说中国要成为全球战略中心，如何理解？
张亚勤：中国将要成为全球的战略中心，包括研发。跨国企业在中国经历三个阶段，早期是市场中心，其次是研发中心，再次就是战略中心，从研发、人才、市场、投资到制造，都汇集在中国。不久前我们跟GE的CEO开会，他说把GE第二号人物送到香港去了，负责亚太区的业务。思科也把第二号人物放到印度去负责新兴市场。微软还没有把第二号人物放过来，但是在中国放了两个全球副总裁，亚太地区的研发都是汇报给北京，这就凸现了新兴市场——中国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不是说有一点，而是一个中心，然后在微软全球战略中占重要一面。
《南风窗》：在走向全球战略重心的路上，中国的企业应该做什么？
张亚勤：中国企业最好的办法也是要变成全球战略中心，以后这些大的企业，强的企业都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战略，在这个战略里国家的概念会变得越来越弱，比如GE有65％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的市场，显然它在海外的布局要比美国国内多。我注意到最近华为和中兴在法国打官司，这很有趣——中国的两个企业怎么跑到欧洲吵起来了——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化，而且用国际规则来解决纠纷。
国家、政府都应该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不是企业为国家服务，企业在雇人，企业在创造税收，企业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不是政府。慢慢的，我们全球化的概念会建立起来，中国的企业要全球化，即使你不出去，你的市场只在国内，别人也会来中国和你竞争。
《南风窗》：那您觉得微软的中国化已经到了哪个阶段？
张亚勤：中国化完成了60%吧，也不能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因为这里有全球化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这两个结合才能产生更好的结果，我们要把美国的、全球的最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带进来，然后结合中国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我们希望和市场更贴近，和中国的用户更加贴近，思维更敏捷，速度更快。
何谓“智慧国”
《南风窗》：最近看到比尔·盖茨的一个谈话——留给孩子的东西只要足够保证他和常人有同样的机会就可以了，而不能让他们在生活的动机里被财富扭曲了。
张亚勤：在中国有很多的“富二代”，父母对他们太溺爱了，结果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巴菲特当时给了他儿子9万美元，他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放到我的基金里面，或者你也可以拿走。他儿子选择拿走9万美元，他用这9万美元去学习作曲，最后终成大器。他说如果他当初把钱放到巴菲特的基金里面到现在可以滚到3亿美元，但他觉得9万美元是最值得的，因为它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比3亿美元更重要。
我对小孩也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巴菲特那么有钱，但我会让小孩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女儿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当她想去哪里旅游她就去。今天早上她突然想去马来西亚，然后就和一帮朋友去了。她对旅游有一些打算，不完全是去玩的。她每年花几个星期到云南、贵州去做公益、盖房子。这是她喜欢做的事。你可以让她不要有任何经济方面的担忧，但我跟她讲得很清楚，大学毕业之后你就要自食其力，我只管你上完大学。我觉得这样做才是对小孩负责任的。
《南风窗》：您提出一个口号叫“中国智造，慧及全球”，而新加坡也提出一个“智慧国2015”的概念，您的是企业家思维，新加坡是国家战略，有什么异同？
张亚勤：讲国家战略，中国的国家战略是最多的，比如“十二五”规划，包括信息化、云与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都写到政府规划里面去了，中国有很清晰的规划。其实，美国真的是没有什么规划，尽管奥巴马讲一些话，但都很难执行，都还是靠企业自己去执行的。硅谷不是国家定出来的，硅谷是靠产业，是从下到上起来的，它是完全的市场化，创新性的东西还是要靠企业的，什么都规定之后企业就很难做了，而且再聪明的政府，再聪明的官员，都不可能了解市场这么细节的动态（注：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很难见到实例）。
咱们到国外去，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羡慕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计划。但我们国家规划的问题太从上到下了，执行的时候应该靠企业去公平地竞争，不能扶持一下这个，扶持一下那个，扶持到最后反而就乱掉了，不能太具体。国家在大的、宏观的方面做得挺好的，但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市场化。
《南风窗》：如何理解“智慧国”这个新概念？
张亚勤：现在西方讲IQ，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本，过去的资本是钱，现在的资本是智慧，中国要成为知识经济，要成为创新型社会，智本比资本会更重要。比如我们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叫做“智慧岛”，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无拘无束的，提供所有的资源，开任何的学术会议，进行脑力激荡，把想的东西做出来，让梦想实现。
我们需要更多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需要更多敢做梦的人，最好是每个人都有深邃的思想，每个人都能够质问，每个人都要敢于去创新。实话实说，中国目前对原始创新思想、原始创新技术的这些个体，给他们的奖励太少了，自由度太少了。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保护？只有保护了人们才会投资与创新。
在我看来，整个社会的知识其实也可以用IP＋IQ的公式来阐述。IP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知识产权，也就是创新，另外一层意思是保护，这两者相辅相成。文艺复兴和蒸汽机革命之所以能出现，重要的前提是专利制度的出现，由于有了专利，大家把创新看成为一个产业，变成文化，变成国策，这就是激励和保护创新者的利益。
新版张亚勤传记中，这样介绍他的传奇人生：3岁识字，5岁读书，9岁小学毕业，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1978年入学的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3岁回国跟李开复一起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晋升微软全球副总裁……
4月份在博鳌亚洲论坛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举办的环保主题招待酒会上，记者为张亚勤与姚明拍合影，作为“回报”，最近他在北京微软新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专访。尽管微软新大楼耗费20多亿人民币，但位居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办公室却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并不大气，也不奢华，简约明快。其中办公间与会客间的隔板是一张被视为微软办公室文化符号的“白板”，上面涂涂写写。张亚勤很有亲和力，专访过程就像喝茶聊天一样平平常常，但平常话语里尽显智慧。张亚勤看上去平和，却是一个很有内涵和想法的人。李开复用“天才”来形容他。
中国头脑，世界思维，张亚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价值。
微博推动社会进步
《南风窗》：这两年消费者感受最深的是社交网络的崛起，今年3月份我去法国采访，了解到法国政府机关都在用社交网络和公众对话，发布信息，为什么社交网络这么快就变成主流了？
张亚勤：人和人之间有一个6度分离的理论，就是说任何两个人中间最多通过5个人就能建立联系，这是社交网络的技术或者理论的一个基础。现在通过微博名人，甚至可以变成3度空间，比如某人有上百万的粉丝，通过这个人一下子就可以联系到别人。在传统互联网里其实并没有达到N平方的效应，但有了社交网络之后，能以最短的路径和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通过人性化的直接沟通方式，把不同爱好的人联系在一起。以前看报纸编辑帮你选择信息，现在等于是你选择可信的人和信息。
《南风窗》：今年阿拉善生态奖有3个获奖者都与微博有关，一个是南京人保护梧桐行动，一个是番禺人反对垃圾焚烧行动，一个是北京夫妇拍摄北京的“蓝天日记”，都是微博的力量。
张亚勤：互联网越来越像是映射真实世界的镜子，社交网络把这个镜子放得更大了，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增加了信息透明度。
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的，都会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有一些丑恶面在社交网络曝光，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由于大家通过微博有这样的监督行为，对贪官也好，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也好，都是一种制约。
当然微博里面也有一些虚假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正面的东西比负面的东西大得多，而且网民也越来越理性，知道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不好的。比如我已经学会了看东西之后，不会马上转发，因为转发的时候我是有责任的。
《南风窗》：以您的经验，哪些微博容易被转发和评论？
张亚勤：在微博上面写东西，一方面必须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必须是真心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真，要及时。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一方面有乐观的情绪，也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不满的人往往爱发言。往往会有这么一种倾向，揭露社会不公平的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社会心理。
但微博和一般论坛比较，微博上大家讲话比较负责，一方面很多人对你有兴趣，另一方面很多是实名的，很少玩假的，而且像微博、人人网、QQ等本身是一种有黏性的东西，比起早一轮的公开博客有更多的黏性和成熟性，而且现在的网民也更成熟了一些。
走向全球战略中心
《南风窗》：今年采访制造业者，特别是希望做品牌的这些人，特别头疼“山寨”，非常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微软在中国更有切身体会。您怎么看待“山寨现象”？
张亚勤：我把“山寨”定义成为不尊重知识产权，没有创新，没有专利，完全模仿别人的设计，没有质量保证，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如果模仿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真正是用户的需求，而且吻合市场，是可以的。“山寨”让我们整个社会的品质变得低下，让大家用更多低品质的东西，让大家变得比较懒惰，大家都不想去创新了，拷贝一下就行了。
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可能让它持续，没有一个机制让其继续下去。中国的“山寨”手机那么多，一下子起来了，一下子下去，没有哪一个手机是一直在的，因为他们都是违法的。而且中国大陆有品牌的手机，也由于创新的成分太少而没有办法持续。
《南风窗》：像诺基亚这样的全球手机巨头现在都头疼了？
张亚勤：不仅仅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西门子都在市场中失去主流地位了，三星和诺基亚还算是不错的。创业多是好事，但光创业而不创新是不行的。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创新必须创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的那些Start-up公司），另外一种思路其实在大组织的内部也可以进行创新。
我们知道，创新有多个维度，既有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有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制度与文化、社会与环境的创新。在IT行业来看，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比如互联网，过去的10年我们80％是模仿人家，20％是创新，现在仍然很多都是靠模仿的，比如视频网站和团购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核心的技术，最后都同质化了。
中国需要更多的专利技术和真正有实用性的技术用于市场，但现在还很少，这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创业也是被逼出来的，特别是技术创新。如果有公司能够做到只要是产品，就可以卖出去，自然也就不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了。比如过去国企就是如此。
创新靠压力，靠动力，国企有资源却没有动力，而小企业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中国发展到现在，民营企业起来了，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它一定会做技术创新的。
现在一大批人跑到硅谷，研究硅谷已经做成的，然后在中国模仿，比如近几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移动互联网热、社交网络热、微博轻博热，大都如此。但这个模式终究还是不能长久持续的，还是需要有真正的创新。中国人这么聪明，那么多人都可以做一点贡献，其实在ARD的研发人员构成上就能够看出来，80％、90％都是国内的工程师和研究员，都是很有创意的，你只要给他一个条件，给他一个提示，他都可以创新的。
《南风窗》：10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经济学教授说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我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模仿别人。现在10年过去了，我还要继续抄袭别人吗？
张亚勤：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抄一抄，包括没有经过完全的允许而用一用，过去就过去了。但现在你要想一想，首先是全球化，人家到你这儿卖，你也要到外面去卖，你要到国际市场上用国际的规则从事商业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如果中国想成为创新型的社会，国内自己也要保护啊，比如我们两个都是国内的公司，我们两个相互竞争，我们两个互相抄来抄去都不保护，谁要去创新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正面的市场，尊重知识产权，不仅仅对外企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企业好。一个透明、公正、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应该是靠好的技术，好的环境和好的人才，而不是说依靠倾斜性政策，能拿到财政补助，更不是比谁抄得快，谁的路数狠，这种东西是阶段性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硬实力、核心技术，实现持久的发展能力。
《南风窗》：您说中国要成为全球战略中心，如何理解？
张亚勤：中国将要成为全球的战略中心，包括研发。跨国企业在中国经历三个阶段，早期是市场中心，其次是研发中心，再次就是战略中心，从研发、人才、市场、投资到制造，都汇集在中国。不久前我们跟GE的CEO开会，他说把GE第二号人物送到香港去了，负责亚太区的业务。思科也把第二号人物放到印度去负责新兴市场。微软还没有把第二号人物放过来，但是在中国放了两个全球副总裁，亚太地区的研发都是汇报给北京，这就凸现了新兴市场——中国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不是说有一点，而是一个中心，然后在微软全球战略中占重要一面。
《南风窗》：在走向全球战略重心的路上，中国的企业应该做什么？
张亚勤：中国企业最好的办法也是要变成全球战略中心，以后这些大的企业，强的企业都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战略，在这个战略里国家的概念会变得越来越弱，比如GE有65％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的市场，显然它在海外的布局要比美国国内多。我注意到最近华为和中兴在法国打官司，这很有趣——中国的两个企业怎么跑到欧洲吵起来了——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化，而且用国际规则来解决纠纷。
国家、政府都应该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不是企业为国家服务，企业在雇人，企业在创造税收，企业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不是政府。慢慢的，我们全球化的概念会建立起来，中国的企业要全球化，即使你不出去，你的市场只在国内，别人也会来中国和你竞争。
《南风窗》：那您觉得微软的中国化已经到了哪个阶段？
张亚勤：中国化完成了60%吧，也不能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因为这里有全球化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这两个结合才能产生更好的结果，我们要把美国的、全球的最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带进来，然后结合中国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我们希望和市场更贴近，和中国的用户更加贴近，思维更敏捷，速度更快。
何谓“智慧国”
《南风窗》：最近看到比尔·盖茨的一个谈话——留给孩子的东西只要足够保证他和常人有同样的机会就可以了，而不能让他们在生活的动机里被财富扭曲了。
张亚勤：在中国有很多的“富二代”，父母对他们太溺爱了，结果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巴菲特当时给了他儿子9万美元，他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放到我的基金里面，或者你也可以拿走。他儿子选择拿走9万美元，他用这9万美元去学习作曲，最后终成大器。他说如果他当初把钱放到巴菲特的基金里面到现在可以滚到3亿美元，但他觉得9万美元是最值得的，因为它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比3亿美元更重要。
我对小孩也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巴菲特那么有钱，但我会让小孩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女儿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当她想去哪里旅游她就去。今天早上她突然想去马来西亚，然后就和一帮朋友去了。她对旅游有一些打算，不完全是去玩的。她每年花几个星期到云南、贵州去做公益、盖房子。这是她喜欢做的事。你可以让她不要有任何经济方面的担忧，但我跟她讲得很清楚，大学毕业之后你就要自食其力，我只管你上完大学。我觉得这样做才是对小孩负责任的。
《南风窗》：您提出一个口号叫“中国智造，慧及全球”，而新加坡也提出一个“智慧国2015”的概念，您的是企业家思维，新加坡是国家战略，有什么异同？
张亚勤：讲国家战略，中国的国家战略是最多的，比如“十二五”规划，包括信息化、云与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都写到政府规划里面去了，中国有很清晰的规划。其实，美国真的是没有什么规划，尽管奥巴马讲一些话，但都很难执行，都还是靠企业自己去执行的。硅谷不是国家定出来的，硅谷是靠产业，是从下到上起来的，它是完全的市场化，创新性的东西还是要靠企业的，什么都规定之后企业就很难做了，而且再聪明的政府，再聪明的官员，都不可能了解市场这么细节的动态（注：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很难见到实例）。
咱们到国外去，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羡慕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计划。但我们国家规划的问题太从上到下了，执行的时候应该靠企业去公平地竞争，不能扶持一下这个，扶持一下那个，扶持到最后反而就乱掉了，不能太具体。国家在大的、宏观的方面做得挺好的，但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市场化。
《南风窗》：如何理解“智慧国”这个新概念？
张亚勤：现在西方讲IQ，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本，过去的资本是钱，现在的资本是智慧，中国要成为知识经济，要成为创新型社会，智本比资本会更重要。比如我们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叫做“智慧岛”，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无拘无束的，提供所有的资源，开任何的学术会议，进行脑力激荡，把想的东西做出来，让梦想实现。
我们需要更多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需要更多敢做梦的人，最好是每个人都有深邃的思想，每个人都能够质问，每个人都要敢于去创新。实话实说，中国目前对原始创新思想、原始创新技术的这些个体，给他们的奖励太少了，自由度太少了。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保护？只有保护了人们才会投资与创新。
在我看来，整个社会的知识其实也可以用IP＋IQ的公式来阐述。IP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知识产权，也就是创新，另外一层意思是保护，这两者相辅相成。文艺复兴和蒸汽机革命之所以能出现，重要的前提是专利制度的出现，由于有了专利，大家把创新看成为一个产业，变成文化，变成国策，这就是激励和保护创新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