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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学说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当中。美国政治学者萨拜因认为，政治学说的意义和目的均力求根据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福利的看法以阐明人、追求目标和发生事件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试图沿着这样一个范式对孔子的政治思想做一个概述。
【关键词】仁政 中庸 君子
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古今中国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当中。文章通过对“仁政”、“中庸”、“君子为政”的阐释，概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
仁政
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国家的愿望？答案一言以蔽之，“天下归仁”。
首先分析孔子对人性的假定。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之所以后来会发生变化，都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只要通过正确的教育，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道德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正是这样有道德的人，才会真正去爱人，才会被称为一个仁者，才会去施行仁政。
“仁”之含义颇为复杂。单就《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之言来看，其内容已不一致，这里仅就与政治思想有关系的方面言之，则孔子所谓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故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以说“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感情，终于客观之行动。在孔子看来，全部的政治及社会生活，实为表现仁行的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然后按其功能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悌，终于博施重济，天下归仁。《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足以说明仁心仁行发展扩充之程序。就修养而言，仁为私人道德。
考察孔子仁学的来源，则会发现多来自于殷商以前之古学及孔子之自创。因为就现存文献观之，如《诗经》、《尚书》、《周礼》中几乎罕有仁义之言。因为周人所注重而擅长者为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诸事而孔子既为殷之后，且好古敏求，必定深知殷政宽厚之说。故于殷政宽简之中，发明仁爱原则，乃以合于周礼，而成一体用兼具之系统，于是从周之主张始得深远意义，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的最后归宿与目的，亦于是成立。此最后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而创设，故仁言始盛于孔门。
关于仁学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正是因为孔子从旧制度发现新意义，且能超越时代环境而影响后世国人之道德与精神，遂使其仁学思想更加可贵。在这一点上，孔子与伯克颇为相似，两人之保守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为了发展而保守”。
从消极方面来看，仁学将人、己、家、国贯通一致，这种先小家后大家的价值顺序会使人们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一个人如果为他们的家族利益，若以国家为参照物，则他是为了私；可是如果同他自己的小家相比，他又却是为了公。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让人们在进行价值选择时犯了糊涂。如此说来，倒不如西方之集体与个人对立。公私分明，虽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起码责任明晰，不会逃避各自应承担之社会义务。
中庸
上文提到仁学，可以说那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最高道德与理想境界。但是正如麦迪逊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同样如果每个人都能克己复礼谨守仁道，那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早就实现了。孔子是个通达、现实的大儒，因此其政治哲学还特意提出一个原则—中庸之道，作为对最高理想的补充。
孔子在《论语》中感叹“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那么孔子如此盛赞的“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南宋的朱熹这样解释“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简单说，“中”是折中、调和，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庸”，是平常、普通，循常规常理（顺其自然）而不变。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实则包含着很多的政治智慧。
中道。“中”其实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说通过妥协来达成各方面的共识，首先，从政治的本质层面来讲，政治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这里的利益并不是仅仅指狭隘的经济利益，尽管它是重要的，但在不同条件下未必都是根本的决定因素。人们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一个政策的出台就必须有一个周全的考虑。同时作为多元社会的一极，各个利益主体也应该学会妥协，从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却又不侵害他人的利益。其次，从政治的实践层面来讲，要懂得找到对立事物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比如，中央权威与地方的自主性；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政治学所时刻关注的焦点。怎样在这些重大的矛盾性命题上做到“允执其中”？应当在人类永恒的规范价值的指引下，不断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庸道。庸之道主要是针对变革与保守的问题。庸之道给我们的政治启示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和我们所尊崇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运行都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在保持它连续性的基础上，使它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同时，对于有益的社会传统和习俗又能给予足够的尊重与传承。
总之，为避免人类因狂妄自大和对理性的盲目与不恰当的崇拜及滥用，并由此犯下的毁灭性的悲剧错误而敲响的警世钟音，中庸之道是一个温和却充满睿智的音符。中国历史上凡是推崇孔孟中庸之道治国的皇帝，其统治时间大都比较长。秦始皇焚书坑儒，推行暴政，铁腕治国，但好景不长；后来汉武帝发现其妙，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得天下太平；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从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中庸之道，即顺应民心，不搞强权政治。
君子为政
“仁政”为孔子改进周政的第一大端，而“人治”为其第二要义，其中数次提到的“君子”即人治思想的结晶。
萧公权先生认为，“君子”一名，见于《诗》、《书》，固非孔子所创。其见于《周书》者五六次，见于“国风”“二雅”者百五十余次，足证其为周代流行之名称。但是《诗》、《书》中“君子”大概都是指社会地位而不指个人品性。即使简指品性，也是兼地位而言。离地位而专指品性言的绝未见之。可是，“君子”在《论语》中，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如孔子谓“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谓“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为盗。”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纯就个人品性言，非指社会地位。其兼二者言之者，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笔者推想，孔子所言“君子”的第一义里完全因袭《诗》、《书》，其第二义大概是自创的，第三义则因袭旧文而略变其旨。故萧公权认为“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故南宫适问于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深喜其得以德取位之意而以“君子”“尚德”许之也。
孔子提及“君子”，其用意一是救宗法世卿之衰，二是补周政尚文之弊，而二者实有连带关系。”孔子生活在四海分崩，战乱连年，弱肉强食的年代。在彼时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因而其后法家之霸道思想大行其道，而孔门之修齐治平，陈义虽高却鲜有市场。再者，世卿鲜有德，但仁人更难得位。季氏富于周公，颜回死于陋巷。天子不为名扬，“仲尼有天下”。孔子理想的新统治阶级终身未能出现，却只能以一句“用舍行藏”聊以自慰。
孔子屡言“君子”的第二目的为救周政尚文之弊。这就是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现。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倾向。周礼虽及其美备，但行之数百年而最终不免于君微政衰，则国家不能徒赖完善的制度以为治，实在是至明显而不可逃避的结论。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陈述见于《中庸》第二十章段首，“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显，无待诠析。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孔子虽谓为政在人，非即谓为政不必有制。孔子欲救周政之弊，非欲并方策而毁弃之。
孔子提倡“仁政”，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争取民心；孔子推崇“中庸”，在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孔子注重“君子为政”，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辅车相依，如心身之共运。他的这些政治思想对整个中国古今政治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仁政 中庸 君子
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古今中国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当中。文章通过对“仁政”、“中庸”、“君子为政”的阐释，概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
仁政
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国家的愿望？答案一言以蔽之，“天下归仁”。
首先分析孔子对人性的假定。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之所以后来会发生变化，都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只要通过正确的教育，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道德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正是这样有道德的人，才会真正去爱人，才会被称为一个仁者，才会去施行仁政。
“仁”之含义颇为复杂。单就《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之言来看，其内容已不一致，这里仅就与政治思想有关系的方面言之，则孔子所谓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故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以说“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感情，终于客观之行动。在孔子看来，全部的政治及社会生活，实为表现仁行的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然后按其功能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悌，终于博施重济，天下归仁。《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足以说明仁心仁行发展扩充之程序。就修养而言，仁为私人道德。
考察孔子仁学的来源，则会发现多来自于殷商以前之古学及孔子之自创。因为就现存文献观之，如《诗经》、《尚书》、《周礼》中几乎罕有仁义之言。因为周人所注重而擅长者为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诸事而孔子既为殷之后，且好古敏求，必定深知殷政宽厚之说。故于殷政宽简之中，发明仁爱原则，乃以合于周礼，而成一体用兼具之系统，于是从周之主张始得深远意义，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的最后归宿与目的，亦于是成立。此最后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而创设，故仁言始盛于孔门。
关于仁学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正是因为孔子从旧制度发现新意义，且能超越时代环境而影响后世国人之道德与精神，遂使其仁学思想更加可贵。在这一点上，孔子与伯克颇为相似，两人之保守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为了发展而保守”。
从消极方面来看，仁学将人、己、家、国贯通一致，这种先小家后大家的价值顺序会使人们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一个人如果为他们的家族利益，若以国家为参照物，则他是为了私；可是如果同他自己的小家相比，他又却是为了公。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让人们在进行价值选择时犯了糊涂。如此说来，倒不如西方之集体与个人对立。公私分明，虽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起码责任明晰，不会逃避各自应承担之社会义务。
中庸
上文提到仁学，可以说那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最高道德与理想境界。但是正如麦迪逊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同样如果每个人都能克己复礼谨守仁道，那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早就实现了。孔子是个通达、现实的大儒，因此其政治哲学还特意提出一个原则—中庸之道，作为对最高理想的补充。
孔子在《论语》中感叹“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那么孔子如此盛赞的“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南宋的朱熹这样解释“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简单说，“中”是折中、调和，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庸”，是平常、普通，循常规常理（顺其自然）而不变。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实则包含着很多的政治智慧。
中道。“中”其实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说通过妥协来达成各方面的共识，首先，从政治的本质层面来讲，政治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这里的利益并不是仅仅指狭隘的经济利益，尽管它是重要的，但在不同条件下未必都是根本的决定因素。人们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一个政策的出台就必须有一个周全的考虑。同时作为多元社会的一极，各个利益主体也应该学会妥协，从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却又不侵害他人的利益。其次，从政治的实践层面来讲，要懂得找到对立事物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比如，中央权威与地方的自主性；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政治学所时刻关注的焦点。怎样在这些重大的矛盾性命题上做到“允执其中”？应当在人类永恒的规范价值的指引下，不断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庸道。庸之道主要是针对变革与保守的问题。庸之道给我们的政治启示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和我们所尊崇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运行都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在保持它连续性的基础上，使它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同时，对于有益的社会传统和习俗又能给予足够的尊重与传承。
总之，为避免人类因狂妄自大和对理性的盲目与不恰当的崇拜及滥用，并由此犯下的毁灭性的悲剧错误而敲响的警世钟音，中庸之道是一个温和却充满睿智的音符。中国历史上凡是推崇孔孟中庸之道治国的皇帝，其统治时间大都比较长。秦始皇焚书坑儒，推行暴政，铁腕治国，但好景不长；后来汉武帝发现其妙，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得天下太平；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从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中庸之道，即顺应民心，不搞强权政治。
君子为政
“仁政”为孔子改进周政的第一大端，而“人治”为其第二要义，其中数次提到的“君子”即人治思想的结晶。
萧公权先生认为，“君子”一名，见于《诗》、《书》，固非孔子所创。其见于《周书》者五六次，见于“国风”“二雅”者百五十余次，足证其为周代流行之名称。但是《诗》、《书》中“君子”大概都是指社会地位而不指个人品性。即使简指品性，也是兼地位而言。离地位而专指品性言的绝未见之。可是，“君子”在《论语》中，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如孔子谓“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谓“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为盗。”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纯就个人品性言，非指社会地位。其兼二者言之者，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笔者推想，孔子所言“君子”的第一义里完全因袭《诗》、《书》，其第二义大概是自创的，第三义则因袭旧文而略变其旨。故萧公权认为“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故南宫适问于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深喜其得以德取位之意而以“君子”“尚德”许之也。
孔子提及“君子”，其用意一是救宗法世卿之衰，二是补周政尚文之弊，而二者实有连带关系。”孔子生活在四海分崩，战乱连年，弱肉强食的年代。在彼时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因而其后法家之霸道思想大行其道，而孔门之修齐治平，陈义虽高却鲜有市场。再者，世卿鲜有德，但仁人更难得位。季氏富于周公，颜回死于陋巷。天子不为名扬，“仲尼有天下”。孔子理想的新统治阶级终身未能出现，却只能以一句“用舍行藏”聊以自慰。
孔子屡言“君子”的第二目的为救周政尚文之弊。这就是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现。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倾向。周礼虽及其美备，但行之数百年而最终不免于君微政衰，则国家不能徒赖完善的制度以为治，实在是至明显而不可逃避的结论。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陈述见于《中庸》第二十章段首，“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显，无待诠析。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孔子虽谓为政在人，非即谓为政不必有制。孔子欲救周政之弊，非欲并方策而毁弃之。
孔子提倡“仁政”，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争取民心；孔子推崇“中庸”，在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孔子注重“君子为政”，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辅车相依，如心身之共运。他的这些政治思想对整个中国古今政治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