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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缺失
2010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将矛头对准了小学语文教材。早在2009年年初，以郭初阳等三位教师为主的研究团队便拟写了一份20万余字的课题报告，《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刊发了其大部分内容。此后，课题组还将该报告的全文发布到网上。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国内媒体刊发了对这项研究的报道和评论，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发报道称，“最近，有20来位中国教师，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错误，掀起了一场风暴”。该书的作者之一郭初阳对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下册第12课《陈毅探母》一文考证后认为，该课文“探母”的事实错误。郭初阳还发现，在元代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中，可以找到和《陈毅探母》一文完全同质的一则故事——《涤亲溺器》。郭初阳研究团队将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母亲”、“母”(意为母亲)、“妈妈”、“妈”、“娘”的课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亲只是主体情节的点缀或仅起到穿针引线结构功能”的课文，从“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中分别精选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课文、选读课文、略读课文和习作)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进行打分和点评。打分的判断原则是：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实，是否有切实性。在入选点评范围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获得了5分的评价，接近半数(33篇)文章的得分为负数。3个版本的教材所选文章的总得分分别是“-2分”、“-1分”和“0分”。像这样的例子，在该书中很多，有力的证明了郭初阳和同仁的结论：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虽然他们是以“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教材为例研究的，但这三个版本的教材却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如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是目前被使用最多的，大约有60%的学校在使用）。这之中，对教材诟病的首要问题便是经典的缺失，本文拟就此话题，谈谈对语文教材中经典的选择与重塑问题的肤浅认识。
二、语文教材中经典缺失的原因探究
1.首因——政治社会化功能定位。事实就是这样，现在的语文教科书的最大效用，仍定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上，以致一些早被事实证伪的几篇教化性质的文章仍在供小学生们背诵。韩国教授高英根在研究大陆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课题中认为，“大陆中小学教育制度下，任何一门课的教材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政治教育的意义，即通过每门教材使中小学生形成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此乃教材编写的一大原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入选的篇目数量。但要找如此之多的经典文本谈何容易，于是只能靠编撰与虚构（如《陈毅探母》、《倔强的小红军》等篇目），或者来个滥竽充数，将一些非经典的描述领袖和英雄人物事迹的文章也选入，这才导致“四大缺失”。（《小学语文承受不了政治教育之重》，2010.10.21，红网作者：王学进。）正是我们的体制——需要“政治教育”——才导致了小学语文教材编纂工作成为“只能靠编撰与虚构”，只能靠“滥竽充数”，才能顺利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而现代社会诸如权利、平等、法制、自由、民主等公民素质的教育则被忽略，长此以往，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怀疑精神的现代公民？
2.其次，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写机制，致使儿童视角的经典严重缺失。以《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为例，该书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和北京师范大学版三套使用最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经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语文教材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儿童视角的经典严重缺失便是其中痼疾之一。如书中指出，教材里的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水》、《花瓣飘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其中的母亲形象多是身体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无地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面的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甚至毫无逻辑。不论苦大仇深还是道德完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和视域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体现出时下以身居高位的教育行政官员挂帅，统领由专家学者一线知名教师为骨干的编写组，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写机制。而这一机制，无疑是致使儿童视角的经典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
3.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激烈碰撞的必然——取舍与权衡。“语文教材的选文必须经典，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启发学习者，为他们带来有益收获。但是语文教材也必须和时代接轨，反映出当代社会最强音、反映出时代特点，这样才能更有生命力。”（对于网友和家长的意见，长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的四川省绵阳市教研所主任王丽蓉表示，现行的人教版教材是2004年修订的，由于审美判断标准的变化，人教版教材保留了旧有课文的50%。）教材编写者本着这样的愿望和初衷，自然会在过往经典与当下社会生活之间权衡与取舍，于是有了当下教材编写的热点话题：《硕鼠》删掉了、《祝福》删掉了、《背影》删掉了，现在语文课本把《孔雀东南飞》也删去了，传统经典大有丧失殆尽之势。语文教材的“去鲁迅化”现象也正成为语文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的激烈碰撞的必然结果，也成为语文教材中经典缺失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应对经典缺失的策略——语文教材经典的选择与重塑
各种原因叠加合力的最终结果，造成了语文教材中经典选文的逐渐缺失，而要有效弥补这一缺失，有效防止这一现象的蔓延之势，必须对入选的文章进行筛选与重塑。这种重塑需要以选文的精益求精和教材编写权的下放作为基础。
1.拟定选文基准，力求精益求精
我国的的语文教材，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施行了教材开发的国家、地区、校本三级模式后，各种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呈现出喜人的局面。但是，这种繁荣的背后，自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选文的基本标准问题，即符合哪些基本要求的文章才能作为教材的选文。这应该成为教材选文的底线，也应该由国家教育权威部门以纲要的形式明确列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教材繁荣背后的良莠不齐现象的发生，让选文做到精益求精。
作为选文的基本标准，首先是真实。选文真实的第一层含义是教材选文的非虚构性。同样，以《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为例，郭初阳和同仁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一些文本的事实进行考证。例如，他们对课文《爱迪生救妈妈》的真实性进行了求证，委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查文献、向医学专家求证，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出现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造成选文失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因为教材功能的政治社会化定位，也可能因为编写人员自身原因。因为知识面的局限，编写人员对一些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课文的改写可能会出现知识性的“硬伤”，有时候，由于编写工作上的疏漏，也会造成差错。不管是哪种原因，选文的失真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教材选文时，应该遵循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律，少受一些外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唯如此，选出的文章才更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才更有益于教材建设良性快速的发展。选文真实的另一层含义是教材选文的生活化。叶圣陶老先生的《开明国语课本》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这套课本“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从家庭、学校逐渐扩张到广大的社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当时的教育家何竟业称赞《开明国语课本》“内容十分新颖”，“依据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编写童话、寓言、故事，每课中动物的或植物的人物的特长，均与人类生活相吻合。这样的结构与内容，在一般儿童读物中，实是不曾多见。”（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可以说，叶老的《开明国语课本》一改以往儿童教材脱离生活、脱离儿童视角的顽疾，以儿童生活为线索，竭力为儿童营造母语学习的真实生活语境，践行了教材选文生活化的理念，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其次，选文应该尽量优美。这里所说的“优美”，即我们常说的“文质兼美”，这一点，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实施建议部分就有具体阐释：“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可见，文质兼美是对选文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的微观细致的要求。首先要求内容之美，所选文章务必做到主题明确积极向上、人物形象鲜明、事物特征明确、事件生动形象。如巴金先生的《小狗包弟》，细腻、敏感，打动人心；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鼓舞青年学生，给人力量。这些都是经典作品，源于其鲜明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感，所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其次要求形式之美，所选文章应该做到语言准确精炼生动，富有节奏和韵律美；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内容完整，条理有序。例如《四季》（人教版小学教材）：
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
荷叶圆圆，他对青蛙说：“我是夏天。”
谷穗弯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挺，他顽皮地说：“我是冬天。”
儿歌虽短，四句话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搭配匀称自然，错落有致，布局优美，是一篇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内容完整，条理有序的典范之作。
总之，选入教材中的文章，是世界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学篇章，可以视之为经典。教材选文选择这些篇目，就是为了通过学生的阅读理解、深入思考、诵读积累，让其感受到中华民族语言的音韵和辞章之美；感受到经典文章的意蕴情感之美；更让学生感受到这些经典文章传达的不全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而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价值观。
2.编写权下放民间，形成全员参与合力
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写机制，选出的教材选文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源于编写人员自身的视野和审美局限，造成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缺失。因此，语文教材的编写权期待下放民间，期待给大众参与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让教材选文最大化和最大可能的选到经典文本。
《京华时报》（2010年11月30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近日，一本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开明国语课本》受到了广泛关注。出版社重印卖断货，家长学者持续热捧，媒体引发热议……这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的语文课本在时隔70多年后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这套教材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有两个原因：一是贴近生活，课本篇目简单，虽然话不多，却朗朗上口，加上丰子恺的配图，构成了一幅幅意象优美的儿童田园诗；再者就是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教材中渗透着公平、正义、自由、爱与被爱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处体现生命间的微妙关系，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紧密联系。
可见，教材由像叶圣陶、丰子恺一样的独立教育家来编选，才能既符合孩子们的学习心理特征又切合现代社会的价值需要，以这样的教材为文本，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批判精神和想象创造能力的现代公民。
另外，在尊重科学、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有时也必不可少。如有人提出让课本编写也“听证”。原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多年从事教材出版工作，他主持编写的《新语文读本》广受好评，长销不衰。）曾设想“由编写组出具专业意见，公布篇目，让大家讨论，吸引大家关注，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反馈，相信会是比较科学的做法，如果意见不统一，可以有一轮、二轮乃至三轮的听取意见过程，开诚布公，既能避免捕风捉影，又是社会大众的自我教育过程，有利于语文科学的全面提升。” 这是因为，小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者很多，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每个家庭都会有小孩子在读小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会翻看课文。而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某些领域知识了解得特别精确，就可能会发现小语教材中一些非专业人士不易发现的错误。”此外，教师和学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反馈的信息是教材修订和选编的另一重要依据。有数据显示，“在最近几套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中，课文被更换的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根据对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反馈收集作出的更换。（中国青年报记者蒯福棣）”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
2010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将矛头对准了小学语文教材。早在2009年年初，以郭初阳等三位教师为主的研究团队便拟写了一份20万余字的课题报告，《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刊发了其大部分内容。此后，课题组还将该报告的全文发布到网上。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国内媒体刊发了对这项研究的报道和评论，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发报道称，“最近，有20来位中国教师，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错误，掀起了一场风暴”。该书的作者之一郭初阳对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下册第12课《陈毅探母》一文考证后认为，该课文“探母”的事实错误。郭初阳还发现，在元代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中，可以找到和《陈毅探母》一文完全同质的一则故事——《涤亲溺器》。郭初阳研究团队将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母亲”、“母”(意为母亲)、“妈妈”、“妈”、“娘”的课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亲只是主体情节的点缀或仅起到穿针引线结构功能”的课文，从“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中分别精选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课文、选读课文、略读课文和习作)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进行打分和点评。打分的判断原则是：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实，是否有切实性。在入选点评范围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获得了5分的评价，接近半数(33篇)文章的得分为负数。3个版本的教材所选文章的总得分分别是“-2分”、“-1分”和“0分”。像这样的例子，在该书中很多，有力的证明了郭初阳和同仁的结论：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虽然他们是以“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教材为例研究的，但这三个版本的教材却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如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是目前被使用最多的，大约有60%的学校在使用）。这之中，对教材诟病的首要问题便是经典的缺失，本文拟就此话题，谈谈对语文教材中经典的选择与重塑问题的肤浅认识。
二、语文教材中经典缺失的原因探究
1.首因——政治社会化功能定位。事实就是这样，现在的语文教科书的最大效用，仍定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上，以致一些早被事实证伪的几篇教化性质的文章仍在供小学生们背诵。韩国教授高英根在研究大陆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课题中认为，“大陆中小学教育制度下，任何一门课的教材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政治教育的意义，即通过每门教材使中小学生形成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此乃教材编写的一大原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入选的篇目数量。但要找如此之多的经典文本谈何容易，于是只能靠编撰与虚构（如《陈毅探母》、《倔强的小红军》等篇目），或者来个滥竽充数，将一些非经典的描述领袖和英雄人物事迹的文章也选入，这才导致“四大缺失”。（《小学语文承受不了政治教育之重》，2010.10.21，红网作者：王学进。）正是我们的体制——需要“政治教育”——才导致了小学语文教材编纂工作成为“只能靠编撰与虚构”，只能靠“滥竽充数”，才能顺利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而现代社会诸如权利、平等、法制、自由、民主等公民素质的教育则被忽略，长此以往，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怀疑精神的现代公民？
2.其次，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写机制，致使儿童视角的经典严重缺失。以《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为例，该书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和北京师范大学版三套使用最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经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语文教材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儿童视角的经典严重缺失便是其中痼疾之一。如书中指出，教材里的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水》、《花瓣飘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其中的母亲形象多是身体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无地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面的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甚至毫无逻辑。不论苦大仇深还是道德完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和视域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体现出时下以身居高位的教育行政官员挂帅，统领由专家学者一线知名教师为骨干的编写组，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写机制。而这一机制，无疑是致使儿童视角的经典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
3.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激烈碰撞的必然——取舍与权衡。“语文教材的选文必须经典，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启发学习者，为他们带来有益收获。但是语文教材也必须和时代接轨，反映出当代社会最强音、反映出时代特点，这样才能更有生命力。”（对于网友和家长的意见，长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的四川省绵阳市教研所主任王丽蓉表示，现行的人教版教材是2004年修订的，由于审美判断标准的变化，人教版教材保留了旧有课文的50%。）教材编写者本着这样的愿望和初衷，自然会在过往经典与当下社会生活之间权衡与取舍，于是有了当下教材编写的热点话题：《硕鼠》删掉了、《祝福》删掉了、《背影》删掉了，现在语文课本把《孔雀东南飞》也删去了，传统经典大有丧失殆尽之势。语文教材的“去鲁迅化”现象也正成为语文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的激烈碰撞的必然结果，也成为语文教材中经典缺失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应对经典缺失的策略——语文教材经典的选择与重塑
各种原因叠加合力的最终结果，造成了语文教材中经典选文的逐渐缺失，而要有效弥补这一缺失，有效防止这一现象的蔓延之势，必须对入选的文章进行筛选与重塑。这种重塑需要以选文的精益求精和教材编写权的下放作为基础。
1.拟定选文基准，力求精益求精
我国的的语文教材，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施行了教材开发的国家、地区、校本三级模式后，各种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呈现出喜人的局面。但是，这种繁荣的背后，自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选文的基本标准问题，即符合哪些基本要求的文章才能作为教材的选文。这应该成为教材选文的底线，也应该由国家教育权威部门以纲要的形式明确列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教材繁荣背后的良莠不齐现象的发生，让选文做到精益求精。
作为选文的基本标准，首先是真实。选文真实的第一层含义是教材选文的非虚构性。同样，以《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为例，郭初阳和同仁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一些文本的事实进行考证。例如，他们对课文《爱迪生救妈妈》的真实性进行了求证，委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查文献、向医学专家求证，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出现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造成选文失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因为教材功能的政治社会化定位，也可能因为编写人员自身原因。因为知识面的局限，编写人员对一些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课文的改写可能会出现知识性的“硬伤”，有时候，由于编写工作上的疏漏，也会造成差错。不管是哪种原因，选文的失真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教材选文时，应该遵循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律，少受一些外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唯如此，选出的文章才更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才更有益于教材建设良性快速的发展。选文真实的另一层含义是教材选文的生活化。叶圣陶老先生的《开明国语课本》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这套课本“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从家庭、学校逐渐扩张到广大的社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当时的教育家何竟业称赞《开明国语课本》“内容十分新颖”，“依据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编写童话、寓言、故事，每课中动物的或植物的人物的特长，均与人类生活相吻合。这样的结构与内容，在一般儿童读物中，实是不曾多见。”（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可以说，叶老的《开明国语课本》一改以往儿童教材脱离生活、脱离儿童视角的顽疾，以儿童生活为线索，竭力为儿童营造母语学习的真实生活语境，践行了教材选文生活化的理念，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其次，选文应该尽量优美。这里所说的“优美”，即我们常说的“文质兼美”，这一点，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实施建议部分就有具体阐释：“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可见，文质兼美是对选文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的微观细致的要求。首先要求内容之美，所选文章务必做到主题明确积极向上、人物形象鲜明、事物特征明确、事件生动形象。如巴金先生的《小狗包弟》，细腻、敏感，打动人心；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鼓舞青年学生，给人力量。这些都是经典作品，源于其鲜明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感，所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其次要求形式之美，所选文章应该做到语言准确精炼生动，富有节奏和韵律美；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内容完整，条理有序。例如《四季》（人教版小学教材）：
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
荷叶圆圆，他对青蛙说：“我是夏天。”
谷穗弯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挺，他顽皮地说：“我是冬天。”
儿歌虽短，四句话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搭配匀称自然，错落有致，布局优美，是一篇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内容完整，条理有序的典范之作。
总之，选入教材中的文章，是世界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学篇章，可以视之为经典。教材选文选择这些篇目，就是为了通过学生的阅读理解、深入思考、诵读积累，让其感受到中华民族语言的音韵和辞章之美；感受到经典文章的意蕴情感之美；更让学生感受到这些经典文章传达的不全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而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价值观。
2.编写权下放民间，形成全员参与合力
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教材编写机制，选出的教材选文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源于编写人员自身的视野和审美局限，造成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缺失。因此，语文教材的编写权期待下放民间，期待给大众参与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让教材选文最大化和最大可能的选到经典文本。
《京华时报》（2010年11月30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近日，一本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开明国语课本》受到了广泛关注。出版社重印卖断货，家长学者持续热捧，媒体引发热议……这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的语文课本在时隔70多年后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这套教材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有两个原因：一是贴近生活，课本篇目简单，虽然话不多，却朗朗上口，加上丰子恺的配图，构成了一幅幅意象优美的儿童田园诗；再者就是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教材中渗透着公平、正义、自由、爱与被爱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处体现生命间的微妙关系，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紧密联系。
可见，教材由像叶圣陶、丰子恺一样的独立教育家来编选，才能既符合孩子们的学习心理特征又切合现代社会的价值需要，以这样的教材为文本，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批判精神和想象创造能力的现代公民。
另外，在尊重科学、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有时也必不可少。如有人提出让课本编写也“听证”。原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多年从事教材出版工作，他主持编写的《新语文读本》广受好评，长销不衰。）曾设想“由编写组出具专业意见，公布篇目，让大家讨论，吸引大家关注，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反馈，相信会是比较科学的做法，如果意见不统一，可以有一轮、二轮乃至三轮的听取意见过程，开诚布公，既能避免捕风捉影，又是社会大众的自我教育过程，有利于语文科学的全面提升。” 这是因为，小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者很多，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每个家庭都会有小孩子在读小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会翻看课文。而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某些领域知识了解得特别精确，就可能会发现小语教材中一些非专业人士不易发现的错误。”此外，教师和学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反馈的信息是教材修订和选编的另一重要依据。有数据显示，“在最近几套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中，课文被更换的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根据对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反馈收集作出的更换。（中国青年报记者蒯福棣）”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